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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馬鈴薯飢荒發生於近代歐洲的一個地區（國家），它的影響相當廣泛。每八個愛爾蘭人就有一人死於飢荒，一到兩個人往外移民。再加以它就發生在當時全球首富首強的大英帝國的大門邊，大英帝國為什麼縱容其發展而毫無對策，便也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

首先要考量的是，當時是維多利亞女王年代（1837-1901）的大英帝國，政治上的一般信念是放任政策（Laissez-faire）。這個信念的原則是相信自由經濟，不相信政府的干涉。而也頗符合達爾文發表進化論後，有些哲學家將其推論延伸成「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其實也是今日一般保守派人士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自然會採取不干涉的態度與做法。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宗教與民族及文化上的偏見。信新教而又處於統治壓榨地位的英國人，普遍將被統治而又是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視為有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認為是因為這種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而導致飢荒。說來這是神的旨意（providentialism）。既然是神的旨意，人類的干預自然是一種不道德而邪惡的行為（Jim Donnelly: The Irish Famine）。

但也不能說大英帝國是完全放任不管的。在這段期間，英國也為災民開放糧食救濟（soup-kitchen），每天餵活了3百萬人。但這個不貴而又有效的政策卻只實施了六個月（1847年3月到9月）。大英帝國也為遊民及災民開辦公共工程建設以雇用災民，但也只實施了一個冬天（1846-1847）。

放任不管或見死不救是一回事，但最引人詬病的是在饑荒期間，愛爾蘭仍向英國大量輸出麥與奶油等糧食。這固然源於愛爾蘭的大地主都住在英國，佃租都交由中間人負責，而農產品的一大部分也都外銷英國。有學者指出，即使糧食不外銷英國而留在愛爾蘭的話，糧食也會不夠使用，因為作物的欠收相當的嚴重與廣泛。而事實上，英國政府也為解決飢荒曾短暫的由國外進口糧食，但無濟於事。不管如何，在飢荒中卻向英國輸出糧食一事引起愛爾蘭人的普遍反感，而也多少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動力。也有學者（Francis A. Boyle, 1996）指控這場飢荒是大英帝國對愛爾蘭人所採取的滅族（genocide）作為。這種說法挑起了愛英關係的敏感神經。支持滅族看法的人雖不多，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對愛爾蘭人仇視英國人的動力相當的大，而多少促成了後來的自治與獨立運動。

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也是一場天災，是黴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所引起的廣大病蟲害。之所以引發廣大的災害是因為當時的愛爾蘭人所種植的馬鈴薯都屬同一品種（Irish Lumper），基因上的類似使感染時全體同時遇害，沒有抵抗的能力。許多現代農業的生產也都採取同一基因的單一作物大量生產的模式，以方便生產及採收。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

生物的多元及單一品種內的多樣性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及存活的保證。當愛滋病氾濫時，有學者注意到有少數人（歐洲裔的白人）對愛滋病有免疫力。推測這是因為過去歐洲遭黑死病（plague，同愛滋病的病原一樣都攻擊免疫系統）肆虐的結果。歐洲中古世紀的黑死病感染廣泛，估計有30-60%（七千五百萬到2億人）的歐洲人死於黑死病。由於黑死病的刺激，加速了歐洲人基因上的突變（CCR5-delta 32 mutation）。估計今日的歐洲有10%的人口對愛滋病有免疫力。

人類有趨同排異的傾向，但這常常不是生存繁榮的法則。社會的多元與文化的多樣性，其實也同生物的多元一樣，都是維持一個社會的生機與發展的要件。

與愛爾蘭的大飢荒同時發展而也有關聯的是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s）的廢除。穀物法是英國於1815年通過的，對進口的穀物課以重稅。目的是保護本國的農民以圖利控制國會的地主 (貴族)。反對穀物法的是新興的工業界人士與工人。解決愛爾蘭飢荒也成為反對穀物法的說辭之一。穀物法最終是於1846年被廢除了。廢除穀物法後的大英帝國也積極的走向糧食貿易自由化的方向， 而於後來成為糧食貿易的中心。1841年，英國80%的小麥由自己種植採收。到1900年，這個數目字掉到25% 。1860年， 49%的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的糧食出口都進入大英帝國。1891年人工冷凍機發明後，肉品的進出口也不再是個問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4年，英國42%的肉品都靠進口。但在19世紀末期，在印度、中國、韓國、巴西、俄國、衣索比亞、與蘇丹有5000萬人因飢荒而死。政治、經濟、及氣候不良都是原因，但這種糧食進出口的移動不能不說是導致這些地區發生飢荒的主要原因之一（Chris Otter: Feast and Famine: The Global Crisis ）。

有人多吃而肥，卻也有人沒得吃而飢，甚至飫死。愛爾蘭在大飢荒時卻還向英國輸出糧食。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穀物的輸出多少影響到了許多地方飢荒的發生。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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