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主角的故事 ——台灣人是如何走上「光復」的

故事有悲劇,有喜劇。台灣「光復」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醜劇、悪劇、騙劇、與悲劇。事後我們希望那只是一個惡作劇,但它確實是發生了。每個故事都要有個起點,「台灣光復」這個故事的起點應由九一八事變講起。

第一幕:九一八事變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強調,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因為台灣自古以來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清朝在打倒鄭氏王朝後,要不是施琅的極力勸奉,清朝並無占領台灣之意。即使在清朝佔領台灣的212年間 (1683-1895) ,台灣也皆被以化外之地對待,並非一個正式的領土。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後(Article 2. China cedes to Japan in perpetuity and full sovereignty the following territories….),本就不視台灣為中國領土的中國人,也就將台灣從他們的集體意識中跟除掉了。

一向對東京「下剋上」的關東軍於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北全部。隔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2年5月5日,國民黨與日方簽了「淞滬停戰協定」。日軍的侵略引起中國民間的普遍反日。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開始算舊帳了。他們「發現」了當初甲午戰爭後的割台,而有一間製作地圖的出版社(日新輿地學社)首先將這割台稱為國恥。但當時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本身都自顧不暇,沒有去意識到台灣,也沒有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詳情參考高格孚 Stéphane Corcuff: “The Liminality of Taiwan: A case-study in Geopolitics,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ember 2012)

要鼓勵學童仇日抗日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於1932年的小學課本裡加了一篇名為「台灣糖的滋味」的教材。內容是:「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苦在心。要問這糖何處造,這糖造自台灣人。甲午年,起糾紛,鴨綠江中浪滾滾!中日一戰清軍敗,從此台灣歸日本!台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教材教的是戰敗的羞辱,要的是仇日,但沒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沒說我們必須收復台灣。文中說的是「從此台灣歸日本」。

在中國四分五裂而日本步步進逼下,要國共聯合抗日的奉系軍閥張學良與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在事變後的調和過程下,國共聲言要聯合抗日。但在信誓旦旦的國共聯合抗日聲明中,可沒說要「收復台灣」。要「收復台灣」是後來的發展。

第二幕:絕地逢生的國民黨

國民黨說滿清貪污腐敗,但繼承這「法統」的國民黨何嘗不貪污腐敗。也因這種貪污腐敗及軍閥割據的局面,使衰弱破敗的中國于列強,尤其是日本帝國,有機可乘而節節敗退。北伐後雖有一段較承平的「南京十年」(1927-1937)。但即使在那段時期,國民黨對清朝留下的領域還是鞭長莫及。西藏與蒙古都已獨立,而各地仍有動亂,更不用說是共產黨的擴大勢力了。這段期間卻也是蔣介石竄起的時日,及黨國時代的開始。而國民政府對日本帝國的進逼卻是一籌莫展。

八國聯軍事變後,依條約各國在北平皆有駐軍,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的安全。在那種背景下,日本在北平也有駐軍。1937年7月7日,駐北平的日軍與國民黨軍有了衝突。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事變?是史家研究的對象。但七七事變是中日第二次戰爭的開始(西洋史家稱甲午戰爭為第一次中日戰爭)。

七七事變發生後,國際情勢相當不利於中國。歐洲各國瀰漫著二次大戰前的不安,無暇顧及亞洲事務。西班牙內戰方酣;納粹德國也已崛起,誓願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羞辱敗局復仇;法西斯的義大利也已出兵攻下衣索比亞。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則決意要維持孤立主義(當時的蓋洛普民調顯示88%的美國人反對介入歐戰,更別提參與亞洲事務了)。國民黨要求助於國際社會是一點門路也沒有。唯一的門路是與日本及中國都有良好關係的德國(國民黨於1928-1938間設有德國軍事顧問團,訓練國民黨的軍隊)。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但要擺出軍人強硬態勢而又不懂如何做戰的蔣介石,於七七事變後出動了他最精鋭的德國訓練出來的軍隊,於1937年8月13日將戰場轉到上海(八一三淞滬戰役)。打了三個月的淞滬戰役後國民黨敗給了日本。調和的陶德曼於1937年11月5日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在怕被責為賣國賊下,蔣介石下的國民黨也不敢公開接受。當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後,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中日也於1938年1月20日正式斷交。

中日全面開戰後,國民黨是節節敗退。「民族救星」蔣介石除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焦土政策,及做了一些笨決策外 (如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但並無法阻止日軍前進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別無它途。敗退到重慶的他也只有以不變應萬變了。而就在這種絕境下,蔣介石遇到了他的「荒漠甘泉」—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變。

珍珠港事變後立即改變了美國的孤立政策。隔天美國啟動了太平洋戰爭,也加入了歐戰。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牽住了日軍的主要勢力,也使美援及美元開始大量流向國民黨。

第三幕:$美金$美金$美金$

珍珠港事變前的美國雖然走的是孤立主義的路線,但一直有心幫助英國的羅斯福總統早就在為作戰做準備。1940年9月16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徴兵法案 (Selective Service and Training Act of 1940),以備需要時開始徴兵。1941年3月11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租賃法案(Lend-Lease Act),主要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坦克車、軍車、軍事裝備、武器…..等等)協助與軸心國作戰的國家。1941年5月1日開始,在租賃法案下,軍援也開始抵達國民黨。日軍進占中南半島後,物資抵達重慶有所困難,而有不少以金援的方式出現。這也是蔣宋家族大發戰爭財的機會。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美國共花費了501億美元(今日的6670億美元)在租賃法案上。其中英國得到314億美元,蘇聯得到113億美元,法國得到32億美元,國民黨得到16億美元(今日的213億美元),其餘26億美元支援其餘的同盟國。這種分配多少反映出當時的戰事及美國的考量。在美國的考量中,打敗納粹德國的歐戰是最重要的,打敗日本帝國的太平洋戰爭其次,中國戰場排第三考量。知道國民黨不抗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稱蔣介石的抗日為假戰爭(phony war))的美國要的只是中國多少能牽制到日本。但對錢的嗅覺極其敏銳的蔣宋可不這麼想。看到英國、法國、與蘇聯拿的都比他要來得多的國民黨,「不平則鳴」了。當時國民黨開口要的有很多都不合常理,也過度要求。如宋子文常常列出許多清單是根本就不存在(如4噸卡車)或尚未生產的軍備。國民黨所要求的都是最多,而且要最好的(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原本就常跑美國,而也常於美國的報章雜誌發表文章的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於1943年2月遊走華府與東西兩岸,控訴美國沒有平等對待「奮力抗日」的「自由民主中國」。不堪其擾的羅斯福總統也在就教於賽珍珠後,決定給蔣介石一個面對面的「面子」。

為了討論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羅斯福與邱吉爾至少會面了11次,其中也包括與戴高樂(如卡薩布蘭加會議)或史達林(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的會面。在這種背景下,英美也決定在三巨頭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之前,在中途過腳的開羅舉行開羅會議(11/22/1943-11/26/1943),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面子。

第四幕:開羅會議

一個被羅斯福總統的貼身主要顧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認為對戰局的進展一點都沒有幫助,而邱吉爾則視之為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的開羅會議,如今卻都成為國民黨與中共所極力宣傳的,也是有原因的。開羅會議可說是國民黨的特大外交勝利。因為除了領土的取得外,在羅斯福總統的指示下,也使中國成為所謂的四強之一。

羅斯福有「四個警察」的構想。他希望於戰後的世界局勢中,有「四個警察」能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這四個警察是美國、英國、蘇聯、與中國。在這種思考背景下,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知道中國的積弊,破敗,與衰弱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但也無法挑戰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我們當然知道國民黨這個「警察」最後被「共匪」打敗而逃到台灣。

羅斯福之要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固然希望不抗日的國民黨能夠抗日(羅斯福向他的兒子艾略特Ellio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他只要打共產黨),但也不能說沒有個人上的因素。羅斯福不喜歡德國,輕蔑法國,親英國及友華不是個秘密。美國固然在那時因為要聯合國民黨抗日而使美國排華的氣氛減緩,但在那個還是排華年代的美國之友華不能說不奇怪。羅斯福來自一個巨富人家,財富有一大部分是他的外祖父德拉諾(Warren Delano)賺來的。德拉諾年輕時參與一家美國與清朝下的中國打先鋒做貿易的公司(Russell & Company)。這家公司在香港向中國輸出鴨片而使德拉諾成為巨富。鴨片戰爭後,德拉諾回美國投資鐵路與房地產。但在1857年失去他大部分的財富。50歲的他再次去中國做生意,後來也因向美國輸出藥用鴉片(因內戰)而東山再起。

雖然為了鼓勵蔣介石抗日而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羅斯福對蔣介石不是沒有意見的。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與護短(mercurial, defensive)。由史迪威知道中國戰區最大問題在蔣介石的羅斯福,與也在開羅會議現場的史迪威說:如果你與蔣介石無法合作,設法幹掉他,安排能與你合作抗日的人(Richard Bernstein: Assassinating Chiang Kai-shek。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事後史迪威也要身邊的人設計暗殺蔣介石的方法。 一是用肉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一是假借因飛機失事及降落傘失靈的方式讓蔣介石「意外死亡」。但最後史迪威並沒將暗殺蔣介石的計劃付諸實行。

雖然不是二次大戰中的一個重要會議,但開羅會議卻使蔣介石滿載而歸。不但戰後台灣與東北都將「歸還」中國,而中國也成為四強之一。可能如此吧,那一代的台灣人可真是看花了眼,也看走了眼。不奇怪的是,台北市當今還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

第五幕:三強或四強,戰勝國或戰敗國

雖然被羅斯福將中國列為四強之一,但邱吉爾是不同意的。而了解中國底細的史達林更以行動來證明,中國不但不是個戰勝國,更是個戰敗國(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

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個三強會議(英、美、蘇),一個是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1/1943),一個是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一個是波茨坦會議(7/17/1945-8/2/1945)。德黑蘭會議最主要是討論歐洲的戰局,日後的諾曼第登陸,及東歐(尤其是南斯拉夫與土耳其)的局勢。雅爾達會議討論的是德國戰敗後的歐洲局勢安排,東歐,波蘭等問題。史達林要戰後的東歐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在雅爾達會議中也討論了亞洲的情勢。需要蘇聯的參戰才能打敗日本帝國的美國,也大都同意了史達林的要求:蘇聯要日俄戰爭後失去的領土(南庫頁島),千島群島,遼東半島的租借,南滿鐵路,及外蒙古的維持現狀(獨立)。交換條件是,史達林同意在德國投降後的三個月內會出兵攻打日本。波茲坦會議重申戰後的歐洲情勢,及與尚未投降的日本帝國的作戰問題。

德國於1945年5月7日投降後,蘇聯依雅爾達會議的協定,於三個月後將百萬大軍集結於滿州國邊境,準備攻入滿州國。不被三強看在眼裡的蔣介石,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四個月 (6月15日) 才被通知會議的決議 (Harry S. 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s, volume 1)。知道他會成為「民族罪人」的他於1945年6月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談判,但史達林一步也不讓。知道中國無力對抗日本的史達林說,他需要一個獨立的蒙古以作為與日本未來可能侵略蘇聯的緩衝地帶。在冗長的討價還價後,不耐煩的史達林動怒要宋子文馬上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不敢做主的宋子文請示蔣介石,知道他別無選擇的蔣介石於1945年7月9日要宋子文簽約同意外蒙古的獨立,及所有史達林的要求。

蔣介石下的國民黨重慶政權是破敗而外強中乾的。中共佔據西北方一代;日本佔據了東北的全部及一大片的中國沿岸領土;西藏於清朝倒台後即已宣布獨立;蒙古也已獨立了兩次:第一次是1911年,第二次獨立是1921年7月21日,在蘇聯的支持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蒙古文至今用的仍是斯拉夫人用的基里爾字母,Cyrillic。內蒙古人則仍用傳統的蒙古文字);新疆也已獨立。被日本打敗但尚未被消滅的國民黨,卻頂了個羅斯福給的四強之一的帽子。史達林看破國民黨,但當時的許多台灣人顯然沒有看清這個事實,還真的以為國民黨打敗了日本,是四強之一。(後來戴高樂的參與解放巴黎,及國際社會對法國的特殊對待,使得法國於戰後成為五強之一,並成為聯合國的常任安理會員之一)。這也難怪當年台灣人會去歡迎這個號稱打敗日本帝國的「國民革命軍」了。但對許多人而言,那個失望卻也是立即的。

但話說回來,史達林也並非就那麼惡待蔣介石的。參與攻打滿州國的蘇聯百萬大軍中,有相當多的蒙古軍人在外蒙共產黨領袖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的指揮下。喬巴山原意也要攻下內蒙古,建立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而將中國的邊界定在長城以內。但史達林於1946年2月多少否決了喬巴山的構想,只同意了外蒙古的獨立。另一方面,史達林原本支持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如維吾爾人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最後又改變主意。而在攻下滿州國,運走了所有的工業設施後,史達林讓國民黨去接收東北。當時不被史達林看在眼裡的毛澤東頗為不滿。除了蒙古獨立外,史達林大都優待了國民黨。這多少說明了他滿足了蔣介石在蒙古議題上的讓步,而不再提「非份」的要求。(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3, 2015)。值得注意的是外蒙獨立是三強的協議(名義上那時外蒙的主權還在中華民國手上),但有但書說蘇聯必須取得中國的同意。這也是宋子文到莫斯科談判的原因。這說明了三強根本不把中華民國看在眼裡。也說明了中國不但不是四強一,甚至在領土主權上還任由三強擺布,而對史達林的要求一點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這只是一個戰敗國的表現,談不上戰勝國,更別提是四強 (或後來的五強) 之一了。

第六幕:半路認老爸

蘇聯的攻打滿州國(8/9/1945-8/20/1945),及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帝國投降了。雖說投降,但日軍尚占有一大片的中國領土及東南亞。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匆匆忙忙於1945年8月17日發給日本帝國大本營(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通令第一號指示日本帝國所占有領土的交接事宜。日軍佔領下的中國(除了滿州國外),台灣,及北越,由國民黨代表盟軍接收。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國民黨所謂的投降儀式中,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岡川寧次可沒有向國民黨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交出軍刀(岡川是何在日本陸軍大學求學時的老師),只交出降書。其象徵意義不言可喻。日本知道他們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中國是日本的戰敗國,並非戰勝國。但當時的台灣人,即使是目前的台灣人,可是不知情。

國民黨雖只是代表盟軍來接收台灣,但不明就裡的台灣人以為是「回歸祖國」了。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受降典禮上,我們看到了「慶祝台灣光復」的牌樓。「光復」這一字是頗有問題的。中華民國從未治理過台灣,何來有「復」。但我們也應了解這是中國人一貫善玩文字技倆的手法,所謂的「八年抗戰」,「抗戰勝利」,「為解救台灣同胞而抗戰」, …等等奇言怪論不勝枚舉。這也是喬治歐威爾的《1984》所描述的,而英文也將這種矛盾而離奇的語言稱之為歐威爾式(Orwellian)了。

「台灣光復」的結果我們不用多說。在那受降儀式中代表台灣民間人士的一些士紳,有些於後來遇害(陳炘、林茂生、宋斐如),有些入獄(王白淵),有些流亡在外(林獻堂)。當時的台灣人為什麼這麼不了解情勢?不了解中國?

台灣同日本一樣都經過大正民主(1912-1926)那段自由開放的時日。而隨著其後軍國主義的上台,壓迫與言論的緊縮也跟著而來。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不能怪當時的島內台灣人士資訊不足。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台灣一向是個殖民地,從來沒有自己的國家。日本治台只不過由一個殖民者(清朝)換成另一個殖民者罷了。但韓國在日治下是亡國的,因為他們原本有自己的國家。這也表現在軍國主義下韓國人與台灣人的不同策略與目標。當時一些抗日的台灣人也注意到了,韓國人的一些抗日團體與人員有很鮮明的要求獨立的色彩。那時李承晚所屬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李承晚也曾在美國做遊說,而多少有開羅宣言中的那句「三國……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李承晚等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也隨同國民黨到重慶。左翼方面,有部分左派人士到延安(延安派、親中派),或到蘇聯,或本土左派。最後統合這些左翼派系的是金日成。

當時在台灣因為資訊不足,我們可以理解大部分人對中國不了解。但在當年的中國及滿州是有不少台灣人的存在的,也有不少台灣人的抗日團體。至少有六個抗日團體當時在國民黨中央的調和下,在重慶組成了「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省政府:台灣光復65周年特展專輯)。戰後也有不少「半山」風光的回台,如黃朝琴,游彌堅,李萬居,謝東閔,黃國書,林頂立,連震東,陳守山,吳三連……等等。這些人不能不說不了解中國。除了吳三連外,我們看不到有什麼為台灣說話或批評中國的言論或作為的。當然啦,我們也大可了解這些到中國去的人原本就懷有祖國情懷,要他們批評中國未免勉為其難。

我們只能說到中國去的原本就親中,但留美的呢?當時留美的人極其少數,陳炘與林茂生都於二二八事件中遇害。 廖文毅、廖文奎兄弟都在美國獲有博士學位,兩人也都在中國教過一段書,不能說他們不了解中國。但這兩兄弟卻也都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如夢初醒。我們只能說當年的台灣人認識不清,認識不夠,加上士紳的親中,帶來了台灣社會的災難。

第七幕:被驚醒的主角

牽涉到台灣的一切,台灣人當然是主角。但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的世界局勢看起來,台灣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日本,不了解美國,也不了解自己。回頭看起來,台灣人似乎只在於物色下一個殖民者,而不了解自己是主角,應該是台灣的主人。但這些都在228事件後驚醒了。

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將美國拉入戰局;如果當年台灣人有獨立的意識而從事獨立運動,並建立台灣社會的一定基礎,而且有人在華府做遊說的話;如果蔣介石沒有宋美齡在戰時中做對美國外交主力的話; …許多「如果」都會導致台灣有不同的結局。但這許多「如果」都敵不過一個基本的事實—-當你不立願當自己的主人的話,則只有任人擺弄的份。有幸的是,在二二八事件70年後的今天,台灣的主角已漸漸的浮上了檯面。解嚴前後此起彼落的呼聲到今天綠營的完全執政,主角的形象已越趨明顯。同是當年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已於1948年宣布獨立。南韓在聯合國監督投票下,宣布獨立。北韓則在蘇聯的支持下宣布獨立。而所有前歐洲殖民地的亞洲各國也都已獨立。台灣卻是亞洲唯一沒獨立的前殖民地。台灣的獨立時程表仍是個未知數。我們只能期許自己說,一個更艱苦的任務,一段更困難行走的道路,將會帶來更豐盛、更甜美的結果。主角都已經走上檯面了,我們希望這個故事也將會有個喜劇的結局。從1947年的228事件後,這70年來台灣已走上了獨立的不歸路。無論就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台灣民族的意識,及台灣一般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情況而言,「光復」前的台灣與當今的台灣已是截然不同。套用左派的一句用語與哲學推論,台灣民族的獨立是一個歷史辯證的必然。對許多台灣人而言,獨立一直是一個夢想。也有不少人認為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但抱持這種「獨立會解決一切問題」想法的人在獨立後是會失望的。台灣的獨立固然已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及時機而已。時間一到及時機成熟的時候自然會水到渠成,沒有必要去硬推或強求。但獨立後的台灣仍有很多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改革需要處理。這個「台灣本應獨立但卻成為光復」的故事雖然會有個結局,但將來改革的路途仍然很遙遠。而已成主角的台灣人的故事也將會綿綿不斷的延續下去。但未來的這些故事都將會是以台灣人及台灣為主體的故事。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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