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統老賊有傳承 江山代有賊人出

1979年來美留學時,家母送行到日本。那時住在舅舅家近一個禮拜。舅舅家及阿姨家都是傳統的日式房子。在台灣看慣了鐵門及像牢房的鐵窗,但還是沒法阻擋被稱為「賊仔狀元才」的小偷,心想這種房子怎麼會是小偷的對手。好奇的我問我舅舅說這種房子能防「泥棒」(日本話小偷的漢字)嗎?舅舅笑笑的說,小偷是沒有的,但有的是大盜。他意指的是政界的賄賂與腐敗。因為那時是前日本總理大臣田中角榮(5/4/1918-12/16/1993)洛克希德賄賂案(1976)爆發沒幾年,而日本媒體仍追蹤案情的時候。曾經參與日軍在南洋作戰的姨丈還跟我說,田中角榮不是日本人。頗以他為耻。

我們當然知道日本不是沒有小偷的。那年剛抵達成田機場而在機場與友人通電話的時候,放在我身邊的一瓶免稅酒就被偷了。而台灣也不是到處都有鐵門牢𥦬的。到小地方一看,許多人家也都是門戶洞開的。日本社會固然小偷較少,而許多國家的小地方也都可以不閉戶,說來這牽涉到一個根本上的問題—-互相信任。

互相信任

10幾年前美國CBS電視台的知名新聞節目「60分鐘」 (60 minuets )有一節芬蘭人狂熱探戈的報導。生性害羞而不善社交生活的芬蘭人,卻於那時捲起了探戈的熱潮。畫面中顯示芬蘭婦女在進入舞場跳探戈前,都將手提包集中放在入口處。沒人看管,而大家也不以為意。似乎沒有人在意會被偷竊,而也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想到會有偷竊這個問題。而也在十幾年前有則紐約發生的新聞。一名蘇格蘭來美的婦女,將嬰兒推車放在餐廳門外進入用餐,被人檢舉而遭「危害嬰兒罪」(felony child endangerment)起訴。鏡頭顯示將嬰兒推車放在店門外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常態,但在美國這可是難以想像的事。

那麼,這種文化差異代表了什麼?

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一個瑞典人表示,瑞典人彼此間的信任度相當高。而據Pew Research在2008年的調查中發現,瑞典人在歐洲各國中是彼此信任度最高的國家。Pew Research用的問題是「大部分人在社會中是值得信任的嗎?」(Most people in society are trustworthy?)。Pew Research 的 結論是,信任度越高的國家,犯罪與貪腐度越低(Where trust is high, crime and corruption are low. 4/15/2008)。

但Pew Research這個報導不是沒有問題的,至少以我們的經驗來看。據這個Pew Research的調查來看,中國人是最互相信任的(79),高於瑞典(78)及加拿大(71)。美國只有58,日本43,俄國50,法國45。調查國家中最低的是肯亞(25)與科威特(27 )。但我們知道這種調查只能做個參考,不能當成事實與推論的證據。要說中國人的互相信任度高,貪腐度低,以台灣人的經驗法則來看,可能很難令人置信。我們大概只能解釋成中國人連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因集權社會的關係而難以誠實,或是問卷及取樣有所問題。

台灣的信任度

那個調查並沒有包括台灣,所以我們無法知道台灣社會對那個問題的回答會如何。但從經驗及歷史的發展來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在信任度上的轉變。

台灣在戰後初期,由歷史紀錄來看是有相當的信任度的。只可惜的是因不了解及無知而造成了錯誤的信任。以葛超智的著作來看,那時的台灣人似乎普遍的對「中央政府」有相當的信任。他們信任蔣委員長,也相信國民政府。這使得由當時盜賊橫行的中國派來台灣接收(劫收)的土匪軍隊如入無人之境,而得以大肆搶劫、偷竊,以致於後來的屠殺。

在戰後初期那段年間,義憤填膺的台灣人開始稱國民黨政權為賊仔政府(kleptocracy)。不當黨產只是一個代表。既然上者為賊,下樑焉有不歪的道理。在這種上行下效下,台灣的盜賊文化卻也開始盛行,而人民的互信也遭到一再的摧殘。由對政府的不信任發展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早期在銀行借貸困難下,中小企業家轉向標會的方式籌措資金。參與者都是鄰閭及親戚間,互相信任度高,而在借錢還錢上都沒什麼問題。但進入七十年代後,這種鄰閭親戚間的互信也受到了侵蝕,而我們也看到一件又一件,越倒越大的倒會之風。

也不只資金運轉較大的城市區如此,純樸的鄉間人士也跟進了。據鄉間來的友人說,由於農藥的大量使用,使農民都不肯吃這些大量農藥使用下生長的蔬菜。一些農家都另闢地種植一些自己要吃的蔬菜,但不灑農藥。

在這種互相信任度低而盜賊文化盛行的台灣,衝突也就難以避免了。

老賊法統,代代相傳

二次大戰後在國共最後交戰之前,國民黨擺出改革的姿態而於1946年12月25日由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月1日宣布實施。憲法通過後也選出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等所謂的中央民意代表。1948年3月在南京報到開始集會。1949年後,這些跟隨國民黨到台灣的也就成為終身不用改選的「萬年國會」。

1987年解嚴後,民進黨全力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終結萬年老賊」運動。1991年通過修憲及「動員戰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同年中央民意代表正式走入歷史。這個當年因戰亂而國代應選3045人,但只選出2961人;立委應選773人,但只選出760人;監委應選223人,但只選出180人的首屆中央民意代表,到1990年時只淍零成768人。其中國代612人,立委138人,監委18人。(王鼎棫:再見了!萬年國會—台灣民主歷史的一個轉捩點。《故事》2016年9月3日)

這段歷史看似結束,但其傷害早已形成。這群老法統不只薪資優渥,又有特權,加級,及不動產的配給。立委可以自定法律自肥,如謂約當三年立委可以當律師。而年紀大了也得要醫生照顧。近鄰的台大醫院也得派兩位教授級的醫生到立法院值班駐診。當年職責只是選總統副總統的國代,在當年的台北縣都配有佔地百多坪的西洋式獨門獨院住宅,目前都已改建的小碧潭。其後代子孫還都沾利。立委及監委自然也跟進,而都在外雙溪及內湖有配宅。

但在這群老賊走入歷史之前,也「提攜後進」的製造出一群小賊,如今這批小賊都已成為新世代的老賊。賊仔政府是會代代相傳的。

當年幼賊,如今老賊

台灣於1950年開辦勞保, 1958年開辦公保。了解當初這兩個保險系統設計的人知道,勞工的人數雖然眾多,但其保險給付多少只是象徵性的。相對之下,公務員雖然人數較少,但公保的給付較優渥。看台大醫院後面有棟公保大樓就知其特異性。公保不但給付較優渥,也包括勞保所沒有的眷屬喪葬津貼,米糧配給,子女學雜費優待,績效奬金,年終奬金,及其他各種優待,及後來又加上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當初公務體系的建立本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民族壓迫事實。我們了解當初「中央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公務體系絶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外省人。當年舉行的公務人員考試,採取省籍比例的原則。在1948年(撤退前,「外省人」尚未大量來台時)548名的錄取名額中,外省人依人口比例錄取了540人,本省人只錄取了8人。在1989年的600名錄取名額中,本省籍有22名(3.7%),而外省籍則佔了578名(96.3%)(考選部公布的公務人員高普考試錄取名額資料)。

在公務員的平均待遇及附加福利本就已相當良好,並大大超越民間平均薪資的時候,從三十多年前開始,國民黨為了鞏固選票更時而大幅加新,而幾乎是年年加薪的。從1985年的8%, 1988年的10%, 1990年的12%,1991年的13%, 1994年的8%,到1996年的5%(李順德:選舉與軍公教加薪關係)。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公立學校的教員嚴格上依法律定義不屬公務員,但其待遇皆比照公務員處理,而一般也皆以公務員視之。但在政府公布的公務員人數上則看來都不包括教職員。

2015年,全國公務員總數為347,552人(全國公務人員資料庫)。那年銓敘部所辦理的公務員退休人數為11,463人。在公立的教職員方面,公立學校教師人數,依教育部的統計, 2015年共有216,381名教師, 40,244名專任職員。而這些公務員、教職員、及職業軍人,便成為所謂的軍公教人員。

在台灣失業率高,就業困難,而大學畢業生在22K薪資苦哈哈下,一般受雇員工的薪資也好不到那裡去。2015年,台灣受雇員工的平均月薪為38,716元,外加奬金紅利及加班費則為48,490元(自由時報7/15/2016)。而按銓敘部資料,目前領月退的13.5萬公務人員,平均月領56,383元。繳稅而使政府得以運作的受雇員工其薪資卻少於極少數的退休公務人員,這是很荒唐的。但你若了解這個歷史發展的軌跡,不難看出這不但是個階級問題,年齡層的代差問題,也是民族問題。而在近年來的年金改革議題上看來,我們也看出了新一代老賊的嘴臉。

槍口果然向錢開

當年的老賊除了堅持他們所代表的是中華民國的法統外,別無其他說辭。但現今的老賊可是有「教育」的,一些邪說歪理也都跑出來了。而且講起話來還振振有詞的,有如權威老師在上課而大家都得聽他們的一般。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軍公教的年金計算與勞保的年金計算有很大的不同。

勞保老年給付的計算方式是:平均薪資X1.5%X年資。新制公務員的老年給付則是:本俸(年功俸)兩倍X2%X年資(最高35年)。1995年前的舊制則有所謂的18%。台灣在1960年時, 65歲以上人口占約2.5%,平均每20.7名年輕人撫養一名老人。但時至2016年時, 65歲以上人口占約13.2%,平均每5.6名年輕人得撫養一名老人。15年後將會掉到每2.5名年輕人撫養一名老人(林于凱:告別大政府時代,「陳庚金們)自娛娛人)。

也許看清這財政危機及來日不多,國民黨的中評團主席陳庚金就說:「能撈就撈,能混就混,拖垮政府」。但可能最諷刺的是代表退休軍人團體的所謂「八百壯士」。

這一個借名充滿宣傳色彩而歷史疑點頗多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而自稱為「八百壯士」的退休軍人團體,可從來沒有打過戰,不會禦敵,也不會打「共匪」。但談起錢來,為了保護年金,卻是慷慨激昂。這可真讓人頗為稀奇。

美國的軍隊是無役不與而身經百戰的。但就沒聽說美國退伍軍人上街要錢的。除了抗議要求改善退伍軍人醫療服務品質外,退伍軍人為了爭取權益而上街頭的可能只有1932年的奬金軍隊(Bonus Army)了。這些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幾年就業及作物生產,加以身心受創而無法正常工作的退伍軍人,聯邦政府本答應要照顧他們,但却時值大恐慌年間。聯邦政府於是開了張遠期支票,要到1945年才能兌現。無路可去的退伍軍人之中,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之多於是到華府陳情,而最終與聯邦政府衝突起來。當時的民意是支持退伍軍人的,而這個事件也多少促成了羅斯福於1932年的當選。美國國會也於1936年通過給予退伍軍人奬金,不用再等到1945年。

1932年的美國退伍軍人之爭取權益是受到美國民意支持的。他們也是打過戰,受了傷,而在從軍期間失去薪水及農作的一群義務役軍人。但台灣這群「八百壯士」卻是一群沒有打過戰,也不知會不會打戰,沒有受過傷,而許多是五十歲不到,很年輕就「退休」的人。但當講起錢來,卻如同要打仗一般。這不能不令人想起鍾理和「原鄉人」一文中的那個日本老師。

鍾理和的那個小學日本老師對中國人很輕蔑,而多少也刺激了鍾理和「原鄉祖國情懷」的產生。鍾理和的日本老師問學生,你們知道支那兵的槍是往那個方向打嗎?學生一臉疑惑。老師說,支那兵向有錢的地方開槍。這個被那個日本老師譏笑的「支那兵」,可不是當今「八百壯士」的寫照。

台灣的「義賊」文化

廖添丁(5/21/1883-11/18/1909)是日治時期的一個傳奇人物。民間將他形容為一個劫富濟貧的義賊,也是個抗日英雄。但以廖添丁的判決書來看,廖添丁只是個殺人犯及竊盜慣犯。事實如何有待史家去澄清。但一個事實是,不但有人為廖添丁立廟立碑,也為他樹立了銅像。

台灣這種怪異現象不只發生在百年前的社會,也發生在1980年代。那時的一名退伍軍人李師科(3/5/1927-5/26/1982),於1980年1月以土造手槍射殺一名員警而取得點三八左輪手槍。而後於1982年4月14日以此手槍搶劫銀行。急於破案的警方以刑求的方式逼迫因酷似李師科而遭密報的王迎先承認犯案。王迎先後來自殺(或遭自殺)而死。李師科於後來被捕後遭槍決而死。

一個殺人犯及搶劫犯的遭處死,如今卻如同當年的廖添丁般被奉為英雄。在台北新店的無天禪寺就塑有一尊巨大的李師科像而被奉為義賊。雖說奇怪,但卻也反映了一些台灣社會的問題與現實。

義賊如傳說中的羅賓漢之所以被廣為流傳是因為他劫富濟貧。李師科談不上有濟貧,而我們無法確定廖添丁是否有濟貧行為。劫富濟貧之所以受人傳頌,是因為許多人認為富人是劫貧濟富的。而社會之所以有劫貧濟富的現象,是因為有錢有勢的都與政府的權力掛勾而互相包庇。在那種情形下,人民也因而無法信任政府,而自然的要追求公義。在那種體制下,你如何要求一般人去相信社會,信任政府。

義賊文化所反映的是人民渴望的是義:義氣、正義、公義。但在同時卻也投射在義賊所表現的勇氣與不顧社會的規範,也就是說有反骨。這多少是一些人迷戀廖添丁與李師科科的原因。廖添丁犯案時(1902-1909)是日本治台初期,民間抗日事件尚強旺的時候。自然的又添加了一個反抗殖民的色彩。

進入20世紀中期,許多國家(以北歐為首)都採取了劫富濟貧的政策。他們對高所得者課徵高稅率,以平衡社會的貧富懸殊。他們也實施社會福利政策,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也因而減少了因貧富差距過大所造成的民怨。也可能如此吧,北歐的瑞典成為高信任度的國家。台灣社會的信任度在國民黨的賊政下固然廣遭摧殘,但隨著自由化與民主化,卻也一再的慢慢回升。明顯的如過去省籍的猜忌與對立在目前的社會已漸漸的雲消霧散。但過去因民族壓迫及戒嚴統治所造成的種種錯誤政策,卻有待一一翻盤以重建社會的互信與和解。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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