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一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轉型正義在民主化中的機制

1943年11月28日到1943年12月1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是二次大戰中三巨頭的首次會面。這場在蘇聯大使館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史達林要確認美國及英國會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日後的諾曼第登陸。也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的一些處置。 11月29日,史達林會宴羅斯福、邱吉爾及一些要員,也包括了一個晚到的艾略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 9/23/1910-10/27/1990)。艾略特‧羅斯福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官拜美國空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在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熟之際,史達林不斷調侃邱吉爾而邱吉爾也不以為意。但在此時史達林說,納粹的軍力靠的是五萬名高級軍官及技術人員。戰後若我們將這五萬名人員全部處死,則德國的軍力及國力將會被徹底消滅掉。不悅的邱吉爾說,英國議會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我寧願在此遭受槍決而死也不會同意這種有損英國國格的做法。邱吉爾的憤怒不是沒有理由的。史達林於1940年曾下令屠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說此話不能完全當成是笑話。
此時,羅斯福總統出來打圓場而半開玩笑的說:不要屠殺沙五萬名,只要槍擊四萬九千名就好。羅斯福總統意在將史達林的說法當成玩笑處理。接下來,羅斯福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站起來而致詞說,他相信美國軍隊會同意史達林的作法。聽到這個,邱吉爾憤而離席到隔壁房間。史達林與蘇聯的外交部長馬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2/25/1890-11/8/1986)跑過來與邱吉爾說,他只是開玩笑而已。但邱吉爾覺得史達林意在試探他並挑戰他的極限度。(參見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Hinge of Fate)
如何處置納粹(或侵略國)。不只於交戰中有所論戰,即使在戰後也有所爭議。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的強硬派認為要對納粹予以全部消滅,並摧毀德國的工業。但當時的戰事部長( Secretary of War,後來的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則認為要依法律程序對戰犯做審判,以符合美國的法律程序正義,及凸顯處罰意在於預防而非報復的精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及1946年在東京召開的遠東軍事大審(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古訓。而當時的納粹高階領導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也於審判中說: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恆被指控。戈林後來被紐倫堡大審處以絞刑,但在服刑前食氰化物自殺而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許沒錯,但也有學者指出,相信戰犯會寧願選在英美有法治的國家接受審判,也不願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法庭受審。
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不只建立了如何處置戰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觀念的原始藍本。但由於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都是由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啟動的,也多少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這多少難以逃避予人那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印象。但在進入七十年代後,轉型正義大都發生在國內,而非國際,但時而有國際組織(如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參與。
希臘在1968到1973年間是由政變奪權的軍政府掌政的。但這個軍政府因為支持1973年賽普魯斯(Cyprus)的政變失敗,因而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倒台。臨時政府及臨時議會成立後也通過新憲法而於1975年6月11日生效。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將過去的軍政府人員交付司法審判。希臘軍政府因賽普魯斯島倒台,無獨有偶,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福克島而倒台。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人專政下。在經濟惡化下,阿根廷的軍政府挑起了與英國控制下的福克島(Falk Islands,阿根廷人稱之為Islas Malvinas)的作戰。戰敗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而倒台。上任的民主政府也於1983年開始,將過去的軍人專政下所進行的被稱為「褻戰」(Dirty War)的暴行送交司法覆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還引進了一個新的觀念與作法—-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真相委員會也於後來運用到智利與薩爾瓦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於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所暴露的以前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暴行頗令世人驚悚。
世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山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他認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十九世紀初,第二波是二次大戰後,第三波則由七十年代開始。可預見的是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新成立的民主政體也將面臨如何處置舊政體的問題。轉型正義也將成為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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