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亞裔人士‧消失中的台灣

剛來美國時,由於文化的差異及語言上的隔閡,也真的在課堂上掙扎過一段時間。由於在台灣的課堂裏缺乏公開討論的風氣,要在美國課堂上有所參與則真的要一番適應。後來語言上漸漸能夠溝通了,但總覺得發言時常常會被打斷,或有種被忽略掉的感覺。由於在台灣我們習慣於只聽不問,少避鋒芒。心裡想想只要好好讀書就好,這種課堂裡的不愉快經驗也就變得不是很重要。
但後來在社會上,求職上,及工作上,才發現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著。在美國主流社會裡,亞洲人似乎不被覺得有他們的存在。亞洲人在美國固然不多,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亞裔人士(含南亞、中東)有14,674,252人,占總人口4.8%。但你總會覺得亞裔人士好像都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掉。大約在十多年前的一個社會運動的聚會中,一個主持該聚會的非亞裔社運人士也提出美國主流社會有忽略亞裔人士的問題。他用了「亞洲人是隱形的」(Asians are invisible)那個說詞。那時我突然覺得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覺得過去的那個感覺確實是真實的,而且有個名字。
少數族群的模範生?
美國雖然號稱是個移民社會,但歷史上是充滿了對移民的一再排擠的現象的。由早期的排擠愛爾蘭人,猶太人,德國人,波蘭人,以及後來的東歐人士。但至少都沒針對特定民族或族群立法設限。那時立法設限的對象主要為妓女,罪犯,某些疾病及文盲等等。但1882年5月6日,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史上首次針對特定民族/族群設限, 而也是美國移民史上第一次明顯的大量限制移民。 排華法案通過後,美國變本加厲於1924年通過了排擠所有亞洲人的「詹森‧里德法案」(Johnson-Reed Act)。這個法案的通過大大影響到了人口過剩而求取往外移民的日本,而多少成為日後太平洋戰爭的遠因。二次大戰中的1943年12月17日,因為需要中國對抗日本,排華法案被廢除了。而「詹森‧里徳法案」也於四十年代末年及五十年初遭到修正。目前的排擠所謂的非法移民只不過延續了那個反移民的傳統罷了。
看起來,亞裔人士在美國沒有一個順利的開始
但戰後,美國社會對亞裔人士的看法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1966年,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登了一篇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的文章。彼得森認為由於日本文化的特色及價值,使日美人成為「少數族群的模範生」(model minority)。這個「少數族群的模範生」之名後來也被運用到所有亞裔人士。這個名詞之被廣泛使用多少源於重視教育的亜裔人士在教育界的成就。以過去的西屋科學奬(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 Award)得奬人來看,30-40%皆為亞裔人士。美國全國有大學學位的有28%,亞裔人士有大學學位的則占50%以上。沒有大學學士比率最低的三個亞裔族群是印度人(8%),日本人(6%),台灣人(5%)。
數據如是說
亞裔人士固然重視教育,但在社會上的成就常常不成正比。
以2000年的資料來看,亞裔工程師比白人工程師每個人平均少賺了18%。在1998年的全美一千間最大的公共公司中,亞裔董事只有65名,少於百分之一。而在「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Fortune 500)中,亞裔高階主管只占0.3%。
書中也許有黃金屋。但你若多了一個學位,每個白人平均會多賺4349美元,華人則多賺了1936美元,印度人則只多賺了1297美元。
即使在亞裔人士眾多的矽谷,這個現象也沒什麼改變。高科技的亞裔僱員由2000年的39%,增加到2013年的50%。但在主管級中亞裔人士只占12%,而董事中亞裔人士只占8%。在個人平均收入方面,亞裔人士比白人少8146美元,比黑人少6907美元。
即使在重視教育的亞裔人士來看,在教育界中,這個現象也沒更好。雖然亞裔人士占哈佛學生總數的21%,加州大學的柏克萊校區及洛杉磯校區的50%。 以 2014年的資料來看,在全美的大學校長中,黑人占6.2%,西裔人士占5.9%,而亞裔人士只占1.5%。
這個現象也不只限於美國。在澳大利亞,有9.6%的人口有亞裔的背景,但當經理級的只有1.9%,主管級(directors)的只有4.2%,聯邦議會中只占1.7%。
在政治上也很不顯眼。在美國國會中,亞裔國會議員只有13名,占2.4%。這還包括由南太平洋一些島嶼及夏威夷選出的國會議員。
亞裔人士固然高不成,但低就的卻很多。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很多。以紐約市2008年的資料來看,40%的亞裔人士屬於低收入家庭,而20%的亞裔人士生活於貧窮線 (poverty level) 以下。
非法移民之多也多少增加了貧窮線下的人民。估計有一百三十萬的亞裔人士是非法居留的。一說是13%的亞裔人口是非法居留的。
竹子天花板
傳統上,亞裔人士在美國被視為沉默寡言,不抱怨,不喜歡對抗,不會主動提拔自己或推銷自己。但也可能這樣而成為隱形人。
但也有一群亞裔專業人士分析升遷受阻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企業文化在升遷問題上常常格格不入。他們認為亞洲文化之對權威的順從,在政治手腕上的欠缺歷練,缺乏大膽向前的決心與做法,及溝通技巧的缺乏訓練,皆是亞裔人士較沒辦法升遷及當上主管的原因。
美國社會對女性之缺乏高階主管的比例一般稱之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意為一層透明但無法超越的障礙。 2006年,韓裔的Jane Hyun也基於這個名詞而創了一個新名詞—「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Hyun的《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書也認為傳統的亞洲文化與西方的企業有衝突之處。她提供一些建議給亞裔專業人士及公司,認為雙方若能袪除誤解則對雙方都有利。
消失中的台灣
亞裔人士在美國是個只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少數民族,這其中還包括有印度及中東來的。東方人可說是相當少數。而台灣人呢?數目更少,是少數中的手數。以 2010年的普查來看,台灣人在美國的數目約23萬人。23萬人這個數目可來的不簡單,說來都是要自己填寫進去的。因為美國人口普查表上尚沒有台灣人這個選項。我們也可說這23萬填寫台灣人的都是較有意識的,其他的人可能都選中國人(或華人)去了。但比2000年填寫台灣人的十四萬五千人來說,2010年的數目幾乎倍增。
由美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台灣人的意識是強化了,也增加了。但在國際上我們卻看到台灣一直在消失中。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似乎一直在減少中。為什麼呢?
中國的打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無可否認的是國民黨及許多在海外的台灣人,也有意無意的在打消台灣的能見度。他們用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但就是不用台灣這個名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會有這種做法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所信仰的是那個不存在的「中華民族主義」。但我們為什麼要自我打壓呢?
台灣過去有不少駐台記者,時而也會在國際上做一些台灣消息的報導。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來,在網路媒體及網路社群的衝擊之下,世界媒體的生態大為改變。許多平面媒體關門了,沒關門的也裁員縮編而奄奄一息。 以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來看,國際媒體知道這是個重大新聞,但很多就是派不出記者。以美聯社而言,人員已大為緊縮的他們,已派出人員去馬來西亞報導馬航失蹤案,無法顧及台灣。但太陽花學運最後還是在國際上打響了名氣。靠的是一些外籍人士在台灣的即時報導與四處佈稿,加上台灣公民記者的努力與網路社群的運作。太陽花學運展明了舊媒體的局限與新媒體的效力。這多少也給予我們日後要如何在國際上照明台灣的啟示。
每個台灣人都是台灣
在美國讀了兩個學校,加以多年的工作中都結識了不少異國人。從非洲,歐洲,中南美洲到亞洲都有。當每次看到某個國家的新聞時,難免都會想到那個國家來的朋友與同學。而也了解到我對那個國家的印象與了解,大都是基於我與那個同學或朋友的交往而來。我也知道,他們對台灣的印象與了解,也都會經由我而來。而確實也有不少人是在與我交往後才知道有台灣人這個認同的存在。而在參與不同的社交與團體聚會中,別人也會因與我交談與認識而至少知道台灣的存在,雖不能說是深入了解。在與各異國人士來往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也都代表了台灣。我們每個人都是個代表台灣的小燈泡。而在很多小燈泡的會聚下,那有照不亮的台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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