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四 從東印度公司到英國統治的印度 —–許多飢荒所顯示的問題

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之建立倒也不是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博觀計劃的。大英帝國的建立有一大部分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大英帝國的統治印度是一個最佳的代表。(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進入17世紀時,原本掌控從亞洲進口香料的葡萄牙開始式微。這期間,荷蘭、英國、及法國也都加入了這個貿易戰的搶奪。1600年,英國商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印度為中心。荷蘭商人也於1602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做貿易的競爭,但建基於印尼。當時的印度在蒙兀兒王朝的統治下。英國商人為了求取貿易,爭取而獲准設立通商口岸。這些通商口岸最後發展成孟買、加爾各答、及馬德拉斯(Madras,目前改名為 Chennai,清奈或欽奈)。

促成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擴張的是蒙兀兒帝國的衰弱與內亂。在十七世紀下半個世紀,統治蒙兀兒帝國的奧蘭哲帝王(Aurangzeb, 11/3/1618-3/3/1707,統治期間 1658-1707)大舉迫害印度教徒,而造成至今都未停歇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打鬥。由於印度的動亂,迫使東印度公司必須建立軍隊以保護通商口岸,以防範地方王公及土匪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逐漸擴大,並掌控了越來越多的領土。但此時法國也加入了印度的角逐。人手不夠的法國以歐洲軍隊的建軍方式訓練當地人成軍作戰(稱為 sepoys),倒也相當有效而漸漸掌控了南印度。有鑒於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訓練當地人建立歐洲形式的軍隊,以與法國及印度的一些敵對勢力作戰。在歐洲以英法為首的兩大陣營的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有海權優勢的大英帝國贏了,也結束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在七年戰爭中支持法國的蒙兀兒王朝自然也受挫。本來就只是靠聯盟,而非直接統治的蒙兀兒帝國,到18世紀中已名存實亡,而到19世紀中葉正式走入歷史。

十七世紀一直在印度擴張並獲利甚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管理上卻是很鬆散,而且相當腐敗。印度的氣候及疾病也使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死亡率超高,而許多人也急功近利的能撈就撈,並收賄無數。當時英國的一個貴族平均年收入800英磅,但有個成功的軍官(Robert Clive)因為在印度打勝戰,紅利高達211,500英鎊,外加每年27,000英鎊的薪水。一些想申請到印度「經商從軍」的英國人,有些也行賄高達2000英磅以求錄取。(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也因為這種鬆散與腐敗的作風,東印度公司最後也面臨破產而得向英國政府貸款。當債主的英國政府也漸漸的介入印度的事務(1778-1857 )。1857年,由於印度教軍人誤以為步槍所使用的潤滑油是牛油,而回教軍人誤以為是豬油,因而挑起了印度對東印度公司的叛變(Great India Mutiny)。最後平定動亂的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而由英國設院直接統治(British Raj,1858-1947)。在大英帝國統治下,也只有60%是直接統治,40%是透過聯盟而間接統治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話線也都非經過詳細規劃,而是在有危機後才匆匆忙忙開建的。也由於這個鬆散與腐敗的原因,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是最容易發生飢荒的(Jon Wilson: The myth of ‘strong’ British rule in India)。

由於農業技術的落後及缺乏灌溉系統,若再加以雨季(monsoon)不順的話,則農災是很容易發生的。在蒙兀兒王朝統治時期,農民得繳10-25%的貢(tribute)。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取代蒙兀兒王朝,而一般農民不知下,貢(英國不稱其為税tax,而延用貢一詞)被提高到50%。在過去農業欠收時,蒙兀兒的統治者會酌量減貢。但英國仍堅持50%的貢稅。也因此在孟加拉一地就於1770,1783, 1866, 1873, 1892, 1897,及最後的1943-1944都發生饑荒(Rakhi Chakraborty: The Bengal Famine: How the British engineered the worse genocide in human history for profit)。

飢荒發生的原因還多少源於作物的變化。為了增加外銷市場及利潤,英國鼓勵經濟作物的栽培,而不是米糧蔬菜的耕種。經濟作物如藍靛藍染(indigo dye),茶葉,及鴉片等。1770年的飢荒估計死了1000萬人。最近一次的1943年由於是二次大戰中,緬甸在日本的佔領下,切斷了孟加拉與緬甸的貿易,使飢荒惡化。1943-1944年的孟加拉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二百萬到七百萬之間。一向視印度人為草芥,而認為印度人咎由自取的邱吉爾(他說:I hate Indians. They are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將原本要救援孟加拉飢民的糧食與醫藥轉送到歐洲戰場。在德里的英國殖民政府向邱吉爾報告飢民的慘狀而向他求援時,邱吉爾回復道:那為什麼甘地還沒死(Then 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東印度公司,及後來接棒的大英帝國之進軍印度為的是利潤及後來的領域掌控,而做法則是財迷心竅。一開始固然有入境隨俗及平等對待的一派,但後來顯然是歐洲優越主義派占上風。而當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加入印度的「開發」後,更增加了與當地原有宗教的摩擦與對立,及歐洲優越主義的行徑。飢荒反應了這整個只求取獲利,殖民壓榨,缺乏全盤規劃,及視被殖民的印度人如草芥的作風的結果。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三 穀物法與糧食的自由貿易 —-愛爾蘭飢荒的同步發展

愛爾蘭馬鈴薯飢荒發生於近代歐洲的一個地區(國家),它的影響相當廣泛。每八個愛爾蘭人就有一人死於飢荒,一到兩個人往外移民。再加以它就發生在當時全球首富首強的大英帝國的大門邊,大英帝國為什麼縱容其發展而毫無對策,便也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

首先要考量的是,當時是維多利亞女王年代(1837-1901)的大英帝國,政治上的一般信念是放任政策(Laissez-faire)。這個信念的原則是相信自由經濟,不相信政府的干涉。而也頗符合達爾文發表進化論後,有些哲學家將其推論延伸成「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其實也是今日一般保守派人士的信念。在這種信念下,自然會採取不干涉的態度與做法。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宗教與民族及文化上的偏見。信新教而又處於統治壓榨地位的英國人,普遍將被統治而又是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視為有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認為是因為這種道德上的瑕疵與沉淪而導致飢荒。說來這是神的旨意(providentialism)。既然是神的旨意,人類的干預自然是一種不道德而邪惡的行為(Jim Donnelly: The Irish Famine)。

但也不能說大英帝國是完全放任不管的。在這段期間,英國也為災民開放糧食救濟(soup-kitchen),每天餵活了3百萬人。但這個不貴而又有效的政策卻只實施了六個月(1847年3月到9月)。大英帝國也為遊民及災民開辦公共工程建設以雇用災民,但也只實施了一個冬天(1846-1847)。

放任不管或見死不救是一回事,但最引人詬病的是在饑荒期間,愛爾蘭仍向英國大量輸出麥與奶油等糧食。這固然源於愛爾蘭的大地主都住在英國,佃租都交由中間人負責,而農產品的一大部分也都外銷英國。有學者指出,即使糧食不外銷英國而留在愛爾蘭的話,糧食也會不夠使用,因為作物的欠收相當的嚴重與廣泛。而事實上,英國政府也為解決飢荒曾短暫的由國外進口糧食,但無濟於事。不管如何,在飢荒中卻向英國輸出糧食一事引起愛爾蘭人的普遍反感,而也多少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動力。也有學者(Francis A. Boyle, 1996)指控這場飢荒是大英帝國對愛爾蘭人所採取的滅族(genocide)作為。這種說法挑起了愛英關係的敏感神經。支持滅族看法的人雖不多,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對愛爾蘭人仇視英國人的動力相當的大,而多少促成了後來的自治與獨立運動。

但無可否認的是這場飢荒也是一場天災,是黴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所引起的廣大病蟲害。之所以引發廣大的災害是因為當時的愛爾蘭人所種植的馬鈴薯都屬同一品種(Irish Lumper),基因上的類似使感染時全體同時遇害,沒有抵抗的能力。許多現代農業的生產也都採取同一基因的單一作物大量生產的模式,以方便生產及採收。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

生物的多元及單一品種內的多樣性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及存活的保證。當愛滋病氾濫時,有學者注意到有少數人(歐洲裔的白人)對愛滋病有免疫力。推測這是因為過去歐洲遭黑死病(plague,同愛滋病的病原一樣都攻擊免疫系統)肆虐的結果。歐洲中古世紀的黑死病感染廣泛,估計有30-60%(七千五百萬到2億人)的歐洲人死於黑死病。由於黑死病的刺激,加速了歐洲人基因上的突變(CCR5-delta 32 mutation)。估計今日的歐洲有10%的人口對愛滋病有免疫力。

人類有趨同排異的傾向,但這常常不是生存繁榮的法則。社會的多元與文化的多樣性,其實也同生物的多元一樣,都是維持一個社會的生機與發展的要件。

與愛爾蘭的大飢荒同時發展而也有關聯的是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s)的廢除。穀物法是英國於1815年通過的,對進口的穀物課以重稅。目的是保護本國的農民以圖利控制國會的地主 (貴族)。反對穀物法的是新興的工業界人士與工人。解決愛爾蘭飢荒也成為反對穀物法的說辭之一。穀物法最終是於1846年被廢除了。廢除穀物法後的大英帝國也積極的走向糧食貿易自由化的方向, 而於後來成為糧食貿易的中心。1841年,英國80%的小麥由自己種植採收。到1900年,這個數目字掉到25% 。1860年, 49%的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的糧食出口都進入大英帝國。1891年人工冷凍機發明後,肉品的進出口也不再是個問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4年,英國42%的肉品都靠進口。但在19世紀末期,在印度、中國、韓國、巴西、俄國、衣索比亞、與蘇丹有5000萬人因飢荒而死。政治、經濟、及氣候不良都是原因,但這種糧食進出口的移動不能不說是導致這些地區發生飢荒的主要原因之一(Chris Otter: Feast and Famine: The Global Crisis )。

有人多吃而肥,卻也有人沒得吃而飢,甚至飫死。愛爾蘭在大飢荒時卻還向英國輸出糧食。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穀物的輸出多少影響到了許多地方飢荒的發生。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二 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 —-大量往外移民的開始

美國人口中有3330萬人有愛爾蘭人的祖先,占美國人口的10.5%(2013年的資料)。這還不包括300多萬自稱為蘇格蘭‧愛爾蘭人的後代(Scots-Irish,主要由北愛爾蘭來,大都是新教徒),占美國人口的1%。也就是說,在美國的愛爾蘭人約比愛爾蘭島上的愛爾蘭人(包括愛爾蘭共和國人口476萬人,及北愛爾蘭人人口約180萬人。北愛爾蘭屬英國統治,人口愛英約各半)多出了五倍多。所以有這個現象主要源於19世紀中葉後的大量移民美國。大量移民的主因則是1845-1852年間所發生的大饑荒(Great Famine,愛爾蘭語 Gorta Mór)。美國人一般都稱之為愛爾蘭馬鈴薯飢荒 (Irish Potato Famine)。

馬鈴薯,同蕃茄、玉米一樣都原產於美洲大陸。1520年,馬鈴薯被(Sir Walter Raleigh)引進歐洲。由於種植容易且多產,沒有多久就於歐洲普及開來。在許多地方多少只是作物的一種,但在愛爾蘭卻成為主要作物。這是由於當時的愛爾蘭人所實行的是平均分配土地給兒子,而非只有長子能繼承。土地越分越小的結果變成只能種植單一作物馬鈴薯。而事實上,當時許多愛爾蘭人也只靠馬鈴薯維生。也因為馬鈴薯的引進,使愛爾蘭的人口由1780年的4百萬人增加到1841年的8百萬人。但即使在飢荒前,信奉天主教而又大都是大家庭的愛爾蘭的許多窮人即處於吃不飽的情況。

維京人、法國人、及英國人很早就開始入侵愛爾蘭(主要是東部及北部)。1801年1月,大英帝國正式將愛爾蘭納入版圖(Acts of Union)。在大英帝國的統治下,大地主(貴族)都住在英國,在佃租方面則交由中間人去負責。而中間人也常採取向地主繳納固定額款的方式,然後向佃農大舉剝削以增加利潤。在1845年, 24%的佃農耕地只有0.4到兩公頃(hectare)之間,40%的佃農的耕地只有二到六公頃之多。小耕地,人口多,及高地租的中間商的剝削,使許多愛爾蘭人處於不時挨餓的狀態。平常稍有歉收都會影響到生計,更不用提全面影響到馬鈴薯作物的病災了。到1840年時,有1/3的愛爾蘭人是只靠吃馬鈴薯維生的。而約於1844年登陸的病蟲害,造成了馬鈴薯作物的全面損害及大量的飢民,也造成了愛爾蘭人的大量移民,並進而加速了愛爾蘭的自治運動(Irish Home Rule Movement,1870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及最終的獨立。

當1845年的馬鈴薯病蟲害開始發生時,所影響到的是歐洲各地的馬鈴薯作物。雖然歐洲到處都受到影響,但愛爾蘭受害特別深。這是因為許多佃農只靠馬鈴薯維生,再加上愛爾蘭所種植的馬鈴薯幾乎都屬同一品種(Irish Lumper)。因為同一品種的同質性,感染的速度便有如野火般的擴散開來。當時就懷疑是黴菌所引起。目前用DNA及當年所留傳下來的葉子證實,所引起病害的黴菌是Phytophthora infestans。在1845年那年,馬鈴薯欠收1/3,再下去的幾年都欠收3/4。在沒地租可收下,許多中間商將佃農趕出土地。許多人不是餓死就是因病而死。估計有50萬人到150萬人死於這場大饑荒。有超過1百萬人移民他鄉。他們都移往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後來的美國。移民是艱難而危險的。有些人靠親友借貸,有些人靠已移民他鄉的匯款回來幫忙移民他鄉。由於窮困,所搭的船也都是極端刻難而危險的船隻 (被稱為棺材船,coffin ships),有時有1/3的人死於途中。

美國移民初期及獨立運動中有不少是愛爾蘭裔的,但大都是信新教而也說英文的蘇格蘭‧愛爾蘭人。美國歷任總統中也有不少是愛爾蘭後裔的,但也都是蘇格蘭‧愛爾蘭人。一直到甘迺迪才是第一個真正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的後代。大飢荒前後移民的大都是貧窮的佃農,信天主教的,而也不少是只會講愛爾蘭語 (Gaeilge),或是雙語的。也因此,這些移民到英語社會的愛爾蘭人也都得面對從英國社會所帶過來的對愛爾蘭人的偏見與歧視。他們到處求職,而也常做卑賤及危險的工作,並於一些地方同黑人競爭頭路。而一些雇主也在排斥愛爾蘭人的心態下,在求職廣告上或店門口貼上「愛爾蘭人免談」(No Irish Need Apply)。這類似於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在族群緊張的情況下,許多台灣人雇主貼上「限省籍」的要求。

目前往外移民仍是愛爾蘭人的思維。美國六十年代移民法通過後,實施了名額制,也多少限制了愛爾蘭人的移民美國名額。80年代時,由於經濟困境,迫使許多年輕有教育的愛爾蘭人非法移民美國。估計名額在10萬到15萬人之間。

在大飢荒後的整個移民過程中,英語漸漸取代愛爾蘭語成為愛爾蘭人的共通語言。也因為愛爾蘭人在南北戰爭中的奮力作戰,多少減輕了美國社會對愛爾蘭人的排擠與歧視。加以後來由東歐及南歐來的新移民,也多少將愛爾蘭人的社會地位往上推升。整個新世界的愛爾蘭移民社會,及愛爾蘭未來的自治與獨立運動,都與這場大飢荒有直接與間接的關聯。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一 過重,肥胖,挨餓,與餓死 —-糧食的生產與分配

在初中時就已到台北求學的我,常於課餘流連於當時在牯嶺街的舊書攤,買一些絕版或一般書店買不到的書。由於經濟上的限制,每每折磨於要買書或買餐點之間,而常常處於半挨餓的狀態。進入大學後決心要爭取獨立,第一步當然是求取經濟上的自主。但在那台灣經濟尚未發展良好的六七十年代,要一個大學生能夠靠當家教求取溫飽及繳學費是談何容易。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大一暑假的某天,我躺在男生宿舍的床上真的是餓昏了頭。在那個炎熱的下午,我卻冒的是冷汗。求取獨立不成的我最後只好向我家的「暴君」投降,當了順民去。

當年的挨餓當然有人會說是我咎由自取,只要做個乖孩子,當個順民不就沒事。但即使是當順民也不能保證你就能有得吃有得穿的。相反的,世界上大部分挨餓的人都是在民智未開的社會及當順民的結果。獨裁者就是有那種搜刮榨取的能力。順民不但被榨取的成皮包骨,最後還都有可能被吃掉。在飢荒時所產生的食人現象是普遍存在於古今及各文化中的,並不只有我們所讀的中國歷史上的「易子而食」的慘劇而已。

所以會有飢荒,我們常想到的是天災,但許多其實都是人禍的結果。天災包括有旱災、水災、蟲災、植病⋯⋯等等。人禍則有貧窮、戰爭、人為破壞、運輸分配上的問題、及錯誤的政策,甚而是獨裁者故意製造出來的飢荒。以近代史上的大型飢荒來看,包括在俄國、印度、及中國所發生的百萬、千萬人口死亡的饑荒,大都是人為的。

無可否認的是,飢荒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再發生的事實,但近年來已漸有改善。 以2015年的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簡稱FAO)的資料來看,全球有七億九千五百萬人處於挨餓及營養不足的現象。比十年前少了一億六千七百萬人,比1990-1992年時少了兩億一千六百萬人。飢餓的人大都存在於開發中國家。但在這種飢餓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形下,我們也可以看出分配不均,及已開發國家普遍存在的肥胖問題。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發表的資料來看,在2014年,全球有19億(39%)成年人體重過重,其中6億人(13%)列為肥胖。世界衛生組織定義身體質量指數(BMI)大於或等於25為過重(overweight), 大於或等於30為肥胖(obesity)。由於超重及肥胖人口的大增,世界衛生組織也有全球肥(globesity)一詞的使用。

可以想像的是過重及肥胖是歐洲、美洲、東亞、及南非才有的普遍現象。但過食與飢餓並不全然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相對問題,在美國這個首富首強的資本主義殿堂裡,我們也看到了分配問題所呈現的兩極現象。

在美國四處一看都是超重及肥胖的人。以「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簡稱CDC)的資料來看,在2010-2014年間的統計顯示有36.5%的成年人人口屬於肥胖,68.8%的成人體重超重。但在同時,卻也有許多美國人處於挨餓的情況。2015年的一個統計顯示,有四千二百二十萬美國人處於挨餓及糧食來源沒有保障(food insecurity)的情況。其中兩千九百一十萬是成人, 一千三百一十萬是小孩(2015年的美國人口為三億兩千萬人)。以戶口來看,有13%的家庭有挨餓的問題。在2015年,有59%的低收入家庭得靠聯邦政府的糧食救濟以維生。這個以前稱為糧食劵(Food Stamp Program)的方案目前已改名為SNAP(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在2015年的預算為750億美元。受到補助的每個家庭的每月平均為127美元。不夠的大部分也都得靠民間的慈善機構來援助。

以美國這個有68.8%的人超重,其中36.5%的人肥胖,而13%的家庭挨餓的情況來看,因素固然很多,但顯然的是有分配上的問題。人類歷史上的飢荒,尤其是以近代較有資料及紀錄的飢荒來看,人為因素(主要是政策)佔了相當重要的原由。如果不是導因,至少也是促因。從19世紀中葉有名的愛爾蘭馬鈴薯飢荒,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的幾個飢荒,俄國革命後的內戰(1918-1922)中的飢荒,史達林強制實施集體農場下,所導致的有歐洲穀倉之稱的烏克蘭的飢荒(1932-1933),及死亡人數最多的中國的人民公社與大躍進(1959-1961)的人為饑荒,在在我們都可以看出人為因素的作祟。這些都是我們應加以探討的。

60年代的綠色革命及接二連三的農業科技的改革,雖然改善了農業的生產,但並沒有解決人類的飢荒問題。以世界銀行在2016年3月1日所發表的「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報告來看,全球人口到2050年將有九十億人。人類必須增產50%以滿足這個人口增加所帶來的需求。但全球暖化將使作物減產25%,外加農地的損失、森林的喪失、海洋資源的受重創、及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的受損等等,都將使未來的糧食生產面臨重大的挑戰。在我們了解人類的饑荒史後,也將有助於未來的籌劃與解決之道。

李堅

軟實力是台灣的最佳武器與靈魂 —-張向忠案的省思

2017年4月12日,隨團到台灣旅遊的中國民運人士張向忠於隔天離團。隨後傳聞張向忠企求在台灣求取政治庇護。移民署在17日尋獲張向忠。相關機關認為他不合「兩岸關係條例」中的長期居留原則,而於19日「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

張向忠一案有其疑點,也有我們所確定的一些事實,而之所以引起注意與討論也反應出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問題。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重諺表示出入境有相關法規,而我們也都依相關法令進行。我們了解張向忠也不是蔡英文主政以來被遣返的第一人。早在今年一月,蔡政府已默默的遣返十名馬政府沒有遣返的異議人士(王雪笠,中國民國憲政派的發起人)。台灣目前沒有難民法案,立法院才在2016年7月初審通過「難民法草案」,也要等順利三讀通過後一年才會實施。

對於張向忠尋求政治庇護一事,民進黨的立委趙天麟認為在這個敏感時刻(指李明哲的遭中國羈押)真的「怪怪的」(《自由時報》,4/17/2017)。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就張向忠回去後只遭廈門公安訊問後就放行,及張向忠似乎有內部消息一事,令他覺得有點困惑(美國之音)。

據報,張向忠是「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成員。2013年,他因參加「公民要求205名政府官員公示財產」而被判入獄三年, 2016年7月才出獄。新公民運動與王雪笠領軍的國粉(中華民國粉絲)一樣,都是支持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的。顯然的,他們不了解台灣之有自由民主今天的黨外歷史,更不知主要動力在台灣民族追求獨立的對抗與奮鬥。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這種情形是值得理解的。

有些疑點之所以沒有澄清,我們也可歸咎於移民署的草草結案。移民署於一兩天內就「協助」張向忠返回中國,而沒有好好的加以審查,以讓整個案情更加明朗化。這種作風也不是蔡政府才有的。另一個綠營政府扁政府雖然比蔡政府好(2000-2005年間核准了九名政治庇護, 皆依個案處理,《亞洲周刊》,4/30/2017),但在一些政治庇護案件的延宕及否決上,卻也於當年引起國際人權團體與國際媒體的關注。

台灣對中國是有一個不健康的關係與看法。原因無他,不外是中國的霸氣與叫囂要武力統一台灣。但台灣人應該了解,中國人不是台灣人的敵人,中國也不應該是個敵國,而應是一個可能的友邦。只要中國能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則中國是有可能成為台灣的友邦的。理由也很簡單,一般而言,一個民主國家是不會去攻打另一個民主國家的。中國要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路途雖然遙遠,但鄰國的台灣沒有不幫忙的理由。再說,我們過去也是受到國際友人的幫助才有今天的。

自由民主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在緊要關頭有友人的聲援也是很重要的。台灣過去在白色恐怖噤若寒蟬的時代,靠的是海外台灣人的發聲,與國際人權人士的聲援。走到今天也應該是台灣向國際社會回饋的時候了。對鄰國的中國民運,我們豈有不幫忙的道理。更何況,台灣近年來標榜人權立國,焉有不從事人權外交及推廣人權的道理。

中國的土地面積是台灣的266倍大,人口是台灣的59倍大。雖然個人所得(GNP per capita)比台灣少(中國$15,400,台灣$47,800。CIA: The World Factbook),但整體經濟是台灣的二十多倍。若要以硬體比硬體,輸贏是很明顯的。台灣對抗中國的武器不是硬體,而是軟體,也就是台灣的軟實力。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多元的文化、與亞洲最自由的媒體,這些都是台灣的軟實力,也是中共所懼怕而不敵的。

許多人看台灣與中國並比,硬體的相較之下,大小強弱立現,而也都認為中國拿下台灣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事情是如此而這麼簡單的話,中國應該是自信滿滿。但每次聽到中共對台灣的狂妄叫囂,及在國際場合的粗暴語言及肢體動作,你會有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表現得那麼沒自信?他們在怕什麼?

中共怕的自然是台灣軟實力的力量。早期在戒嚴時期下到美國留學的台灣人,都領受過了美國自由民主社會的魅力。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對獨裁極權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台灣有這個優越的武器,焉有不用之理。再說,香港及東南亞愛好自由民主而畏懼中國霸權的人,也都引頸盼望台灣能站得住腳,成為捍衛東亞及東南亞自由民主的堡壘。台灣有責任去阻擋中國霸權文化的擴張,並以軟實力去進攻中國。更何況攻擊是最佳的防禦,我們沒有不反攻中國的理由。當今的中共領導人都是紅衛兵「破四舊」的產物,他們顯然不明聊老子所說「柔弱勝剛強」的意涵。看中共官員虛張聲勢的樣子,你會了解小家子氣的中國為什麼不會是一個泱泱大國,也不會被看成是強國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了解軟實力的功能與效力,而去懼怕中國的硬體與「強大」的話,則我們是自我棄武投降。棄武投降而絡繹不絕於中南海路途上的大有人在。這群人不但無知無恥,不明瞭台灣的軟實力與我們本身所具有的力道,所走的也是出賣靈魂的浮士德的道路。他們想當的是施琅,但他們最終都會遭受到有如鄭芝龍的下場。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七 雙重忠誠的問題 —–猶太團體的組織運作與遊說

2015年11月22,一個被號稱是美國情報史上十大最具破壞性的諜報員之一的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在服刑30年後假釋出獄。出生於猶太家庭的他從年幼時就夢想移民到以色列。在美國海軍情資單位工作那時,他將極機密的資料交給以色列的情報人員。在入獄初年的訪問中,他提及他為什麼為以色列做情報工作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美國虧待猶太人。

自從波拉德入獄後,以色列政府就一直遊說美國釋放他。柯林頓總統原有意用釋放他來換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協議,但遭到美國情治單位的強力反對而作罷。在以色列,他是個知名人物,也是許多人眼中的英雄。

一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卻為別的國家做破壞本國的情報工作。大部分美國人都視他為叛國賊, 而在根本上也觸及一個基本的問題:雙重忠誠(dual loyalty)。

散居各國的猶太人一直都被視為異類,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即都被視為有忠誠度上的問題。在以色列建國之前,這種問題只存在於宗教、文化、及族群、民族問題上,因為並沒有效忠異國的問題。但在以色列建國後,這種雙重忠誠的問題有了一個具體的對象—以色列。以Pew Research 在2013年所做的調查來看,有69%的美國猶太人將以色列看得很重要,其中30%看得相當重要(very attached)。美國猶太人的這種想法與心態促成了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力量。也說明了當年美國國防部長海格爾(Chuck Hagel)在被任命前,只因說他要當的是美國的國防部長而非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後,被斷章取義而遭受抨擊。批評以色列作為的也常被指控為反猶太人(anti-Semitism)。不論以色列的作為有多殘暴與違背國際法則與人權標準,包括對佔領區的持續墾殖移民,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益,不積極推動中東和平而只求當一方霸主等等惡行惡狀,美國的死忠猶太人仍然是無條件的支持。這種作法自然使許多美國人懷疑猶太人對美國的忠誠度問題。也就是說,當在緊要關頭時,美國的猶太人到底會站在美方或以色列一邊?這是一個雙重忠誠的問題。

美國猶太遊說團體 (包括AIPAC, JINSA, WINEP, RJC) 這種強力支持以色列的作風,迫使及造成美國政府強力支持以色列, 而也使訪問美國的以色列政要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而對美國政界頤指氣使。美國也為以色列的許多破壞中東和平的政策背書,而也大量金援軍援已是個富有國家的以色列。這種做法不但有害美國,長久之計也是不利以色列的(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美國的猶太人是相當融入主流社會而於各行各業都相當有成就的。除了極端保守而拒絕與與現代及外在世界有所融合的超保守派(如ultra-orthodox, Haredi Judaism, Hasidic Judaism)外,大都生活與活動於一般社會中, 而他們也強調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師出同源。在二次大戰前夕,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這個強調兩種文化及宗教同源的名詞也開始廣泛的被使用,而多少彌補了這兩個宗教在宗教與文化間的差異與對立。但到目前為止,說明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都師出同門(亞伯拉罕)的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這個名詞與觀念,則尚未廣泛被使用,說明了伊斯蘭教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嚴格說來雙重忠誠問題也不只是猶太人才有的問題。早期台灣人懷疑外省人之不忠不愛台灣是一例。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支持獨立的愛國者(Patriots)與支持英國皇室的保皇黨(Loyalists)的對抗又為一例。進入20世紀後的美國,歐洲事務的發展與衝突自然影響到第一代移民的取向。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各國的對抗,影響到了美國族群間的問題與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的政策。本來沒問題的日耳曼人(美國最大宗的非英語系移民)也被懷疑有雙重忠誠的問題。結果是德文學校、報紙、及德國人教堂的遭到打壓與被迫關閉。而許多地名(如Germantown)也被迫改名(Katja Wüstenbecker: German-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 和 The WWI Home Front: War Hysteria & the persecution of German- Americans)。在兩次大戰中, 有本國籍而非美國公民的第一代移民都被視為敵國住民(alien enemy或 enemy alien)處理。也有不少德裔人士於二次大戰中遭到美國政府拘禁。日美人之幾乎全數遭拘禁則不但被懷疑有忠誠問題,但更根本的是,那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最後再回到本系列的主題。鮑爾弗爾宣言的產生是當年猶太人的團體在強權大英帝國運作的結果。他們透過組織的運作,金融機構的操弄,使錫安主義成為猶太團體的主流,也使大英帝國為錫安主義背書,並為以色列的建國/復國效力。最後是以色列從無到有的獨立建國,及至今仍方興未艾的以阿衝突與中東亂局,及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有如當年法國的退出越南而由美國接替,英國的撤出巴勒斯坦後,接下來為以色列撐腰的是一個新的超級強權—美國。美國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而無視巴勒斯坦人的受苦受難,並罔顧世界輿論,所靠的是美國猶太人的組織運作與遊說的力量。這多少也使美國成為伊斯蘭教恐怖組織的攻擊目標。中東問題是一個難解,而幾乎是無解的課題。但了解歷史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系列完)

李堅

 

改變中東歷史的一封信之五 以色列的獨立建國 —–大量移民、民兵、經濟、及教育的建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與大英帝國與奧圖曼帝國在巴勒斯坦作戰的,許多都是澳洲與紐西蘭軍人組成的軍團(稱為ANZAC )。大戰後,大英帝國多少已佔據了巴勒斯坦一帶,而開始大英帝國的統治(British Mandate)。大英帝國派去統治巴勒斯坦的第一任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是赫伯特‧山姆 (Herbert Samuel, 11/6/1870-2/5/1963)。山姆是強力支持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在他任內(1920-1925),他以實現鮑爾弗爾宣言為由,大量鼓勵猶太人的移民巴勒斯坦。

以1878年奧圖曼帝國的資料來看,在巴勒斯坦區有462,465人。其中403,795人是穆斯林(包括Druze,伊斯蘭教的一種),43,659人是基督徒, 15,011人是猶太人。到1914年,阿拉伯人人口有68萬人,猶太人也增加到六萬人(Joel Beinin and Lisa Hajjar: 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Arab-Israel Conflict)。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及沙俄下的事變及反猶太作為,加以高級專員山姆的鼓勵,大量的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三十年代納粹上台後,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也大舉移民。但在同時,美國的移民政策也緊縮。1924年,美國通過緊縮歐洲移民及排除亞洲移民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急於往外移民的猶太人也大舉湧向巴勒斯坦叩關。

移民的尖峰是1931-1936的五年間,有37萬猶太移民湧入。到二次大戰後的1946年,在1,888,000總人口中,有583,000名是猶太人(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但大量猶太人的湧入自然的在巴勒斯坦造成與本地人的衝突。為了保衛自己以對抗巴勒斯坦人,猶太人於1920年就組成了民兵(稱為哈格那 Haganah,以色列軍隊的先驅)。在表面上,這個民兵組織也配合及協助大英帝國,但到後來也與猶太人的恐怖組織有所聯繫。從1920年代開始,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漸尖銳化。進入1930年代及二次大戰後,雙方的暴力衝突有增無減。居間要維持秩序的大英帝國只引來雙方對大英帝國的痛恨。想要縮減猶太移民名額的大英帝國,引來了猶太人的不滿與國內錫安主義團體的壓力。不完全終止猶太移民也引來巴勒斯坦人的不滿。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固然互相仇視,居間但偏頗猶太人的大英帝國更是兩邊不是人。1944年11月,邱吉爾的朋友,也是駐在開羅的內閣官員(Lord Moyne)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Irgun Zva’i Le’umi)的暗殺。1946年7月22日,大英帝國官員所居住的大衞王旅館(King David Hotel),遭到猶太恐怖組織俄爾滾的炸彈爆殺,造成91人死亡。俄爾滾的領導人貝根(Menachem Begin, 8/16/1913-3/9/1992)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國防部長與總理,他與埃及的沙達特共領1978年的諾貝爾和平奬。

除了組織武裝力量以防衞外,猶太人也大量的向巴勒斯坦人購買土地。世界錫安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也協助大舉購地。到1947年,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已擁巴勒斯坦7% 的土地,占10-12%的可耕地 (共190萬 dunums, 一個dunum相當於1/4 acre) (Ann M. Lesch: Zionism and its impact)。許多土地是以恐怖組織「淨空」的方法,及以色列建國後的戰爭方式取得的。在1947-1949年間就有90萬名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稱為the Nabka,受難一詞的阿拉伯語)。

在同時,猶太人也組織了各種不同的商會(稱為Histadrut )。但各種商會的運作都維持了同一原則—只雇用猶太人而排除本地人。在歐洲的猶太人都是世居城市,沒有(或不能)經營農場的。錫安主義強調要回歸土地(return to the soil)。但在農場雇用的人也同商會一樣,都只雇用猶太人。

在教育方面, 以1931年的統計來看,識字的猶太男性占93%,基督徒男性占71%,但只有25%的伊斯蘭教男性識字。歐洲移民來的猶太人已深受歐洲文化的洗禮,也多有科學與現代文明的知見。但因為是由各處來,語言及文字不盡相同。為了建立猶太人的共同認同,回復希伯萊文便成為共同的目標。

當初鮑爾弗爾宣言說的是要建立一個語焉不詳的猶太家園(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沒有明說要建國。但錫安主義所推動的是積極的朝建國的方向前進。教育體制、希伯萊文的回復、商會的運用、土地的大量徵收、民兵的建立、及武力暴力的使用,都朝建國的方向前進。在大量移入的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逐日升高之下,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也吃力不討好而成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共同攻擊的目標。在無法治理下,英國將巴勒斯坦的命運於1947年2月14日委交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處置。當初所提的兩案是聯邦制或分治 (partition)。1947年11月27日,聯合國通過分治案,西邊歸猶太人,東邊歸巴勒斯坦人,耶路撒冷則由聯合國托管。當時的錫安主義領導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0/16/1886-12/1/1973)接受這個提案,但巴勒斯坦人反對。在無解下,英國宣布將於1948年5月14日終止在巴勒斯坦的統治。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後來成為首任總理的本‧古里安在特拉維夫博物館(Tel Aviv museum,今天的獨立聽)宣布以色列的獨立建國。掛在牆上的照片是赫哲–《猶太國家》一書的作者。隔天,阿拉伯聯軍攻打以色列,而紛爭至今沒解。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