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亦有道 —– 由美國的強盜巨亨談起

幾年前到明尼蘇達州的雙城 ( Twin Cities, Minneapolis – St. Paul) 一遊。抽空去參觀當年的鐵路業鉅子James J. Hill (09/16/1838 – 05/29/1916) 的故宅,目前已是歷史古蹟的James J. Hill House。可惜當天是休館日。管理人員只讓我參觀前廳,並放了一段介紹James J. Hill 的影片。James J Hill House 有三萬六千平方英呎 (一千坪),當年 (1891) 的造價是九十三萬美元。房子是豪宅不錯,但沒有那種庭深門禁的感覺,沒有圍牆與鐵門。走路就可走到鄰近壯觀美麗的 St. Paul Cathedral。

James Hill當年屬於一個設於喬治亞州的富豪俱樂部 Jekyll Club。會員還有當時的鉅富如 John P. Morgan, William K. Vanderbilt, William Rockefeller。他們這些人都是美國內戰 (4/12/1861 – 5/10/1865 ) 結束後工業急速發戰時期的工業鉅子。James Hill雖屬一方之霸,但終究是中小咖而已,大咖大都在東部,如卡內基 ( Andrew Carnegie, 11/25/1835 – 8/11/1919), Henry Clay Frick (12/19/1849 – 12/2/1919), 洛克斐勒家族及J.P. Morgan (4/17/1837 – 3/31/1913)。這些人有些出生窮苦,但有些是家裏本已有些錢。Morgan 是金融業的,但其他人大部分都發跡於交通 ( 鐵路的興建 ),工業化 ( 鋼鐵廠及其他的工廠 ) 及內線的炒作與剝削。 雖說有不少是殷實的工業鉅子,但很多人的發跡過程並不是很乾淨,也因此這群人被稱為強盜巨亨 ( Robber Barons ),可說是奸商惡賈。不過James Hill並沒被歸納為強盜巨亨。在這些強盜巨亨中值得一提的是卡內基與Henry C. Frick。

卡內基出生於蘇格蘭的窮苦家庭,13歲那年 ( 1848 ) 隨父母移民來美。卡內基年輕時曾當過電報員,其後透過內線交易及私相授受的手法投資於石油,鐵路。最後於匹茲堡建立鋼鐵廠而大發利市。1901年以四億八千萬美元 (今日的一百三十六億元) 的天價賣給 J.P. Morgan 而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人。卡內基於1889年寫了「財富福音」一書 ( The Gospel of Wealth, 一說為Savage Wealth )。卡內基認為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富人必須造福社會。他於晚年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文化與和平的工作。但當他的Homestead ( 位於賓州 ) 的鋼鐵廠於1892年發生嚴重的罷工時,他遠走蘇格蘭而將罷工的處理交給與他有很不良合作關係的Henry Frick 去負責。除此之外,他所屬的富豪俱樂部South Fork Fishing and Hunting Club之缺乏水土保持也多少造成了1889年的土水壩潰堤而造成下游的Johnstown 的淹沒,2209人喪生。

Henry Clay Frick 與卡內基是事業夥伴,共同經營鋼鐵廠。但兩個人的關係惡劣而在卡內基死前二十年都不互相來往。Frick 對待工會態度強硬,拒絕與罷工的工人溝通。他請私人保全公司 Pinkerton 介入但不成功。工人的暴動最後是賓州的民兵介入才平息的。Frick 被當時的人認為是最招人怨的人 ( the 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 )。Frick 是一個熱心的藝術收藏家,他所收藏的歐洲藝術品及繪畫被公認為是相當優秀的。目前存藏於紐約的The Frick Collection 及匹茲堡的 The Frick Pittsburgh。卡內基於臨死前派人向 Frick 求和,希望弭平舊恨。但 Frick 馬上拒絕並說我們兩個都會下地獄,地獄再見 (Tell him I’ll see him in Hell, where we both are going)。

這些強盜巨亨雖說是奸商但卻也立下回饋及造福社會的典範。財產雖也傳給後代,但並不占大宗。這種富人應造福社會的傳統多多少少影響到了目前美國的一些鉅富。比爾蓋茲 (Bill Gates, 10/28/1955 生) 指出他受卡內基與洛克斐洛的影響,他與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 08/30/1930 生 ) 同意捐出他們的一半家產做慈善事業。為了推銷富人應造福社會的理念,比爾蓋茲與巴菲特於2010年9月到中國並邀請中國的五十名首富聚餐,鼓勵他們多捐財產以造福社會。但很多人婉拒邀請。據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 及美國的富比士雜誌 (Forbes) 的報導,那行的反應不佳。中國人沒有造福社會與慈善的觀念。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每年發表的 World Giving Index (世界贈與指數) 顯示,2013年在調查的135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33,台灣排第52 (尚有待努力),美國排第一。

漢文化沒有公家的觀念。漢文化講的是家庭,父傳子,子傳孫。但將財富傳給子孫並沒有辦法去保障子孫所生存的社會是好是壞,也沒有辦法去保障財富的永存。台灣人早說過「富不過三代」。相對之下,造福社會則會保障下一代 (包括自己的子孫) 都會生存於一個合理合情的社會。民主政治的推廣,公民社會的進行,公眾事務的參與,文化藝術的提升,及濟貧與弭平貧富差距都是造福社會及保障下一代的方法。

李堅

香格里拉。人間煉獄

與世隔絕又位處青康藏高原上,南邊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西藏對外人來說一直是個神祕的所在。早在17 世紀就有極少數的歐洲人進入西藏傳教,其後也有人到西藏考察與英國通商的可能。進入19 世紀後大英帝國與沙俄都要爭取他們在中亞的影響力而動作頻頻,這促使西藏於1850年左右開始採取鎖國政策。大英帝國因而也於1865年開始用印度人冒充為商人或佛教修行者進入西藏做秘密的調查。進入20 世紀之後大英帝國與沙俄在中亞的地盤競爭漸趨白熱化。1904年,大英帝國的Colonel Francis Younghusband 率領一支遠征軍抵達拉薩,強迫簽訂通商協議。達賴13 世於遠征軍到達之前逃到蒙古,後於1908年到達北京。此事引起清朝首次宣稱他們對西藏的主權。大英帝國與沙俄於1906年同意中國對西藏有宗主國關係,而任何國家都不應侵佔西藏。

1908年清朝派趙爾豐進兵西藏去強迫漢化,也要控制達賴十三世。本要回拉薩的達賴十三世因此逃到印度。清朝倒台後達賴十三世回到拉薩,將駐紮大臣及所有的清朝軍隊趕離西藏,而西藏也於1912年至1951年間維持獨立的局面。

西藏雖然神秘,但當時許多外人也聽聞到西藏的一些陋習及殘忍的刑罰。不過這並沒阻止想要到西藏去的人。除卻大英帝國與沙俄的領土覬覦外,在西藏鎖國期間許多對西藏好奇的人各有各的來頭。有的是愛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有的是為淘金而來,因他們相信印度的黃金是由喜馬拉雅山流下去的。有的是西方的傳教士。而在這些以西方人為主的冒險家中有一個異數 — 日本的河口慧海 (2/26/1866-2/24/1945)。河口慧海是個和尚但他不滿日本佛教的墮落而決心到西藏去。他是第一個到尼泊爾及西藏的日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受創極大。除了城市及工業的破壞外,社會結構及文化也受到衝擊,而在文學上也產生了「失落的一代」 (海明威語) 這個名詞。在此同時他們也面臨了全球經濟大蕭條,西班牙內戰及即將來臨的二次大戰。1933年英國小說家 James Hilton (9/9/1900-12/20/1954) 出版了「失去的地平線」 (Lost Horizon) 一書。1937年拍成電影。書中描寫喜馬拉雅山上的一個人間仙境。那邊的住民享有愛、和平、長壽及有意義的生活。那個仙境叫香格里拉 (Shangri-La)。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這種人間仙境的說法有極大的吸引力,而許多人也認為香格里拉位於西藏。但事實是有人判斷香格里拉一語可能是香巴拉 (Shambhala ) 的誤傳。香巴拉是印度教與藏傳佛教的傳說,意指一處雪山圍繞起來的王國。該國充滿了和平、安詳與快樂,而居民也都有開悟。說起來是一個淨土。不管來源如何,香格里拉於三十年代享有盛名。1942年大衛營成為總統別館時,羅斯福總統將之命名為香格里拉。後來艾森豪總統將其改名為大衛營,因為他的父親及孫子都叫大衛。

雖然有人認為香格里拉是在西藏,但事實是目前的西藏是個人間煉獄。西藏被中共「解放」後文化及宗教遭到廣泛的破壞,更不用提政治迫害及經濟剝削了。西藏的悲慘境遇其實提供了香港與台灣一面清楚的鏡子。

中共建國後不久就出兵攻打已經獨立的西藏而於1951年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可說是一國兩制的濫觴。十七條協議強調尊重西藏的文化, 宗教及和平。如果中共自己遵循十七條協議的內容則今天沒有所謂的西藏問題。事實是中共「解放」西藏後,藏人從1950年代開始至今抗暴不斷。香港「回歸祖國」後至今,問題也不斷的產生。這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問題本質在於中共這個極權政體。一個極權政體是只能有一制而無兩制的。一個極權政體也只有存在 (如目前的中共) 或倒台的 (如以前的蘇聯)。沒有中間地帶。

一個在紐約開餐館的義大利天主教徒在其餐館裏懸掛了達賴喇嘛的肖像。被詢及原因時他說他受到達賴喇嘛在一場於中央公園演講的感動。達賴喇嘛說他由中國人中學到了許多。藏人被中共迫害如此而達賴喇嘛卻以中國為師,這與耶穌所說的「愛你的敵人」之說不謨而合,也難怪西方人對達賴喇嘛尊敬有加。達賴喇嘛是個宗教家,但台灣民族的獨立運動是個政治社會運動,固然也有文化運動的成分,但不是一個宗教運動。我們也不是宗教家。如果說有宗教成分在內的話,我們只能說我們要阻止中共政權的繼續造惡業。對一個十惡不赦的暴徒來說,一個修菩薩戒的人不應極力阻止他的惡行嗎。

李堅

詐騙集團。謊言帝國

好幾年前在一個報紙中讀到有一個日本男人被判詐欺重婚罪。因為他跟13 個女人都辦理了訂婚及結婚。當被問及他的手法時,記者發現他跟每一個女人都說「妳是我所看過最美麗的女孩而也是我衷心所要的人」。結果這13 個女孩都相信了他的甜言蜜語。在美國的約會文化裏這叫作pick up lines。用一些話作破冰,拉近距離,並期望走上交往之路。以目前的眼光來看很難令人相信那個日本男人能夠如此得逞。雖然那是發生在七十年代的事,但我們能說那些受騙的女孩子都很笨嗎?可能也未必盡然。

即使在網路尚未普遍流行前,詐騙集團就已到處行事了。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由奈吉利亞來的騙術了。一般稱為Nigeria Scam。他們的騙術很多,但不外乎要你先給他們一些「小錢」來換取可能的「大錢」。妳若上了鉤而給些「小錢」的話,則對方的要求會不斷的提高而你也可能面臨傾家蕩產的處境。在美國上過當的人很多,而其中有些人看起來並不笨,只不過缺乏防範心及暴露了人性的弱點而已。加州一個大學的精神科教授提到他的父親也是個受害者。他的父親是一個退休的前精神科主任,不能說是笨,而也應知道人的心理作用才對。

詐騙行為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實不只人類,連動物界也有詐騙的行為。從低等動物的昆蟲界到高等動物的哺乳類中我們都可發現有詐騙的行為。動物界的詐騙行為似乎以物種為準則。也就是說有些物種較易行騙或受騙。進入靈長類後,這種詐騙的手法似乎以個體為基準。以人類社會來說,雖然每個文化都有詐騙的行為,但在程度上及手法上似乎有所不同。對一些騙徒而言,當他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文化圈時,由於文化上的差異而使得這些騙徒能大行其道。以上述的日本男人例子來看,因為男女約會在戰後的日本算是新鮮事,所以他能大行其道。對奈及利亞的騙徒而言,西方世界及東亞世界由於開始時缺乏對那種騙術的了解及「免疫力」,所以使得他們能大行其道。在外人進入台灣之前,台灣的平埔族也缺乏這種辨別詐騙手法的能力。

荷蘭人初據台灣時台南地區有四大平埔社。經過一番征討及外交,荷蘭人於其控制下的台灣維持了穩定的局面。但與一些比荷蘭人早來台的歐洲人一樣,他們都吃到了漢人通譯的虧。有些因漢人通譯的挑撥離間而受到平埔族的殺害。鄭成功攻台前荷蘭人派去廈門的特使何廷斌 (通譯) 不但沒有提和反而鼓勵鄭成功攻台。其所帶過去的信也有造假之嫌。而最有名的造假通譯當然是那個奸商吳鳳了。到19 世紀平埔族全面消失之前,一些到台灣來的歐洲人對平埔族的描述是好客,勇敢,慷慨,可信賴,聽天由命,容易受精打細算的漢人欺騙。顯然的,平埔族的台灣缺乏對漢文化中詐欺文化的防範與免疫力。一般詐騙的受害者常常只是個體而已,但在台灣這個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已經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詐騙了。而於將來也延伸到一個國家社會對另一個國家社會的詐騙。

台灣人對中國來的國家級詐騙不會感到陌生,228事變中就已吃過這個虧了。但吃過中國國家級詐騙的不只是台灣而已。西藏人受到了更悽慘的待遇。西藏與中原政權的主權爭議始於元朝 (蒙古人) 的入侵及清朝(滿人)與西藏的複雜但大致是一個保護國的關係。明朝(漢人)與西藏並無大關係,頂多只是個宗主國(suzerainty)而以。清朝倒台後西藏就已獨立了(1912-1951)。1949年10 月中共建國後就宣稱要「解放西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1950年中共侵入昌都而於1951年強迫簽訂「十七條協議」(全文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協議強調和平,尊重西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平等對立等等。但我們知道事後西藏人的抗暴及中共的全面鎮壓而自毀了中共自導自演的「十七條協議」,這說明了一切都是中國的國家級謊言及詐騙的手法。中國的詐騙手法不只限於台灣與西藏,也涉及了與鄰國的所有領土爭執及其外交關係。

台灣人的祖先吃過中原政權巧取豪奪的虧與其不斷的推陳布新的詐騙手法,但這不代表台灣人就已「免疫」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的詐騙手法是陳出不窮的,台灣人若不提高警覺則只有走上毀滅的道路。

李堅

博士文盲

在美國殘障人員是有不同的保障及優惠待遇的。也因此殘障的審核便成了一門大學問。一般而言各級政府或不同機構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停車的殘障卡只要任何醫師的證明即可,退伍軍人的殘障則經過審查後以百分點計算。但最為複雜並被廣泛的列為標竿的則是聯邦政府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主要考慮因素當然是醫學證據,但他們也要考慮聲請人的年齡,工作的經驗及工作的性質,年齡,教育水平及英文能力。一個年輕的背部受傷者雖然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但他若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並能做英文溝通的話是可以學些較輕的工作的。但若就一個同樣也背部受傷的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其能轉業的機會大減,尤其他或她缺乏教育或不會講英文時,能就業的機會可說是零。而他或她也可能較易被裁定為殘障人員而得以領殘障月俸。

即使你沒有健康上的問題但若不會英文的話,在美國求生的機率也大減。設若你是一個在台灣教宋明理學的教授但不會英文而美國學院也無那種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等於文盲而無謀生的技巧。或說你是個在俄國很成功的醫師但不會英文,雖然美國需要醫師他們也無法僱用你。缺乏語言溝通能力會使人覺得像個殘障人員一般。雖然不是殘障 (disability ),但確實是個障礙 ( handicap )。在國外謀生的台灣人都會發現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也常常因為英文能力的不足或溝通上的問題而於求職或升遷上成為一個大障礙。能找到理想頭路的人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於求職升遷上掙扎而常常成為低就業 ( underemployment ) 的情況,而也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就業市場。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人若留在台灣則不會有那種問題。但禍是會由天而降的。在戰後的台灣我們發現大量的「文盲」被製造了出來,而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 functional illiterate ) 的人走上教壇或政府機關。這在近代的人類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有少數人連台灣話都不會講而只使用日語。但大部分的人都是雙語或叁語的而識字率若以入學率來看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以1944年的質料來看,全台灣共有944間小學 (當時人口約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千人就有一間小學)。台灣人的入學率是71.3%,山地人的入學率是86.4%,日本人的入學率是99.6%。若以228事變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備忘錄來看台灣當時就有高識字率。另一說是當時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如前所述,當時台灣的識字率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但其所識的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國民黨據台不久就禁止日文刊物的發行,連當初同意的漢和對照新聞都加以禁止。一夕之間許多台灣人,不管你學歷有多高,都變成了文盲。

相對之下,當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社會落後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清朝倒台後中國就陷入了長年的動亂。由早年的軍閥割據、北伐、清黨到後來的日本侵華,中國一直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也使得一般人無法順利的接受正規的教育。而以一個文盲大於百分之八十的落後國家去接收一個文盲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先進國家,問題自然重重。老一輩的台灣人都體會過當年許多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師們根本就是安插酬庸的而不學無術。一些公職人員則是尸位素餐,學無專長。這些教師及公職人員不但學歷很有問題,許多根本就是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家父小時讀過私塾所以懂漢文,後來在日本求學而也有研究所的學歷。他會日文,英文及一些德文。但國民黨來台後他不會,也不願去學北京話而也可說變成文盲了。小時後有時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偶爾用北京話交談。時爾會被我父親叱責「不要講蕃仔話,要學就學英文或日文」。在台北求學時父親偶爾會來台北看我,我也感覺出他在台北時爾有無法與人溝通的挫折感,故鄉的台灣竟變成了異鄉。而我也了解他為什麼當年氣的用「蕃仔話」去描述北京話了。整個戰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學有所成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文盲。這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嗎?而不也是許多當年教育有成的台灣人之痛與挫折嗎?

設若台灣於未來不幸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據台的話 ( 明鄭,清,國民黨,中共?),語文的差異不算很大,但文化的巨溝是難以擺平的。要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去學而變成為一個共產封建的人,那種文化盲的痛苦將不會是一個文盲所能理解的。

李堅

歐洲。華南。華北。日本 —– 看台灣的建築

1920 年3 月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有一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文章。作者是訪問台灣數次的 Alice Ballantine Kirjassof。文章發表時台灣已在日治下24 年。作者 Ballantine Kirjassof 對台灣的印象是風景優美,景觀及植物極為多樣。作者記載了當時的主要產業如茶,樟腦等,她也花了極大篇幅描述原住民及獵人頭的文化。作者也讚賞日本人的治績:台北街道寬廣、乾淨、安全、公共衛生良好、也有法治等。但作者最不習慣的是噪音。那時她住在大稻埕,不時都有法會,宴慶等噪音。

1945 年1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有一篇有關台灣的文章叫 (I lived on Formosa)。作者是 包蘭亭 (Joseph W. Ballantine, 0730/1888 – 01/29/1973)。包蘭亭於1911 年至1932 年間曾於日本及中國當領事及副領事。1912 – 1914 年間任台北的副領事。包蘭亭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作者的娘家姓相同,可能有親戚關係。I lived on Formosa 一文發表時已是二次大戰的尾聲了。美國人當時對日本人的仇恨可於文中看出來。不過以一個外交官的背景但卻於文中一在的使用 Jap 這個鄙稱是很奇怪的。包蘭亭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的評語。他描述台北說日本人只是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型。日本人蓋了良好的公共建築,寬廣的馬路及林蔭的公園,但並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內容。包蘭亭於文中並沒有說他是什麼時候住在台灣。但以他在 1912-1914 年間當台北副領事的經歷來看,他可能描述的是那一段時間。那時的美國領事館只是位於一間美國茶商公司的二樓,還是租來的,並不是以後在北門的美國大使館位置。包蘭亭於1953 年也出了一本現在已絕版的 (Formosa – 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綜觀現在台灣的歐洲式建築也不難發現幾乎都是日本人蓋的。如台北州廳 (今監察院),台北賓館,台大醫院,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台中州廳 (今台中市政府),台南州廳(今國立台灣文學館),等等。除了歐洲建築外日本人也當然的於台灣留下了許多日本建築,但這些日本建築大都被國民黨政權打掉了。日本人在台灣蓋歐洲式的建築或許如包蘭亭所說只是表面工作而已。但綜觀當時歐洲殖民下的中南半島,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有那個國家可說學到歐洲文化的精髓而沉浸於歐洲文化之中。日本在台灣建立歐洲式的建築原因不如說是要去除台灣的中原封建文化以使台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也反應了日本政府於1868 年明治維新後的走向。相對之下中國的歐洲式建築則都是歐洲人於當時的租借地建立的。

傳統的歐洲俄式建築不是現代建築,但歐洲卻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及現代政治思想的發源地。歐洲可說是現代思潮的原點而美國正是他的實驗場所。台灣的歐式建築應於這個背景上去了解他的意義。

建築是一個文化的表現,它反應了該社會的居住及生活的需要,文化涵養,科技及價值的取向。漢人移民台灣後,閩南式及客家式的建築也都取代了平埔族的居住行式。日本人來台後也帶來了大量的日本式住宅,神社建築及公家建築。總的來說,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街道是整齊乾淨而不會令人覺得凌亂的。國民黨來台後由於湧入的難民及軍人太多,台灣到處都出現了一直存在到七十年代的違章建築。如目前的台北市大安公園及蔣廟原本都是一大片的違章建築。而國民黨也積極的拆除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本建築,包括居家住宅及寺廟等,企圖消滅那一段日治歷史。不僅如此,帶有華南色彩的閩南及客家建築也逐漸被華北色彩的建築一一取代:例如景福門,國家歌劇院,佛光山,,,等等。國民黨政權是宣告了中原政權的來臨,而在中原政權的眼裏,華南也不是正統的。

台灣的建築及街景給人的印象是凌亂而難看的。說起來是缺乏規劃及欠缺美感。對一個長久統治台灣而本身是難民政府延留下來的國民黨來說,有這種結果並不意外。一個缺乏文化涵養,不知美為何物而心不在該土地的政權是無法建立美麗的建築,街景及遠景的。

李堅

溝通。交通。正語

在一次有關尖閣群島/釣魚台附近台灣漁民被日本海上保安廳驅逐一事的立院質詢中,前行政院長劉兆玄表示會為了釣魚島主權「不惜一戰」。劉兆玄講這句話時可了解其嚴重性。這不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文,他可是一個國家的行政院長。他意味了要與日本軍事對決,而也將會與美國作軍事對抗。因為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要協防日本。劉兆玄顯然不知他講那一句話的意義及可能的後果。在美國,我們很難想像國務卿或總統會說會與俄國或中國不惜一戰這種談話。

有人稱馬政權是書生治國。但以劉兆武的作法來說是書呆治國。不過劉兆玄的那一席話可說是無知,但非惡意。但就整個馬政權來說可是謊言治國,充滿了惡意與傲慢。而這種充滿了妄語的政權能存在於台灣多少代表了台灣社會的缺乏正語文化。不習慣台灣媒體的人初看台灣的媒體報導會心驚膽顫。除了誇張外,報導與評論也常混為一談,而也常常製造新聞並做不實的報導。更不用說電視評論員的聲嘶力竭了。但久而久之也了解了這是台灣的媒體文化,民眾似乎習以為常的好像中了媒體毒癮一般。

說台灣社會缺乏正語文化倒也有點諷刺,因為正語是佛教的五戒之一,而佛教在台灣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佛教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與不酗酒。不妄語指的是不說妄言(謊言),不兩舌(搬弄是非),不惡口與不綺語 (花言巧語)。但看來是戒歸戒而言行又是另外一回事。這多少也反應了台灣社會中法律是一回事而守法又是一回事的社會亂象。

語言,文字與符號是人類社會才有的,其他的動物雖然也有其溝通的方式但不能稱為語言。在溝通頻繁的今天我們很難去想像早期人類於初有語言時的情況及語言可能產生的強大影響力。在人類的語言溝通層級上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日常生活上的來往及媒體等等,也是我們一般所了解的溝通。第二個層次是詩,俳句及一些歌/詞。這些會打動、影響到我們心靈的較深及較高的層面。有一些歌你若只看歌詞實在看不出其真實意義所在,而寫此歌詞的人可能也說不出他寫此歌詞的意義何在。但他有辦法把他的心靈感覺透過這歌詞及歌表達出來而引起同鳴共振的作用。日本的俳句是最短的詩句,一般只有三行而與自然有關。透過俳句的品嘗能達到超於平常語言溝通能力的上層心靈感應。第三個層次,而也是最高層次的語言溝通應屬宗教層次的咒語 (mantra), 或長一點的陀羅尼 (dhrani) 了。Mantra 的語根 man 是去思考 (in Greek “memos”, Latin “mens”), tra 是屬於工具的用語。所以 mantra 意為思維的工具 (tool for thinking)。持咒及聽咒語是會有很強的感應力的,但據 Lama Anagarika Govinda (05/17/1898 – 01/14/1985) 的 「Foundations of Tibet Mysticism」 一書,這種持咒的功能除了西藏外,大部分的宗教都已經失傳了。

回到台灣的溝通亂象,我想主要原因是台灣的教育沒有溝通能力的訓練。老師講,學生呆呆的聽,不發問也不准發問。英語系的國家小學都有 “Show and Tell”,訓練小學生的表達能力及演講技術。美國學校及社會都強調表達能力的重要而也都有不同的訓練 (如 Toastmasters)。缺乏基本溝通訓練的台灣學生於進入社會後自然會亂成一團。就好比不懂交通規則的人去開車那有不亂的道理。在這種媒體亂象及溝通失控的台灣社會下可信性 (Credibility ) 成了最大的受害者。這也是為什麼每次有外國媒體報導台灣時常會被廣泛引用而大做文章。因為外國媒體有可信性而非台灣媒體。台灣媒體自視如此也是咎由自取。

本文用溝通一詞只是依俗而已。溝通一詞其實是北京語白話化的誤用。在暗溝裏來往嗎?那倒也是中華文化的寫照,一切暗中來往見不得天日。溝通其實是交通一詞的錯用。當你用台灣話去讀時就知兩詞音同,但交通的字義才是正確的。因為它表達了雙向,互相的來往。

李堅

FDR — 從羅斯福總統到羅斯福路

美國歷史上有兩個羅斯福總統。第一個是 Theodore (Ted) Roosevelt (1858 – 1919, 總統任期 1901-1909)。這個精力充沛戰鬥力十足而也深愛自然的共和黨總統在就任總統時只有 42 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總統。這個羅斯福總統的主要成就是國立公園的設立 (他任內設立了五個) 及巴拿馬運河的開發。他的外交政策名言是: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另一個羅斯福總統昰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 – 1945, 總統任期 1933 – 1945)。這個羅斯福總統是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的遠親,不過是個民主黨員,一般簡稱為 FDR。

FDR 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上任時美國以進入了第四年的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而在他死於任內的 1945 年,美國已準備好於二次大戰後登上全球首富,首強的超級強國。FDR 可說是二十世紀的美國最贏得人心而也頗傳奇的一個總統。

羅斯福總統於39 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痺症。在那沒有預防注射的年代,那是一個沒藥可醫而有可能致命的疾病。他雖然沒死,但也因此不良於行而時常要用輪椅。他的太太 Eleanor 說當他得了小兒麻痺症時他人充滿了恐懼,但最後他克服了恐懼。而從此以後對什麼事都無恐懼。FDR 於1933 年選上總統,時年51 歲。那時的美國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羅斯福於他的就職演說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據說他說這一句話的原由來自於他得小兒麻痺症的經驗。

改善經濟是羅斯福總統得首要任務。他整頓了金融體系,推動新政 (New Deal),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去製造就業機會,並大量推動公共建設。為了照顧失業人口及推動中低階層的生活保障,他於1935 年建立了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剛建立時叫 Social Security Board)。當時有一群學者專家在幕後為羅斯福總統擬定政策而成為他的智囊團 (Brain Trust)。羅斯福的政策雖然對美國的經濟有所改善,但一般史家都同意最後終止經濟大蕭條的是二次大戰的爆發。二次大戰爆發後,軍火工廠全速動工而壯丁也都從軍了,缺工下女人也進入了工廠而促成全民就業。而就在二次大戰結束的前夕,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12 日逝世於喬治亞州的 Warm Springs,隨侍在側的是他的情婦。當他的遺體經由火車運往華盛頓D.C. 的途中,許多美國人夾道向他們敬愛的總統致意。在那個沒有網路與電視的年代,而能有這麼多人不論在鄉間或城市,他們排列在鐵道旁邊迎送最後一程,情景相當感人。當時的美國人認為羅斯福總統是站在他們這邊,是照顧他們的。

台北市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在那國民黨專權的時代代表了國民黨對羅斯福總統的謝意。其謝意自然不在因 FDR 的美國國內政策,而在於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3 年的開羅宣言與 1945 年的波茨坦宣言中決議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羅斯福總統雖然被美國人認為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但他顯然不知台灣有台灣人。 他也沒有考慮到他的前輩威爾遜總統於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提出的人民自決的主張。把台灣就因宋美齡與蔣介石的要求而送給了中華民國是一種強權政治的手法而不符合民主主義的人民自決原則。而就一個亞裔美國人的觀點來看,羅斯福於二次大戰中下行政命令把日裔美人送進集中營也是不必要的。當時他身邊的一些人曾勸說日美人是忠於美國的,沒有必要做特別處置。

除了羅斯福總統對台灣及日美人的不當處置及其私生活上的一些污點外,他無疑是美國20世紀中的重要人物。其功勞是不可抹滅的。但我們也應了解他的偉大不就代表我們要對他的一切所作所為照單全收。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