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戰後的台灣，物資貧乏而社會窮困。在那麼一個社會均貧的環境中，成長於五十年代的我也可能因為不愁吃住，並不覺得欠缺什麼。覺得缺什麼，都是工業化後經濟快速成長以後的事。但可能不覺得欠缺什麼大都也源於家裡的小康。即使在那個年紀，我也看得出社會上有相當的一群人為吃住而掙扎。乞丐也不少。上門乞討的乞丐不用說是衣衫襤褸，有些也在身體上有所缺陷。只記得這些上門乞討的乞丐會開口說：「頭家啊⋯ 」。那時才三、四歲，還不太會分主客用語的我會去找父親說：頭家來了。父親會糾正我的用語，而這些母親稱為「無相惜」的「頭家」也都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

但台灣在十幾年後卻成為一個經濟發展相當成功，而社會上似乎再也看不到四處都有乞丐的國家了。台灣能於短期間內發展出頗有活力而又強大的經濟，靠的是什麼？

討論台灣那一段經濟奇蹟的文章相當多，而我們也大都知道日治時期已在台灣建立了良好的基本建設（港口、公路、鐵路、街道、城市規劃、電力、電話、給水設施），公共衛生系統（水道、醫療體系、衛生教育、及傳染病的控制），現代教育體制，而造就出了一個重視現代社會觀念而有高度識字率及法治的社會，因而培養出一群守法勤奮的人民。但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美援的及時與大量注入。

台灣於1950年到1965年間每年接受約一億美元的美援。1950年代的台灣人民平均所得約100美元。美援的注入約等於GNP的10%。在這15年中，台灣共接受了10億美元的美援，占總投資額的43% ，也占了外資的90%。美援的目的在於結束美援。也就是說，美國援助台灣得以自立自主以擺脫靠外援來維生。在美國的指導下，台灣也於1953年開始推動第一個四年計劃（1953-1956）。四年計劃的分配是，工業接受了70%的投資額，農業接受了30%的投資額。之後第二個四年建設（1957-1960）與第三個四年建設（1961-1964）也依序展開（David W. Chang: U.S. Aid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aiwan. Asian Survey, March, 1965）。

台灣由當初接受美元而後斷奶成功，並走上經濟強國的道路，是許多專家學者所研究的對象。這代表了美援（慈善救濟）並沒有被浪費掉。我們當然知道有一部分美援被貪官汚吏及民間共犯人士吞噬了。即使那個被稱為｢清官｣而於1958-1963年間任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的李國鼎，在七十年代底，他那時尚是個留學生的兒子在美國因車禍喪生，事後發現卻存有數百萬美元的銀行存摺，來源顯然相當有問題。貪污歸貪污，但整體來說，美援在台灣是相當成功的。這自然使主張應支持外援的人士得到鼓勵，認為先進國家需要支持外援。而事實上，從1970年開始，先進國家也都同意每年捐出0.7%的GNP做外援之用。雖然大部分的國家都沒達到那個額度。

以台灣的成功為例而探討一些外援失敗的有些學者（如Efosa Ojomo: Understanding this about Taiwan will help more foreign aid projects succeed. 6/19/2018. Christensen Institute）指出，主要是一個組織的能力問題。若將外援交給一些沒有能力的人民或政府去執行，當然會失敗。這些能力包括：了解資源（resources）所在，發展一個能運作的過程（processes），並了解整個運用與措施上的優先秩序（priorities）。

在外援（美援）方面，台灣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但我們若不考慮到一個國家級的層面，在個人的援助方面，近年來也有一些實驗顯示，直接用金援而非物資援助（in-kind）的方式，在舒減貧窮及改善生活方面看來可能較有效。

在美國，有些想要改善第三世界極度貧窮地區人物的實驗顯示，直接定期將錢送到受益人的手中（如透過行動電話的帳號），受益的窮人不但不會把錢亂花掉，反而大都運用於不只生活上與健康上的改善，也用於未來的投資與規劃（Charles Kenny: Give Poor People Cash. The Atlantic, 9/25/2015，與Nurith Aizenman: How to Fix Poverty: Why Not Just Give People Money? NPR, 8/7/2017）。一個例子是， 2016年這個慈善機構（GiveDirectly）宣布要給肯亞一個落後而貧窮的村落的成年人每個月22美元，會給12年。村民如何使用這筆錢不受限制。即使有些人沒有長遠的規劃目標，但至少生活上都得到了改善。傳統的外援是用物資的方式（如食物），但食物的援助會影響到當地農民的生產，而管理處置費用也比金援要來得大。另一方面，物援的方式是百分之百的會被消耗掉，談不上經濟生產的效益。但一個研究金援案例的報告顯示，每一單位的金援都會因交易與應用而產生出2.59單位的效應（Cormac Staunton, Concern Worldwide; Micheál L. Collins, Trinity College Dubli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ash Transfers versus Food Aid: a case study in the rural Zimbabwe. 2010）。總的來說，直接金援還在早期的實驗階段，一些經濟學者於日後將會做一番詳細的評估與探討。

金援也好，物援也好，人在極度貧窮的情況下是需要外人拉他/她一把，給予助力的。但要緊的是大環境的改善，促進整個經濟的成長。因為經濟的成長一般會惠及社會大眾（David Dollar and Arat Kr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September 2002）。但一些研究也顯示，除了求取經濟上的成長外，也應該加上減少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否則世界銀行要在2030年消滅極度貧窮的目標將會難以達成（Max Roser and Esteban Ortiz-Ospina: Global Extreme Poverty. 3/27/2017）。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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