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存廢與否之一 執行死刑的地理與歷史大要 —–二次大戰後的趨勢

死刑的存廢問題在台灣(即使在美國)是一個相當引人爭議的話題。在大都是情緒化的死刑存廢與否的爭論中,我們對死刑的存廢問題到底了解多少。要了解這麼一個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則我們無妨了解一下世界各國對死刑存廢問題的處置;死刑在人類罪與罰歷史上的大致演變;近代的人類社會是如何開始推動廢死的;各個宗教對死刑的看法。最後我們得回到台灣的現況:台灣的罪與罰問題,也與國際社會做個比較。

依國際特赦協會的報告(AI: Death Sentences and Executions Report 2015),在全球193個國家中,56個國家還有死刑;30個國家雖然在法律條文上有死刑一項,但已都不執行死刑(也就是實際上是廢除死刑abolitionist in practice);103個國家已在法律條文上(de jure)廢除了死刑;有六個國家除了叛國及特別情況外,也都廢除了死刑。也就是說,真正有執行死刑的國家三分之一都不到。

以國際特赦協會2017年的資料來看,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依序是中國,伊朗, 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巴基斯坦。從1990年以來的紀錄來看,國際特赦協會也查證出有138個遭執行死刑的犯人是未成年人。這些發生在九個國家中:中國,剛果,伊朗,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蘇丹,美國(按,在美國犯重大刑案而犯罪者若為15到17歲之間時,有些檢察官會求取用成人的法條作為判決)。

死刑的存廢有時並非有如我們所想像的一般,在落後的國家較多死刑,而先進國家較無死刑。誠然,歐洲(以西歐帶頭)在戰後就走向廢除死刑的方向。但許多已開發國家/工業化國家還是都有死刑的執行。這其中較有名的是美國,日本,南韓(有死刑條文但目前已不太執行),台灣,新加坡。以死刑犯與人口的比例來看,新加坡可是全球之冠。另一方面,有許多我們所認為的「落後國家」卻已都廢除了死刑。菲律賓在馬可士倒台後於1987年成為第一個廢除死刑的亞洲國家。後來於1999年又恢復死刑的執行,直到2006年才又停止。而在一般人視為最落後的非洲在過去10年也朝廢除死刑的方向走。在所有54個非洲國家中,有29個國家已廢除死刑,有18個國家還有死刑的條文但已很少執行死刑。真正有執行死刑的國家不到20個國家,大部分都在撒哈拉沙漠以北,如埃及,奈及利亞,索馬利亞,利比亞,蘇丹(Africa and the World: Africa and Capital Punishment (Death Penalty))。

死刑可說是自有人類文明的紀錄以來就有的。在過去,如果只是單單的處一個人的死刑,那倒也簡單明瞭。但死刑常常牽涉到用凌虐至死的方式(如漢文化的凌遲,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法庭)或遍及無辜(如漢文化的株九族)。而死刑的條文也常常不清,常常包括我們當今看起來都相當輕的犯罪行為。以「文明」的英國來看,17世紀到19世紀間有兩百多項犯罪是可以定死罪的(雖然大部分沒有定罪或執行),這被稱之為血腥法條(Bloody Code)。這些包括偷竊,扒手,甚至是砍樹,都可以處死。許多罪犯也被判以流放到澳大利亞或美國的方式取代死刑(Lizzi Seal: A brief history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Britain. 2014)。

但過去人類的歷史也不全然都是有死刑的。目前執行死刑最多的中國在唐朝時也曾有一段時間沒有死刑的執行。在唐玄宗(任內715-756)時曾廢除死刑。但後來在安祿山叛亂後(759),又重新恢復死刑的執行。綜合起來有12年沒執行死刑(747-759)。而在東洋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85),嵯峨天皇於818年廢除死刑,將罪犯改以放逐的方式作為處罰(有如英國的放逐罪犯到澳大利亞與美國,只不過日本是放逐到偏遠地區。日本淨土真宗的創立者親鑾《しんらん,1173-1263》,當年被放逐到越後國,目前的新潟縣一帶)。只有在後來內戰爆發後,日本才又重新恢復死刑。

18世紀開始,在歐美地區開始有推動廢除死刑的運動。1764年,義大利的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 3/15/1738-11/28/1794)發表了一篇頗有影響力的論文「論罪與罰」(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義文Dei deltti e delle pene)。貝卡利亞的主要論點是:刑罰的公平性與對等性的問題;以(國家)暴力企求防止暴力的邏輯問題;也論及道德問題。貝卡利亞也論述刑求的殘忍與沒有必要。他與狄更生,馬克思,都注意到了死刑的執行後在該地區也常與暴力犯罪案的增加有所關聯。貝卡利亞的著做有多大的影響我們難以測知。但歷史的事實顯示,從19世紀開始,世界一些地方的政府也開始朝廢除死刑的方向前進。二次大戰後,這種歷史趨勢在以西歐為主的歐盟用人權議題做為標竿的推動下,通過廢死的國家大幅增加,而多少造成了今天大部分國家都採取廢死的局面。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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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科學‧社會‧人權 —–需要溝通、互動、切磋琢磨

來美國的前幾年,以英文溝通是一大難事,不但在課堂上常常「鴨子聽雷」,更別說參與討論了。但我也發現看電視是學習英文的一個好工具。新聞報導與紀錄片(documentary)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逐漸的我也「進步」到觀看一些電視劇。電視劇提供外人對美國社會、文化、俚語、及美國人一般的看法與互相對應的了解。那時印象最深的是CBS的「都是一家人」(All in the Family,原播時間1971-1979)那齣幽默劇。「都是一家人」的故事背景所描寫的是,紐約皇后區一個典型白人工人家庭的故事。家長是一個頗偏執,充滿偏見與歧視的傳統白人男性。太太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女兒是60年代婦女運動的產物。女兒的男友是60年代反戰、新思潮下的波蘭裔大學生。一邊是經過二次大戰年代的所謂的「最偉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人物,一邊是戰後的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雙方意見的衝突便難以避免了。這個電視幽默劇便沿著一個接一個的文化衝突下進行。這齣電視劇也觸及了許多以前電視劇不太敢提起的話題:如種族歧視,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婦女解放運動,墮胎,同性戀,越戰,反戰,乳癌….等等。在這幽默劇中,你也會發現每個角色都有他或她的理,都有他或她的時代背景。即使是那個充滿偏執與成見(bigot)的主角(Archie Bunker,由演員Carroll O’Connor飾演)也是個正直、誠實與充滿愛的人物,只是不了解社會的變動而已。而他也常被稱為可愛的偏執者(lovable bigot)(Wiki)。到頭來,吵歸吵,這些扮演代表社會中不同角色的人物「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當然只是個電視幽默劇,現實世界是很不同的。不同意見與固執己見常導致拒絕來往,對抗,迫害,殺害,甚至是戰爭。溝通是減少不必要傷害的第一步。但要溝通你至少要放下成見,以開放的態度去傾聽對方的意見與想法。人一定是會有不同的想法與意見的,但若不開放心胸來溝通以達成雙方的了解與尊重,則我們不會去了解到人類其實「都是一家人」。

在戒嚴時代台灣是難以公開溝通討論的。筆者也在初來美時聽朋友說有兩個話題常會引起大家不歡而散:一個是政治,一個是宗教。本文不觸及政治,所要討論的是宗教的溝通與對話。

宗教的負面形象

若只以美國社會而言,美國一般民眾對伊斯蘭教與無神論者最沒有好感,對摩門教、印度教、與佛教持中性看法,對基督教、天主教、與猶太教較有好感(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Religious Groups. Pew Research Center. 7/16/2014)。由於回教與我們的成長過程較無關係,底下的討論只限於基督教、天主教、與佛教。

中古世紀前的歐洲,基督教(天主教)幾乎掌控了所有宗教、文化、社會、甚至是政治上的權利。勢力相當龐大,也相當廣泛。但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約14到17世紀),宗教改革(由馬丁路德於1517年張貼95條論綱算起,到那場死掉6百萬人的30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5/23/1618-5/15/1648﹞的結束),及啟蒙運動(約1620s到19世紀。法國人則認為是由1715年路易十四的死亡到1789年的法國革命)的進展,基督教的影響力也日漸消退。無可否認的是,死傷慘重的30年戰爭是場宗教戰爭(新教與舊教)。如果宗教所帶給人類社會的不是和平、安樂、與啟蒙,而是災難與死亡,則宗教對人類社會的益處在哪裡?30年戰爭後展開的啟蒙運動更突出了新的哲學思維,新的思考方式,科學的分析方式與發現,這些都不見容於教廷。啟蒙運動中的巨匠伏爾泰雖不是個無神論者(他是個自然神論者deist),也不認為宗教代表真理。但多少基於宗教在社會上的功能,而認為宗教是個「有用的信仰」(croyance utile, useful belief)。進入19世紀後,16世紀就已存有的無神論名詞開始具體化,而出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在這種一系列的發展下,歐洲的基督教已不再佔有絕對的掌控權,而在一個程度上也與科學界、哲學界、及社會運動有所衝突。發展到今天,歐洲(尤其是西歐),雖然大部分人都受洗(91%),也成長於基督教的文化與宗教(81%),但自認為是基督徒的只占71%,每個月有上教堂的則只有22%(Being Christian in Western Europe, Pew Research Center, 5/29/2018)。

佛教也許給人一般的印象是較和平,但在斯里蘭卡的25年內戰中(7/23/1983-5/18/2009),佛教的政府軍與爭取獨立的印度教的泰米爾人(Tamil)的戰爭也導致近七萬人的死亡。而在近年來的緬甸,佛教的緬甸政府也造成上百萬回教孟加拉羅新亞人(Rohingya)的難民與上萬人的死亡。

以各宗教的發展與人類歷史的演變來看,因為宗教而產生的衝突大致可分成三個方面來討論:一是與科學的衝突,一是與文化社會及人權的衝突,一是各宗教間的衝突。而這三方面也是最需要溝通對話的。

宗教與科學

現代科學的產生是16、17世紀的歐洲,那是一個基督教文化及思考模式影響深遠的社會。許多我們所知道的早期天文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及遺傳學的始祖孟德爾(Gregor Mendel, 7/20/1822-1/6//1884),都不是虔誠的教徒就是教士。而天主教也很重視興學、辦教育、蓋醫院。有這種背景,也令有些人結論道:基督教文化與教育促進了科學的產生與進步。但到目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主要是福音派,已給人一種與科學對抗的印象。

來美後才知道達爾文的演化論並不被相當一大部分的美國社會所接受,許多學校也不能教演化論。後來也才知道1925年的田納西州有個「猴子審判」(the Scopes Trial,也被稱為the Scopes Monkey Trial)。這源於田納西州的一個老師(John T. Scopes)違反田納西州的一條法律(Butler Act,1967年才廢止)。該法律規定不得教違反聖經所教的人類來源的理論。到目前為止,許多美國人還是不相信演化論,而執著於創世紀。如果福音派的教徒以聖經為一切真理與事實的標竿,則現代科學便難見容於福音派基督教徒的眼中。

在這種基督教/天主教與現代科學有所衝突的背景下,諷刺的是沒有科學歷史背景的佛教卻因而得福。更確切的說是,以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藏傳佛教成為捍衛科學的宗教,成為科學界與宗教界對話的焦點。

本身對科學很有興趣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於三十多年前就不時的與科學界有所對話。這三十多年來達頼喇嘛已與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從美國、歐洲、中南美、日本、俄國、與最近的台灣(於2018年11月由李遠哲帶頭訪問達賴喇嘛),都與達賴喇嘛有過不少次的研討與對話。代表科學界的由物理學、腦神經學、心理學、醫學、天文學、遺傳學、到哲學界都有。對話之所以能夠持續的進行顯然源於雙方都有受益。對科學界而言,一個宗教領袖不但不反科學,反而支持科學的研究,是一種鼓勵。而因為藏傳佛教擅長於不同形式的打坐,佛教方面也提供一些「標本」(擅長打坐的喇嘛)給腦神經學者及心理學者做腦波及腦部功能影像的研究,雙方相得益彰。本有邏輯學及方法論探討的佛教,再加以辯證哲學的高度發展與強調不畏傳統,也使得佛教與科學界雙方都同意科學界所運用的思考方式與研究方法。達賴喇嘛也認為科學若證明不存在,則宗教界應可以接受那個東西不存在。但若科學不能夠發現而證明不存在的話,則那又另當別論(What science finds to be nonexistent we should all accept as nonexistent, but what science merely does not find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matter)(Maria Popova: The Dalai Lama on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10/16/2018)。

科學界與宗教界的對話是必要的。科學需要宗教做道德與倫理上的指導。因為許多科學(如動物與人體實驗,基因改造,及武器開發….等等)是不道德的。而宗教也需要科學來去蕪存菁,拋棄掉一些不合時宜的信條。在全球暖化成為迫切議題的今天,這種對話尤其顯得重要。

全球暖化與基督教

以一份2011年6月22日的調查報告來看(Global Survey of Evangelical Protestant Leaders, Pew Research ),絕大部分的福音派領導人認為,好的福音派教徒在生活上必須遵從耶穌基督的教導(97%),要努力傳福音(94%),但在保護環境方面則只有36%的人認為是必要的,47%的人認為重要但非必要。這個調查結果是根據訪問參與第三屆洛桑全球福音派會議(Third Lausanne Congress of World Evangelization)人士的結果。

2016年4月12日,在一份調查美國基督徒的認同因素(Religion in Everyday Life. Pew Research Center)的結果來看:信仰上帝占96%(86%說必要,10%說重要但非必要);63%認為祈禱是必要的,28%認為祈禱重要但非必要;52%的人認為幫助窮人是重要的;但只有22%的基督徒認為保護環境是重要的。

反應美國基督徒不重視環保及全球暖化的最佳代表是,川普上任後聘用(目前已離職)的環保署署長普魯特(Scott Pruitt)。普魯特是一個極端反環保的人,而他的反對說來也是有其理論(更確切說是神學)基礎的。根據一篇訪問與普魯特有20多年交情而也是他教會(First Baptist Church of Broken Arrow, Oklahoma)牧師的嘉蘭(Nick Garland)表示,普魯特與他及教友都認為我們應該要「治理」(steward)地球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來彰顯上帝的榮耀,要不然我們便只成為服務地球而已(Either we’re going to steward the Earth and use it for God’s glory and man’s good, or we serve the Earth)。嘉蘭引用的理由是創世紀2:15(耶和華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在這裏,「治理」一詞也多少成為神學上的辯論問題。另一方的解釋是當今的天主教教宗方濟各,他認為人有義務要好好的治理地球以維護上帝的創造(Rebecca Leber: Fox Guarding The Henhouse. 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18)。

而就全球暖化的調查來看,63%的美國人相信有。天主教則有69%的人相信,福音派相信的人則只有51%。強烈/部分支持減碳的美國人占25%/45%;天主教徒27%/48;新教25%/45%;福音派17%/43%(Climate Change in the American Mind. 4/1/2015)。也有相當的一部分人士認為上帝自會有方案(divine intervention),不用去擔心。

宗教與社會及人權

三十多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而選出一些留學生來美留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校園裡與一位「匪區」來的學生談及宗教。他說中國的年輕人一般對基督教比較好奇,較有好感,因為基督教是個由西方來而有現代科學背景的宗教。佛教則給人的印象是陳舊與封建。

這名中國留學生的那個看法雖顯簡單,但也大致不離譜。傳統佛教多少是不問世事,不重視社會公義的。而台灣的佛教慈濟功德會的產生原因,多少也源於創辦者證嚴與海星中學三位修女的談話而來(溫金河:記三位和證嚴法師交談的海星中學修女:貝蒂、黃雪文和高凌霞。該文中說:在1966年的一個巧遇中,貝蒂修女對證嚴說:佛教信徒這麼多,力量這麼大,如果做社會服務的工作,影響會更大)。

除了慈濟所做的慈善事業外,台灣的佛教傳統上不問世事,不支持社會公義。不但如此,而且與專制的國民黨走的較近。在社會公義與人權議題上的關心是少的可憐。就以廢死議題而言,一個首戒是不殺生的佛教,其領導階層(如星雲)竟然反對廢死,這可真令人嘆為觀止。

在過去,基督教是較重視社會公義與人權議題的。但有些教派在近年來的作為也相當令人難以認同。

以難民問題而言,在韓戰中因為兩名福音派人士(Bertha and Harry Holt)的遊說,使得在當年還是在排斥亞洲移民氛圍中的美國,開放了先是亞美混血兒(GI babies),而後是韓國孤兒,得以受到美國基督教家庭的認養,開國際認養的先鋒(Arissa Oh: To Save the Children of Korea: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Adoption)。曾幾何時,目前美國的福音派已成為反難民,甚至是反移民與反非法移民(許多其實是難民)的主要力量(Christopher Stroop: White Evangelicals Have Turned on Refugees. Foreign Policy, 10/29/2018)。

反對美國的接納難民,代表了福音派不再宣示耶穌基督的愛與包容,不再宣示愛你的鄰居。不再宣示愛也罷,有些極右的福音派竟反而宣示仇恨。在世界各地,這些福音派開始將仇恨外銷到國外。

在美國喧嚷一時的同婚問題於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判定同婚為合法後定案。在此之前,許多大力反同婚的福音派人士已開始將目標轉到國外。他們到東歐、俄國、非洲、及亞洲倡導反同性戀、反同婚。許多非洲國家因而開始採取對同性戀者的嚴重處罰。烏干達甚至於2009年通過法律可以判同性戀者死刑(Kapya John Kaoma: Colonizing African Values. How the U.S. Christian Right is Transforming Sexual Politics in Africa.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2012)。

在亞洲,台灣站在同婚議題的先鋒,而這些美國的福音派人士自然也沒缺席。一些極右的基督教團體(如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Agape Christian Church, MassResistance。MassResistance被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認定是個仇恨組織)也都在台灣積極參與反同婚的組織與活動(J. Michael Cole: U.S. Hate Group MassResistance Behind Anti-LGBT Activities in Taiwan. Taiwan Sentinel, 1/2/2017 )。

如果宗教不倡導慈悲、愛、與包容,而反而是倡導仇恨與排除異己的話,則難免令人要問:人類要宗教幹嘛?

不同宗教與信仰間的溝通與對話

對強調宗教對人類社會有正面影響的人,難免要去面對宗教的負面性,及各宗教間的對抗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求解決之道。也多少在這種背景下,推動各宗教間的對話也在各地展開。在歐美國家,這種對話大都介於亞伯拉罕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回教。因為都認定亞伯拉罕為始祖)之間。但在亞洲的佛教也走上全球化之際,全球多元宗教的對話便成為一種必要。在南加州的台美人社區,推動宗教對話的一個團體—「台美人宗教研習會」(TARSA-SC)也於2009年10月29日,由葉思雅,林天民,黃哲陽,黃友成共同成立(葉思雅:創設TARSA的心路歷程。2010)。這個團體於2015年改名為「台美人信仰與人文研習會」。2018年11月7日,筆者到葉思雅醫師夫婦的家中作訪談,淺談他一路走來的經歷與想法。

葉思雅說,當初成立研習會的目的在推動與促進各宗教間的了解、交流、合作、與對話。在個人經驗方面,葉思雅提及過去曾參與美國的基督教醫療團(Christian Medical and Dental Society)到蒙古時,在首都烏蘭巴托(Ulaanbaatar)也遇到了摩門教傳教士。但同行的一些人員卻不將摩門教看成是基督教的一分子,相當排斥與排外。一向參加美國自由開放教會的葉思雅也提到,他們教會的牧師對小布希總統攻打伊拉克前的所作所為頗為反感。當時的小布希指對方為邪惡帝國(evil empire),而相較美國的出征是十字軍東征。小布希也帶閣員祈禱,求取上帝的保佑。葉思雅指出,這種做法等於把全人類的上帝降格為一個部落的守護神(tribal god)。退休後(2005年)的他與太太Grace 搬回加州。他們參加台灣人的教會,卻發現在美國的台灣人教會,還是在教他們當年在台灣講的那一套,沒有學習到美國較自由開放教會的做法。他們與一些同志希望在美國的台美人教會中引進美國較自由開放的基督教信仰的看法與作法,但遭到排擠與抹黑,他們也被視為異端。在這種背景下,他們決定推動各宗教間的對話與了解,也希望促進各宗教的進步。將近十年來,參與研習會的會員都有學習到很多各方面的知識,也學習到互相對待、交流、與溝通。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宗教改革吧。

廣讀基督教的著作,但受不少同為基督徒的排擠與指責,筆者難免要問葉思雅:身為一個「教齡」60年基督徒的他,是否仍以基督徒自居?葉思雅說,信仰是人類的本性。宗教的產生多少是基於人類的這種本性,在要維持社會的和諧下而產生的。他認為宗教的好處仍大於它的壞處。而人類也應鼓勵多溝通,多做好事,也才會達成社會的和諧。

還需要有宗教的存在嗎?

每個宗教無論在教義,實踐,與實際運作上,都會對社會造成好與壞的一面。而一般人(局內人與局外人)也常因不同面向的觀察,而有不同的印象與結論。在大部分的先進國家中,宗教及其影響力都已走上式微的道路。即使在宗教(基督教)影響力相當大的美國,2017年的蓋洛普民調也顯示,77%的人相信宗教的影響力在消退中,但也有20%的人認為宗教的影響力在上升中。另一個調查顯示,不管是極度信教的人或不太那麼虔誠的人,只有少數人在有問題時會請教教士(33% vs. 8%, Pew Research, 4/12/2016)。即使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認為宗教的影響力在消退中,仍然有75%的人認為有宗教對社會是較有好處的。

宗教的影響力即使在消退中,也有學者指出,宗教對人權、和平工作、社會價值、反貪污腐化(Pew Research 2011年的報告顯示,在十個最貪污腐敗的國家中,八個沒有宗教自由)、及商業的倫理有很大助益(Lisa Ventura, Silvia Magnoni: Five ways faith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7/2/2014, World Economic Forum)。

在西歐國家中,基督教的消退是很顯著的。在大不列顛,自認為是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的人只有15%(年輕人18-24歲間只有3%)。天主教也好不到哪裡去,只有9%。其他派別的基督教也只有17%。8%是非基督教的信徒。在這麼一個不太信教的社會中,道德卻沒有沉淪。犯罪率及貪污腐敗都在減少中,而捐款給慈善團體的在增加中。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即使是左翼的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也都強調人不要自大,貪婪,驕傲。說的都是基督教的教義。也許我們可說基督教在大不列顛已在消退中,但其精神卻一直都存在,成為有實無名(Religion is on the decline – yet our society is underpinned by faith. The Spectator, 09/2017)。

當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後,對科學界及宗教界都是一顆震撼彈。它鬆動了基督教兩千年來的根基。尼釆那時還是個學生。而也隨著科學的進展,宗教越來越受到挑戰。當尼釆後來宣示「上帝已死」(God is dead)及提出超人(Übermensch)之說時,尼釆的目的在於宣示,即使我們可以拒絕宗教或科學為一種信仰,人類仍可以自己創造出我們自己的道德觀念,人生不會失去它的意義。而這也才是尼釆超人之說的定義與意義(Sue Prideaux: The far right gets Nietzsche all wrong. Los Angeles Times, 10/28/2018)。

在一個訪談中,達賴喇嘛認為人類社會並不一定需要宗教才能運作,但人類社會有宗教信仰是比較好的。這與蓋洛普在美國社會的調查結果是意見一致的。宗教之所以被看成是一個問題,除了教義與實踐運作外,也多少牽涉到各宗教間的對待與互相殘殺問題。不同宗教不但應該互相溝通與對話,也可互相學習。台灣人一般頗以台灣的飲食文化為榮。但這也歸因於戰前日本料理的引入,及1949年後中國各地的飲食方式都來到了台灣。大家在台灣這個島嶼上互相學習,互相切磋琢磨而加以改善,更上一層樓。許多台灣人也覺得台灣的「中國料理」已不再是中國的料理,而甚至是比原來中國的料理都要來得好。這是互相學習,截長補短的結果。經過不同宗教間的溝通,宗教與科學的溝通,及宗教與社會議題間的溝通,不但會較少歧見,也對自己會多所改善。到頭來各宗教還是會存有各宗教的特定教義與特色,但大家都生活在這個地球島上,是都可以和平共存的。

佛陀在世時印度已經存在有很多宗教:拜火教,婆羅門教,耆那教,及許多小教。有一天有人問佛陀說,他們如何知道那個宗教/教示是好的宗教/教示。佛陀給這些人的勸告是:首先徹底的分析該宗教/教示的內容。當你研讀該宗教/教示的教義並付諸實踐後,如果那個宗教/教示會帶給你心靈上的平靜,會帶給你喜樂及人生的意義的話,則那個宗教/教示便是一個值得你遵從、實踐的好的宗教/教示(Kalama Sutta,迦摩羅經)。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四 貴族制度的聯想 —–由傳統的歐洲看美國與台灣

由一個保守的貴族世家出身的托克維爾,已於當年看出民主是未來的趨勢。重視自由主義的他,如今被推上自由主義的殿堂而廣受尊重卻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但他的一些想法與做法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卻也並非沒有問題的。他的支持殖民主義(法國的殖民阿爾及利亞),反對社會主義的邁進,及他贊成對巴黎公社的鎮壓….等等,難免會於今天引來左翼人士的側目。但也不能否定的是,托克維爾有他的身世背景及時空因素上的影響與限制。除卻這些因素,他的觀察與分析結論仍是相當尖銳,而於今天還都是被廣為討論並引以論述的。

在托特維爾的那個年代,許多法國貴族都已幾乎要消失殆盡。單單在法國革命中的恐怖統治時期,就估計有四萬人被處死,其中兩、三萬人是貴族。在貴族可說已開始消失的今天,我們無妨來看一下貴族在過去及當今在歐洲社會中的功能。

歐洲過去的貴族制度雖然目前在許多國家於法律上都已不存在,但其實還都是名存而實也不全然就此亡的。這些貴族的後裔如今還都掌握有相當大的財富、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即使在大受迫害的法國,這些貴族的後裔雖然一般都相當低調,但大都掌有社會的巨大財富。米其林輪胎的執行長(Jean-Dominique Senard)及2016年退休的法國跨國保險業( Axa)的執行長(Henride Castries)都是貴族後裔。相當重傳統的英國可說將貴族制度保存的相當完整。雖然已失去許多傳統上的優惠待遇,但英國貴族對財富與社會地位及政治影響力的掌握,可是一點也沒有受到影響。一篇調查英國五個世代( 1858-2012), 18,869名稀有姓氏的世代財富比較的論文(Gregory Clark, Neil Cummins: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Mobility in England, 1858-2012: Surnames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06/03/2014)指出,經過五個世代,這些人的財富與教育水平並沒有很大的變化。他們大都上牛津大學,有較好的房子,也都有好的事業。他們一般都謹守三個保富的原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收入,良好的婚姻。

貴族裔也都會互相支援的。在法國,他們也組成了「法國貴族互助協會」(Association D’entrad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協助一些在社會上落難的貴族後裔。法國「貴族」也都相當低調,也都重視一些天主教的規範而強調對別人的開胸與友善。一般估計,法國的「貴族」仍有五萬到十萬人之間。

看來貴族,或至少是貴族的認同與文化,還會在歐洲存留一段時間。但貴族制度在過去的歐洲社會裏可曾有什麼貢獻與功能?

古時候的希臘認為政府是應由貴族來治理的。理由是貴族受有教育,較有閒暇去處理政府的事務,而他們在經濟上也較穩定(Richard Bruce: Ranks of the Royalty, Aristocracy, Gentry, and Peasantry)。有這些條件使一般人認為貴族適合於管理政治。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貴族制度也是人類社會演變的一個階段,尤其是歐洲。而早期歐洲的藝術發展與貴族的光顧(patronage)也有關。因為只有貴族有那個能力與閒暇去光顧與品嚐藝術品,去找藝術家為他(她)們做畫像。而貴族也因為較有涵養,談吐脫俗,而成為一般平民大眾模仿的對象。十八、十九世紀後,這個功能漸漸由新興的資產階級取代,但他們也都學習貴族的文化。19世紀末年,20世紀初期,美國出現了不少工業及金融鉅子,其中不少人被譏為強盜巨亨(Robber Barons)。但這些強盜巨亨也做了不少社會公益事業:建立圖書館、大學、博物館、慈善基金會…等等。但就近代美國一般人民學習的對象而言,有人說,在1920年代到1960年代的美國是影劇業的興盛時期,而許多人也以劇中明星的言行作為學習的對象。

由於沒有貴族制度,美國社會的平等(除去奴隸制度與對印地安人的迫害)使托克維爾印象深刻。但多少也由於這種沒有貴族制度的傳統,與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加上保守福音派宗教的力量,使美國社會造就出了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的傾向。

美國社會雖然有一股強大有力的反智傾向,但卻也有相當多的高等學術殿堂與尖端的智庫及深思熟慮的學者。托克維爾的著作在被忽略掉一段時間以後,也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美國有幸能有這麼一個具有睿智的外人,在19世紀於觀察美國社會後寫下了這麼一部巨作,為19世紀的美國社會政治文化做了這麼一個歷史見證。

也沒有貴族制度傳統的台灣,難免在美學的涵育,藝術的品嚐,及精緻文化的發展上有所缺失。但這是可以栽培,而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育化的。缺乏貴族文化的涵養也使台灣同許多文化一樣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不若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貴族之能長久的保富下去。但對台灣比較迫切的一面是台灣歷史面貌的呈現問題。近年來雖然有不少學者挖掘出19世紀前歐洲人對台灣的描述,一個程度上豐富了台灣的歷史,也呈現了歷史較真實的一面。但19世紀前的台灣仍有許多值得探討與分析的所在:台灣如何被中原過來的政權引導致封建文化?平埔族的語言文化與認同是如何這麼快消失的?我們所缺乏的是一名有敏銳觀察力的外人(如托克維爾)對當時台灣社會的分析。這可說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缺失吧。

(系列完)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三 世界民主潮流的倒退 —–民粹主義的興起與謊言的氾濫

在獨立宣言242年後的今天,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似乎否定了建國初期一些歐洲人的懷疑,而穩定茁壯了下來。而自由民主體制也似乎在全球邁進:依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說法,從19世紀末的第一波開始(托克維爾訪美時的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之擴大投票權,進而發展到歐洲,而於最高時有29個民主國家);二次大戰後進入第二波,有36個國家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第三波由 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延伸及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及菲律賓,最後是東歐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在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下,固有其倒退所在(如第一波的中斷源於墨索里尼於1922年的上台),但自由民主體制看來是會一直發展下去。不過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 10/27/1952-)未免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目前的世局似乎不是如此。

1989年開始,東歐共產政權的鬆解及柏林圍牆的最終拆除,及接著而來的蘇聯的解體(12/26/1991),啓動了東歐及俄國的民主浪潮。但這波民主浪潮卻於20年不到就開始倒退。一個新的政治名詞也上台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語言(oxymoron),因為民主的兩個基本要素是自由與平等。沒有自由談不上民主。但這個名字目前已被廣為使用。這源於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 5/31/1963-)所宣稱,民主並不一定要有自由。2014年7月,奧爾班於一場演講中首先引用了「不自由的民主」這個說辭。

東歐國家中民主倒退的不只是匈牙利而已,原本被視為民主新星而經濟成效頗有成績的波蘭,也於極端保守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iS)掌政後大開民主的倒車。他們封鎖邊界,禁止難民的進入,歧視與壓迫境內的少數民族與同性戀人士,迫害言論自由,控制司法權與立法權,鎮壓反對黨…等等,大肆迫害民主自由。

匈牙利與波蘭是東歐國家的歐盟成員中,開民主倒車最顯著的兩個例子。但這股反自由民主的浪潮也波及了大部分的國家。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中,我們都看到民粹主義、本土主義(populism, nativism)的崛起,而逐漸走向二次大戰前的對抗情況。大多國家都有移民及難民湧入的困擾,文化衝突的問題與威脅(主要是伊斯蘭教),及邊界開放(根據1985年的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所帶來的融合與同化的困難。英國退出歐盟後,更使得歐盟當初為推動和平與共同市場的努力受挫,而面臨了生存的危機。

但本土主義所造成的「不自由的民主」的危機也不限於歐洲,美國於川普上台前後也被波及到了。川普靠的是排外、孤立的本土主義,種族主義,鉅富的支持,俄國的暗中援助,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擁護,而登上總統大位的。川普對世界各國非民主國家的獨裁強人的仰慕是人人皆知的。

那麼,為什麼有這一波反民主自由的浪潮?以美國而言,至少有個原因是人們漸漸不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與托克維爾所觀察的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s)。不但上教堂的人減少,工會及許多自願團體與政治團體也失去會員。不參加政治團體使人們失去學習民主政治運作的機會(Yoni Applebaum: Losing the Democratic Habit。October 2018, the Atlantic)。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在20世紀中期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極盛的年代,一些作家(如喬治‧歐威爾的《1984》)要說的是這是一個大謊言(the Big Lie)。大謊言也是希特勒所倡導,而納粹的宣傳機構所一再運用的。當一個謊言,即使很荒唐,被一再的重複時,則許多原本不相信的人也會採信。而更重要的是,共產黨,法西斯,與納粹都用暴力作為後盾去增加「說服力」。但在目前的歐美社會及其他國家中,謊言也不需要很大,只要一再透過現代的網路與社群去重複中小謊言;也不需要暴力,則許多真相都會被曲解,而正當的自由民主體制的運作都會受到損害。這也是我們所了解的四處氾濫的假新聞(fake news)所造成的傷害。而許多假新聞也都順著一個人們喜歡聽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故事方向推進,其破壞性是相當大的。

促成人們容易接受假新聞的原因除了是無知與認識淺薄外,也因為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中許多人有不安全感。以美國的種族問題來看,戰後各國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與中美洲大量移民的湧入,使過去占多數的白人漸漸失去主導地位,而估計將於21世紀中期也會變成為少數民族。有危機感就會使有些人走回人們最原始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而黨同伐異起來。我們在美國也看到了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t)及仇恨團體(Hate Groups)的抬頭。這尤其是在川普上台後大為增加,不是一個偶然。

仇恨力量的推動與假新聞的運作,再加上不再參與一些政治團體以了解民主程序的運作過程,使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由內而外的撕裂開來。這些在推動部落主義、仇恨文化、剷除異己的人所沒體會到的是:在一個程度上我們都是異己。有如原來支持納粹的牧師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 1/14/1892-3/6/1984)所說:當納粹依序破壞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會、及猶太人時,他都保持緘默。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不是社會民主黨、也不屬於工會、也不是猶太人。但當他後來參與簽署一份路德教會反對納粹做法的連署書而遭到逮捕後,已沒有人為他說話了。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二 民主政治的三大危機 —–多數暴力,個人主義,國家暴政

美國社會的平等在當時的歐洲是前所未見的。托克維爾與柏馬特還是難以想像他們當時能到白宮造訪傑克遜總統,而傑克遜總統也親身招待他們。托克維爾也指出那時的白宮還不是很正式。當亞當担任總統時,在與訪客的會談中還被一名齒科醫生的到來而臨時中斷。等這名齒科醫生拔完亞當總統的牙齒後,會談才繼續下去。

在當時那麼個平等社會(至少對白人男人而言)中,大部分人卻都是文盲而目不識丁,沒有什麼教育可言。托克維爾也發現陪審制度常常變成一般平民接受公民教育的機會。雖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什麼教育可言,但人人平等的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在那種文化背景下,托克維爾覺得美國的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的意見很重要。他也看出相當多的民選官員水準奇差(James Wood: Tocqueville in America, 5/17/2010)。這種社會與歐洲有貴族傳統,及尊重學者專家的精神相當不同。也與英國傳統上尊重並容許怪異人物(eccentric)的文化相當不同。在美國,民主政治表現出了多數統治可能出現的問題。在書中,托克維爾引用了一個於1812年發生在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慘案為例,來說明他所要闡述的想法。

在英國與美國的1812年戰爭(War of 1812)期間,一家巴爾的摩報紙刊登反戰的言論。膽敢在戰爭期間刊登反戰的言論,引起暴民的包圍這家報紙。但民兵拒絕保護編輯人員。結果,編輯人員被帶到監獄以做為保護。但該晚,暴民衝進監獄中打死一名編輯,讓其餘的編輯與記者瀕臨死亡而讓其自生自滅。當暴民領袖最後被起訴後,陪審員拒絕將他們定罪。托克維爾指出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最大挑戰。而他也首次引進了「多數暴力」(Tyranny of the majority)這個觀念(Adam Cohen: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n and Now, a Struggle Against Majority Tyranny, 1/23/2006, The New York Times)。

也因大家都以為他的意見特別重要,但沒考慮到他們自身的教育與認識水平,托克維爾在一個程度上也相當輕視美國民選官員的水準。因為許多民選官員表現得相當無知與沒水準。但托克維爾並不是反對歐洲的走向民主之路的,他要的是要歐洲人好好準備歐洲的未來,取長補短的善用民主的推動與到來。這是與托克維爾一直有通信的英國政治經濟學者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對托克維爾「多數暴力」現象的解讀。密爾也感謝托克維爾讓他更了解到,在一個多數統治的政府中,一些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idiosyncratic intellectuals)存在的重要。沒有怪異見解的知識分子的存在,或受到尊重的文化背景,多少也使托克維爾相信那是美國民選官員水準低落的原因。他也認為在美國,最優秀的人不會走入政治界,而多少會向學術界或其他行業發展。這是因為在「多數暴力」的壓力下,少數常常沒受到保護與尊重的緣故。

除了多數暴力外,托克維爾認為其他兩項可能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是個人主義與國家暴政(despotism state)(Alexis de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philosophy.com)。

對托克維爾來說,傳統的歐洲社會是建立在貴族制度上的。貴族制度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社會結構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一個貴族與領域內的人民是個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有主從關係,但也有互相的義務與職責。不同層級的貴族也層層疊架而建構了整個社會的架構,而維持了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但在沒有貴族制度的美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消失了,而個人也走向孤立,變成時而無助的情況。在這種個人主義的背景下,個人的聯繫與脈絡轉向有限的小團體與組織,失去對大局的了解與關注。這種孤立將會影響到民主制度的存活,因為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是人們對權力運作機制的參與。個人主義因民主制度產生,但孤立的個人若不參與政治,則將會危害到民主制度的存在。而國家暴政也常在這個背景下產生。這是因為在個人主義下,社會也相當平等,而人們也常頗自滿於這種成就。在這種社會中,國家權力的擴張可能會受到忽略,而使應有的制衡失去其功效。

但托克維爾對他所觀察到的民主政治的三個危機也並非完全悲觀的。他對英美的司法體系寄予極大的期望。他認為法庭有能力矯正民主制度的偏差。另外,他也注意到了美國社會的各層級都充滿了自治的精神,也都自發性的成立了各種自主、自願的團體。每個小城都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政府機構與委員會來處理地方事務。這些托克維爾所稱的組合(association),尤其是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他認為對維持民主政治相當的重要。有關宗教、商業、與法律的民間組合(civil association)固然也重要,因為他們也要建基在民主政治的運作原則上,但政治組合對修正民主政治的可能偏差才是主要的。在當年,有許多歐洲的分析家認為美國這個民主實驗很快就會步入混亂的局面。相信民主是未來的托克維爾固有他對民主政治的擔憂,但他的觀察分析與對未來是民主的信心,在將近兩百年後的今天,證明他是對的。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一 19世紀初年的美國民主政治 —–《美國的民主》至今仍有其切實性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美國與歐洲都處於一個急速變化的轉型期中,尤其是美國的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4/19/1775-9/3/1783)與法國革命(5/5/1789-11/9/1799)表現的特別顯著。兩者都有其歷史上的意義。接著而來的拿破崙所發動的一系列的戰爭(5/18/1803-11/20/1815)也引起英國與美國1812年的戰爭(War of 1812,6/18/1812-2/18/1815)。這都顯現了美國與歐洲事務的互動與關聯。美國的獨立建國及民主共和的建立引起許多歐洲知識分子的好奇,因為這是當年在歐洲君主政治下的一個嶄新的社會政治實驗。而確實也有一些智識份子到美國考察並為文著書。這其中最有名,而也可能影響最深遠的是一名法國貴族裔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7/29/1805-4/16/1859)。

托克維爾生於拿破崙自己封冕為皇(12/2/1804)的第二年。他的父母於法國革命中的恐怖統治時期(Reign of Terror,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曾經入牢過,而兩人也都差點被送上斷頭台。托克維爾母親的家屬是有一些人被送上了斷頭台。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母同許多法國貴族一樣,都認為法國革命是個偶然(accident),也是個錯誤(mistake)。是偶然,因為如果法國貴族政府能善於處理政治,則革命不應該會發生。是個錯誤,因為民主打掉了他們所認為珍貴的事務(De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exception. The Economist, 8/9/2018)。但托克維爾有與他父母不同的想法。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一個趨勢,代表了未來。

對政治有興趣的托克維爾有良好的身世教養,也有良好的教育,又是貴族裔而有父母的身家關係,本應是政治前途大好。但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貴族身世固有其優點,但也時而有危險。深信自由與民主的他在一次政治生涯的危機中,感覺到前途可能受挫。於是藉著那個機會向政府申請到美國考察獄政,結果獲准了。1831年4月,托克維爾與他的終身好友柏馬特(Gustave de Beaumont)出發到美國做考察。名義上是考察獄政,但他們兩人的興趣都在於觀察、了解、與分析美國這個新獨立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在1831/1832年的九個月中,他們兩人由東岸到密西根,向南到紐奧爾良。他們搭乘汽船,馬車,也騎馬,也划獨木舟。他們參觀了各級政府,拜訪了200人。包括當時的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也拜訪了前總統亞當(John Quincy Adams)與最高法院的法官(Joseph Story)。在訪談中,托克維爾的紀錄多達14本冊子。

1832年,托克維爾與柏馬特回到法國。他們很快就出版了獄政考察的報告書(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rance),主要由柏馬特操刀。托克維爾則積極的從事他對美國民主制度所了解的分析著作。1835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的首冊。這本書於幾年內就被翻譯成英文、比利時文、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丹麥文、及瑞典文。也為托克維爾帶來了一筆小財富。1840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第二冊。這本書的全集也備受好評。很快的就在美國被看成是一本經典著作。帶有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眼光的他所寫的這本書,也成為目前的學者想要了解19世紀的美國民主政治的最佳著作。

托克維爾記敍了一些生活小節上的觀察。如美國人很早就吃早餐,餐點卻相當的落後而很少有葡萄酒。生蠔的吃法也與法國不同。而女人則於婚後失去她們的自主獨立而重貞節。本身雖也有宗教信仰而也重視他的天主教信仰,但他對美國人的相當虔誠與重視宗教感到訝異。托克維爾對宗教的態度多少與伏爾泰所說的,宗教不一定代表真理,但宗教是一個「有用的信仰」(croyance utile, useful belief)。也就是說,宗教有它良好的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但未必代表真理。

但托克維爾最主要的觀察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運作。民主的兩個主要成分是自由與平等。他見證了美國報業與出版的自由尤甚於法國。他也看到美國人相當的平等對待。見面以握手寒暄開始,而幫傭的人也有如鄰居到你家幫忙一般,沒有明顯的主僕關係。這對於貴族出身的他之習慣於歐洲的繁文縟節自有其新鮮味。但他也看到了這種平等只限於白人男人,而不包括女人,黑人,與印地安人。他不了解雖然基督教文明早已廢除了奴隸制度,但為什麼在自由民主而又重視基督教信仰的美國,卻採用了奴隸制度。在賓州,他也看到了自由黑人被威脅不得參與投票。但他也對黑人與白人能否同化頗有疑問。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他們看到了一名聯邦官員「依法」(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帶領一群印地安人(Choctaw Indians)由林中走出來。這群印地安人「同意」被「驅逐出境」到那時被界定的「印地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目前的奧克拉荷馬州)。當印地安人登上船而船隻開始離去後,知道不能跟隨而被拋棄的狗兒們紛紛跳入冰冷的水中,游向船隻,要跟隨他們的主人。那一幕對他們相當震撼。

除了上述平等的一些問題外,托克維爾也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些問題。民主政治在實行上也非那麼良善完美而是個萬靈丹的。在書中,托克維爾也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做了深度的分析探討。

李堅

從中法、甲午、乙未、到日俄戰爭 —–由乃木希典與東鄉平八郎談起

十幾年前與家母到日本拜訪親友,並遊覽一些名勝及古蹟時,有兩處與台灣有關而令我印象頗深的是:長野的善光寺內的石碑與奈良的奈良旅館(奈良ホテル,Nara Hotel)內的一棵松樹。

善光寺是長野的名刹,是一間創建於644年的古刹,佔地也不小。在其後院中我看到了這麼一個紀念碑:「日清戰爭戰歿者供養塔」,是明治35年(1902年)9月所設立的。悼念21,424名戰死或病歿的日本兵,及死於台灣而死因一直沒公開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但在後院中我也看到了這麼一個令我不爽的紀念碑:「為征清討臺忠死者菩提」。不爽的兩個字是「討臺」,但後來在稍微了解一下歷史後,便不再那麼的不爽。

到奈良時我們住在奈良旅館。奈良旅館建於1909年,是一間和洋式的旅館。許多世界名流與要人都曾在此住過。有一面牆壁上擺滿了1959年時明仁太子(目前的明仁天皇)與正田美智子在該旅館的結婚照。在後院,我們看到了一株已長的相當高聳的松樹。旁邊立個牌子寫著「乃木將軍お手植の松」。是明治44年(1911年)10月,乃木希典住在該旅館時所親手種植的。乃木希典參與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7/25/1894-4/17/1895。日本稱為日清戰爭)及攻台的乙未戰爭(5/29/1895-11/26/1895),再加十年後的日俄戰爭(2/8/1904-9/5/1905),使他成為日本的全國英雄。而說來他與台灣也頗有關聯。

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12/25/1849-9/13/1912)是大日本帝國的陸軍大將。在甲午戰爭中的旅順攻堅戰及日俄戰爭中的旅順會戰戰勝而成名。甲午戰爭中,日軍已攻佔了澎湖,取得台灣海峽的主控權。在接下來的乙未戰爭(台灣平定作戰)中,配合日軍的登陸澳底南下,乃木希典率領第二師團由枋寮登陸揮軍北上,會師台南。在清廷高官及「勇將」紛紛逃離台灣之際,台南士紳於1895年10月20日派英國牧師巴克禮(Thomas Barclay)與宋忠堅(Duncan Ferguson,維基。一說是宋雅各牧師James Fergusson。Gerrit van der Wees, Taipei Times, 06/04/2018)到城外乃木希典的紮營地求和。台南的投降也大致為乙未戰爭劃下了句點。

日本開始治理台灣後,乃木希典擔任第三任的台灣總督(10/14/1896-2/26/1998)。乃木希典治理台灣並不顺利。他後來建議日本政府將台灣賣給法國,甚至是回賣給清朝。這也是所謂的「台灣賣却論」。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在他主持的軍政要員會議上,乃木希典重新提及變賣台灣的主張。雖然許多要員都同意乃木的主張,但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反對。兒玉覺得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甲午戰爭中日本死了那麼多軍人,就此放棄未免不划算。兒玉認為台灣並非難以治理,而是官員無能。若政府找不到人,他願意前往台灣當台灣的總督。伊藤博文因而任命兒玉源太郎為台灣的第四任總督。兒玉任用了後藤新平,也從此奠定了統治台灣的基礎。

乃木希典之成為日本的英雄人物,除了甲午戰爭與日後的日俄戰爭外,也源於他的忠貞。乃木希典是屬於日本舊社會中嚴守忠貞不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人。在西南戰爭中(1/29/1877-9/24/1877。源於失去社會地位的仕族[武士]的叛變,由西鄉隆盛領頭),他因失掉將旗自責而求自殺被阻。後來的日俄戰爭中他失去了兩個兒子。最後在明治天皇去世後的出殯當天,他與太太乃木靜子雙雙殉死。乃木希典的一門忠烈因而頗為人流傳。

乃木希典的忠貞是無庸置疑的,但他是否能被奉為軍神或武聖則是很有疑問的。司馬遼太郎的《坂の上の雲》及谷壽夫(12/22/1882-4/26/1947。被國民黨以乙級戰犯處死。 筆者不敢確定是否為同一人)的《機密日露戰史》都對乃木希典的能力有所指責。日俄戰爭中,在東北作戰的日軍死傷慘重。説是勝利,也是個代價慘痛的勝利(pyrrhic victory)。司馬遼太郎尤其指責乃木希典在旅順攻圍戰(旅順會戰,Siege of Port Arthur)中的錯誤與無能,因而使得日軍傷亡慘重,包括他的兩個兒子。

漢詩,纏足與放足

也許不是一名良將,但乃木希典是一名很會寫漢詩的人。在日俄戰爭中他留下了三首頗為人傳頌的詩。

在1904年的南山之役中(南山の戰,今日的大連金州區),他喪失了他的大兒子。他寫下了「金州城外の作」: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

在旅順會戰的攻打二零三高地中(1904-1905),乃木喪失了他的二兒子。他寫下了「爾靈山」(取二零三的諧音):

爾靈山險豈難攀,男子功名期克艱;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

日俄戰爭勝利後,他寫下了「凱旋」:

皇師百萬征強虜,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會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乃木希典可能是個能力不是很好,而只會遵守古訓言教與寫漢詩的「愚將」,但他的一門忠烈卻也是可歌可泣的。而他的母親乃木壽子之堅持陪他到台灣,卻也為當時台灣女性的纏足與日本政府推動的放足議題留下了這麼一個故事。

台灣當年是個瘴癘之地。許多外人,包括當年大部分死亡的侵台日本軍人,大都死於疾病。猶如當年英國殖民印度時,許多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都死於印度一般。也由於這種危險性,早年赴台就任的日本官員都將家小留在日本而單身赴台。但乃木希典上任第三任總督後是全家大小及母親乃木壽子皆赴台。據聞,明治天皇不放心年老的乃木壽子赴台,請皇后勸乃木壽子不要隨行去台灣。但壽子希望能改變台灣婦女纏足的習俗而做表率,堅持赴台。壽子到台灣兩個月後即因病去世(傳聞是瘧疾)(台灣寫真會:《台灣寫真帖》)。死後依其遺願葬於台灣。乃木壽子是日治時期葬於台灣的兩個大咖之一。另一個大咖是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9/1/1864-10/26/1919)。明石雖然死於故鄉福岡,但家屬依其遺願:「願余死後能成為護國之魂,亦或鎮護吾台民」,而將明石葬於台灣。

東鄉平八郎

乃木希典的評價不一,但另一個在二次大戰前的日本被視為為軍神/武聖的東鄉平八郎,則是各方都公認的一個英雄人物。

過去也許聽過或讀過東鄉平八郎的事蹟,但印象不深。兩年前,有個在健身房認識的一位約70多歲的烏克蘭朋友,邀我到我們小城的敬老午餐進食。那時他的一位俄國朋友,可能看到因為我是在場唯一的東方人,便衝著我的面子說Togo!Togo!。我問這位約80來歲的俄國人誰是Togo。他說東鄉(Togo)是日俄戰爭中的日本海軍元帥。日俄戰爭後他的外交官伯伯( 也可能是叔叔或舅舅)代表沙俄與東鄉談判釋放俄俘的事宜。他的伯伯說,東鄉是一位很優秀,很有能力的將領。

如果敵人都說東鄉很優秀,我想這個人一定很優秀。也不只沙俄時代的外交官如此看他。二次大戰的太平洋戰役中,美國的海軍上將尼密茲(Chester W. Nimitz, 2/24/1885-2/20/1966)也是個崇拜東鄉的人。1958年,尼密茲幫忙募款整修停留在橫須賀市,日俄戰爭中東鄉平八郎所搭乘的旗艦—三笠。為了回報這個恩情,日本匠工也在德州的「國家太平洋戰爭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Pacific War。原本稱為The Nimitz Museum。位在尼米茲將軍的故鄉,德州的Fredericksburg)建立了日本和平庭園(Japanese Garden of Peace)。當年在東鄉死後的葬禮(1934年5月30日去世),不但是國葬,而且是個國際葬。英國、美國、荷蘭、法國、義大利、與中(華民)國的海軍都派代表與船艦在東京灣遊行以致敬。

東鄉平八郎(1/27/1848-5/30/1934)與明治維新時期的知名人物,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都是薩摩藩鹿兒島市誕生的人物。當薩摩藩於1866年建立海軍時,時年17歲的他就參軍了。他參與了與德川幕府對抗的戊辰戰爭(1/27/1868-6/27/1869)。1870年,他進入了於1868年方成立的大日本帝國海軍。從1871年到1878年的七年間,他與一些海軍軍官學生被日本政府派到英國學習。除了英文、歷史、數學、與工程外,他也參與海事訓練而航行大半個地球到澳洲。不滿一些分不清東方人的英國同學稱他為「強尼中國佬」(Johnny Chinaman),他也常向鄙稱他的人單挑拳戰。

回國後的東鄉後來參與了中日甲午戰爭,也參與了八國聯軍。1903年,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任命東鄉為聯合艦隊的總指揮。這一任用令許多人,包括明治天皇,都頗吃一驚。一年後爆發的日俄戰爭證明了山本用人的正確。日俄戰爭也奠定了東鄉的國際地位。

1904年2月8日,在東鄉的領軍下突襲了駐在旅順口的沙俄戰艦,揭開了日俄戰爭的序幕。接著是旅順口海戰與旅順攻圍戰(陸戰),及一系列慘重的對抗。沙俄由於太平洋艦隊的受損及旅順口的被封鎖,決定派出波羅的海艦隊到遠東與日本帝國海軍作戰。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在航行了33,000公里,於將近8 個月後抵達遠東。1905年5月,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與東鄉的艦隊在對馬海峽對打了起來(Battle of Tsushima,日本海海戰)。東鄉採用了前所未有的戰術(Crossing the enemy’s T),直接切入俄艦的行進隊伍。日軍以機動及戰術摧毁了三分之二的俄艦(一說是摧毁了共35艘俄艦中的33艘)。這一決定性的海戰勝利摧毁了沙俄的波羅的海艦隊,也大扺決定了日俄戰爭的勝負。東鄉的這一招新戰術後來也都被法國與英國學上了。

東方的聶爾遜

東鄉在對馬海峽的那一場決定性勝利震驚了西方列強。他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新的東方強權的產生,也了解到從此與日本必須以平等的方式對待。那時的西方媒體也開始稱東鄉為「東方的聶爾遜」(Nelson of the East)。

聶爾遜(Horatio Nelson, 9/29/1758-10/21/1805)是十八世紀末年英國相當出色的一名海軍將領。他對戰略有很尖銳的把握,不太按牌理出牌,也很會領導並激勵屬下。在拿破崙戰爭的那一段時日,在他的領導下,由1794年到1805年那段期間,他將英國的皇家海軍帶向一場又一場的勝利。尤其是1805年10月20日在西班牙南方海岸的萃樺格角(Cape Trafalgar)那一戰,英國海軍大敗西班牙與法國的聯合艦隊,奠立了英國在歐洲的絕對海權優勢。目前倫敦的萃樺格廣場(Trafalgar Square)中間立有一根巨大的聶爾遜柱子,柱子頂端是聶爾遜的雕像。聶爾遜在英國海軍歷史上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由於東鄉在日俄戰爭中的成名,1906年,他受到了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所授與的勳章(British Order of Merit)。也在1906年,英國的一名貴族軍官(Sir George Sydenham Clarke)說:日本海海戰是萃樺格海戰以來最偉大,也最重要的一場海戰。許多年後,一名英國/美國的歷史學者(Edmund Morris,老羅斯福與雷根總統傳記的作者)也同意這個看法。

不知是否因為外人稱他為東方的聶爾遜的原因,一向用英文寫日記的東鄉也在他的日記裡寫道:他深信他是聶爾遜的轉世(Garson, R.W. : Three Great Admirals – One Common Spirit? The Naval Review, Jan. 1999)。

東鄉固然有他的天份,但他卻也是長年以來都認真讀書並到處學習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孤拔,東鄉,羅逖,台灣

英雄惜英雄,英雄也學英雄。中法戰爭中(1884年8月-1885年4月),法國海軍由越南、福州、鎮海,打到澎湖,封鎖台灣,也佔據基隆與淡水。領導法國海軍的是法國最有名的海軍將領孤拔(Amédée Courbet, 6/26/1827-6/11/1885)。領導法軍攻占基隆的是後來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法國參謀總長的喬佛理(Joseph Joffre,1/12/1852-1/3/1931)。

這麼一場大戲自然是學習的大好機會。東鄉於中法戰爭中,乘著英國為日本新造的天城號到現場觀摩。東鄉緊隨著孤拔的艦隊觀察其作戰方式。當法軍登陸基隆時,他也觀察學習了法軍的陸戰方式。

法國雖然於中法戰爭中得勝,但孤拔卻因霍亂死於澎湖馬公。孤拔死後屍體經過兩個月的時間運回法國以舉行隆重的國葬。目前在孤拔的家鄉(Abbeville)的市中心廣場立有孤拔的紀念雕像(Place de l’Amiral Courbet)。

當年法國與日本最有名的兩名海軍將領之會結緣於台灣,說來也並非那麼的偶然。台灣到底是位處於世界地理與海洋上一個相當優越的不動產位置(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這是美國不動產業者的口頭禪)。但那時在台灣附近的不只是法國的海軍名將孤拔,與未來的法國陸軍大將喬佛里,日本未來的海軍大將東鄉,還有當時服役於海軍而在孤拔摩下的羅逖(Pierre Loti,原名Louis Marie-Julien Viaud, 1/24/1850-6/10/1923)。 羅逖是法國相當有名而多產的作家。他最為人知的作品是《冰島漁夫》(Pêcheur d’Islande)。著作頗豐的羅逖因服役海軍而隨著環繞南太平洋、東南亞、與東亞,也因地取材寫了不少小說。他的《菊花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據傳是後來蝴蝶夫人故事的源由。可惜的是羅逖與台灣只是那麼個萍水相逢,沒有留下有關台灣的小說。

Carpe diem

兩年前聽那個俄國外交官的甥子說他伯父與東鄉交涉釋俘一事之後,本沒放在心頭。而我再也沒有回去吃我們城裡的那個敬老午餐了。一來,口味不是很對;二來,我發現大部分的人都已八、九十歲以上,我實在還不夠「資格」。最近東鄉與乃木突然在我的腦海中發酵起來。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些歷史事實。至少要知道那個俄國人及他伯父的名字,他伯父的官階,及交涉過程等等。但最近再回到那個敬老中心後,聽到辦事員說我那個烏克蘭朋友(Vladimir)已過世了,而那個俄國人在一次車禍後也沒再來,下落不明。錯就錯在我當初沒問好詳情。這使我想起了一句拉丁諺語:Carpe diem。

Carpe diem的英文常翻成seize the day。中文大可翻成:把握現在,活在當下,甚至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兩年前遇到那個俄國人時我沒有及時把握當下,才有今天的缺失。可以說的是,許多歷史事實若我們沒有及時把握,則將會流失於世。

我們了解當初葬於台灣的日本兩大咖:乃木壽子與明石元二郎,他(她)們原本葬於三板橋/三橋町的日人墓園區域。位於今天的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一段交接一帶。1949年後,大量中國難民來台,在日本墓園蓋起違章建築定居了下來。與「日本鬼子」共存也爭地。一直到1997年陳水扁市長任內才拆除違章建築,開築成林森公園與康樂公園。公園中現存的兩個鳥居便是當初為這兩個大咖而立的。1960年,乃木家族的遺骨遺髪被遷葬至北投的中和禪寺。後來再遷回東京的青山靈園乃木家墓。明石的遺骨則被遷葬至三芝的福音山基督教墓園(蔡錦堂:從三板橋日人墓園到林森康樂公園)。

甲午戰爭後及接下來的乙未戰爭也有許多歷史的疑點與待驗證的地方。

許多台灣人將乙未戰爭解釋成為,是台灣人民反抗入侵台灣的日本帝國。這種看法大致沒錯。但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的是:同樣是交接,為什麼1945年日本帝國能平和有序的交出台灣給來接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但1895年時為什麼清廷不但不能和平有序的交出台灣給日本帝國,反而搞成一團糟而造成許多人的死傷。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1895年前的清朝從來就沒有有效地治理過台灣。當台灣被清廷永久割讓給日本時,清朝在台官員演出了中國人一向擅長的戲碼:立誓「奮戰到底」而建立了台灣民主國。可是不但國號叫永清,而官員於後來也是逃之夭夭。他們回「祖國」後也沒被依叛亂罪起訴,反而於後來成為「民族英雄」。在台灣留下的是一片爛攤子。

當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陸澳底後,兩天後的台北城內已發生原是直隷游匪的淮軍李文魁的作亂,外加粵勇的叛變。在這種情形下,台北士紳白其祥、李春生、李秉鈞、吳文秀、吳聯元等在6月6日共推辜顯榮,洋行的英商多莫孫(Thomson),德商澳利(Ohly)及美國記者大衛森(James W. Davidson,後來的美國領事,著有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1903出版)共赴基隆迎日軍進台北城維持秩序。(陳漢光:台灣抗日史。陳俊宏,禮密臣:戲說台灣民主國)。在迎日軍入台北城的這一幕中,為何只有辜顯榮被指為台奸而推他出來的人無事?是否因為他是赴基隆迎日軍的唯一本地人(其餘皆為外商及外國人)?或是在乙未戰爭中的其他作為?或是因為他後來得日本之寵而飛黃騰達?辜顯榮固然高瞻遠矚、果斷沉著,而且善於在亂局中把握時機(吳文星:辜顯榮與鹿港辜家之崛起。國史研究通訊,11/16/2011),而他看來在一個程度上也是個奸商與買辦。但他是否能被定義為台奸?這是台灣的歷史學者應予以交代的。台南士紳推出兩個英國牧師迎日本軍入城顯然沒事。若其中有一個是本地人的話,是否會出現一個「辜顯榮第二」?

歷史是活的,歷史不是歷死。歷史都在你我身邊,而我們應多加以蒐集並考察驗證。只有在獨裁集權國家才會扭曲歷史以符合統治者的史觀。台灣的歷史在過去蒙受埋沒與曲解,得靠我們去挖掘、探討、分析、與辯證。但許多我們的歷史也都在我們的無知與忽略下走上消失之路。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建構台灣的歷史也是建構台灣民族。這是要靠大家一步一步的堆積起來的。Carpe diem!!!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