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存廢與否之七 台灣廢死的困難與癥結 —–威權與封建社會的遺留

六十年代末期,家鄉宜蘭有個鄰居婦人有天回到家要開門時,由後面衝撞出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在一瞬間我這個鄰居婦人的手提包就被搶走了。手提包裡面雖然沒有什麼錢,但在她報案後沒多久,這個初犯,而且只是臨時起意的「搶犯」,就被逮捕了。之後了解了這個年輕人有個朋友由高雄來宜蘭拜訪他,但後來沒錢買車票為家。他於是採取搶劫的方式「籌資」,讓他的朋友得以回高雄。當我這位鄰居婦人在偵訊中了解到,這是戒嚴法時代的「唯一死罪」後,嚇得臉色蒼白。她馬上改證詞說是她的手提包掉到地上,而這個「竊犯」趁機偷走了她的手提包。

七十年代中期筆者在服兵役時,當時的台灣在經濟開始快速成長,而社會結構在一個程度上難以調適下,許多社會問題,如經濟犯罪、毒品、偷竊、搶劫,也都急速上升。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的所做所為便是速審速決一些搶劫犯以求安定社會。那時的午間新聞常看到一些被處死刑的搶劫犯的驚恐面孔。許多搶案由發生到處決都只不過幾天的時間。一個營裏的專修班軍官大聲叫好,並說槍斃越多越好。我們後來了解到其中一個搶劫未遂的人,為的是他母親沒錢治病而出此下策。當然也有一些案件是從證人到定罪都有不少問題的。但那時蔣經國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他整頓治安的決心,有如包青天似的。但蔣經國在那段時期的「整頓治安」卻也引起國際人權團體與國際社會的反彈。在那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年代,台灣是一個被封鎖的孤島。但由目前台灣社會及司法體制對死刑存廢問題的態度,及其與國際社會的脫鉤來看,當今的台灣仍然是個孤島。

「中華民國刑法」本就已相當嚴苛,加以在當年的戒嚴法之下,許多罪刑都以軍法定案。當年許多「刑案」都以唯一死刑定罪而執行。但即使在解嚴後,死刑的判決與執行還是相當多。以1991年以來的資料來看,1991時執行了59個死刑,之後每年介於16個到35個之間,1997再升至38個,之後逐年下降,2006到2009年間都沒執行刑(施茂林任法務部長,陳水扁當總統)。在解嚴及民主化下,台灣的刑法也有所轉變。許多唯一死刑的罪也都於2006年後全部修改為相對死刑。也就是說,可以判死刑,也可以判無期徒刑。相對死刑約有五十項。但簽署人權兩公約的馬英九上任後,又重啓死刑的執行。民進黨的蔡英文上台後,一般人本認為死刑將會暫緩執行。但蔡英文在上任後兩年的2018年8月31日,由法務部長蔡清祥簽署了她上任後的第一個死刑。

國民黨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傳承與封建遺留的產物。相對之下,民進黨是自由民主運動與人權議題推動下的產品。以這種背景來看,在國民黨掌政下執行死刑會增加,但在民進黨執政下死刑數目會減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看來都還無法達成廢死。顯然的,台灣要達到廢死,或甚至有死刑的判決但無死刑的執行(abolition in practice),還有一段距離。

既然廢死是一個國際趨勢,而目前大部分國家也已都採取廢死以求尊重人權。孤立在國際社會之外的台灣雖有刑法上的修正與改善,但離廢死仍有一段距離。那麼,原因何在?

台灣長期掌控於國民黨的威權與封建體制下,達七十多年之久。一個程度上相當難以擺脫那一段黑暗世代的影響。在那種封建文化下,一般人對司法體制的了解,常受約於封建時代的司法正義形象—包公。包公的產生與廣為流傳,固然反應了在那個黑暗封建社會的陰暗與陳腐中,人民的渴求司法正義。但包公與現代的司法觀念是大相逕庭的。而我們也常聽到有人引用「亂世用重點」來述說死刑的必要。好像台灣是處於一個亂世似的。威權與封建不只存在於台灣社會,更存在於司法體系裏。以聯合報2001年5月的民調來看,台灣有78%的人不贊成廢死,司法官贊成維持死刑的比例則高達88%(陳建銘:從死刑執行方式論死刑存廢。1/30/2007)。這與歐美國家的司法體系相當不同。西方國家的司法官反對死刑的百分比一般遠高於民間反對死刑的百分比。

在歐美國家中,宗教常常是支持廢死的主要力量。但在台灣,較有組織的較大宗教如佛教都不反對死刑,這是相當令人詫異的。這些不同山頭的僧人似乎忘了佛教不殺生的首要戒律,也否決了犯人能夠悔改,矯正及再社會化的可能。這與佛教所說人人皆有佛性,及「人生難得,佛法難聞」的教義是互相違背的。一個相當的程度是台灣的佛教一向與國民黨走得相當近,沾染了相當的威權與封建的氣息。也反應出了漢傳佛教雖有浩瀚經典的研究,但卻缺乏實踐,不了解要如何實際運用於社會,也不了解社會與世界的現實。

歐洲的廢死是由司法界與政府機關開始推動的,並非靠民意。民意是廢死已定案執行後才跟進支持的。要靠民意來決定廢死則連在較自由的加州都行不通(2016年的Proposition 62,廢死提案。結果是 51.15%反對,46.85%支持)。缺乏了解與教育,台灣反對廢死的人數相當多,而司法官反對的比率更高。這種司法界落後於民間的現象指出了台灣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司改當然不只在於廢死,而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司法體系。但到頭來, 廢死只不過是司改與社會與政治改造的一個環節。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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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省思之三 中華民族主義 —– 國王的新衣

當歐洲的勢力開始侵入亞洲時,中國尚在明朝的統治下。其後他們見證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 由漢人的明朝轉成滿人的清朝。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勢力加強侵略性而採取以軍逼商的局面。清廷無力招架而一些變革及革命的呼聲也此起彼落。清廷的倒台原因很多,但有一點可確認的是當時的中國 ( 即使是今日 ) 並沒經過現代化與啟蒙運動,也因此問題重重。到底一個帝制的倒台並不等於一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說與清廷的倒台沒有直接關係,但孫文 (11/12/1866 – 3/12/1925) 無疑是其後的重要人物,而也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主要倡議人。我們可由介紹孫文開始。

孫文於1894年於檀香山,次年於香港成立興中會,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明顯的是一個漢族反滿族的種族主義。1900年八國聯軍清廷敗北後,他上書李鴻章籌畫南方諸省獨立。李鴻章答應他的建議,但幫助孫文的日本朋友告訴他說那是清廷的陷阱。1904年赴美被疑用假護照遭美國移民局拘留後由友人保釋。1905年赴日聯合不同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綱領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907年日本受清廷壓力要孫文離日,但給孫文6000元做為「遣散費」。除此之外日本友人證券商鈴木久五郎也給他一萬元。孫文留2000元做為「民報」的辦理經費,其餘收為己有。由於金錢的處理事前沒經過盟員的討論,此事引起同盟會的分裂。當清廷於1911年要國有化鐵路時引起各省的反抗。武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革命成功,引起各省響應。當時人在丹佛 (Denver, Colorado) 朋友餐館打工的孫文說「武昌之攻, 乃成於意外」。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的孫文因其國外的經驗與關係以16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由於他缺乏社會與政治的基礎其後自然敗於袁世凱。1913年8月孫文經過台灣往日成立中華革命黨。1916年5月1 日回到上海住於租借地。1919年10月成立中國國民黨。1924年在蘇聯的指導下建立黃埔軍校,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4年開始為了建立較完整的意識形態而開始16場的演講,稱之為「三民主義」,其中六場是民族主義。也因此一般人將孫文之提倡民族主義而視他為「中華民族主義」理論的建構人。

「中華民族」一詞最早使用的人是梁啟超 (2/23/1873 – 1/19/1929)。梁啟超於1902年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先將本已有的中華一詞與現代的民族一詞合併而成「中華民族」一詞,說來是個併裝車,並不據實質的意義。其後章太炎與楊度都曾使用這個名詞。楊度且於1907年提出漢滿蒙回藏共同建國的主張。孫文於1905年發表的同盟會宣言中雖已提出三大主義,但三民主義的具體成形是1924年以後的事。孫文於清廷倒台前後都沒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他本對五族共和一說沒甚麼意見,不但沒有反對還加以提倡。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所採用的五色旗即代表五族共和。今日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國民黨於1924年6月23 日才決定採用的。孫文晚年反對五族共和之說,他於1924年1月27日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的是國族主義。孫文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文雖知有西藏人,突厥人 (回族),滿人及蒙古人的存在,但他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文要的是一個融合的民族而不是共和。但在台灣我們所知的「中華民族」的定義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這也反應在中國的五星旗上。但中共到底是個共產政權,其對民族的定義源自於馬列主義。中共的說法是中國有56個民族 (包括高山族)。五族共和也罷,國族也罷,56個民族也罷,說穿了就是為了保有清朝留下來的疆域。
論及語言的複雜中國與歐洲其實是頗類似的。在歐洲,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拼音方式。也有兩大拼音系統:拉丁文與斯拉夫族的西里爾 ( Cyrillic )。歐洲固然有羅馬帝國時的大帝國,但於其後皆應循不同的王國,語言,文化及歷史而於18世紀後紛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中國理應同歐洲一樣分裂成許多獨立國家。之所以能維持在一起除了語文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中國境內的漢語系雖語言不同但皆書同文,易於溝通。藏人則有自己的書寫文字 (源於梵文),蒙古人目前採用Cyrillic 拼字。除了書同文外中國人雖然彼此不信任,不時對抗,互相討厭,固然有疆域的考慮但能夠維持在一起說來是一個毒素文化的作用 —- 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源於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春秋「公羊傳」也提大一統之說。尊儒罷百家的漢代董仲舒也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尊儒罷百家的董仲舒也罷,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也罷,要的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中國人不是不知春秋 (770-476 BC) 戰國時代 (475-221 BC) 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秦朝的統一 (221-207 BC)及其後 建立的朝代都使思想的黃金時代不再而成停滯的現象。但中國人樂「大一統」思想不疲。寧要大一統不要民主自由。不願去面對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並無法阻止分裂的傾向,而且人民不快樂,社會及政治問題難以解決,也扼殺了民間的創造力與活力。大一統思想反應在民族問題上則是「中華民族」這個怪論奇想。說來不只是個併裝車,還是個很有靈驗的靈紙車。膜拜的人唸唸有詞的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