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美國社會的平等在當時的歐洲是前所未見的。托克維爾與柏馬特還是難以想像他們當時能到白宮造訪傑克遜總統，而傑克遜總統也親身招待他們。托克維爾也指出那時的白宮還不是很正式。當亞當担任總統時，在與訪客的會談中還被一名齒科醫生的到來而臨時中斷。等這名齒科醫生拔完亞當總統的牙齒後，會談才繼續下去。

在當時那麼個平等社會（至少對白人男人而言）中，大部分人卻都是文盲而目不識丁，沒有什麼教育可言。托克維爾也發現陪審制度常常變成一般平民接受公民教育的機會。雖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什麼教育可言，但人人平等的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在那種文化背景下，托克維爾覺得美國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的意見很重要。他也看出相當多的民選官員水準奇差（James Wood: Tocqueville in America, 5/17/2010）。這種社會與歐洲有貴族傳統，及尊重學者專家的精神相當不同。也與英國傳統上尊重並容許怪異人物（eccentric）的文化相當不同。在美國，民主政治表現出了多數統治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書中，托克維爾引用了一個於1812年發生在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慘案為例，來說明他所要闡述的想法。

在英國與美國的1812年戰爭（War of 1812）期間，一家巴爾的摩報紙刊登反戰的言論。膽敢在戰爭期間刊登反戰的言論，引起暴民的包圍這家報紙。但民兵拒絕保護編輯人員。結果，編輯人員被帶到監獄以做為保護。但該晚，暴民衝進監獄中打死一名編輯，讓其餘的編輯與記者瀕臨死亡而讓其自生自滅。當暴民領袖最後被起訴後，陪審員拒絕將他們定罪。托克維爾指出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而他也首次引進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這個觀念（Adam Cohe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n and Now, a Struggle Against Majority Tyranny, 1/23/2006, The New York Times）。

也因大家都以為他的意見特別重要，但沒考慮到他們自身的教育與認識水平，托克維爾在一個程度上也相當輕視美國民選官員的水準。因為許多民選官員表現得相當無知與沒水準。但托克維爾並不是反對歐洲的走向民主之路的，他要的是要歐洲人好好準備歐洲的未來，取長補短的善用民主的推動與到來。這是與托克維爾一直有通信的英國政治經濟學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對托克維爾「多數暴力」現象的解讀。密爾也感謝托克維爾讓他更了解到，在一個多數統治的政府中，一些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idiosyncratic intellectuals）存在的重要。沒有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或受到尊重的文化背景，多少也使托克維爾相信那是美國民選官員水準低落的原因。他也認為在美國，最優秀的人不會走入政治界，而多少會向學術界或其他行業發展。這是因為在「多數暴力」的壓力下，少數常常沒受到保護與尊重的緣故。

除了多數暴力外，托克維爾認為其他兩項可能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是個人主義與國家暴政（despotism state）（Alexis de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philosophy.com）。

對托克維爾來說，傳統的歐洲社會是建立在貴族制度上的。貴族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社會結構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一個貴族與領域內的人民是個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有主從關係，但也有互相的義務與職責。不同層級的貴族也層層疊架而建構了整個社會的架構，而維持了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但在沒有貴族制度的美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消失了，而個人也走向孤立，變成時而無助的情況。在這種個人主義的背景下，個人的聯繫與脈絡轉向有限的小團體與組織，失去對大局的了解與關注。這種孤立將會影響到民主制度的存活，因為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是人們對權力運作機制的參與。個人主義因民主制度產生，但孤立的個人若不參與政治，則將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存在。而國家暴政也常在這個背景下產生。這是因為在個人主義下，社會也相當平等，而人們也常頗自滿於這種成就。在這種社會中，國家權力的擴張可能會受到忽略，而使應有的制衡失去其功效。

但托克維爾對他所觀察到的民主政治的三個危機也並非完全悲觀的。他對英美的司法體系寄予極大的期望。他認為法庭有能力矯正民主制度的偏差。另外，他也注意到了美國社會的各層級都充滿了自治的精神，也都自發性的成立了各種自主、自願的團體。每個小城都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政府機構與委員會來處理地方事務。這些托克維爾所稱的組合（association），尤其是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他認為對維持民主政治相當的重要。有關宗教、商業、與法律的民間組合（civil association）固然也重要，因為他們也要建基在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上，但政治組合對修正民主政治的可能偏差才是主要的。在當年，有許多歐洲的分析家認為美國這個民主實驗很快就會步入混亂的局面。相信民主是未來的托克維爾固有他對民主政治的擔憂，但他的觀察分析與對未來是民主的信心，在將近兩百年後的今天，證明他是對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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