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族的認同政治之三 個人野心與群體利益 —–金納與尼赫魯

1947年3月,英國的末代印度總督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 1st Earl Mountbatten, 6/25/1900-8/27/1979)抵達印度。蒙巴頓的唯一任務是處理印度的獨立事宜。蒙巴頓得協調尼赫魯與金納的要求。那時,蒙巴頓與尼赫魯(及國大黨)都不知道金納的病情嚴重(金納有肺結核,也有一說是肺癌。金納於1948年9月11日去世)。蒙巴頓事後提及,若他知道金納的病情那麼嚴重而於一年多後就會去世的話,則只要他代表英國在印度待久一點,就不會有巴基斯坦(及後來孟加拉)的產生。

蒙巴頓的估算與說法許多歷史學家都會同意。沒有金納也就沒有巴基斯坦。

但金納之成為穆斯林聯盟的領導者,以致最後建立東、西巴基斯坦而成為巴基斯坦的國父,說來也是很怪異的。金納並不熟悉伊斯蘭教義,他是受英國教育長大的。他的穿著在當年與老尼赫魯一樣,都被稱為是最善於著裝的人(兩人都是律師)。他私底下喜歡飲用良好的威士忌,也抽雪茄,也是個大煙槍(一天抽50支煙,他喜歡的Craven A),他也不遵守伊斯蘭的食物教規(halal),也吃豬肉。 金納的演講及交談都是英語,他不用他的母語(烏爾都語,Urdu),他的生活方式走的是英國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他的元配是母親安排但他不喜歡的(Emibai Jinnah, 1878-1893)。元配在結婚沒幾年後就去世。在他四十多歲時,他愛上了被稱為孟買之花的拉蒂(Rattanbai “Rattie” Petit Jinnah, 2/20/1900-2/20/1929)。拉蒂是一個拜火教(一般是波斯後裔)望族富商的唯一女兒,與金納的結婚也被切斷了她與家庭的關係。拉蒂於結婚前改信伊斯蘭教。兩人育有一女蒂娜(Dina Wadia, 8/15/1919-11/2/2017,死於美國)。蒂娜後來在金納的反對下嫁給一名基督教徒,她也沒搬去巴基斯坦。雖然拉蒂於婚前改信伊斯蘭教,但巴基斯坦人仍視拉蒂為異教徒(Karifah,女性的infidel,不信阿拉的人)。巴基斯坦人也視蒂娜為不忠。這兩個人也都在巴基斯坦的文獻上消失了。金納被看成為國父,長年跟隨金納的妹妹法蒂瑪(Fatima Jinnah,7/30/1893-7/9/1967)則被視為國母(Madr-e-Millat)。

金納的私生活與言行談吐在穆斯林聯盟內並不是沒有人反對的,一些保守人士不喜歡他的過於西化。但這麼一個西化的人卻成為當時領導穆斯林聯盟,而最終建立巴基斯坦的人,卻也是很怪異的。這也是9/11後,歐美人士不理解為什麼許多已相當西化、同化的穆斯林最後會走上激進的路線。這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現象,但原因可能只有兩個:認同與宗教。而伊斯蘭教也有教義說,即使你殺人放火、十惡不赦,只要你為阿拉打聖戰(jihad),則你所有的罪都會被洗清。

金納的動機固然可由宗教與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一些學者也指出:金納並不要分治獨立,金納提巴基斯坦的分治獨立只不過是一個談判的籌碼,企求為穆斯林爭取到更大的權益而已(Ayesha Jalal: The Sole Spokesman。與Nasid Hajari: Midnight’s Furies: The Deadly Legacy of India Partition)。

若要給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省份(旁遮普與孟加拉)較大的權益,則印度得採取鬆散的聯邦制,但這不是尼赫魯下的國大黨所要的。為了協調雙方對峙的僵局,甘地建議由金納出任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但因金納冷唆獨斷的作風,尼赫魯及國大黨的領導階層皆否決了甘地的建議。

金納在印度政治運動中的歷史是比甘地(雖然比金納年紀稍長,但早期在南非)與尼赫魯都要來的資深的。早於一次大戰中他受威爾遜總統14點和平原則的影響,也提出了保護穆斯林權益的14點要求。金納是大英帝國引進的啟蒙運動思想的產物,但自視極高的他不願居於次要的地位。他沒有尼赫魯的親和力,也沒有尼赫魯與蒙巴頓之間的良好關係,金納與蒙巴頓的關係是相當不良的。對落後的穆斯林社區(當年約佔印度人口的20%),他也由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崛起學到了一點,極為簡單的訴求所可能產生的巨大效應。最後巴基斯坦的產生可能也是他所未預料到的。(Mr. Jinnah, 9/13/1948。金納死後兩天報紙The Hindu的社論)。

金納也許表現的相當不合常理而難以交涉,多少也與他是個相當成功的律師有關。但尼赫魯與國大黨也不是沒有責任的。在許多可以妥協的地方,國大黨(大黨)對穆斯林聯盟(小黨)都不肯讓步(Nasid Hajari: Midnight Furies)。有學者(Ayesha Jalal)推論,若沒有分治,則因穆斯林人口在旁遮普及孟加拉的眾多,尼赫魯(及後來也出任總理的女兒甘地夫人及孫子Rajiv Gandhi)無法掌控印度政壇30多年。

在巴基斯坦成立/獨立的演說中,金納強調世俗(secular)統治而非宗教治國,也強調宗教平等。他也隨後辭職養病。但整個大局勢的發展已如脫韁野馬而非他所能控制的了。有一個未能證實的傳聞是,他於死前認為巴基斯坦的催生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

每個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人都有自我,多少也都會有私心。但個人的利益與群體的利益常常是會不一致的。也因而在雙方面互相攜進,衝擊,與運作下,個體的利益與群體的利益也常常不同調,而會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混合,甚至對沖。而小我與大我也常有不同的結局。小我與大我的成功與失敗常不一致,而當一致時也未必代表了真正的成功。巴基斯坦的建立看來是金納與穆斯林聯盟的成功,但其結局看起來卻也是兩者的失敗。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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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民族的認同政治之二 伊斯蘭認同與巴基斯坦的產生 —–金納的角色

印度的獨立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與大現實情況的改變(二次大戰後的大英帝國已無力去維持一個帝國的作業),說印度的獨立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並不為過。但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難以說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整個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的產生過程固然有其原因與動力,但也有很多偶然與個人的因素。不少歷史學者都同意,若沒有目前被巴基斯坦奉為國父的金納(Muhammad Ali Jinnah, 12/25/1876-9/11/1948)的話,則不會有巴基斯坦的產生。

伊斯蘭教是公元711年開始抵達印度的。那時是一個阿拉伯的將軍(Muhammad bin Qasim, 695-715)攻打到印度河後開始的。之後就有一系列外來穆斯林的入侵,最後是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857)的建立。但印度對這些外來的穆斯林所做的文獻記錄,其描述是基於語言與族群,而非以宗教為主。

印度是一個多語言、文字、族群、與宗教的社會。印度教(這個名稱是外來者所稱的)的成分複雜,信仰方式各異,但卻也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後來引進的伊斯蘭教則多少形成了一個有異於印度教的認同。但在語言及文字的使用,或族群的分類上,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是一樣而沒有分別的。例如巴基斯坦的官方語言烏爾都語 (Urdu)  也是印度的一個官方語言之一。

除了伊斯蘭教之為一種認同外,蒙兀兒帝國的統治時期也給予穆斯林居於統治地位,也佔有了統治的領域。當印度國大黨成立(1885)後開始運作的那當時,成員大都是印度教徒。國大黨當時在印度教徒的主導下,反抗英國的統治而成為印度人的唯一喉舌,卻也多少引起穆斯林的不安。穆斯林因而於1906年成立了穆斯林聯盟(All India Muslim League, AILM)。代表了過去曾居於統治地位的穆斯林,多少不願臣服於印度教徒之下。但在那個時候,印度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多少都團結在一起,共同反抗英國的統治,為的都是爭取印度能脫離英國的統治。

但那時的知名政治人物與詩人伊克巴(Muhammad Iqbal, 11/9/1877-4/21/1938)認為伊斯蘭教不只是個認同而已,伊斯蘭教也有自己的律法,而應形成自己的社區。伊克巴也倡議推動穆斯林較多的一些城邦爭取主導地位,也是雙民族論(Two-nation theory)的倡議者。

有了伊斯蘭教之為認同,及蒙兀兒王朝過去有領域的事實,加上詩人伊克巴所賦予穆斯林的使命感,而最終將這些付諸實踐的是被巴基斯坦視為偉大領導人(Quaid-i-Azam, Great Leader)的金納 (Akbar S. Ahmed: Jinnah, Pakistan and Islamic Identity)。但金納之走上這條路卻也非他的本願所在,而是充滿曲折離奇的。

金納是一個頭腦清晰而處事相當冷唆的一個律師。無論在孟買或倫敦,他都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律師。善於投資理財的他也是個鉅富。他在印度與倫敦都有豪宅名車,也有許多服務人員。一般咸信他原本不是個很信教的人,他是強調世俗統治(secular rule)的。他也本不是個黨派很強的人。 金納原先是參與國大黨的,但他對國大黨以印度教徒為主的領導階層頗有意見。當穆斯林聯盟於1906年成立後,他也沒有參加。金納是於1913年才參與穆斯林聯盟的。同時也是國大黨員的他致力於兩邊的合作。後來選上穆斯林聯盟主席的他,於1916年與老尼赫魯(Motilal Nehru, 5/6/1861-2/6/1931,尼赫魯的父親)共同發表了拉克諾協議(Lucknow Pack),強調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的合作。當國大黨於1920年採用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堅持真理」(satyagraha)後,金納退出國大黨。多少由於不合作運動與「堅持真理」源於印度教與耆那教,宗教的味道頗濃。之後金納的運途也不順。當1929年他的第二任太太去世後,他離開印度到英國。而在同時,穆斯林聯盟也處於內鬥及分崩離析的狀態。認為只有金納能領導穆斯林聯盟的伊克巴最後說服金納的返國(1934)。伊克巴的想法也對日後的金納有相當大的影響。而金納的回國也強化了穆斯林聯盟的發展。

回國後的金納開始放棄他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律師的形象,由西裝改穿穆斯林式的服裝,言語論述也採用穆斯林的思維。由一個世俗的印度民族主義者轉型成為一個穆斯林民族主義者(Muslim nationalist)。而也於1930年代,金納與尼赫魯已互相敵視而水火不容。1940年3月,穆斯林聯盟在他領導下於拉合爾(Lahore)通過了拉合爾決議(Lahore Resolution),主張分治以建立巴基斯坦—一個純淨(pak)的地方(stan)。

二次大戰的爆發也改變了英國,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的三角關係。反對英國片面宣布印度參戰的國大黨領導階層遭到牢獄之災。穆斯林聯盟則採取支持英國的立場而於此間壯大,而成為明顯的第三勢力。二次大戰後,印度的獨立已成定局。1946年8月16日,金納發動的「直接行動日」(Direct Action Day)引起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的互相殺害。這種因宗教認同問題所引起的大量廝殺,到印度與巴基斯坦獨立前後都沒間斷過。

沒有金納也可說就沒有穆斯林聯盟的壯大,與最終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但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是否就是金納所追求的呢?這也是一些史家所存疑的。可以說的是,一些個人的恩怨,宗教與政治權力的衝突,最後是造成了兩千萬人的流離失所與上百萬人死亡的1947年印巴分治的慘劇。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