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野山的巡禮之五 高野山的景教碑 —–伊斯,景淨,戈登女士

奧之院之為墳場固然充滿了墳墓、墓碑、悼文、悼碑、與佛像,但也有一些是與墳場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中兩個與文學有關,一個與基督教有關。

在奧之院的中途處立有一個「芭蕉句碑」。松尾芭蕉(1644-11/28/1694)可說是日本歷史上最有名的俳句詩人,也被稱為俳聖。在奧之院的一塊大石頭上刻有「はせを翁(芭蕉翁)  父母のしきりに戀ひし   雉子の聲」,大略翻成「父母  深切的愛  雉鳥之聲」,倒也多少反應了祭墓人的心情。另一個文學碑則是日本的文學巨匠司馬遼太郎的「高野山管見」。這個刻於一顆巨大石塊的短文,樹立於離奧之院入口處不遠的地方。司馬遼太郎(8/7/1923-2/12/1996)的本名是福田定一,司馬之名由司馬遷來。內容大要是他遊高野山的感想,描述大門(山門)之有如唐代都城的城門,到高野山這個宗教城市之亦幻亦真的感覺。司馬遼太郎的一些長篇小說如《燃えよ劍》,《國盜り物語》,及近代歷史的長篇小說如《竜馬がゆく》,《坂の上の雲》,都頗受好評,而也相當有名。

除了這兩個與文學有關的碑文外,另外一個有歷史意義的碑文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個石碑顯然是個複製品,不過複製的相當的好。那麼,這個複製品的由來是什麼?答案看來就在於旁邊的一個小墳墓—-伊麗莎白‧戈登女士(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的安息處。了解這個關聯也是一個很幸運的偶然。當我在研讀這個景教碑時,一個英文說的很好的奧之院志工導遊剛好走過。他向我說明戈登女士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她長年居住在日本研究佛教,而下結論到:佛教與基督教的最終目標都是一樣的,而也師出同源。在這裏有兩個課題我們稍作討論:一是景教碑;一是戈登女士。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781年2月4日(唐建中二年)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在大秦寺(教堂)內建立的。撰文者為伊斯的兒子景淨(Adam)(李亞丁:景浄—-唐代著名景教傳教士、主教、和翻譯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撰寫人)。景教碑共有1780個漢字及一些古敘利亞文,敘述景教自635年到781年在唐朝成功傳教140多年的歷史。景教(聶斯托留派,Nestorianism )原為東正教的一個支派。5世紀時,康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聶斯托留(Nestorius)因被東羅馬帝國視為異端,放逐至死。其追隨者輾轉至波斯發展,並於7世紀時到唐朝發展。按碑文來看,當時的景教在唐朝於超過百餘個城市都建立有教堂,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賀宗寧:大秦景教碑建立。2/3/2017),例如郭子儀。但在「會昌法難」(845年,唐武宗會昌五年)時,景教與佛教都一樣受到唐武宗的迫害。外籍景教徒被遣返回西。景教碑據聞被景教徒埋入地下,一直到1625年(明末熹宗天啓五年)才在西安近郊偶然出土。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說明,目前全世界共有八座景教碑之複製碑(崇基學院的院徽之十字架即由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圖案而來)。高野山的這塊景教碑是戈登夫人於1911年贈與高野山的(蔡詠梅:日本高野山發現中國大秦景教碑)。

戈登女士於19世紀末與她先生(John Edward Gordon, 1850-1915)環遊世界。他們於1891年首次抵達日本,兩人都愛上了日本。回國後他們參加了那時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協會(British Japan Society),她為文著述不少友日的著作,而一般咸信有助於1902年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的簽訂。從1907年開始,戈登女士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日本。本身是個虔誠基督徒的她致力於佛教的研究。戈登女士終其一生至少出了十三本書,其中有四本是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的比較研究。支持錫安主義的她,深信英國與日本都與以色列的「失落」部落有關。她相信基督教與大乘佛教師出同源,認為大乘佛教的起源受到基督教的影響(The National Library of Israel: The Elizabeth Anna Gordon Collection,與Noboru Koyama: Elizabeth Anna Gordon (1851-1925))。戈登死後依其遺願葬於高野山。有如那名日本導遊回答我的問題道:你不一定要是佛教徒才能葬於高野山。

若沒有景教碑的存在,我們很難去了解當年基督教(聶斯托留派)傳教到唐朝的情形與盛況。這說明了紀錄(尤其是較耐久的石碑)的重要。我們也了解撰文者景淨是個翻譯家,也參與了佛經的翻譯。這也使我想起於北宋年間(960-1127)輾轉到中國發展的猶太人。多少因為與回教信仰及習俗的相近,而被稱為藍帽回回,甚至被劃分成回族。猶太人的寺廟也稱為清真寺。這說明了在早期,許多目前看起來很敵對的宗教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但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都身處異鄉,在面對主流文化(如唐宋)下的結合。而最後,若戈登女士之為哈日族而間接促成了英日同盟的成立,另一個較近代的例子是,也是哈日族的郝斯賀弗(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太平洋時報》11/17/2016)則促成了1936年德日的簽訂「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及後來的軸心國之聯合。撇開聯盟/同盟的正反面不談,戈登與郝斯賀弗都說明了個人在國際同盟間的運作力量與可能的效果。個人的努力與運作在歷史的發展上是不容許忽視的。(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