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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固源於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而「危害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一詞也首先出現於紐倫堡大審。但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卻不僅只基於法律，而是基於人文精神與人權觀念。為的就是培植一個基於人文信仰而有人權的社會。
當一個社會由舊的獨裁極權而殘暴的體制，轉型成一個新的自由和平民主體制時，我們如何能確保這個新的體制能穩定的維持下去。而這也就成為轉型正義的課題：維持新體制的穩定及確保舊體制的不再復辟。
基於這種觀念，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也應有下列的一些要素： 一，停止危害人權的措施，將過去迫害人權的人員送交司法審判。二，對過去遭受人權迫害的人給予賠償及平反。三，對舊政體，尤其是情治單位加以改革，以避免危害人權的事再度發生。四，社會要有一個和解的機制，使社會能達成和解與穩定，並使人民對新的體制能產生公信力。而在策略上，有兩個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是紀念的活動。如紀念碑與博物館及紀念館的設立，紀念日的舉行等等。另一個就是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的成立與進行。在這些基本要素與策略之中，真相委員會於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舉世人權團體及推動轉型正義人士的注意。
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及真相委員會，而於2001年出版了《不能說的真相：轉型正義與真相委員會的挑戰》（Unspeakable Truth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Challenge of Truth Commissions）一書的普莉絲拉‧黑納（Priscilla Hayner），於2001年在紐約創立了一個非政府機構（NGO）｢國際轉型正義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據黑納在2006年的一項大略統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共成立了有十五個真相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調查過去破壞人權的真相，給予受害人及家屬一個申訴及恢復正常的管道，建立一個有罪必罰（accountability）而非有罪不罰（impunity）的文化，並推動制度上的改革與社會的和諧。
真相委員會有幾個特色。他們調查過去，而非目前所發生的人權迫害事件。調查的目標針對濫權的模式而非特例。一般的調查時間長達兩年，而於事後會發表報告。真相委員會一般是由政府機關設立，有調查權但無司法上的審判權。但在真相委員會的調查歷史上也引出一些爭議，尤其是在南非。他們給予一些涉案人豁免刑責來換取事實的真相。有些真相顯示，當年犯下一些令人髮指的滔天大罪的人卻於坦承犯行後可以全身而退。
為了保證過去的錯誤不再重演，制度上的改革及不適任人員的解雇也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的｢除垢｣（Lustration）機制。在除垢這個機制上，德國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國家，因為德國於戰後經歷了兩次的除垢。
二次大戰後，盟軍想要將德國徹底的「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但他們馬上面臨一個明顯的問題。因為希特勒已將大部分反對他的人都消滅掉了。當時的德國，尤其是司法系統，已不存有曾經反抗過納粹的人員。要完全除納粹化顯然有所困難。最後的結果使盟軍雖不滿意但也得接受。
1990年東德的倒台促成了東西德的統一。統一前，西德的面積比東德大2.3倍，人口約東德的三倍大。基本上東西德的統一是西德併吞東德。也因為東德無法適應資本主義，西德也採取統一後的主導工作。依據「德國統一條約」（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 Wiedervereinigungsvertrag），西德的政府人員與律師主導東德的重建及「除垢」。 這個祛除共黨文化的過程雖比祛除納粹的過程來得成功，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如何去認定有些人與以前的專政政權合作就有困難。因為有些人宣稱是被迫的，或說是佯裝合作，或說是表面上合作但暗地裡做反抗的措施，等等。但最後的結果是，透過司法程序及政治運作，許多以前東德的官員被認定為不適任的都遭解聘。
除垢若太快或太完全也是會造成不穩定的。 2003年美軍侵入伊拉克推翻海珊及在他主導下的專政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在布希總統去除阿拉伯復興黨 (de-Baathification) 的政策下，絕大部分以前的軍政人員皆被解除職務。結果形成了新手執政而造成伊拉克政局的不穩。
一個專政久遠的獨裁政體而迫害又深而廣的話，固然會使該社會在轉行成民主政體時困難較多。但決定一個獨裁政體下的社會如何能成功的轉型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因素在於：新舊勢力的對比，社會是否有人員、制度與財務上的改革資源，意識形態的取擇與社會菁英的致力於否，社會力的動員與國際人權團體的關注與否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By Alexander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2001) 。我們可以說的是，沒有一個成功的轉型正義則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而沒有一個成功的社會轉型，則我們也不能說轉型正義是成功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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