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七 集權政體最終的崩解 —–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公民社會、心靈道德

中共在1949年打敗國民黨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以人口而論)的集權政體。集權政權之於中國產生也是有其歷史與文化淵源的。中國沒有自由民主的傳統,更不知法治為何物。有的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思維(三綱、五常、五倫、九屬)與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思想。問題是,這個集權政體能維持多久?

七十年代初的尼克森政府為了拉中共對抗蘇聯,啓開了中國的對外門戶。當時的中國是一窮二白,相當的落後。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決策。此後的40年是令人目不暇給的快速經濟成長。也因而在今天,很多人忘掉了中共是一個集權政體的共產政權。

以腓特烈與布里金斯基的《集權主義獨裁與專制》一書來看,中共符合了書中所提的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集權政體。這六個特色是:意識形態,一黨專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所以會有人不知,或不認為中共是個集權政體,是他們沒有看清,看似活絡經濟的背後是中共中央的全面主控。經濟上看起來好像是有自由,但這些「自由」也都是有限度而有可能隨時失去的。而這也是中國並沒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貿易組織認證為「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的原因。

而事實上, 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所針對的只是經濟而已,沒有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的改革。但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革,卻也引起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天安門事件中,改革派的趙紫陽是失勢了,而堅持「一步都不能退」的鄧小平則繼續掌政。這個不穩的現象也是一些學者所討論的:民主政體與集權政體的差別。一個民主政體可以經歷改革而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但一個集權政體若要做改革則有可能崩解(The Political Change in Democracy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Montréal Review, February 2010)。一般而言,一個民主政體也是較穩定的(Robert J. Mundt: Is Democracy Stable? Compared to What?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既然一個集權政體較民主政權要來的不穩定,那麼一個集權政體的壽命有多長呢?

納粹德國只存在了12年(1933-1945),目前紀錄中最「長壽」的集權政體是前蘇聯,存活有74年之久。東歐各國的集權政體都只維持了約半個世紀。中共至今已存在了近69年,會不會比蘇聯要來得更長壽,尚是個未知數。綜觀一個集權政體的一生來看,他們大都建立於暴力革命,成長於恐怖統治,成熟於官僚體制,隨著時間而腐敗,直至最後的破敗與垮台。跨台後,其統治精英則常常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的政治或經濟精英(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 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The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

物腐蟲生固然可解釋集權政體的衰頽與破滅,但推動其垮台的力量是什麼呢?也就是說,集權主義的對立面是什麼?

自由與民主一般被視為是集權主義的對立面。自由與民主(同集權主義一樣)的哲學思維起源於歐洲。歐洲之為自由民主的搖籃,原因植根於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則源於基督教的個體靈魂之說,與羅馬律法之區分上帝與凱撒的權界(Kenneth Minogue: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Totalitarianism. 1998)。除了自由民主與個人主義的思維與推動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公民社會所能產生的力量。有學者將1989年在中國與歐洲的公民社會所產生的力量,相比於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Stephen Koekin: Uncivil Society: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

除了哲學思維的分析面外,也有學者用經濟歷史的角度去看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的興衰。他們發現一個封閉社會的經濟固然可能有一段相當驚人的成長,但最後都遭到不是快速就是緩慢的衰敗,如16世紀的西班牙與17世紀的法國。這兩國最後都挫敗於開放社會的英國與荷蘭的競爭(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POLITICO, 8/27/2015)。

除了哲學與政治經濟社會的論述外,我們還得回到文化與道德的角度。如前文所討論的蘇聯倒台的原因,當集權社會最後發展到整個社會充滿了詐騙、盜竊、賄賂、虛偽、造假、暴力,等腐敗到底的狀況後,整個社會也都將難以忍受承担而起而求取改變,求取心靈與道德上的浄化。此外,艾任德也提出每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是一個新的可能。人類有異於一般動物的可預測性,每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因子。

當年是南斯拉夫僅次於狄托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 6/12/1911-4/20/1995),後來因思維與路線不同而遭到清算入牢。他於1957年出版了《新階級》(The New Class),指控共黨統治階級有如舊的封建與資產階級。1969年他出版了《不完美的社會》(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提出社會不可能如共產主義所宣稱的完美,但社會要具有能夠改善的能力。當年雖然有許多人與許多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二、三十年後蘇聯與東歐集權政體的垮台。同樣的,今天可有多少學者預見中共的垮台。中共固然會垮台,但台灣人得了解我們最後還是一切都得自己來。助力是需要的,但不能只是靜觀其成。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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