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Out Taiwan

幾年前到明尼蘇達州的雙城 ( Twin Cities, Minneapolis – St. Paul) 一遊。抽空去參觀當年的鐵路業鉅子James J. Hill (09/16/1838 – 05/29/1916) 的故宅，目前已是歷史古蹟的James J. Hill House。可惜當天是休館日。管理人員只讓我參觀前廳，並放了一段介紹James J. Hill 的影片。James J Hill House 有三萬六千平方英呎 (一千坪)，當年 (1891) 的造價是九十三萬美元。房子是豪宅不錯，但沒有那種庭深門禁的感覺，沒有圍牆與鐵門。走路就可走到鄰近壯觀美麗的 St. Paul Cathedral。

James Hill當年屬於一個設於喬治亞州的富豪俱樂部 Jekyll Club。會員還有當時的鉅富如 John P. Morgan, William K. Vanderbilt, William Rockefeller。他們這些人都是美國內戰 (4/12/1861 – 5/10/1865 ) 結束後工業急速發戰時期的工業鉅子。James Hill雖屬一方之霸，但終究是中小咖而已，大咖大都在東部，如卡內基 ( Andrew Carnegie, 11/25/1835 – 8/11/1919)， Henry Clay Frick (12/19/1849 – 12/2/1919)， 洛克斐勒家族及J.P. Morgan (4/17/1837 – 3/31/1913)。這些人有些出生窮苦，但有些是家裏本已有些錢。Morgan 是金融業的，但其他人大部分都發跡於交通 ( 鐵路的興建 )，工業化 ( 鋼鐵廠及其他的工廠 ) 及內線的炒作與剝削。 雖說有不少是殷實的工業鉅子，但很多人的發跡過程並不是很乾淨，也因此這群人被稱為強盜巨亨 ( Robber Barons )，可說是奸商惡賈。不過James Hill並沒被歸納為強盜巨亨。在這些強盜巨亨中值得一提的是卡內基與Henry C. Frick。

卡內基出生於蘇格蘭的窮苦家庭，13歲那年 ( 1848 ) 隨父母移民來美。卡內基年輕時曾當過電報員，其後透過內線交易及私相授受的手法投資於石油，鐵路。最後於匹茲堡建立鋼鐵廠而大發利市。1901年以四億八千萬美元 (今日的一百三十六億元) 的天價賣給 J.P. Morgan 而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卡內基於1889年寫了｢財富福音｣一書 ( The Gospel of Wealth, 一說為Savage Wealth )。卡內基認為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富人必須造福社會。他於晚年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與和平的工作。但當他的Homestead ( 位於賓州 ) 的鋼鐵廠於1892年發生嚴重的罷工時，他遠走蘇格蘭而將罷工的處理交給與他有很不良合作關係的Henry Frick 去負責。除此之外，他所屬的富豪俱樂部South Fork Fishing and Hunting Club之缺乏水土保持也多少造成了1889年的土水壩潰堤而造成下游的Johnstown 的淹沒，2209人喪生。

Henry Clay Frick 與卡內基是事業夥伴，共同經營鋼鐵廠。但兩個人的關係惡劣而在卡內基死前二十年都不互相來往。Frick 對待工會態度強硬，拒絕與罷工的工人溝通。他請私人保全公司 Pinkerton 介入但不成功。工人的暴動最後是賓州的民兵介入才平息的。Frick 被當時的人認為是最招人怨的人 ( the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Frick 是一個熱心的藝術收藏家，他所收藏的歐洲藝術品及繪畫被公認為是相當優秀的。目前存藏於紐約的The Frick Collection 及匹茲堡的 The Frick Pittsburgh。卡內基於臨死前派人向 Frick 求和，希望弭平舊恨。但 Frick 馬上拒絕並說我們兩個都會下地獄，地獄再見 (Tell him I’ll see him in Hell, where we both are going)。

這些強盜巨亨雖說是奸商但卻也立下回饋及造福社會的典範。財產雖也傳給後代，但並不占大宗。這種富人應造福社會的傳統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目前美國的一些鉅富。比爾蓋茲 (Bill Gates, 10/28/1955 生) 指出他受卡內基與洛克斐洛的影響，他與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 08/30/1930 生 ) 同意捐出他們的一半家產做慈善事業。為了推銷富人應造福社會的理念，比爾蓋茲與巴菲特於2010年9月到中國並邀請中國的五十名首富聚餐，鼓勵他們多捐財產以造福社會。但很多人婉拒邀請。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及美國的富比士雜誌 (Forbes) 的報導，那行的反應不佳。中國人沒有造福社會與慈善的觀念。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每年發表的 World Giving Index (世界贈與指數) 顯示，2013年在調查的135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33，台灣排第52 (尚有待努力)，美國排第一。

漢文化沒有公家的觀念。漢文化講的是家庭，父傳子，子傳孫。但將財富傳給子孫並沒有辦法去保障子孫所生存的社會是好是壞，也沒有辦法去保障財富的永存。台灣人早說過｢富不過三代｣。相對之下，造福社會則會保障下一代 (包括自己的子孫) 都會生存於一個合理合情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推廣，公民社會的進行，公眾事務的參與，文化藝術的提升，及濟貧與弭平貧富差距都是造福社會及保障下一代的方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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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年前在一個報紙中讀到有一個日本男人被判詐欺重婚罪。因為他跟13 個女人都辦理了訂婚及結婚。當被問及他的手法時，記者發現他跟每一個女人都說｢妳是我所看過最美麗的女孩而也是我衷心所要的人｣。結果這13 個女孩都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語。在美國的約會文化裏這叫作pick up lines。用一些話作破冰，拉近距離，並期望走上交往之路。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很難令人相信那個日本男人能夠如此得逞。雖然那是發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但我們能說那些受騙的女孩子都很笨嗎？可能也未必盡然。

即使在網路尚未普遍流行前，詐騙集團就已到處行事了。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由奈吉利亞來的騙術了。一般稱為Nigeria Scam。他們的騙術很多，但不外乎要你先給他們一些｢小錢｣來換取可能的｢大錢｣。妳若上了鉤而給些｢小錢｣的話，則對方的要求會不斷的提高而你也可能面臨傾家蕩產的處境。在美國上過當的人很多，而其中有些人看起來並不笨，只不過缺乏防範心及暴露了人性的弱點而已。加州一個大學的精神科教授提到他的父親也是個受害者。他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前精神科主任，不能說是笨，而也應知道人的心理作用才對。

詐騙行為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實不只人類，連動物界也有詐騙的行為。從低等動物的昆蟲界到高等動物的哺乳類中我們都可發現有詐騙的行為。動物界的詐騙行為似乎以物種為準則。也就是說有些物種較易行騙或受騙。進入靈長類後，這種詐騙的手法似乎以個體為基準。以人類社會來說，雖然每個文化都有詐騙的行為，但在程度上及手法上似乎有所不同。對一些騙徒而言，當他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文化圈時，由於文化上的差異而使得這些騙徒能大行其道。以上述的日本男人例子來看，因為男女約會在戰後的日本算是新鮮事，所以他能大行其道。對奈及利亞的騙徒而言，西方世界及東亞世界由於開始時缺乏對那種騙術的了解及｢免疫力｣，所以使得他們能大行其道。在外人進入台灣之前，台灣的平埔族也缺乏這種辨別詐騙手法的能力。

荷蘭人初據台灣時台南地區有四大平埔社。經過一番征討及外交，荷蘭人於其控制下的台灣維持了穩定的局面。但與一些比荷蘭人早來台的歐洲人一樣，他們都吃到了漢人通譯的虧。有些因漢人通譯的挑撥離間而受到平埔族的殺害。鄭成功攻台前荷蘭人派去廈門的特使何廷斌 (通譯) 不但沒有提和反而鼓勵鄭成功攻台。其所帶過去的信也有造假之嫌。而最有名的造假通譯當然是那個奸商吳鳳了。到19 世紀平埔族全面消失之前，一些到台灣來的歐洲人對平埔族的描述是好客，勇敢，慷慨，可信賴，聽天由命，容易受精打細算的漢人欺騙。顯然的，平埔族的台灣缺乏對漢文化中詐欺文化的防範與免疫力。一般詐騙的受害者常常只是個體而已，但在台灣這個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已經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詐騙了。而於將來也延伸到一個國家社會對另一個國家社會的詐騙。

台灣人對中國來的國家級詐騙不會感到陌生，228事變中就已吃過這個虧了。但吃過中國國家級詐騙的不只是台灣而已。西藏人受到了更悽慘的待遇。西藏與中原政權的主權爭議始於元朝 (蒙古人) 的入侵及清朝(滿人)與西藏的複雜但大致是一個保護國的關係。明朝(漢人)與西藏並無大關係，頂多只是個宗主國(suzerainty)而以。清朝倒台後西藏就已獨立了(1912-1951)。1949年10 月中共建國後就宣稱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1950年中共侵入昌都而於1951年強迫簽訂｢十七條協議｣(全文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協議強調和平，尊重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平等對立等等。但我們知道事後西藏人的抗暴及中共的全面鎮壓而自毀了中共自導自演的｢十七條協議｣，這說明了一切都是中國的國家級謊言及詐騙的手法。中國的詐騙手法不只限於台灣與西藏，也涉及了與鄰國的所有領土爭執及其外交關係。

台灣人的祖先吃過中原政權巧取豪奪的虧與其不斷的推陳布新的詐騙手法，但這不代表台灣人就已｢免疫｣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的詐騙手法是陳出不窮的，台灣人若不提高警覺則只有走上毀滅的道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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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殘障人員是有不同的保障及優惠待遇的。也因此殘障的審核便成了一門大學問。一般而言各級政府或不同機構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停車的殘障卡只要任何醫師的證明即可，退伍軍人的殘障則經過審查後以百分點計算。但最為複雜並被廣泛的列為標竿的則是聯邦政府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主要考慮因素當然是醫學證據，但他們也要考慮聲請人的年齡，工作的經驗及工作的性質，年齡，教育水平及英文能力。一個年輕的背部受傷者雖然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但他若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並能做英文溝通的話是可以學些較輕的工作的。但若就一個同樣也背部受傷的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其能轉業的機會大減，尤其他或她缺乏教育或不會講英文時，能就業的機會可說是零。而他或她也可能較易被裁定為殘障人員而得以領殘障月俸。

即使你沒有健康上的問題但若不會英文的話，在美國求生的機率也大減。設若你是一個在台灣教宋明理學的教授但不會英文而美國學院也無那種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等於文盲而無謀生的技巧。或說你是個在俄國很成功的醫師但不會英文，雖然美國需要醫師他們也無法僱用你。缺乏語言溝通能力會使人覺得像個殘障人員一般。雖然不是殘障 (disability )，但確實是個障礙 ( handicap )。在國外謀生的台灣人都會發現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也常常因為英文能力的不足或溝通上的問題而於求職或升遷上成為一個大障礙。能找到理想頭路的人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於求職升遷上掙扎而常常成為低就業 ( underemployment ) 的情況，而也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就業市場。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人若留在台灣則不會有那種問題。但禍是會由天而降的。在戰後的台灣我們發現大量的｢文盲｣被製造了出來，而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 functional illiterate ) 的人走上教壇或政府機關。這在近代的人類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有少數人連台灣話都不會講而只使用日語。但大部分的人都是雙語或叁語的而識字率若以入學率來看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以1944年的質料來看，全台灣共有944間小學 (當時人口約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千人就有一間小學)。台灣人的入學率是71.3%，山地人的入學率是86.4%，日本人的入學率是99.6%。若以228事變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備忘錄來看台灣當時就有高識字率。另一說是當時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如前所述，當時台灣的識字率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但其所識的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國民黨據台不久就禁止日文刊物的發行，連當初同意的漢和對照新聞都加以禁止。一夕之間許多台灣人，不管你學歷有多高，都變成了文盲。

相對之下，當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社會落後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清朝倒台後中國就陷入了長年的動亂。由早年的軍閥割據、北伐、清黨到後來的日本侵華，中國一直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也使得一般人無法順利的接受正規的教育。而以一個文盲大於百分之八十的落後國家去接收一個文盲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先進國家，問題自然重重。老一輩的台灣人都體會過當年許多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師們根本就是安插酬庸的而不學無術。一些公職人員則是尸位素餐，學無專長。這些教師及公職人員不但學歷很有問題，許多根本就是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家父小時讀過私塾所以懂漢文，後來在日本求學而也有研究所的學歷。他會日文，英文及一些德文。但國民黨來台後他不會，也不願去學北京話而也可說變成文盲了。小時後有時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偶爾用北京話交談。時爾會被我父親叱責｢不要講蕃仔話，要學就學英文或日文｣。在台北求學時父親偶爾會來台北看我，我也感覺出他在台北時爾有無法與人溝通的挫折感，故鄉的台灣竟變成了異鄉。而我也了解他為什麼當年氣的用｢蕃仔話｣去描述北京話了。整個戰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學有所成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文盲。這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嗎？而不也是許多當年教育有成的台灣人之痛與挫折嗎？

設若台灣於未來不幸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據台的話 ( 明鄭，清，國民黨，中共？)，語文的差異不算很大，但文化的巨溝是難以擺平的。要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去學而變成為一個共產封建的人，那種文化盲的痛苦將不會是一個文盲所能理解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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