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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 ( John Dewey, 10/20/1859-06/01/1952 ) 是美國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的推行人，進步式教育與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也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而使他多多少少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公眾人物。杜威於1894年到1904年間任教於那時剛成立的芝加哥大學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從1904年到他退休的那一年 (1930) 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Columbia University)。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收了一些中國學生。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適 ( 12/17/1891 – 2/24/1962 )了。胡適於191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修博士，指導教授就是杜威。1917年通過博士考試後即回北大當教授，但直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除了胡適外尚有早期在台灣小有名氣的蔣夢麟 (1/20/1886 – 6/19/1964, 《西潮》一書的作者)。另外還有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等人。
1919年杜威與太太Alice利用Sabbatical leave到日本旅遊，旅遊期間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而決定到中國一遊。邀請信是胡適寄發的，當時人在日本訪問的蔣夢麟與郭秉文也登門造訪並發出正式邀請。杜威於1919年5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是五四運動的前夕。
早於五四運動之前一些知識份子有鑒於中國的封建沈疴及國內軍閥割據難以抵禦外侮，便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而發刊《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由陳獨秀 ( 10/9/1879 – 5/27/1942 ) 於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創刊，並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統，高一涵，及沈尹默等輪編。《新青年》於1922年7月休刊。
針對保守派的批評，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也因為這篇文章使德先生 (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 和賽先生 (賽因斯, science ) 兩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兩面旗幟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與英國簽有密約：日本以牽制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來換除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4年8月4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即登出日本將與中國簽訂新條約 ( 後來所稱的《二十一條》)，據聞這源於孫文於民初為了向日本借錢所提出的原始主張，說來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了損害較少的一至四號部分而成｢中日民四條約｣。簽約後袁世凱也訂五月九日為｢五九國恥｣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雖然於1918年11月11日簽了停戰協定，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約則拖了一段時間。其中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還是照原計劃讓給了日本。凡爾賽條約尚未正式簽署前，中國的軟弱及外交失敗觸化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振奮了方抵中國才三天的杜威，也使得他改變原計劃的短期逗留而延長成兩年，直到1921年的7月才離開中國。在這兩年間杜威發表了兩百場的演講 (胡適與蔣夢麟翻譯)。杜威的演講內容被傳為｢五大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及倫理講演記略。杜威也與孫文於1919年5月12日在滄洲別墅會面。孫文請教於杜威而定立了他的知難行易理論。除了到處演講外，杜威也幾乎每個月都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的轉型。但在那排華政策時代的美國他的呼籲是否受到重視難以測定。杜威也了解日本侵華的野心而也感覺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成功 (1917年11月7 日) 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吸引力。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由教育與社會改革下手。對當時許多聽杜威演講的人來說，杜威代表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具體化身。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評價不一。有人指出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對進步式教育的推廣，他們舉胡適，江夢麟與陶行知為例。陶行知於1946年死於上海，胡適與蔣夢麟則都隨國民黨到台灣。
對一個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改革與教育是一條根本但孤獨困苦而遙遠的道路。也難怪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一步登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嚮往，而最後造就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暴政。而這些知識份子也都成為毛澤東兔死狗烹的祭品。陳獨秀之提出民主與科學兩個觀念與方法是正確的。但民主是講究人民做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而科學是講客觀與證據的。兩者都是重法治而非人治的，但陳獨秀卻以擬人化的方式來提倡這兩個觀念而確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 ( 即使是現在 ) 的處境是很尷尬的，既擺不脫傳統士大夫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不能在那個極為落後腐敗的社會中走出自己獨立的通路。那時有少數人基於反共的國家主義而成立中國青年黨 ( 1923年12月2 日於巴黎成立 )，欲走政治的路線。其結果以黃信介的｢廁所裏的花瓶｣一詞最為傳神。要建立一個如歐美般的強大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教育機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能夠一步登天的。而這也是杜威所建議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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