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四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秩序 —–由兩極走到單極

戰爭是國際關係的「調整」,也是勢力對抗的一決高下。而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有如每場牌局一樣,勝負高下或打平都會決定未來。

二次大戰中,未來的世界局勢已現端倪。單挑的日本帝國走入末路。但日本帝國對大英帝國在亞洲勢力的打擊,加上納粹德國對大英帝國在歐洲的重挫, 使日不落國走上西山日薄之路。但在同時,阻擋並對抗納粹,且於後來反撲德國的蘇聯,加上後來的攻打滿州國,使蘇聯升上超級強權的舞台。但二次大戰中,展現強大國力與戰力,並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則成為全球無庸置疑的超級強權。

戰後的世界也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之對抗,而進入了冷戰時代。這期間,於六十年代開始,由以對抗殖民主義為標竿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也集結成形。話雖說是不結盟,但大部分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國都不是親西(自由陣營)就是親東(共產陣營)。不結盟運動目前名義上雖然仍有120個會員國,但已是名存實亡。冷戰期間開始,美國便於全球的邊緣地帶(Rimland)建立軍事基地。目標不外是圍堵蘇聯及中國所位處的心臟地帶(Heartland)。這也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圍堵政策與思維。美蘇對抗是一個恐怖平衡,但這個恐怖平衡卻也維持了那段時期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現實派(realism)之打開中國的門戶,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地緣政治的運作。冀圖將圍堵線由太平洋的第一島鏈推到中俄邊界。這個冷戰在蘇聯垮台(1991)後結束。蘇聯倒台後,美國成為獨霸, 而使有些歷史學者高興的太早,認為這個世界從此會走上一個自由民主之路,是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在冷戰期間,世界秩序是兩極的(bipolar)。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獨大成為單極(unipolar)。但這個絕對單極的期間並不長。2001年的9/11後,美國開始走上衰退的道路。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個耗損國力的戰爭,而美國與西歐盟邦也開始出現明顯的裂痕。但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是世界的盟主。美國仍掌有世界科技、金融、軍事、科學、與文化的牛耳。這種各個面向都通吃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僅有。美國各總統皆強調美國的特異地位(exceptionalism)。美國雖然已走上衰敗之路,但美國的軍事仍然獨大,仍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方之霸, 而也能輕易拉攏世界各國加入她自由民主的陣營。一般學者相信在一段時間內尚沒有替代者。

美國社會中一向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傾向,不喜與外在世界有所來往。但在要與外在世界多所來往的學者與政治人物中,也分成兩派:自由派與現實派。現實派(realism,以共和黨為主)重視武力的干預。由尼克森時代的傳統保守主義派到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sm,簡稱Neo-con)都如此,這一派的人認為自由民主可以由外力強加其上(如伊拉克戰爭)。自由派(Liberalism)則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的推銷。而一個程度上,全球化(Globalism)也與自由派聯在一起。多少由於全球化是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大力向前邁步的。當今的川普政府則相當反對全球化。

一般學者認為,全球化改善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但惡化了已開發國家的財富分配問題。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中的底層社會受到工廠外移到國外(因為老闆走向低工資的國家以求取較高的利潤)及廉價進口產品(所以不需要國內得要用相對高價勞力以產生類似的產品)而關閉工廠的波及。有特殊技術及較有教育的人員則較不受影響。但全球化則明顯的有利於開發中國家。過去的台灣、南韓及目前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在開發初期都受惠於全球化。

要看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我們可以由全球的GDP來看。以2000年的各國占全球GDP的資料來看:美國為31%,歐盟為26%,日本為14%,中國為3.7%,拉丁美洲國家為6.6%,東協國家為1.5%。這個資料預測到2018年時會變成:美國為21.6%,歐盟為20%,日本為6%,中國為15.3%,東協為15.3%,拉丁美洲為8.3%(Chatham Hous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 May 2014)。另一個量法是根據IMF的資料:2001年時G7的GDP(以購買力為計)占全球GDP的43.435%,金磚五國(BRICS)的GDP占19.3% 。到2015年時,G7的GDP只占31.5%,而金磚五國的GDP則占30.8%。但值得注意的是,獨裁極權政權是會提高造假GDP的數據的(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018)。一般估計會灌1.15到1.30倍之間。

美國雖仍掌有全球經濟、金融、軍事、文化、科學、科技、的主導地位,但其衰敗的傾向已越來越明顯。美國不再是世界老大後的全球局勢將會如何,是各門各派都有意見的。是另一個超級強權的獨霸(unipolar),雙霸(bipolar),或是各門各派各有主而形成的多元頭頭(multipolar),也都是各專家學者所矚目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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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三 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演變 —–太平洋兩岸,大西洋兩岸,冷戰

19世紀末之前的世界秩序是歐洲勢力主導的世界。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是:法國,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奧匈帝國),與沙俄。但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與義大利的統一後,歐洲的局勢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提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不著重在意識形態的俾斯麥,主導了那一階段的歐洲政局。俾斯麥透過德國帝國與奧匈帝國及沙俄的聯盟,逼使傳統上是世仇的英國與法國的結盟。這種結盟多少保持了兩個陣營的權勢平衡而穩定了一段時期。

十九世紀末的太平洋兩岸也見證了日後兩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崛起: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帝國與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已是一方之霸,除了早期的「門羅主義」論述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外,到了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0/27/1858-1/6/1919,總統任內9/14/1901-3/4/1909)時代更提出了「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指出美國有出兵干涉中南美洲的權利。美國的所作所為讓位處太平洋對岸的日本帝國也學到了。二次大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亞洲秩序,它的背後理論架構者是日本的外交官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當時的日本帝國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美洲之於美國,日本在亞洲的所作所為是基於「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的原則。而其實在老羅斯福總統的年代,鷹派的老羅斯福總統頗同意日本帝國的作風,多少同意了韓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日本帝國併吞韓國。在日俄戰爭期間,老羅斯福出面調停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奬。在表面上,老羅斯福是中立調停的。但私底下他是看輕沙俄,但也對日本小心翼翼的。了解日本已是一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美國,所沒看到的是雙方的勢力已快速的走向衝突的方向。不管是美國的門羅主義或日本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可並非全然井水不犯河水的。日本的侵華及其後所建立的滿州國,多少侵犯到了美國所提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國勢力的進入菲律賓與關島也侵犯到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這種勢力範圍的互相侵犯也埋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下所開啟與維持的歐洲的勢力均衡與和平,到德國帝國的凱撒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7/1859-6/4/1941,任內6/15/1888-11/9/1918)上任後發生了變化。上任後的威廉二世免除了俾斯麥的職位,並積極造艦而與英國進入了武器的競賽。在往外擴張中也與沙俄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起了衝突,而促使沙俄去與英法結盟。俾斯麥所建立的權力平衡與各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就此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強權,如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與沙俄,也都急於放手一搏,寄望從此一決勝負以求永久的和平與平衡(the war to end war)。但我們當然知道結局不是那麼一回事。第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只引來更多的問題。為了報復,誓願復仇,民族仇恨,及分贓不均等等因素,也於20年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兩次大戰中,美國本應都是局外人,而大部分美國人也無心介入一般人眼中的歐洲戰爭。但在背後的經濟與金融因素及大西洋兩岸政治人物的運作下,美國最後是都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在兩次大戰中,兩任的美國自由派總統,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 12/28/1856-2/3/1924,任內3/4/1913-3/4/1921)與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1/30/1882-4/12/1945,任內3/4/1933-4/12/1945),也都各自提出了建構日後世界的穩定秩序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威爾遜即主張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解決未來的紛爭與對和平的保障。1917年4月17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德國的宣戰。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他那有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倡導航行的自由,公平貿易,裁軍,殖民地的調整,歐洲版圖的調整,民族自決,及國際聯盟的建立等等。最後的凡爾賽和約雖然通過了國際聯盟的建立,但對德國的嚴苛處置大異於十四點和平原則,也因而埋下了二次大戰的種子。威爾遜也因他的努力而於191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奬,但美國國內對他的反應並不一致(主要是共和黨的反對)。沒有制裁能力而會員國也相當有限的國際聯盟雖然於1920年1月20日成立了,但美國參院並沒同意美國的參加。

與威爾遜不同處,羅斯福總統將美國帶出經濟大恐慌,也領導美國在那孤立主義高漲的時代,透過珍珠港事變的爆發而向日本及德國宣戰。也因此,連四任總統的羅斯福有很大的影響力。聯合國是他極力推銷的概念,藉由聯合國來調整國際糾紛以達到世界和平。在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中,他也力邀史達林參加聯合國,並允諾蘇聯在安理會中有一席,有否決的權利。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運作。之前的1944年,在New Hampshire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則奠定了戰後的國際金融基礎。為了牽制日本帝國而看走眼的將中華民國「認證」為四強之一的羅斯福,想是沒料到他要扶持的腐敗阿斗最後是敗給了中共,而使戰後的局勢變得更複雜化。但在戰後的半個世紀內,世界的局勢與秩序也大都依東西冷戰的分野而發展,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和平。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二 地緣政治的發展 —–馬漢,麥肯德,史拜克門,郝斯賀弗

從15世紀開始,歐洲列強便開始遍行全球各地:經商貿易,開發資源,殖民,用武力征服,並散播基督教與歐洲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的成績平平(如德國),但有些國家則相當的成功(如英國、西班牙與荷蘭)。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侵門踏戶與掠奪資源,及彼此間的互相競爭,與一些殖民地的反應—-如美國的對抗英國與中南美洲的對抗西班牙,也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之間,大英帝國以一個位居歐洲本土外海而佔地不大的英倫三島,卻有能力發展成為一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格外引人注目。

1890年,美國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研究英國的崛起後,發表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馬漢的主要論點是,英國的海權是她成為日不落國的主要關鍵。馬漢也提出一些要成為海權的要件:如優良的地理位置,在適當的溫熱帶地區,有良好的海岸線,有足夠的人口做防衛,社會文化以海洋導向為主,而政府有決心去推動海權等等。

馬漢的論述於後來被歸納於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範疇之內。地緣政治一詞是於那時原先由一名瑞典的政治學者(Rudolph Kjellén)所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者嘗試要了解的是:科技的變革,運輸工作的運作,武器的發展,及地理關係等等,對國際關係及世界秩序的影響。這其中,地理位置被看的格外重要。

1904年,英國的一名地理學家麥肯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2/15/1861-3/6/1947)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的理論。 麥肯德指歐洲、亞洲、與非洲是一個世界島(World-Island)。心臟地帶則指的是伏爾加河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北極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帶。麥肯德主張,誰能控制東歐則可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藏地帶是走向主導全球的要件。

1930年代,由荷蘭移民到美國求學的政治學者史拜克門(Nicholas J. Spykman, 10/13/1893-6/26/1943),在研究了馬漢與麥肯德的論述後,提出了他地緣政治的理論。史拜克門同意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重要,但他強調的是邊緣地帶(Rimland)的關鍵角色。邊緣地帶指包圍心臟地帶,但又與海洋有所接觸的地帶:如歐洲的西部與南部,中東,南亞,東南亞,與東亞等。這些地區海陸兩棲,而科技也會較發達。史拜克門與麥肯德的理論,影響了日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外交官肯楠,於冷戰中所推動的圍堵防線與政策。

在兩次大戰期間,地緣政治在德國是一門相當炙熱的學說。最主要的推手是創立並主編「地緣政治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s, 英文Journal of Geopolitics)的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有關郝斯賀弗請參考《太平洋時報》2016年11月7日的「第一欄」專文。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郝斯賀弗是個學者,也是名軍官。他曾當駐日武官,相當心儀日本文化與體制。他研究麥肯德與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理論,並融合東西方的神秘主義,而推出他獨特的地緣政治理論。郝斯賀弗的主要論點是將一個國家當成是一個有機體,國家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而在這個生存空間裏達到經濟上的自主(autarky)。郝斯賀弗也將世界劃分為幾個不同地區(Pan-regions, Panideen),而各地區有個頭頭,各地區的頭頭有他們在各該地區的勢力範圍。這個想法多少源於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與美國基於門羅主義建立美洲為美國的勢力範圍。郝斯賀弗之走入學術界及地緣政治(郝斯賀弗是墨尼黑大學的教授及該大學地緣政治學院的主任)是以振興日耳曼為己志的。在他的想法中,泛歐洲應由德國主導,泛心臟地帶由蘇聯主導,泛東亞由日本主導,而泛美洲則已在美國的主導下。郝斯賀弗主張德國應與蘇聯結盟。德國也應與義大利結盟,而走向泛歐非的主導權。郝斯賀弗也是拉攏日本與德國結盟的背後主要人物。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當希特勒與他身邊的要員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是郝斯賀弗在墨尼黑大學的學生)因墨尼黑暴動被判入獄六個月的期間,郝斯賀弗每週三都到監獄中為他們親身授課。一個程度上,希特勒煽動了一般大眾,而郝斯賀弗則說服與拉攏了智識份子。但在希特勒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而不是與蘇聯結盟後,郝斯賀弗開始失去了他的影響力。

也由於地緣政治與納粹德國的關聯,二次大戰後地緣政治開始失去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但這並不就代表地緣政治觀沒有它的客觀基礎與令人信服的論述。而事實上,目前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也大都沿著地緣政治的觀點來做論述與推演。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一 西伐利亞體制的建立 —–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濫觴

人類文明自從進入政治體制的建立後,權力的把持與控制也就發展了出來。若有兩個以上的政治體制毗鄰而居的話,則競爭、對抗、或合作,便難以避免。要的是達到一個程度的權力平衡與秩序的建立。從5000多年前開始,這種戲碼便在近東與北非一再的出現。那段時期,亞述王朝(Assyrian Kingdom)與巴比倫就有不時的對抗。埃及與西台帝國(或翻赫人帝國或赫梯帝國,Hittite Empire)也不時對抗以稱霸。這種各個王國或帝國互相對抗的結果多少會達到一個平衡點,直至下一階段的對抗。但就全世界來看,這種對抗都只屬於地區性,並非全球。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也缺乏政治體制與政治體制間(諸王國與諸帝國)的關係之條文規範與保護。靠的只是比權力的大小(誰的拳頭姆大),要的是主從關係的建立(誰是老大)。

16世紀的歐洲啟動了以馬丁路德與喀爾文為主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後的一百年,歐洲爆發了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參與的30年戰爭(1618-1648)。宗教的不同固然是個因素,但商業及彊域的衝突也是原因。30年戰爭是個死傷殘重的戰爭,生靈塗炭。歐洲在那30年間據估計,人口減少了6百萬人,有些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人口的40%。在這種社會凋零,農業及商業破損,而到處都有飢荒的情形下,交戰各國最後也同意開會,以求個和平協議。開會的地點選在死傷最慘重的日耳曼的西伐利亞(Westphalia)。由於新教與天主教的代表互相仇恨的難以面對面談判,結果是新教在歐斯那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而天主教則在敏斯特(Münster)協商。

參與西伐利亞和平會議的共有大大小小194個城邦、王國、與帝國。會議從1643年就開始籌劃。單單座位該如何安排,進入會場的秩序該如何,就吵了半年。由於一些死對頭的代表互不見面,為此特別安排的書信來往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但逐漸的,一些共識也開始產生了。最後各國共同簽定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但即使在簽約典禮的安排上也爭執了三個禮拜。最後在1648年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兩點,交戰的歐洲各國簽署了共有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

西伐利亞和約承認了荷蘭(從西班牙)與奧地利亞的獨立,也改變了許多疆域。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和約建立了後來所稱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成為後來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礎。和約奠立了各國的彊域與主權,及對疆域與主權的互相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英文Whose realm, his religion)…..等等。主權的觀念在那時是君權,而非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主權在民。西伐利亞和約也引進了國家利益的觀念,及國際關係,也引進了國與國的結盟而得以形成不同陣營。西伐利亞和約及其建立起來的西伐利亞體系,多少成為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組織架構的法源,與當今國際法的基礎。

在西伐利亞和約簽約後的一百多年,這個體制與文化受到了挑戰。一個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個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是一國之內的革命(英國帝國),引進了自由民主與自決的觀念,而非絕對的君權。同美國革命一樣,法國革命也推翻了君權為主權的觀念,而建立了主權在民的共和體制。

另一方面的東方社會,中國戰國時代的七雄所推出的國際關係,不是合縱便是連橫。而當最後秦始皇殲滅六國統一中原後,也奠立了一尊。之後的漢朝更沿著秦朝的「成就」發展出大一統的文化。而隨後的中國歷史便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大一統的循環史,談不上有國際觀念與對國際關係文化的了解與建立。在歷史上,中原帝國與鄰國的關係不外是出征與要對方臣屬進貢,談不上有一個平等與對等的想法,與現代國際關係的觀念。這種缺乏平等尊重的精神,更別提不知法律與法治為何物的無知與傲慢,說明了為什麼今天國際法的觀念源於歐洲,而非「古文明」的中國。

西伐利亞和約與體制的建立,源於歐洲各國好幾個世代來的相處、對抗、聯盟、結盟、與交戰。一個程度上來說,有其歷史的背景,也有文化及地緣上的關係。地緣關係說明了這是一個歐洲的產物,而原先也僅只限於歐洲。但在這約略的同時,由歐洲啟動的到海外求取香料貿易而引起的「地理大發現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稱Age of Exploration。約由15世紀到18世紀間)也如火如荼的展開。隨著所謂新大陸及新地區的「發現」,這個世界也越來越聯結起來而不再有孤立不可及之處。而漸漸的,西伐利亞體制所建立的歐洲秩序也慢慢的演變成一個世界秩序。而這秩序是否如季辛吉所說的一種權力平衡,學者各有觀點。但無可否認的是,地緣關係是建立秩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基於海權與地緣的國際關係與霸權論述也一一的上場了。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五 海權對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性 —–西太平洋是海權的戰場

早期為什麼有些國家會往返海上發展,有些國家不會。有學者指出,會往海上發展的國家是因為有海上/海外的經濟效應的緣故。早期往海外發展的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與法國等,都有海外的資產與經濟利益。有經濟利益自然會有競爭而企求爭霸,自然的也引來了海權之爭。

中國固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過去的中國一向沒有往海外發展。原因源於中國在過去一直處於自然經濟的情況。雖有貿易,但也主要源於歐亞大陸(絲路),而非海洋。中國開始有大量海上發展的地區是東南沿岸地區的閩廣一帶。多少可能與之前大量駐在閩廣一帶,從事貿易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有關。鄭和(伊斯蘭教徒,可能是蒙古/阿拉伯後裔)與後來的鄭家的崛起可說打開了中國海權的開始。

鄭芝龍當年打敗了各海盜集團,也多少抑制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成一方之霸。但他是個投機性很強而沒有格調的人。首先是接受明朝招降,出賣同志。新主子滿人來了,喜著靠攏。要的是官名、官位。最後是全家遭誅。繼承鄭芝龍海上事業的鄭成功失利於要回復大明王朝的金陵之役(1659),但他打敗了荷蘭人,威脅要攻打馬尼拉(史家推測他有能力打敗西班牙人)。鄭成功的早死使我們難以預測他是否就此會往海上發展。接著上任的鄭經不喜在台灣發展,但他至少選對了陳永華做全權的規劃與治理。要「反攻大陸」的鄭經參與了三藩之亂而受重創,最後敗於澎湖海戰而結束了鄭家的王朝與事業。澎湖海戰也說出了海權的重要性。

海權的重要性雖然於15世紀開始就浮上了世界的國際政治舞台,但將這個國際事實表諸於理論與歷史論述則是在19世紀末的事。早期葡萄牙與西班牙擁有尖端的航海技術而「發現」了許多新領域,這也導致在教皇同意下,1494年6月7日雙方的簽約(Treaty of Tordesillas),瓜分歐洲以外的全世界「新領域」。後起之秀的英國與荷蘭也參與了角逐。1588年8月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與英國的海戰重挫後,西班牙的海權逐漸式微。在往後的世紀,英國逐漸發展成為歐洲及全球的海權霸主。在這種海權勢力下,大英帝國也建立了「日不落國」(英國稱1689-1815年那段時期的國策為藍水政策,Blue Water Policy)。英國海權的掘起與發展使英國成為超級強權。這也是19世紀末美國當時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1890年所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中所探討的。

而其實美國的獨立戰爭也得力於法國與西班牙的參與對英國艦隊的對抗。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也積極朝向海權的方向發展。1867年由沙俄的購取阿拉斯加,與日後將夏威夷王國納入美國的經濟圈,及與當時在哥倫比亞下的巴拿馬簽下日後開發巴拿馬運河的條約,及美西戰爭後之取得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這些都大大擴大了美國的海權。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美國,發現她沒有足夠的運輸軍員的能力,最後還得靠英國的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領導下建立了強大的海軍。但美國與日本海權的擴張最終引起國際對抗,英美日的太平洋戰爭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爆發。中途島之役(6/4/1942-6/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這再說明了海權的重要。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成為海權的霸主與超級強權。

一個國家海權勢力的興起與擴張大都會引起國與國之間的對抗。過去的西班牙與英國的無敵艦隊之戰,太平洋戰爭前的美日對抗與隨後的交戰又是一例。但美國的海權勢力之掘起郤與當時的海權霸主英國沒有引起衝突。主要原因固然源於當時的德國要積極的建立強大的海軍,以與大英帝國稱霸。雙方因而進入造艦軍事競賽,最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這種背景下英國無暇顧及美國。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同為英語系國家的英美也一直都有良好的國際關係。

中國於近年來持續擴張軍事預算,不管在東海的叫囂與在南海的填海造地及強占礁嶼,皆說明了中國之積極強化海權的事實。這種發展遲早會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引起衝突(David C. Gompert: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3)。美國與中國若不是合作的夥伴則一定會導致最終的對抗。以目前的局勢看起來,合作的可能性不大。

95%的全球貿易經由海洋, 99%的全球通訊透過海底的商用光纖電纜,雖然絕大部分船隻都用衛星導航系統而難以藏避,但海洋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犯罪案的產生地帶。在中國擴軍的情況下,美國的川普之退出TPP失去了聯合友邦以對抗中國的力道(James Stavridis: 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與 Marex : Sea Power Determines World Power)。

中國的急欲竄起與海權的擴張都使美中對抗難以避免,而西太平洋也成為美中角逐的戰場。不論在地理位置與政治關係上都居其間的台灣應了解,用台灣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未來在海洋,不在所謂的「西進」。中國是一個閉鎖的集權社會,猶如當年的西班牙與法國的君主專制時代的閉鎖一般,都享受了一段經濟的快速成長。但當面對一個較自由開放的國家,如英國與荷蘭時,法國是快速的垮台(法國革命),西班牙及其屬地則都慢慢的垮台。誤將中國視為強國的人應了解歷史的先例(Jacob Soll: China: The New Spanish Empire? 8/27/2015)。(系列完)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四 引鄭成功攻荷的何斌 —–居間行騙改變了東亞與台灣的歷史

1659年,鄭成功率領17萬人員, 3000艘船隻攻打金陵。看來他重建大明王朝的美夢似乎觸手可及,但卻遭到清軍的緩兵之計而功敗垂成。退回金廈的鄭成功急思一個基地。他最後選擇了荷蘭人佔領下的台灣。為什麼是台灣?

鄭成功的部隊幾乎都是由大陸來的漢人,他們與海洋的台灣沒有什麼淵源,也不會想去。但鄭成功有他父親鄭芝龍曾短暫居留台灣,並引眾墾殖的歷史。而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何斌這個人的遊說了。

何斌(何廷斌)是一個甲必沙(cabessa),通事(翻譯人員,tolk),商人,原本是鄭芝龍的舊屬。甲必沙如同東南亞的甲必丹(kapitan),日本的甲螺,日治時期的保正,及國民黨下的里長,是地方頭頭的意思。歐洲殖民亞洲所靠的是間接統治,透過甲必沙/甲必丹做治理。通事則是需要的。但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來看,他們找不到值得信賴的通事而常常吃虧,何斌也不例外。1656年,鄭成功的海上貿易便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時有衝突,到台灣做貿易的船隻也減少了,影響到東印度公司的營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派人與鄭成功做溝通談判。由於何斌與鄭家有關係,雖然不是個可信賴的通事,荷蘭人也別無選擇。1657年,荷蘭人派何斌到廈門。但何斌所帶回的只是他所說的鄭成功的口信,而非正式信函。1659年,東印度公司由其他甲必沙、漢人的農民與商人發現,何斌藉由鄭成功名義向漢人農民與商人扣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東印度公司的「台灣評議會」(Council of Formosa)因此決定去除何斌甲必沙與通事的頭銜,並罰以重金(300 reals里爾)。何斌因而攜家帶眷偷跑回廈門(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中文譯本,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他到廈門後將他所蒐集的航道資料呈現給鄭成功,並道:「台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直足與中國抗衡也」。何斌也將攻打荷蘭人說的很容易,謂漢人與原住民都會支持鄭軍。心動的鄭成功於是決定攻打荷蘭人。

1661年4月底,鄭軍攻打台灣。但那時的台灣並非如何斌所說的沃野千里,而荷軍也不是那麼容易打的。由於錯估情勢,鄭軍並沒有準備足夠的糧食。攻下較容易攻打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今赤崁樓)後,鄭軍搜刮了城內的糧食卻也只夠維持半個月。最後鄭軍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九個月才攻下。靠的也是當時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部與當時的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關係不好,沒將他提報的鄭成功將攻打台灣的警訊看得嚴重,事後也沒有提供有效的援助。再加以當時有個東印度公司的軍曹(Hans Jurgen Radis)投靠鄭成功。這個軍曹參與過歐洲的戰役,了解歐洲城堡的結構與弱點。鄭成功採信了這個軍曹的建議而針對城堡的弱點(redoubt)攻擊,最後攻下了熱蘭遮城。

何斌呢?在攻下熱蘭遮城前知道荷軍並不好攻,而台灣也非沃野千里的鄭成功震怒了。他剝奪了何斌的一切頭銜並將他送至一間茅草屋,禁止任何人與他會面。但鄭成功死後,鄭經重用何斌為通事。

無可否認的是何斌說服了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而這結果也改變了此後東亞的整個情勢,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鄭成功將大陸政權的勢力首次引入台灣,而台灣也從此與中原醬缸文化及封建社會與政治,牽扯上了沒完沒了的瓜葛。那我們如何定位何斌呢?

何斌原先與其父親縱橫於日本、中國東南沿岸、與東南亞間從事貿易。在荷蘭時期他是個甲必沙/通事/商人/村社承包商(pacht,贌)。但以他的行徑與紀錄來看,他顯然不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也不是一個誠實的翻譯者。何斌顯然遊走於不同文化與語言之間而朦東騙西,兩邊都要吃。品德看來也相當不佳,貪污枉法,盜吞公款。何斌是個承包商,而也假借理由收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最後被荷蘭人發現而剝奪其地位與處以重罰後,他遊說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公報私仇?要靠攻荷蘭人以在新政府中重新得勢?結果是大量軍民因戰爭而死亡,與社會政治的鉅大變化。他不是如郭懷一等人一般的,因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壓榨而起義。引鄭軍攻荷為的當然不是漢人墾殖者與原住民的權益,要不然何斌在台灣時就可以做了。為的是私怨與私利。

何斌這種例子在那個不同文化首次接觸,而互相不了解的年代是很普遍的。何斌可說改變了台灣的歷史。但對台灣人來說,更有名的人物是吳鳳(2/17/1699-9/9/1769)。當年被鄒族人視為剝削奸商的吳通事竟然被漢人社會視為成仁取義。而忙於「理蕃」的日本人也於1913年興建了吳鳳廟。直到1989年吳鳳故事才由課本中刪除,而吳鳳鄉也改名為阿里山鄉。

不幸的是何斌與吳鳳這種人的DNA也廣為流傳了下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期,我們都看到這些到處都有的,居間行騙人物的角色。在目前的大陸政權急於要併吞台灣的今天,這些「中間商」奔波於兩岸之間,為的當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權益、「民族大義」或「歷史的使命」,為的不外是不顧他人死活的私利。也不能小看這些「中間商」所能造成的破壞與影響,何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對這些「中間商」的揭發與批判也是迫切而需要的。歷史固然有趨勢,但沒有必然。要往那個方向走,靠的是我們的努力與決定,也得靠我們對一些「中間商」本質的了解。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三 三百多年前的澎湖海戰 —–由施琅談到鄭成功

在西班牙無敵艦隊與英國的海戰後近一百年的東方,也發生了一場無論在人員上及船隻數量上都相當的澎湖海戰(7/10/1683-7/16/1683)。而這場海戰也深深的影響了東亞的局勢。但兩者在本質上卻有極大的差異。

澎湖海戰的雙方是施琅領軍下的清軍,與劉國軒領軍下的鄭氏東寧王國。有關船隻數量、火力、及人員,史書有些出入。但以綜合來看(李其霖:鄭、清澎湖海戰的戰術與戰略),鄭軍有225艘船(一說40-50艘船),清軍有236艘船。清軍大都為新船,鄭軍則為舊船,許多還是商船改裝而成。總兵力(兵員加水手)則清軍為24,000,鄭軍為20,000 (Wiki)。當時的火力據史書來看是沿明末的水準,料不會比西方無敵艦隊海戰中來的先進與強大。若沒有一些「清國奴」漢人的「幫忙」,源於東北的滿人可是對海洋一點餘力也沒有。這一海戰只打了一個禮拜(7/10/1683-7/16/1683),結果是鄭軍大敗,東寧國投降。鄭軍死了14,000人,清軍死了329人。本不要台灣的清廷因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而決定將台灣併入版圖。而也從此改變了東亞的情勢。

當年英吉利海峽的戰役有明顯的宗教取向(西班牙及教皇的天主教vs 英國的新教運動)。雖然看來是兩個封建主之間的對抗(菲利浦二世vs 伊麗莎白一世),但顯然含有萌芽的民族主義。而海權的爭奪與海外殖民地利益的衝突也是一大考慮。這些都是當年英吉利海峽無敵艦隊海戰的原因與本質。

鄭、清海戰可沒有宗教上的因素。施琅固然猛力吹喧媽祖庇佑清軍戰勝(《天妃顯聖錄》),而康熙帝也因而加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但雙方可沒有宗教上的差異與對立問題。澎湖海戰也談不上有民族/族群上的對立與差異,雙方都是漢人。一邊是新當「清國奴」的施琅,一邊是以明朝遺臣自居的鄭氏王朝。商業及經濟上的利益衝突是有的。鄭氏王朝主要靠的是掌控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的貿易以養軍,清廷也因而實施遷界令以打壓鄭家的貿易。但可能還有一個東西兩場海戰相當有異的一個本質:公報私仇,假公濟私。

當年施琅在鄭成功之下因為犯了嚴重的錯誤(殺了得罪他,但鄭成功下令不能殺的曾德),而遭鄭成功下令誅全家(施琅逃了,但誅及父兄)。施琅為此對鄭家甚為仇恨,因而力主攻台。澎湖海戰時施琅已62歲,真是此恨綿綿無絕期。但打敗鄭軍而力主佔台的施琅卻也因而為家族帶來暴利。不只封官任爵,台澎大片土地也都歸屬施家。當時在台灣南部就有3000甲土地在所謂的「施侯租」之名下(台灣大百科全書),直至日治時期才以這些人住在北京但領鉅額租稅而將之廢除掉。此外,施琅也霸佔鄭家在台事業,侵吞貢銀,但康熙皆免其罪,因「念其勞,免之」。證據也顯示,施琅在台經營以鞏固施家在台灣的勢力為主(Wiki)。

施琅看來是一個不知忠誠為何物的人物,但這種人物翻開漢人的歷史來看是比比皆是。施琅當年是鄭芝龍手下的頭號猛將。鄭芝龍降清後他本跟著鄭芝龍降清,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加入鄭成功的一邊。在鄭成功誅殺其父兄後又降清。同樣是降清的鄭芝龍與施琅,一個是失敗了,最後全家遭誅;一個是成功了,家世從此榮華富貴(在此的「成功」只依世俗的定義)。原因何在?原因只有一個:鄭芝龍是鄭成功的父親。若鄭成功也隨鄭芝龍降清,則可預期的是鄭家將會榮華富貴,而非施家。

鄭成功在那個時代算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以一個外人的身分領導「反清復明」,說來相當特殊。說他是外人是因為他與當時的漢人社會與文化有相當不同的地方。他生於日本,直到七歲時才與母親田川松到泉州與鄭家團圓。弟弟田川七左衛門則留在日本。鄭成功是受日本武士訓練長大的(見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著作),這多少反應在他嚴格的紀律與嚴苛的待人處事。鄭成功的忠貞是不容置疑的。而也因為這種忠貞使他不願降清,即使其父親與兄弟被清廷當人質而最後被處刑也在所不惜。與鄭成功甚親的田川松也一樣,她並沒追隨鄭芝龍降清而留在福建。而當1647年清軍攻入廈門後,田川松自縊而死。而就嚴苛而言,鄭成功對屬下的嚴苛紀律是有名的。而這種嚴苛也包括對自己親人。當他聽聞自己的初生孫子原來是鄭經與四弟乳母私通的結果後,怒不可遏而派人去殺鄭經、乳母、孫子、及鄭經的母親(也是鄭成功的太太)­,因為她教導無方。屬下不敢執行命令,最後因為鄭成功的暴斃而使鄭經等人存活了下來。

鄭軍紀律的嚴格使與鄭軍在第一次交手的荷軍首次嚐到了滋味。當時的荷軍以他們過去與漢人來往的經驗,尤其是1652年的郭懷一起義經驗,本不把鄭軍看在眼裡,但很快就體會到鄭軍與他們過去所接觸的漢人團體與軍隊大不相同,有紀律也有戰鬥力。攻下台灣後的鄭成功也派人(一名義大利人 Vittorio Riccio)到馬尼拉要西班牙人進貢,否則要攻打馬尼拉。西班牙人也因而加強馬尼拉的防衛,以至於後來沒餘力去治理民答那峨。

難得的是鄭成功至今仍是台灣、日本、與中國都各自推崇的人物。理由當然各有不同。但他到底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人物,不能說是傳統的漢人,也不是日本人,頂多說他是一個漢化的日本人(武士)。鄭成功雖然特異,但鼓動他攻荷的何斌(見下文)則多少代表了漢文化中相當普遍的投機份子之一例。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