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五 俄國革命與左右問題 —-台灣的左派議題將日趨主軸

俄國革命是20世紀最重大的變局之一。其重要性不只在一個龐大帝國沙俄的被推翻,而更重要的是布爾雪維克(後來改名為俄共)標榜他們的革命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俄國革命也便成為世界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法國革命(1789-1799)推翻封建體制建立共和後,所引起的是歐洲各個封建體制的緊張,深怕他們會是下一個被革命的對象。這也反映在拿破崙的攻打歐洲中,各個封建政體一再的建立聯盟以企圖阻止這股革命浪潮。深諳政治經濟學及那段歐洲歷史的馬克思對法國革命的解釋是,那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就是說,那是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挑戰舊體制(封建體制)的革命。馬克思也認為,推翻舊封建政體而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也會隨著下一波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走入歷史。因為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將會起而推翻掌有巨大政經利益而居少數的資產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的邏輯看起來很簡單。但歴史的發展與事實常不是如一般理論所預期的。

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與西歐比起來,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工業發展上、及文化水平上,都有一大段距離。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列寧,卻抄捷徑而宣稱由封建社會,避開資本主義社會,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俄共掌權的成功卻也鼓舞了歐洲、美洲、及亞洲,以共產主義自居的左翼份子。尤其在俄共建立第三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 Comintern,1919-1943),開始支援扶助國際間的共產主義運動後,更擴大了共產主義的勢力。

但俄共(後來的蘇聯)所支援的也未必全是共產主義者。在中國,他們原先支持的是國民黨,而非中共。蔣介石也於1924年被孫文派到蘇聯,去學政治與軍事組織的運作。寫《蘇俄在中國》的蔣介石是不喜歡蘇聯的,但後來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吊有蔣介石的肖像。而在五一勞動節的遊行中,蔣介石的肖像也與馬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的肖像並列遊行。蔣介石也被稱為紅將軍(Red General, Wiki)。西方國家對「紅將軍」自然有所警惕,而於北伐前支持曹錕的直隷系軍閥,而非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日本支持張作霖的奉天軍閥,蘇聯自然押寶國民黨。但北伐後的1927年,蔣介石屠殺了黨內的30萬名共產黨員而結束了與蘇聯的「合作」。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Mikhail Markvich Borodin, 本名 Mikhail Gruzenberg, 7/9/1884-5/29/1951)與軍事顧問加倫( Galens,本名Vasily Blücher, 12/1/1889-11/9/1938)則離華返俄。這兩人於後來也都遭到史達林的清算,死於獄中。

史達林下的蘇聯相當封閉,外人也大都不明瞭發生什麼。在集體農場及一系列的五年計劃下,蘇聯的工業發展及經濟建設是有明顯的起步。當1929年全球發生經濟大恐慌後,由於與西方的資本體系隔離,蘇聯的經濟並沒受到重大的影響。但在1930年代的經濟政策上,蘇聯與外在世界其實有類似處—政府的大量干預。美國在羅斯福總統下推行新政(New Deal),用大量公共投資的方式雇用了大量的失業人員。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也在德國用同樣的方式推動建設以降低失業率,如高速公路(Autobahn)的建設。1939年,在滿州國的岸信介也大膽的用「統制經濟」的方式推動五年計劃。

在用政府的力量介入以推動經濟來看固然有類似處,但史達林的手法卻有個與眾不同之處—免費勞工及低價糧食的大量使用。透過集體農場,政府壓低了糧價以補貼工業。使用了大量的勞改人員等於製造出了大量的免費勞工。蘇聯的經濟也因而在那段時日有明顯的進展,也於戰後成為超級強權並控制了東歐各國。這一招最後自然也被中共學習到了。中國的勞改及下放提供了大量的免費勞力。也不只共產國家如此,五十年代的台灣在國民黨下也實施了「勞動服務」一段時間。成年男子都被迫每年做一段時日的無贘「勞動服務」,為「國家」的建設「服務」。在一個獨裁極權政府底下,人民是免費而可隨意被拋棄或運用的。

雖然蘇聯的極權統治引人反感,也使共產主義得了個惡名。但社會主義的平等、福利、及就業保障,卻有其迷人之處。也多少源於此,北歐及西歐於戰後紛紛建立社會主義型式的社會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的醫療、就業、與教育的權益。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是至今都仍然強烈反對這種社會福利國家的傾向的。

法國革命後所召開的國民大會(Estate General)中,座位的排座已定位了左右的分野。坐在主席台右側的傾向於保留舊體制與舊價值。坐在左側的傾向於廢除舊體制以建立共和。左派與右派也因而與當今的進步派與保守派劃上等號。保守的右派強調自由競爭,優勝劣敗,保存現況。進步的左派強調人民平等,照顧弱勢,建立福利社會。

台灣的社會政治運動一直都是右翼的範疇。左翼的一些主張雖然都一直浮現,但都不是主力。所以一直是右翼的範疇源於民族主義—–台灣民族(綠營)對抗「中華民族」(藍營)—-一直都是台灣社會的主要問題。當代表藍營的一些大(國民黨)小(親民黨,新黨)黨都已走入歷史後,台灣將只是綠營本身內部的問題,而左派的一些社會議題也將會逐漸的主導台灣的政局。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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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四 史達林的恐怖統治 —-集體農場,五年計畫,勞改,下放,與屠殺

布爾雪維克當初奪權還有個「理論基礎」:歐洲各國也都會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會共同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而這些國家會與俄國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與社會。但事實是,一次大戰後的歐洲並沒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史達林下的蘇聯也因而開始推動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史達林(原名Iosif Vissarionovich Djugashvili, 12/18/1878-3/5/1953)是高加索區的喬治亞人。母親原意送他去讀神學,但他不是個讀書,更非當教士的料子,也不是個理論家。史達林擅長的是組織的運作與權謀算計。他也是個很能硬碰硬的人。當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許多社會主義份子都流亡國外,但他留在沙俄做組織工作,並從事搶劫以資助布爾雪維克的經費。用不當手段取財也是俄國社會主義份子於1907年在斯德哥爾摩的大會上,除了許多不同主張外,孟什維克強烈批評列寧的原因之一。

列寧死後史達林掌握大權。史達林上台後便開始將列寧過去身邊的要員一一剷除掉,以避免造成對他權位的挑戰。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斯基(Trotsky,原名Lev Davidovich Bronshtein, 11/7/1879-8/21/1940)也遭到他的人員用冰鑚刺死。

從1928年開始,史達林開始推動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同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都算成功。蘇聯的工業大有成長,而也漸漸擺脫了一個落後農會社會的經濟形勢。但1938年開始推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卻是一個失敗。

在五年計劃下,蘇聯強制推動農業集體化而引起農民強烈的反抗。許多農民都被指控為是反對蘇維埃的富農(kulaks)而遭到處決。有多少農民遭到處決,資料不是很清楚。但一個資料顯示在1937-1938年間,就有386,798人遭到處決(Kulak Operation)。

農業集體化的目的在求取農業生產力的提升,也方便了國家機器的操控與運作。為了加速工業化,史達林用搜刮糧食賣到歐洲的方式來賺取購買工業設備所需的外匯。但這種強制搜刮的徵糧卻引起人為的飢荒。在1932-1933年間,被稱為歐洲穀倉的烏克蘭卻因饑荒而造成人民的大量死亡(Holodomor,用飢餓來處決)。在烏克蘭一區有多少人因飢荒而死不是很清楚,但一般的估計是在250萬到750萬人之間。

也不只農民遭處死。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也都遭受到懷疑而被處決或流放。波蘭人、德國人、韓國人、塔塔人(Tartar)、車程人、及一些在經濟大恐慌時移居蘇聯的美國人、等等也都遭到處死。其中遭處決的幾乎占一半是波蘭人。

除了處決與流放外,大量的人口也都被送去勞改營(Gulag,古拉格)做無贘的奴工。官方的資料是,於1929年到1953年間,有140萬人被送到古拉格,七、八百萬人遭流放。

農民、少數民族、及異議份子之遭處決,大量人員被勞改、流放,及廣大人民因饑荒而死,外在世界了解不多,而蘇聯當局也有意隱瞞。但史達林要公諸於世並昭揭於國人的是1936年到1938年間,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樣板審判。在這一系列的樣板審判中,史達林不但剷除了當年布爾雪維克的創黨元老與立國英雄,也去除了一切有可能反對他的人,甚至對他一點威脅也沒有的人(如布哈林)。有學者將這種恐怖統治歸因於集體農場及五年計劃失敗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傷害下,有人可能因而能成為能夠反對他統治的領導人,史達林因而先下手為強。不管理由如何,史達林的統治造成了眾多人員的死亡與流放。一般的估計是兩千萬人員的死亡(1924-1953)。相較之下,之前的內戰中估計的平均死亡人數是900萬人(1917-1922)。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死亡人數的估計則在1700萬到2950萬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死亡人數的估計約2660萬人。

有人將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歸因於他的變態人格特質,一個強烈自卑感的作祟。史達林因兒時天花帶有疤痕,手腳又有點畸形,人也長得短小(估計163公分)。而非讀書料子的他在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布爾雪維克中格格不入。這種說法或許能夠解釋這種殘暴的統治,但永遠無法彌補他所造成的傷害。多少源於如此,史達林死後上台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4/15/1894-9/11/1971)於1956年的黨內會議中批判史達林而開始推動去史達林化。

但史達林的統治也有他建設的一面。在他統治的近30年內,蘇聯的工業與科學突飛猛進。由原來的一個農業社會進入一個重工業的社會。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成為一個與美國對抗的超級強權,也是第二個擁有核武的國家,也控制了東歐。

也因史達林將蘇聯打造成超級強權,當今的俄國也在普亭的推動下開始「平反」史達林。說他是個很有能力的行政人員,只不過有點「做過了頭」。當今大部分的俄國人都懷念蘇聯時期的日子,而也有將近一半的人對史達林印象良好。這其實也很類似於那些嚮往「漢唐盛世」的統派人士的心理,及他們為什麼迷戀冀望於那個旣非強國,更非超級強國,而只是個大國的中國的原因。

李堅

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三 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 —–內戰及紅白恐怖的開始

沙俄的版圖跨越了歐亞兩大洲,而沙俄境內的民族與文化也很複雜,不具現代民族國家形成前的集體意識。加以社會落後(1861年才解放農奴)及很遲才工業化,與西歐國家的文明差了一大截。其統治也都是君權專制而不具現代的法治觀念的。在這之下, 19世紀末年人口的大增更增加了整個社會的負擔。而更加重社會壓力的是一連串戰爭的失利。除了一再與那個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奧圖曼帝國的交戰得勝外(最後一次交戰是1877-78),沙俄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與英、法、沙丁尼亞的聯軍交戰)與日俄戰爭(1904-1905)中都失利。而最終壓垮了沙俄帝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7/28/1914-11/11/1918)的失利所導致的劇變。

戰爭常會導致國內問題的尖銳化,甚而革命。沙俄的參戰結果是將國內的社會與政治矛盾推向崩潰的方向。士兵的裝備不足與缺乏訓練,導致人員的大量傷亡。到1914年底,只打了五個月的戰就有39萬人死亡, 一百萬人受傷。到1916年10月,則共有160萬到180萬軍人死亡, 兩百萬被俘虜,一百萬下落不明。後方更因大量農民被徵召而導致農業失調,產銷大出問題,導致糧食的缺乏與民生的凋弊。當各地的零星動亂最終發展到婦女也於1917年3月8日走上街頭後,軍人也都不服從命令而走上反對的行列。一個僵化而無能應變的沙皇政權也因而急速的瓦解而走入歷史。

1918年2月以前都用舊曆制(Julian Calendar)的沙俄,也因而稱3月8日的革命(用目前的Gregorian Calendar來記日)為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後,掌控所有大權的沙皇不再存在。權力真空的俄國變成政治份子與野心家角逐的局面。原來杜馬的成員成立了臨時政府。另一邊的社會主義份子領導的工人與軍人團體,也於各地建立蘇維埃。這兩個互相共存但也互相競爭的團體本也於初期大致能夠共存。臨時政府負責國家事務與國際事務。尤其當時俄國還在交戰中,有其協約國共同作戰的義務要履行。蘇維埃本只負責社會秩序的維護與運作。但1917年3月14日,首都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發佈了命令第一號,要軍人只聽令彼得格勒蘇維埃,而非臨時政府的命令。一場誰是老大的對抗也就展開了。

聖彼得堡的名字在過去300多年幾度更名。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6/9/1672-2/8/1725)於1703年5月27日建立了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要的是西化以強國。而事實上,聖彼得堡也是俄國最西化的一個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市名被改成較俄國名的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寧死後五天(1/26/1924),市名被改成列寧格勒(Leningrad)。蘇聯倒台後的1991年6月12日,總統及市長選舉中,大部分市民也決定將市名改回最早的聖彼得堡。這是題外話。

蘇維埃與臨時政府這對雙頭政府都各不穩定。兩邊的內部結構一再出現人事的變化與調整。而更大的一個變數源於當時尚處於交戰中的情況。臨時政府於6月發動對德軍的攻勢失利後,威信大減。本來在蘇維埃中只占少數的布爾雪維克,也因激進化而逐漸取得主導權。7月時便急於發動奪權(July Days)而失敗的列寧因而避走芬蘭。在列寧的遙控與托洛斯基的運作下,布爾雪維克於是喊出「所有權力歸於蘇維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的口號,頗贏得民心。後來在人民厭戰,民生凋敝,及農民搶地下,布爾雪維克喊出了「和平、土地、與麵包」(Peace, land, and bread)的口號而贏得民心。而也在社會已疲憊厭戰而只求正常生活下,一小群激進的布爾雪維克於11月7日成功地完成了推翻臨時政府的政變奪權,而稱之為十月革命。有異於二月革命的自發性,十月革命只是個奪權的政變,不是革命。

十月革命後,布爾雪維克(此後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將銀行國有化,取消法院,改開革命法庭,取消貴族,後來將農地國有化。因為只有停戰才能保固政權,在與德國緊急求和下, 1918年3月3日簽了和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割出了從波羅的海,波蘭,烏克蘭,到亞美尼亞,高加索等所有非俄國人居住的領土。但這個條約後來在德國敗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8年11月)也取消了。1918年3月5日,俄共也將首都由聖彼得堡遷到莫斯科。

與德國的簽約引發了紅軍與白軍的內戰。白軍的成分很雜而也沒有共同的目標。由於俄國不再參戰,也因而引起協約國的干涉。英、法、美、日,也成軍由海參崴登陸,支援白軍但沒成功。在內戰中,俄共也大肆進行屠殺及恐怖統治而稱之為紅色恐怖(Red Terror)。特務組織(Cheka)也於此時形成,開始運作。白軍的屠殺及恐怖統治則稱之為白色恐怖(White Terror)。在內戰中(1918-1922),估計有150萬軍人及800萬平民死亡。這是電影「齊瓦哥醫生」的故事背景。

由於農民罷耕、廢耕、及戰亂,到處都是飢荒。列寧於1921年3月決定開放局部私有制,而稱之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列寧稱這個決定為「退一步,進兩步」。到1922年12月,內戰已結束而俄共已穩定的掌權後,前沙俄時代的領域也被重組成蘇聯。

二月革命後的亂局源於沙俄原本沒有一個完整的反對黨的存在。而亂局中常常是激進份子而又有組織運作能力者的天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列寧也因而成功地完成了奪權計劃。內戰中紅色恐怖及特務組織的推出,卻也為下一步史達林的恐怖極權統治做了鋪陳的工作。

李堅

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二 獨斷而不擇手段的列寧 —-一個無私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列寧無疑的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所領導的布爾雪維克(Bolsheviks)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奪權,打贏了內戰後建立極權政體,並成立「共產國際」到處外銷共產主義而赤化了半個世界。在冷戰結束,東歐及蘇聯垮台後的今天,都尚有五個共產政權的存在(中國、北韓、越南、寮國、古巴)。那麼,列寧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

原本是共產黨員而於冷戰期間變成反共的美國學者沃爾夫(Bertram Wolfe, 1896-1977),對列寧、托洛斯基、及史達林都很有研究。他說,列寧是一個無私的自我中心主義者(selfless egoist)。意思是說,列寧本身生活很簡單,他沒有對錢財與名位的迷戀,也不求生活上的享受。但他卻是個有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對自己的主張很堅持而不擇手段的人。

列寧(Vladimir Ilyich Ulyanov, 4/22/1870-1/21/1924)出生於中上人家。他的出生地(Simbirsk)目前也因他而改名(Ulyanovsk)。16歲時(1886)喪父。隔年,他那在大學讀書的哥哥(Alexander Ulyanov),因參與策劃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尼古拉二世的父親),密謀失敗而被處以絞刑。

在大學時就參與地下反對運動的他,也熟讀馬克思的著作而有了他獨特的詮釋。1895年被捕而被判放逐到西伯利亞三年。與他是同志的女友(Nadezhda Krupskaya)也求取放逐到西伯利亞,而與列寧在1898年 7月10日結婚。1900年後列寧都流亡於國外,除了1905年的革命間短暫回國外,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流亡於西歐各國,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才再回國。

1900年,他與左翼的人在外合辦火星報(Iskra),主張要成立少數的先鋒領導人以領導革命。他拒絕與自由派及其他派別的反對人士合作。此時他開始用列寧為名。流亡在外的俄國民主勞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RSDLP)於1903年7月在倫敦召開大會時,主張中央領導專政的列寧一派,與其他求取民主運作的一派,因意見不合而分裂成兩派。雖然只是在一個議程上佔多數,但實際是少數的列寧一派於是自稱為布爾雪維克(意為多數)。他們將其他的黨員稱為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為少數)。原本只是黨內派系的兩派到1912年時正式分裂。主張專政暴力,並用搶劫等手法(在國內的史達林負責)來維持黨內經費的列寧也從此走自己的道路。而此時布爾雪維克申請在國內辦刊物卻也得到沙皇政府的首肯。1912年5月,布爾雪維克開始在聖彼得堡發行真理報(Pravda)。列寧掌控了大部分的意見主導權。

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俄國的政局出現權力的真空。原來的一些閣員與杜馬成員成立了臨時政府。而在同時,聖彼得堡的工人也成立了蘇維埃(Soviet)。蘇維埃是一種類似工人議會及行政團體的組織,其成立背景源於1905年的革命,那時工人團體自動自發成立蘇維埃以求取自治及向沙皇請命。初成立的蘇維埃是由孟什維克主導的。這也於當時的俄國形成了雙頭政府: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當時人在瑞士的列寧急於返國,而與俄國交戰中的德國也覺得運一些「搗蛋份子」到俄國對他們的戰局有利。因此在德國的協助下, 32名俄國革命份子(包括列寧夫婦)也在一個「封閉列車」內回到俄國。1917年4月16日抵達聖彼得堡的列寧,便開始積極的向奪權的方向前進。在權力真空下,大家都各顯神通求取權力的掌得。

列寧不是一個思想家或理論家,他的運作也不是基於理論或政策, 而也常違反道德原則及同志倫理。他是個行動家,也是個很懂得把握機會的人。十月革命(11月7日)的奪權也就在這種算記下完成。但接下來的內戰、饑荒、及極權統治卻造成百千萬人員的死亡,更別提接下來的史達林的恐怖統治了。

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列寧的身體就一再出現病變及一系列的中風。知道來日不多的他於1922年12月開始著述他的遺囑—-最後證言(Lenin’s Testament)。他評述了黨內的各同志,如托洛斯基,布哈林(Bukharin)與史達林等。一直任黨書記的史達林於布爾雪維克奪權後持續擴張他的影響力與實權,臨死的列寧認為史達林應予以除職,而應由托洛斯基來擔任黨的總書記。但已太遲了,史達林於這段時間已安排了他的人員擔任要職,而也將他自己描述成列寧的傳人。

自由民主不是列寧所倡導或追求的,而其實也是1903年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裂的原因。列寧所倡導的是革命先鋒部隊及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他認為歐洲會普遍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但他的預期與實際情況顯然有很大的落差。歐洲並沒有普遍的發生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卻成為共產黨權貴專政的代名詞。但列寧這種獨裁,無法容忍異己與異見,善於做人身攻擊及殘殺異己的傾向,其實我們也於馬克思的言行中見識到了。差的只在於馬克思沒有掌權。缺乏馬克思的淵博理論與論述辯證能力的列寧,卻也將那獨裁傾向大為發揮,而於後來的史達林及向「俄國老大哥一面倒」的毛澤東身上,將其發揮的淋漓盡致。

李堅

百年前的俄國革命之一 國破家亡尼古拉 —-是個昏君,也是個暴君

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有些要角是把握每一個機會,不擇手段,而專注於目標的達成。列寧是這種人。但也有些要角是一再的錯失良機而最終走上毁滅的道路。尼古拉二世是這種人。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全名Nikolay Aleksandrorich, 5/18/1868-7/16 or 7/17/1918)是末代沙皇,拉曼諾夫王朝 (House of Romanov, 1613-3/15/1917) 最後的一個沙皇。他26時登基,但他的父親亞歷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並沒將他培植好如何去治理國家大事,而他本身也缺乏對政治經濟學的心智。雖然年輕時也周遊列國,但顯然的,英國與西歐的君主立憲制並沒有給他任何啟發。登基後的正式加冕典禮在克里姆林宮舉行。隔天,在郊外野地(Khodynka Field)舉行的大眾晏有10萬人參加。因為謠傳食物不夠而引起強食,造成1389人死亡(一說數千人死亡),1300人受傷。這也使尼古拉二世的登基有了不良的預兆。

尼古拉二世繼續他父親往西伯利亞東邊開發的擴張政策。1891年開始建築的西伯利亞鐵路卻與日本對衝了起來。因為日本視韓國與東北為她的勢力範圍。加以後來的甲午戰爭後,日本本已拿到手的遼東半島,卻因沙俄領頭的列強干涉而最後落入沙俄手中。如此的新仇舊恨因而引起了日俄戰爭 (02/08/1904-9/5/1905)。原本視日本無一物的尼古拉在戰事失利下,引起國內社會經濟情勢的急速衰退。1905年1月22日,也是勞工運動者的加彭教士(George Gapon),領導一群工人走向聖彼得堡(當時的首都)的冬宮(Winder Palace),向沙皇情願。但這群人卻遭到軍隊的開槍射擊,造成92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個「血腥的星期天」(Bloody Sunday)後引起全國到處都有動亂。最後在閣員的勸導下,尼古拉二世被迫簽署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同意一些改革及帝國杜馬(Imperial Duma,帝國議會)的設立。但出爾反爾的尼古拉二世與杜馬的關係不良,而也數度解散杜馬。雖然本人優柔寡斷,但他卻相信君權神授,沙皇有絕對的權力。支撐他的是個性很堅強的德國貴族裔的皇后亞歷山德拉(Alexandra Feodorovna,原Princess Alix of Hesse)。後來沙俄的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說為尼古拉二世的統治劃下了句點。在一次大戰中,沙俄與德國是交戰國。在沙俄與德國的交戰中,沙皇在前線指揮作戰,在後方主導政務的亞歷山德拉也因而成為俄國人仇視的焦點。

在生了四個女兒(Anastasia, Maria, Olga, Tatiana)後,尼古拉二世於1904年8月12日終於有了個子嗣亞力克斯(Alexei Nikolaveich)。但亞力克斯卻不幸的由他母親遺傳到歐洲的貴族病—血友病。當時的血友病尚無法治療,亞歷山德拉因而轉向偏方求取「聖人」(starets)的治療。在那個背景下,西伯利亞出身的文盲拉斯普亭(Grigori Rasputin, 1/21/1869-12/17/1916)卻展現出有辦法控制亞力克斯病情的能力。拉斯普亭因而得到尼古拉全家的信任,繼而於內宮發揮重大的影響力而醜聞不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尼古拉於前線時,以貴族為首的一群人將拉斯普亭暗殺掉了,但已無法挽回局勢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加暴露出了沙俄的貧窮、衰弱、與散亂。面對德國帝國與奧匈帝國的沙俄節節失利。在這種情況下的1916年,在政府要員的勸阻下,尼古拉二世卻執意當上陸軍總指揮。從此將戰事的失利與他本人連結在一起。到1917年初,俄國社會已處於崩潰的情況,四處都有動亂。當1917年3月8日,聖彼得堡的婦女(後來因而訂為國際婦女節)、工人、及軍人開始走上街頭後,到3月12日大勢已去。二月革命(當時沙俄用舊的Julian calendar,所以稱二月革命)推翻了314年的拉曼諾夫王朝。尼古拉二世於3月15日遜位,兒子年幼體弱無法繼任,而他的弟弟麥可(Mikhail)知道皇室缺乏支持無法繼續後,也拒絕了皇位,拉曼諾夫皇線也因而斷掉。

遜位後的尼古拉二世要流亡到國外,但英法皆有國內因素的考量而回絕。在俄國國內政局持續不穩下,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5/4/1881-6/11/1970)下的臨時政府,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移到烏拉山脈(Ural mountains)區。在十月革命後的紅白內戰中, 1918年7月16日的深夜,一般可確定是列寧下的指令,尼古拉全家及私人醫生與僕人,都在他們最後的居住地(Yakaterinburg)被集體槍殺而死。遺體被丟入廢棄的礦坑裡。

1976年時有一些俄國科學家已查獲遺體所在,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保持秘密。蘇聯倒台(1991)後,經過英美俄三國合作的DNA比對,印證了尼古拉、太太、及三個女兒的遺體。1998年7月17日(屠殺的80週年),尼古拉二世及三個女兒被重新埋葬在聖彼得堡的聖彼得與聖保羅教堂(Saints Peter and Paul Cathedral)。2000年時被東正教封聖(canonize)。2007年他們也發現了另外兩個孩子(Maria與亞力克斯)的遺體。一般咸信在2018年,屠殺的一百週年,這兩個孩子也會被封聖。

尼古拉全家及沙俄的滅亡悲劇不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西歐國家的貴族都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但不幸的是,堅信君權神授而冥頑不靈的尼古拉二世,卻成為那段時空劇變下的悲劇人物。在一再可改革的道路上,一再的錯失良機。是個好父親也是好先生的他,卻無能,也無法,成為一個良君與賢君。失去了江山,最後連自己的家人也無能保護。我們難以去想像他與全家人在面對行刑隊前的心理。

李堅

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 —–我們能做什麼?

在去年(2016)蔡政府甫上台時,卑躬屈膝的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大會與決策機構,引起國人的咒罵。今年,台灣則連個邀請函也沒有,而被排除在這個大會之外。這種發展誰也不會意外。當你卑躬屈膝而祈求別人的恩賜時,只有自討沒趣而任人踐踏的份。過去的歷史已一再顯示這種做法行不通,台灣需要的是改轅易轍,否則只有一再的自取其辱而一事無成。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是於1948年4月7日正式成立的,是聯合國的一個組織。當初成立時不用「國際」這個字眼,而用「世界」,意在顯示醫療衛生沒有國界。與其他聯合國下的一些組織(如UNICEF, UNESCO, UNRRA, UNRWA, UNAIDS, UNHRC…..等等)之不同在於它不以UN (United Nations) 開頭,也意在如此。

約40年前在美國的一堂公共衛生課裏,與當年曾參與世界衛生組織運作的一位美國老醫生,談及他當年在台灣及亞洲的工作經驗。他談到當1965年,印尼的蘇卡諾退出聯合國,而將所有聯合國的機構趕出印尼時,只有世界衛生組織沒被趕出。這位老醫生歸其原因為WHO不以UN開頭之故,而也強調衛生之無國界。

蘇卡諾為什麼要退出聯合國?簡單說,蘇卡諾於冷戰期間玩弄美蘇的對抗,而企求由中間得到好處,美援與蘇援都要。台灣的一些邦交國也玩弄台灣與中國的對立關係,我們對這種行徑當然很熟悉。當蘇卡諾與共產陣營走得太近時,美國於1964年中止美援。氣得跳腳的蘇卡諾說:「去你的援助」(Go to hell with your aid)。隔年的1965年1月7日,指控聯合國遭西方列強操控的蘇卡諾宣布退出聯合國。九月,共產黨發動政變失敗。再下來的一年是清共、排華(因為華人被視為親中共)與大屠殺。估計有50萬到1百萬人遭到屠殺。經過這場動亂,蘇卡諾失去權勢而後由強人蘇哈托掌權。這也是澳洲一部電影(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的歷史背景。這是一個題外話。

陳馮富珍的「政績」

2017年6月30日,當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十年的陳馮富珍將下台。任內沒有政績而遭各方責難的她,之所以能出任總幹事卻也是因為一大堆運氣使然。首先是之前任總幹事的南韓醫生李鐘郁因腦溢血於任內去世。一般咸信繼任的也應是個東方人。其次是陳馮富珍於任職香港衛生署時,因禽流感(1997)及SARS(2003)而每日上電視,因而成為國際知名人物。再來是日本原先推出的人選(尾身茂)於一輪投票沒入圍後,將所有支持的票都轉支持陳馮富珍。日本原意是要換取中國能支持日本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但顯然事後不果。最後當然是中國的支持陳馮富珍。

諷刺的是,陳馮富珍因禽流感與SARS而成名,但她於這兩個疫情中的處理不當卻也是最遭醫療公衛界所詬病的。兩者都延誤了處理的時間。這倒也說明了人只要出了名而懂得玩政治的話,不需要專業知識與行政能力,卻也能打出一片天下。

陳馮富珍在WHO總幹事任內最為人責難的是對伊波拉(Ebola)疫情的不當處理而讓疫情擴大。那時在非洲從事治療與控制伊波拉病情的工作幾乎全都落在「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英文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肩膀上。這也引起無國界醫生的主席,加拿大華裔的廖滿嫦(Joanne Liu),對陳馮富珍的嚴厲批評。英國著名醫學雜誌(Lancet)的總編輯(Richard Horton)也指出,陳馮富珍在處理伊波拉病情上,顯然並沒有從SARS的處理上學到任何教訓,這是令人極其失望的(POLITICO, 1/28/2017)。

對伊波拉掉以輕心,但陳馮富珍卻對2009年的豬流感(Swine flu)過度反應,引起全球不必要的恐慌,與不當而有害疫苗的提早上市(POLITICO, 1/28/2017)。此外,她也因稱讚北韓的醫療體系,並於泰國質問學名藥(generic drugs)可能無效而遭人指責。

長袖善舞的陳馮富珍也有八珍的一面。她會拉著人的手而唱百老匯舞台劇「國王與我」(King and I)中的一首歌(Getting to know you),令人覺得她處事並不是很認真或嚴肅。

台灣人固然對陳馮富珍很感冒,但繼任的衣索比亞的衛生部長特沃德羅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也不會好到那裡去。他本身不是醫生出生,而也於衣索比亞任衛生部長時隱瞞霍亂的病情而遭人揭發。

當醫療成為武器時

在中國佔領下的西藏,藏人的生活受到極大的限制與迫害。藏人的醫療服務品質及衛生情況也極為低劣。出生嬰兒的死亡率是中國的三倍,肺結核及甲狀腺腫都很普遍(A Generation in Peril: The Lives of Tibetan children under Chinese Rule)。而最近在四川境內的藏人區,愛滋病也頗氾濫,但遭到中國官方的隱瞞(Tibetan Review, 5/25/2017)。不用說,有些疾病(如肺結核)也都發生在流亡在外的西藏難民中。也因此,治療肺結核是西藏難民醫療的主要項目。由於他們致力於藏人難民的醫療,特別是肺結核的治療,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hala)的Delek Hospital於2013年得到高川獎(Kochon Prize)的奬賞。高川獎是南韓對控制肺結核有重大貢獻的鍾根堂創辦人李鍾根所設。其中的「根除肺結核夥伴」(Stop-TB Partnership)每年發六萬五千美元給對治療肺結核有功的團體。 2013年的得奬者已定為 Delek Hospital,WHO只要名義上點頭即可。但聞訊的中國駐南韓使節到高川基金會抗議,而世界衛生組織在陳馮富珍下也不放款項。即使在藏人收集了1600個簽名而到華盛頓的WHO辦公處提出訴願後仍不為所動。這一事件顯示了中國在WHO中的影響力,而也反映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醫療在中國隸屬於政治。而更嚴重的是,醫療已成為迫害的工具。

中國這種將醫療政治化,而以政治力去干涉醫療的事我們都已相當熟悉。在2003年SARS肆虐台灣時,台灣得不到WHO的援助,也無法取得第一手資料。在台灣提出4次要求的兩個月後, WHO才派兩名官員到台灣調查,但還被不允許與台灣的衛生官員交換意見。在SARS期間,WHO的發言人Iain Simpson 說他們最多只能安排由美國的CDC派一名人員到台灣(David Cyranoski: Taiwan left isolated in fight against SARS, Nature, 4/17/2003)。

中國的迫害藏人及追殺藏人到境外的作風也好,對台灣的進入WHO之百般阻擾也罷,在在都顯示了趕盡殺絕及政治干預一切的手法。可以想像的是,只要中共極權政體存在一天,這種手法是不會改變的。

世界衛生組織的挑戰

早期台灣尚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時,世界衛生組織夥同公衞先進陳拱北的團隊,在台灣創造出許多亮麗的成績。那時的要點都在傳染病的處置與預防。霍亂、肺結核、及瘧疾的控制是主要目標。而這些在台灣也都有相當的成果。台灣於1965年就被WHO認證為瘧疾已根絕的地區,比許多歐洲國家、澳洲、及新加坡都要來得早。而目前,控制傳染病仍是WHO的主要工作項目。這多少是傳染病問題嚴重(當年的SARS及一直是流感來源地區)的中國之候選人陳馮富珍出任總幹事,及目前選出傳染疾病問題嚴重地區,非洲的特㓇德羅斯出任總幹事的原因。許多衣索比亞人反對特㓇德羅斯的出任,因為特㓇德羅斯的政權迫害人權。而他當外長時之變賣40%的國有香菸局給日本香菸公司(日本タバコ產業株式會社),明顯違反WHO的反菸公衞原則。而且他於當衛生部長任內隱瞞霍亂病情而備受爭議。但他的出任受到非洲國家的支持,這是一個地緣政治重於專業的考量(Amir Attaran, University of Ottawa. The New York Times, 5/23/2017)。

世界衛生組織在近年來一直為人詬病。官員每年花費在旅遊(飛機飛商務艙,住旅館住豪華旅館)的經費就有兩億美元。比花在肺結核、瘧疾、愛滋病的所有經費總和都要來得多。這種情況在陳馮富珍的領導下只有更加惡化,而她對伊波拉病情的缺乏掌控能力更是為人詬病。

特㓇德羅斯強調在他當衛生部長的任內,瘧疾、愛滋病、及肺結核的死亡率下降,而他也培育出了四萬名女性衛生工作人員,並擴展醫學教育。他上任WHO後是否會改善非洲的傳染病情況及WHO的官僚作風,有待觀察。但有一個很明顯的挑戰就是,如何去解決長久以來的預算短缺問題。

我們能做什麼

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 WHO 有 194個會員國。還包括有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庫克群島(Cook Islands)與紐埃(Niue)。紐西蘭是庫克群島與紐埃的保護國。另外紐西蘭的屬地托克勞(Tokelau)與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則為附屬會員(associate members)。巴勒斯坦(不是一個國家),梵蒂岡與馬爾他騎士團(Order of Malta)則都為觀察員(observer status)。台灣如我們所知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

早期WHO對台灣有所幫助,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台灣的醫療相當的先進,與許多先進國家的醫療也都有所互動與交流。明顯的事實是,WHO或世界的醫療需要台灣,台灣並不需要WHO。

但WHO能在緊急時(如疫情的爆發)可宣示全球的公衞危機,能動員會員國的作業。而WHO也是國際組織,台灣也需要參與國際組織以突破外交困境。那我們能做什麼呢?

第一,錢從哪裡來?

世界衛生組織一年的預算是22億美元。其中會員的會費(如果都繳的話)占不到預算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以上都得靠募款而來。美、日、德、英、法都是繳會費最多的國家。在募款方面,有些由國家來,有些是公私合併的組織團體,有些則是私人團體。捐款有些沒有指定特定項目,有些則有指定(如瘧疾的防治或是特定地區的處置)。在國家的捐款方面,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科威特、奈及利亞、挪威、瑞典、美國、等都是大戶的捐贈者。2015年中國的捐贈($2,857,811,其中2,000,000是緊急用途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要不然更少的可憐)不到美國的百分之一(0.9%),也只有日本的9.3%。不出錢的小氣人是最會叫囂的。要當老大就請中國全部付款。

在私人團體方面,最大宗的是比爾蓋茨的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2015年就捐了一億八千萬美元,著重在瘧疾的治療。其旗下的GAVI Alliance(著重在疫苗的推廣)也捐了一億兩千萬美元。國際扶輪社捐了五千六百萬美元。也有不少是由聯合國的其他組織轉帳過來。(有興趣知道WHO財務的人可上WHO的網站研究)

美國的許多保守派人士(如共和黨)是不太喜歡聯合國的,因為他們覺得聯合國會侵犯到美國的自主權與主權。既然如此,台美人可向這些保守派人士訴請對聯合國,尤其是不應帶有政治性的WHO的除帳、止帳(defund),終止捐款。因為WHO已變成政治組織,而非單純的公衛機構。台美人的扶輪社會員也可要求扶輪社不應贊助這種聽共產中國之命而排斥自由台灣的組織。

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不但失去了台灣醫療技術對世界的貢獻,也排除了台灣公私團體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捐獻。如果我們的除帳運動成功,WHO很可能因台灣人在全世界的運作而失去它部分的資金來源,而必得去面對排斥台灣的效應。

第二,世界衛生組織不是唯一的世界或國際衛生組織。

許多國際組織是不需要政府的介入與參與的。NG0(非政府組織)是一個明顯的例子。NG0也被視為是外交工作的一種(Tract II dialogue,或Tract II diplomacy)。台灣人必須多參與國際組織與國際事務,這不但有益於個人的提煉,也會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1990年得諾貝爾和平奬的無國界醫生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台灣也有醫療人員參與。以2015年的報導來看,台灣共有八名醫療人員參與,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第三,被排除在WHO之外的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托克勞從1991年就是WHO的附屬會員,波多黎各則由1992年開始就是附屬會員。是WHO會員國的庫克群島與紐埃則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巴勒斯坦則於2012年開始就是聯合國的觀察員(non-member observer state),梵蒂岡與馬爾他騎士團也是WHO的觀察員。

以這種標準來看,已被中國「回歸」的香港也應成為附屬會員。被中國侵佔而追殺到底的西藏與東土耳其斯坦(或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中國稱的新疆)也都應成為WHO的會員。如果要以「世界」衛生組織為名的話,台灣及這些被占領地不應也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嗎?

第四,國際法的層面。

WHO是國際組織,多少要依循一些國際法的規範。國際法不是國內法,有其執行上的困難與裁決能力的限制。但我們也必得要商請國際法的學者與專家來探討這方面的一些規範。

國際法是一個年輕的法律領域。雖然目前的國際法可追溯到歐洲30年戰爭(1618-1648)後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這個和約的影響也被稱為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但目前的國際法之實施也不過才一百多年而已。仍有許多需要改善與擴大的空間。

在參與國際組織與會議方面,國際法學者也有不少論述。如戰亂中的受害者、民兵、與人民團體之參與戰後會議的權利(Kai Amos: Modes of Participation. 6/25/2013. Shane Darcy: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5/26/2016)。而在人權成為國際社會中日漸重要的議題後,在採礦區內的原住民族之參與國際會議也成為要件(Donald M. Zillman, Alastair Lucas, and George (Rock) Pring: Human Rights in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nd Energy Resources. 2012)。醫療及公衛是一個人權問題,這也是台灣在參與WHO時要考慮的。

不是聯合國會員的庫克群島、紐埃、拖克勞、波多黎各、馬爾他騎士團、巴勒斯坦、及梵蒂岡也都參與了WHA,其中許多還都不是國家,只是屬地。將台灣排除在外顯然不符合國際法的原則。

第五,由友邦代表台灣。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與每一個國家有邦交的。沒有邦交的原因很多,但以互相有敵意的國家來說,當有事件需要處理時,第三國常常是需要的。當1979年伊朗學生攻占美國大使館挾持人質後,後來居間傳話並處理美國在伊朗的事務的,是與伊朗仍有邦交而也是美國友邦的加拿大。另一個例子是,由於美國與北韓沒有邦交,美國在北韓的事務一般由與北韓有邦交的瑞典處理。瑞典也成為美國利益(interests)在北韓的protecting power (保護權,外交上的觀念)。

由於日本與台灣有良好的關係,加以日本已於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中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台灣大可要日本成為台灣在WHO的保護權 ( protecting power),代表台灣。

第六,要參加,名字當然要用台灣。

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當然要以台灣的名字參加。用台灣為名並不就代表台灣獨立,因為台灣並不是台灣的官方名字。例如日本的官方名字為日本國,德國的官方名字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若台灣宣布獨立,則最可能的官方名稱為台灣共和國,而不僅只是台灣。在台灣宣布獨立而有台灣的官方名字之前,當然要以台灣的名字參加。

第七,撤資中國。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當三十多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後,外在世界,尤其是歐美,充滿了對中國的期待。因為一般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改善,社會將會日趨開放,則中國會走向自由民主。但顯然事與願違。當1989年的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歐美的外商裹足不前,不敢到中國投資,因為怕觸怒歐美對中共政權反感的民眾。但台商可沒有這個顧慮,台商於六四後反而大舉進軍中國。無可諱言的是,台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相當有貢獻的。因為台商把戰後所建立起來的經濟作業方式及國際通商管道整個移到中國,使中國的經濟可以於當年順利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目前已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自由民主遙遙無期,獨裁統治變本加厲。美國的一些政治學者與政策分析人事已注意到這種趨向,而對中國的自由民主的發展不抱樂觀的態度。但國際社會有一個樂觀的先例。當年的南非無視國際輿論,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及政治迫害。後來在歐美各國發動撤資(divest)運動後,南非最後終於取消種族隔離政策,並開放自由選舉,而走向多元化社會。目前也是我們應該積極推動台商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撤資的時候了。因為經濟的發展只讓中共更有資源去走向更獨裁極權的方向,去迫害台灣。是國際社會向中國的經濟發展施壓的時候了,是以商逼政的時候了。

China, china

台灣的外交空間受到中國的打壓是個事實。中國的狂妄叫囂及虛張聲勢也是個事實。近幾年來中國在南美洲及非洲的大量投資也是個事實。在台灣與中國的這種對峙所表現的是:一小一大,一善一惡,一個自由民主一個共產極權。這種影像應該是受猶太基督教文化薰陶的歐美社會很能夠體會的,因為那是一個大衛與巨人歌利亞的對峙。但結果好像不是如此,國際社會對台灣仍是很不清楚。台灣處境的陳述、論述及宣傳有待加強。台灣缺乏國際人才,缺乏在世界各國做我們的論述與敘述(narrative)的人才。台灣人不應該局限在自己人的小圈圈之內,台灣人要走入世界。你不了解世界,不走入世界,則不要企求世界會了解你。

20世紀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帝國一一的垮台。二次大戰後所建立的共產極權政體也大都一一的垮台。中國還能撐多久?還能強硬多久?這種歷史一再地告訴我們,帝國與極權政體的強大常只是個假象,沒有不倒的。中國(China)到頭來將只會是有如陶瓷(china)一般的支離破碎,鄰國台灣的台灣人得小心不要被割傷到。

李堅

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七 南亞的地緣政治情勢 —–印美日與中巴兩陣營

隨著印度與巴基斯坦(及後來的孟加拉)的獨立,及中共建國後的併吞西藏,整個南亞的地緣政治也都改觀了。當年是大英帝國所掌控的南亞(及東南亞),如今已走上各方人馬的較勁所在。隨著中共強人習近平於2012年的上台,及印度右翼總理莫迪(Narenda Modi)於2014年的上任,南亞的地緣政治也熱絡了起來。不只是印度、巴基斯坦、與中國而已,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日本、澳洲、及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台灣也都牽扯上了。

巴基斯坦於中共建國後的隔年(1950)就承認中國,而雙方也都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巴基斯坦是中國武器輸出最大宗的國家(占中國武器輸出的47%。Siemon T. Wezeman and Pieter D.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 2013)。巴基斯坦充當了中國與伊斯蘭教國家的橋樑,而也於美中建交前秘密安排季辛吉的進入中國,為1972年尼克森的訪華做了鋪路工作。在印巴對抗上,巴基斯坦也得到中國的援助。一般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發展得到中國的幫助。有這些歷史的原因,巴基斯坦人對中國的好感是僅次於中國人自己的(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另一方面的印度。中共建國後就一直與印度有邊界上的爭議與衝突。由於中共的侵佔西藏,及1959年的西藏起義,迫使達賴喇嘛逃到印度而得到印度的庇護。那時的邊界衝突就已零星的發生。1962年10月20日,毛澤東發動了一場打了一個月的中印邊界戰爭, 以8萬兵力打印度的1到2萬的兵力。可以理解的是,若西藏仍是個獨立的國家,則西藏與印度不會有什麼邊界上的衝突。多少基於這種背景, 2012年就任的莫迪,還邀請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稱為司政 Sikyong)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參與他的就職典禮。中共不用說是反對的。2017年4月,達賴喇嘛接受邀請到印度最東北方的省份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去主持一間藏傳佛寺 (Thupsung Dhargyeling Monastery) 的開光典禮。中共宣稱該省的邊界領土屬於中國而跳腳,但沒受到莫迪政府的回應。阿魯納恰爾邦的省長(Pema Khandu)更說,達賴喇嘛的來訪不甘中國的事。因為印度與西藏有邊界,與中國沒有邊界。

習近平上台後推動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或稱Belt-Road Initiative, BRI)。2015年6月,習近平宣稱要投資460億美元(目前已增加到570億美元)開發「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將開路連結由新彊的喀什市(Kashgar)開始的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穿過喀喇崑崙山脈Karakoram Mountains),到印度洋的深水港瓜達(Gwadar,在巴基斯坦境內。中國已簽了40年的租約)。全長3200公里的路線,不但會經過許多族群與宗教的對抗地區,也會通過印巴有領土爭執的喀什米爾。對中共海軍已進入印度洋而很不滿的莫迪,於習近平宣布這個消息以後的不到兩個月就宣稱這個計劃印度不會接受。

2016年5月,莫迪訪問伊朗。莫迪聲明雙方將會合作開發在伊朗境內,離瓜達只有75公里的察巴和港口(Chabahar)。除了明顯的是與未來的瓜達港較勁外,察巴和也將會提供印度到阿富汗的陸路(巴基斯坦目前阻斷印度與阿富汗的陸路),而伊朗也可藉由這個港口增加與孟買的海運及石油輸出。在這種情況下,怕會失去印度石油市場,而又是伊朗死對頭的沙烏地阿拉伯,自然也緊張起來,而要介入印巴中的關係。

巴基斯坦對中巴經濟走廊是採取歡迎的態度。巴基斯坦認為這個計劃將會改善巴基斯坦的經濟。但據過去的經驗顯示,中國對外的投資與援助用的都是自己人,也藉此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貨品與產業。在越南及斯里蘭卡都不乏這種例子。中國在斯里蘭卡建造了一個沒有用的港口與公路,而斯里蘭卡則背負了欠中國80億美元的債務。中國這種對外開發的計劃都沒有公開的合約,而契約也都曖昧不明。到頭來都是地主國吃虧。而事實上,目前中巴經濟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工程,廠商及僱員用的都是中國人,而非巴基斯坦人。當地民眾已有零星的抗議與破壞,而巴基斯坦軍方也得派兵保護中國人的安全。

中巴經濟走廊中共說的是經濟,但許多學者專家也看出這是一個戰略上的考量。貿易上固然有利與中東的來往(比海路少了1萬公里)。但無可否認的是若在東海被封鎖後,中國往印度洋還有個出口(有如當年的滇緬公路)。許多專家也相信,瓜達港可能成為中共海軍的基地。但也有中國發展和改革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PRC)及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的內部資料顯示,中國要在巴基斯坦承租數千公頃的土地,做新品種的農業種籽的開發與示範 (C. Christine Fair: Pakistan Can’t Afford China’s “Friendship”. Foreign Policy. 07/03/2017) 。不管如何,這是一個中國的計劃,不是巴基斯坦的計劃,得利的將只是中國而已。

傳統上,印度與美國及日本等民主國家走得比較近,而三國也於每年在孟加拉灣舉行海軍演習(Malabar)。澳洲原本也有參與,但親中的陸克文(Kevin Rudd)於2007年選上總理後,因不願得罪中國而撤出,但目前的澳洲重新要求參與演習。過去與印度頗有來往的俄國,於最近也開始與中國及巴基斯坦增加互動。對於人口占全球32%, GDP有5.1兆美元的東協與南亞,蔡英文上台後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說來是個經濟,也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過去不太受重視的南亞,好像被重新發現一般而成為熱點。南亞有豐富的文化與生動的歷史,其發展脈絡也定下了今天的形勢,而不是我們所能夠忽略的。  (系列完)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