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那條歌。「反攻大陸」是國民黨那時的「國策」。國民黨那時卻也「勵精圖治」，也延聘了當年的敵人日軍將領來台灣訓練「國軍軍官」現代戰爭的學問。但在形勢不利國民黨的情況下，計劃要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也於60年代中解除了。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便改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後來連三民主義也不再提了，只說統一是國家的長遠目標。

另一方面的共產黨，則於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新中國」建國之初，首先是揚言要「血洗台灣」，「武力解放台灣」。久而久之在時不我與之後也改成為「和平解放台灣」，到今天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七十年來的對抗中，雙方卻也共同發展出了他們的共識­­—–｢統一｣。在這個｢統一｣口號的背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卻是一個空泛而不存在的東西。它是首先由梁啟超於1902年提出來的，也不過將原有的「中華」，併上了一個18世紀啟蒙運動後才產生的一個現代觀念—–民族，而併構成了這個有名無實的「中華民族」。

但一個空泛的｢中華民族｣，卻如何能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念念有詞的信以為真呢？追根究底這是大一統思想的作祟。大一統思想固然於《詩經》及《春秋》中就有提起，但其發揚光大卻是在漢朝以後的事。我們知道漢朝是尊儒罷百家的開始，源於董仲舒之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封建政治統治的開始。就這個歷史的脈絡及思維的發展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只不過是一個尊崇大一統的封建政體而已。

兩個封建政體七十年來就一直在爭｢中華法統｣的正朔，而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顯然的都占上風。這種現象頗類似於生物學上的「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這個觀念。所有生物物種都需賴一個或數個生態棲位維生。例如蠶得靠桑葉維生，桑葉是蠺的生態棲位。但若兩個物種都得靠特一生態棲位維生時，則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便會產生優勝劣敗的結果。「徧居」台灣的國民黨，要與獨佔中國的中共搶奪大一統的中華法統，勝負可想而知。

但國民黨更居劣勢的原因是，它存在於一個不是中國的領土，而也沒有深厚大一統這個觀念的台灣。台灣固有漢文化的影響，但在現代文化的強大趨勢下，這種大一統的封建觀念已不再存活於台灣。封建制度在台灣也沒有生根的土壤。主張台獨的人是沒有大一統這種觀念的，這也是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批評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原因。

台灣獨立的觀念與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有歷史脈絡，地理現實，文化發展，及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自然發展而理應早已水到渠成的事，不幸的是台灣民族卻被國民黨帶衰，而牽扯入了他們中國的內戰—-那場沒有完美結局的戰爭。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尚未結束他們的內戰，台灣民族何妨來替他們完成他們的內戰。

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已使國民黨初嚐重挫。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更使國民黨遭到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âce）。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了，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奄奄一息的殘餘份子，那還有國共內戰可言。但國民黨的消滅並不就代表中共叫囂的結束。本來只針對國民黨（更確切說是蔣幫）的中共，在蔣家已消失而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後，不但不知感謝台灣民族，反而在當年「火燒重慶，血洗台灣」的口號慣性下，揚言「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既然如此，台灣民族自應有我們的對策。

現代的戰略強調的是「攻擊是最佳的防禦」（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與其接中共的招，不如出我們的招。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嚴肅地來策劃如何「反攻大陸」。

針對一個專制極權，封建而又與各方鄰居都為敵的中共政權而言，現代文化與自由民主的思惟，及台灣的敦親睦鄰是最強大的「反攻大陸」的武器。這也都是台灣的軟實力。對一個身處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可能不太能體會，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對專制獨裁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其實在三十多年前尚是戒嚴時期的的台灣，許多人是很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台灣軟實力的反攻也將會加速中共暴政的解體，因為中共暴政的對立面也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要的不是硬打，而是軟功。也要支援中國的反對運動人士與團體。兩千年前被漢武帝罷黜的老子不是說「柔弱勝剛強」嗎？漢文化倒也有它的可用之處。而在蔡英文就職那天，早年要被「火燒重慶」(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在重慶) 的一群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卻也在重慶空軍公墓「志在沖天」的紀念碑前，高舉「重慶公民祝賀民選總統蔡英文就任」的標語。中共暴政下的人民已揭竿而起了，已經消滅國民黨的台灣民族必須走向消滅中共暴政的最後一哩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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