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席捲了全球的主要經濟體系及一些開發中國家。直到目前 (2014年) 其所造成的傷害還是沒有完全回復。這個金融崩盤事件相當類似於1929年10月29日的股市崩盤 ( 稱為黑色的星期二，Black Tuesday ) 後所引起的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經濟大蕭條使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許多人流離失所。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一直拖到1930年代中期才漸漸改善，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才使美國進入全民就業。相對之下，2008年的金融海嘯 (在美國稱為大不景氣 Great Recession ) 在美國造成約百分之十的人失業。這兩個金融風暴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固然不盡相同，相同的是兩個都源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由於人們對經濟的理論及運作較有了解，使得2008年的金融海嘯沒有演變成經濟大蕭條。因為兩個近代史上的主要經濟危機都來自美國，人們自然會問美國有沒有責任，而歷史是不是在重演。
要問美國有沒有責任，或說金融海嘯為甚麼會發生，一般的矛頭自然會指向任聯儲主席近20年 (8/11/1987-7/31/2006) 的美國大掌櫃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 3/6/1926 生 )。金融海嘯發生前葛林斯潘被視為有如神祇一般，金融海嘯發生後不久國會要葛林斯潘作聽證 (10/23/2008 )。當時葛林斯潘承認誤判自由經濟的自調能力及法規監督的不足。但在以後的一些訪談及2013年10月他就2008年的金融風暴所寫的《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casting》一書中他推卸責任而將問題歸咎於人性。
許多政客，政要及位居要津的人總是喜歡推三委四的，天錯地錯就不是他的錯。這也使許多人懷念杜魯門總統 (Harry S. Truman, 5/8/1884-12/26/1988, 在位 4/12/1945-1/20/1953) 放在他白宮辦公桌上的一片木牌子：｢The Buck Stops Here｣ ( 反面是 I’m from Missouri)。意思是他是最後的決策者與全責者。就說是人性的問題也罷，歷史事件的重複使人想起哲學家及文學家 George Santayana ( 12/6/1863 – 9/26/1952, 全名是 Jorge Agustin Nicolas Ruiz de Santayana y Borras ) 所說而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話：不了解過去的人定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歷史會不會重演對台灣人而言焦點可能在那個｢祖國｣會不會如鄭成功、施琅般的以武力併吞台灣，或如二次大戰後的台灣人之半自願或自願被併吞。問題的要點可能在台灣人如何看自己及看中國。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意識雖已成形，也漸漸擺脫了早期的宗族與來源地的社會組合情況，而台灣民族意識也開始萌芽但尚未普及也未茁壯。總的來說尚缺乏獨立自主的呼聲與決心。而自然的於心態上只能依日而成為忠誠或滿肚子牢騷的日本國民，或極為不滿日本而嚮往中國成為祖國派。不過當時的台灣人對中國 (唐山) 是很不了解的。雙方來往不多是主因。日治時期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有12,240人 (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1931年的資料)，其中住北平的有51人。1937年日本侵華，時局稍穩後的1941年資料顯示居住於北平的台灣人有541人，許多都是教育及醫學的專業人員，但也有一個專門從事寫作的種理和。
鍾理和 ( 12/15/1915-8/4/1960 ) 是日治時期少數用漢文寫作的作家。 另外一個是比鍾理和早期的賴和 (5/28/1894-1/31/1943)。年輕時的鍾理和受過漢文私塾教育而也有很強的｢祖國情懷｣。他描述了當時一個日本老師對中國人的蔑視：老師問學生你們知道支那兵的槍是往那個方向打嗎？學生一臉疑惑。老師說支那兵向有錢的地方開槍。鍾理和說原鄉人的血液必須回到原鄉才能停止沸騰。再加以家族不同意他與鍾台妹的同姓結婚，1938年鍾理和隻身到滿州國的瀋陽，1940年妻子鍾台妹也來到了滿州。1941年長子鍾鐵民出生後舉家遷往北平開始專事寫作。在北平的那一段日子鍾理和不說日語，也不寫日文。他用梅縣客家鄉親的身分與人來往。看來是要專心一意的做個中國人。但這段時期他也見證了胡適筆下的｢貧病愚弱私，五鬼鬧中原｣的中國社會而描述於他的小說裏，如｢夾竹桃｣，｢泰東旅館｣，｢門｣….等等。戰後的鍾理和也體會到了台灣人在中國被視為漢奸及遭歧視與侮辱的困境，寫在｢白薯的悲哀｣及｢祖國歸來｣等著作中。戰後鍾理和與大部分居住於中國的台灣人一樣都回到了台灣。許多滯留在中國的台灣人其後下場都很淒涼。回到台灣後的鍾理和是貧病交加。與他一樣但更具｢祖國意識｣的同父異母弟弟鍾和鳴則更淒慘。鍾和鳴到中國積極參加抗日鬥爭。1946年同鍾理和一樣回台，後任基隆中學學校長。1949年遭國民黨逮捕，1950年被槍斃。
回台後的鍾理和的作品給人的感覺是人道主義的沉澱與昇華。他一生的悲劇源於當時社會及政治體制的進化難產與那時的東亞局勢。今日的台灣與昔日的台灣已非同日而語。資訊多了，兩岸的來往也頻繁而彼此的了解也增加許多。雖然仍有｢祖國派｣ (不到十分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個要求獨立自主的台灣民族意識與日俱增。在無論看中國或看自己都已大異往昔時，被併吞的歷史是難以重複的。若我們要用人性來解釋，我們只能說台灣人要有歸屬感：當年的祖國派要｢回歸｣中國而今日的 (台灣為)祖國派則要歸屬自己，要有自己的國家。
李堅
Speak Ou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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