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走訪的感想(中) 看中國與韓國的仇日 ——歷史,民族主義,自卑感

中國與韓國(包括南北韓)的仇日是有名的,而也都引靖國神社內所供奉的甲級戰犯,及過去日本首相前往祭祀作為理由(安倍晉三於2013年12月26日前往祭祀後引起中國與南韓的抗議。此後安倍再也沒有前往祭祀)。但其他與日本在二次大戰中交戰的國家是否也仇日?

以美國而言,在戰前對日本人(及所有亞洲人)是相當排擠與歧視的。1882年5月6日,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特定族群/民族所通過的排擠法案。1924年5月24日,美國更進一步通過了排亞法案(Johnson-Reed Act,包括Asian Exclusion Act與National Origins Act )。無可否認的是,種族歧視是太平洋戰爭的導因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美國不用說是對日本敵愾同仇。更由原先的排擠與歧視,轉成為痛恨與仇視。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除了要將日本與德國解除武裝外,也有意要德日不再具有工業能力,而成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冷戰的開始與韓戰的爆發改變了這個情勢。日本與德國都走上了重建工業及部分武裝的道路,但兩者的武裝能力還都相當有限。

在盟軍佔領日本初期,美國本要把靖國神社打掉,而改建成一個賽狗場。但教廷的一個神父(Father Bruno Bitter)與瑪利諾教會的一個神父(Father Patrick Byrne),都向佔領日本的盟軍政府(主要是美國)堅持:緬懷戰亡者是每一個國家都應有的義務與權利。再說,摧毀靖國神社(日本神道教的場所)也違反美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與精神。盟軍也因而放棄摧毁靖國神社的打算(John Breen: Popes, Bishops and War Criminals: reflections on Catholic and Yasukuni in post-war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3/1/2010)。

美國的這種仇日到50年代都還有。到80年代則轉變成,因日本對美國大量出超所導致的經濟焦慮與排擠。但在這種排擠與對抗中,美國人對日本人多少還都帶有尊敬的味道。因為日本人作戰勇敢,採取正面對抗;經濟上對美國所以會有出超,是因品質較優良等原因。而雙方的對抗也都是基於正面交鋒及靠實力的,而非有如中國今天之靠偷竊科技,削價傾銷,及一些暗地裡的勾當,而走不當途徑及抄捷徑的。在目前的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多少已走出過去不愉快的陰影而正常化了。但對中國人與韓國人而言,仇日可是「此恨綿綿無絕期」。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解釋。但不能解釋的是當年與日本作戰的蘇聯與美國,甚至被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各國,對日本政要祭祀靖國神社,倒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或譴責,唯獨中國與韓國大為叫囂,原因在哪裡?中韓因為懼怕日本重踏軍國主義,而興起的防衛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個原因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監督下訂立了和平憲法,看不出有對外侵略的可能。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仇日及民族主義顯然不是因為日本的可能再侵略而來,而多少是針對國內人口的「消費」需要而產生的,並用以凝聚人民對政府的支持而來。「攘外」與「安內」到底是一體的。

歷史當然是另一個原因。在二次大戰中,中華民國的受傷慘重。戰死約300萬到375萬 人,平民死亡約700萬到800萬人之間。說來其慘烈性僅次於蘇聯(戰死約867萬人到1140萬人 ,平民死約400萬人到1000萬人之間)(Wiki 綜合多家不同研究報告而成)。但韓國人則有異於中國。因為韓國人與日本同邊作戰,並非交戰國。戰後有148名韓國人被判為乙級與丙級戰犯, 23人被處決。被處死的最高將領是洪思翊,負責菲律賓一切的俘虜營。而據西方的前俘虜人士表示,韓國人比日本人要來得更為殘酷。若單單靠歷史也不能解釋目前中共的仇日。因為當年與日本作戰的是蔣介石下的中華民國,而非要坐享其成的中共。中共當前的仇日顯然有其他原因。

而事實上,中共建國後並不仇日。原因是蘇聯不可靠,美國則抵制中共,中共得透過非官方管道與日本有所來往。要的是「科技靠日本」來工業化,以求取脫離農業社會的貧窮。即使是國共兩黨都愛提的南京大屠殺,首先提出這個史實的也不是國共兩黨,而是日本的左翼人士。仇日思想在中國的浮現是1980年代後的事(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而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說法,中共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才決定加強「民族主義教育」的(Ezra Vogel: 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除了民族主義與歷史因素外,仇日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歷史及民族主義都可說是中國與韓國的仇日之主要因素。但一個相當重要,而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是自卑感。

1972年2月,尼克森首次訪華。在目前已解密的檔案中,我們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日本的恐懼。周恩來一再提及日本之可能再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最後是尼克森的保證說:美軍的駐日會牽制日本軍國主義的可能復活(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William Burr: Nixon’s Trip to China, 12/11/2003,與Richard Nixon Foundation: The Opening of China)。這也難怪當年被日本攻殺的極為慘烈而無力反抗的中國,最後以虛假的「抗日勝利」做為自我安慰。但那個「抗戰勝利」口號到底不是個歷史事實。中華民國的抗戰確實是牽制著了日軍的一大部分實力(The China’s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Japan’s road to the Pacific War).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但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如果真的是「抗戰勝利」,則中國就可以與真正打敗日本的美國與蘇聯一樣,在當年可以平起平坐,周恩來也就不會那麼的懼日,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如美俄般的缺乏仇日的情緒。所以會仇日是因為中國從來就沒有打敗過日本,至今(至少至1972年的周恩來)都尚未心裡平衡過。而同理的,如果當年談不上抗日而與日本同邊做戰的韓國,若真能於經濟面及國力的各個層面都贏過日本的話,何來仇日之需?說到最後,仇日只不過是自卑感的一個表現而已。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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