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四 從雅爾達會議到目前的美國 —–日趨下坡的美國外交界

在二次大戰中,羅斯福與邱吉爾極需史達林的鼎力相助,以對抗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而多少採取了信任史達林的態度。三強合作的結果是聯合對抗,也戰敗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而於同時也有一些協定的產生—-如雅爾達會議的協定。雅爾達會議固然有所爭議,但不少學者(如Virginia A. Gardner: The Yalta Conference: Appeasement or Realpolitik? 與Gill Bennett: What’s the context: 4 February 1945: the Yalta Conference opens)都指出,那是一個當時國際情勢下,在700名代表激烈討論下的一個合理結局。

二次大戰後,原來英美與蘇聯共同合作的情況開始改變。史達林沒有保持東歐自由選舉的承諾,而東西對峙的情況也開始產生。在那種背景下,那時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 2/16/1904-3/17/2005),於1946年2月22日發給美國國務院一封長達八千字的電報(long telegram)。隔年七月,他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物上以Mr. X的筆名發表「蘇聯行事作為的源由」(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肯楠的主要論述是,蘇聯有很強的不安全感,對外在世界頗有疑慮,不認為可以與西方世界和平共存,蘇聯要的是對手的完全破敗。在這種思維下,肯楠建議美國與西方世界必須全力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肯楠的這種思維也變成杜魯門總統圍堵政策(Containment,也稱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來由。

但也有人(如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與尼兹Paul Nitze)則建議對蘇聯採取更堅強的對抗,如到處建立軍事基地。

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杜魯門總統的陪同下,在密蘇里州(Westminster College, Fulton, Missouri)發表了他那有名的鐵幕已來臨的演說。

另一方面的蘇聯,蘇聯駐美國大使諾維科夫 (Nikolai Novikov) 也於1946年9月發電文給莫斯科,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是要當世界的霸權。

在這種雙方互不信賴而對抗的情況下,東西對抗也進入了冷戰時期(1947-1989),直到東歐及蘇聯共產政體的垮台而結束。冷戰時期美蘇在世界各地進行對抗,也打了許許多多代理人的戰爭(proxy wars)。但基本上美國與蘇聯沒有直接交戰,也因而稱之為冷戰。

美蘇這種在冷戰期間的對抗,許多學者認為其基礎是建立在雅爾達會議的協定上。羅斯福與邱吉爾同意史達林對東歐勢力範圍的要求,形成了日後的蘇聯衞星國下所建立的鐵幕。鐵幕區隔了東西歐。當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3月12日在國會宣示將會對抗蘇聯的往外擴張勢力時,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也成型了。

當杜魯門主義形成時,東亞的情勢也在急速轉變中,使冷戰的情勢更加複雜化。戰後的中國也進入了國共內戰的最後一章。1946-1949年間的國共內戰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被羅斯福封為世界四個警察之一的中華民國被「共匪」打垮而逃到台灣。國民黨的失去大片江山及隔年韓戰的爆發更加深了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的疑慮與恐懼。在那種背景下,美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遭到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肆虐,成千上萬人被誣指為共黨同路人而遭到迫害。這場大型迫害的主角為威斯康新州選出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 11/14/1908-5/2/1957,任內1/3/1947-5/2/1957),他推動了一系列毫無根據的指控與與迫害,也造成一名懷俄明州的參議員(Lester C. Hunt)的自殺。最後在1954年12月2日,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後,他的影響力才式微,直到他的去世。

一般學者都將肯楠與冷戰及圍堵政策聯結在一起,而視他為原始推動者。而當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建立時,也有肯楠的影子。但肯楠不是反對俄國或俄國人的。對蘇聯及東歐共產體制的垮台,他是同大部份人一樣都感到歡欣的。而對前共產國家在後來自由民主體制的建立與進步,他也認為是有目共睹的。但當美國參院於1998年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案以包括一些前東歐國家時,肯楠是極其失望的。肯楠認為這只會造成俄國對西方世界的疑慮而走向對抗,形成另一個新的冷戰時代。肯楠也指責美國政界、參院、及外交界的日走下坡,對俄國缺乏了解,也沒外交上的想像力(Thomas L. Friedman: Foreign Affairs; Now a Word from X. The New York Times, 5/2/1998)。

肯楠是屬於那個世代相當優秀的外交人才。那時的六個相當優秀的外交界的朋友共同締造出了圍堵政策、冷戰、世界銀行、馬歇爾計劃案(Walter Isaacson,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1986》)。這六個人是艾奇遜(Dean Acheson),Charles E. Bohlen,W. Averell Harriman ,肯楠,Robert A. Lovett,與John J. McCloy。

肯楠對美國外交界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也許沒錯,當年的雄才大略人士已不復存在。川普總統上任以來的所作所為更急速惡化了美國的外交。但川普只不過將長久以來就已衰退的美國內政與外交加速惡化罷了。將美國視為主要友邦的台灣也該了解,外交固然要靠國家的實力,但一大片空間是靠聰明才智與謀略策劃的願景敘述,而以群體協力共同運作的方式來推動開來的。最終靠的還是自己。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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