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四二四事件當然要有主角的參與才能凸顯各層面的思考。筆者於今年一月就已完成四二四事件討論的初稿並將文章寄送給黃文雄先生,求取他的意見。黃文雄兄當時私事纏身,加以其他繁忙的事務無法表述他對「四二四事件的回顧」系列的意見。筆者於是於三月初訪台之前將該系列逕付《太平洋時報》發表。
三月訪台期間,筆者於事務處理一段落後與同行的王泰和兄一同拜會舊識陳南天兄。由南天兄口中了解黃文雄兄與台獨聯盟還是有所聯繫。數天後筆者透過台獨聯盟取得黃文雄兄的電話,那天是3月13日星期五。黃文雄兄說隔天下午兩點他要參加於凱道舉行的廢核遊行,我們可以於該地會面。由於3月9日我們方由祈夫潤 (Jerome Keating) 口中了解3月14日於張榮發基金會 (前國民黨的中央黨部所在地) 有由「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聯合主辦的第六屆「海內外台灣國是會議」。我與王泰和兄於是決定於3月14日早上參加海內外國是會議,下午到凱道的廢核集會中與黃文雄兄會面。
由於泰和兄有事,所以在與文雄兄寒暄一陣子後得先離開。為了討論四二四事件的問題,我與文雄兄先是到附近的麥當勞。到了後發現樓上坐滿了學生,喧嚷得很。在聊了一陣子後我們轉到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討論下去。
文雄兄於見面前一日傳給我他於2009年4月7日於鄭南榕殉道20周年追思紀念會的演講稿 — 「一位不是用勇氣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講稿中文雄兄提到價值與策略的問題。提到Nylon於1989年所面對的關鍵局面比他於1970年所面對的台灣情勢要複雜多了。「1970年的台灣,還處在蔣家連最基本的人權,也加以踐踏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下,反對運動也處於低潮。我的目標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即使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牢牢的掌控台灣;我只不過想打亂蔣氏王朝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挑起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只是鬆動—那一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如此而已。」
筆者知道黃文雄於刺蔣之前與兩位生死之交有所討論,而他們都反對刺蔣對運動的幫助。見面中文雄兄提到他這兩位摯友後來於討論後都同意他的論述與看法。對於刺蔣一事,文雄兄同意對台灣的局勢發展將會是一個賭注。既然是賭注,筆者難免要問:你如果能回到當年那個時候,你是否會採取同樣的行動。文雄兄的回答是肯定的。
對於筆者所描述的六十年代的美國,如counter-culture, 舊金山Haight-Ashbury的Summer of Love之嬉皮文化,及1969年於Woodstock所舉行的三天狂歡音樂會,文雄兄認為會予人錯誤的印象,其實六十年代的美國也有相當嚴肅的新左派運動。文雄兄也同意蔣經國的「崔苔菁」政策是一種收編,並不是民主化。對於刺蔣後對台灣政治犯的影響,文雄兄也提到他與柏楊的會面而同意當時的政治犯確實因四二四事件而遭受到刑期被加重的影響。這些政治犯雖沒人向他抱怨他的刺蔣,但也有人向他說你的槍法這麼會那麼差。
言談中也觸及當年他留學康乃爾大學的那段時日。當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有30幾位,是個大家都彼此熟識的小圈圈。那時留學康乃爾大學的有李登輝,也有後來走上台灣左翼的《台灣時代》創辦人左雄。四二四事件的發生自然影響到他的家人。黃文雄有個建築師的弟弟黃政雄於最近去世。黃政雄是當今外交部大樓的設計人。四二四事件發生後,雇用他的建築師事務所受到影響而最後將他解雇。黃文雄提到黃政雄於臺大醫院的最後時日,他們如何將他的病房轉到面向凱道的一邊所以他能遠眺他的作品—外交部大樓。但黃政雄已不省人事而最後的時日只不過用現代的醫學技術延長他的生命而已。這種醫療資源的耗用及我們該如何走人生的最後一程是個值得檢討的課題。談到醫療資源的運用,黃文雄也提起臺大醫院的景福門診。台大醫院的景福門診是為達官貴人所設的門診。近年來一些病痛纏身的黃文雄也因有友人介紹到該門診就醫。與一般門診的醫生之大量看病而沒時間細診的不同處在於景福門診有名醫的詳細問診治療。看了幾回後黃文雄就受不了而離開了。這種門診的存在到底是社會醫療資源沒有公平分配的寫照。
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他可由他的交往看出。在凱道行走時他不時與人有所交談,而這些人大都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也有政治運動的人士及新的政黨的籌備者,也有專欄作家。四度提及他今年已78歲的他也覺得所剩的時日不多。文雄兄強調他對歷史是非的爭論沒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事務與政治動態 (political dynamics) 之互動及其影響與結果,強調台灣的未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要考慮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並客觀考量各種因素,要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人權。不論老少皆要人以Peter之名稱呼他的黃文雄強調青年學子是台灣的未來,而也相當支持青年學生的運動。在社會運動中常居第二線,偶而居第一線的他也多少定位了他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及他在後半生的寫照。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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