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三 蔣介石為何同意他所稱的密約 —–因為中國是個戰敗國

國民黨稱雅爾達會議與協定為密約。但雅爾達會議是密約嗎?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近代兩個有名的密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強權分贓的把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7/28/2014-11/11/2018),英法與沙俄的外長,於1915年11月到1916年3月間討論瓜分奧圖曼帝國的版圖,而於1916年5月19日簽署了外人都不知道的塞克斯-皮科特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但這個密約卻於俄國十月革命後(1917年11月7日),被奪權的布爾雪維克於1917年11月23日公諸於世。布爾雪維克(俄共)之公布這個密約倒也不是要揭發帝國主義的醜陋,而是因為沙俄的倒台而不再參戰,英法因而否決了俄國於這個密約中應有的「贓物權」。

另一個較為人知的密約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也稱Nazi-Soviet Pact或Molotov-Ribbentrop Pact )。這個於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簽定的條約名義上是納粹與蘇聯互不侵犯,但裡面卻有瓜分波蘭與東歐的秘密條款。不過我們知道不到兩年納粹便毁約攻打蘇聯—-希特勒所犯的最大戰略錯誤。

雅爾達會議的內容是到1946年才公佈,公佈後使波蘭與東歐的支持者有所反彈,而於後來被稱為西方的出賣(Western betrayal)。一些支持國民黨的美國人也多所批評。1952年的共和黨黨綱還主張不履行雅爾達協定。多少由於這個壓力,美國國務院於五十年代公布所有開會與協定的細節。

那麼,蔣介石是什麼時候才知道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的?

史達林在會議中表示他會決定美國何時可通知蔣介石會議的協定內容。1945年6月,宋子文訪美與杜魯門總統會面。在史達林的同意下, 6月14日,杜魯門告知宋子文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杜魯門也同時通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指示他可以告知蔣介石雅爾達會議的協定內容。赫爾利也在6月15日—-雅爾達會議四個多月後—-通知蔣介石協定的內容(Harry S. 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 volume 1)。

雅爾達會議時,英美知道有關中國部分的協定內容牽涉到中國的主權,但書是要蔣介石同意後蘇聯才可執行協議的內容。知道協議內容後的蔣介石知道中國人不會同意外蒙的獨立,而即時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談判。在那好幾場談到深夜而繁雜困難的談判中,最大的爭執點是承認外蒙的現狀(獨立)。史達林是一步也不讓而也動了怒,很不耐煩地要宋子文馬上簽約。不敢做主的宋子文請示蔣介石。知道他別無選擇的蔣介石於1945年7月9日同意了外蒙的獨立與會議中的所有協定(Sergey Radchenko: China Lost Wor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09/03/2015)。

清朝倒台後,外蒙古與西藏都同中華民國一樣宣布獨立。宣布外蒙獨立的博格多汗(Bogd Khaan)指出外蒙與中國一樣都曾臣屬於清廷,那種臣屬關係隨著清朝的倒台而結束。1917年俄國革命後, 國民黨的徐樹錚於1919年進佔外蒙。但在後來的俄國內戰中(1917年11月—1922年10月),俄國紅軍與蒙古軍人驅逐了國民黨的勢力。外蒙也因而在1921年3月18日再次宣布獨立,建立了蘇聯影響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人目前使用的字母仍是俄國來的基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

外蒙古那時已是實質獨立,史達林要的只是蔣介石的承認外蒙的現狀(獨立)。那時的外蒙古領導人喬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 2/8/1895-1/26/1952)於後來也領導蒙古人參與蘇聯的攻打滿州國。喬巴山要的是將中國趕到長城邊界以建立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蒙古。那時的哈薩克族在烏斯滿‧巴突爾(Osman Batur, 1899-4/29/1951)的領導下也在新疆搞獨立。維吾爾人也在史達林的支持下宣布獨立。但史達林到最後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維吾爾人的獨立,也否決了喬巴山大蒙古的構想。這多少符合了史達林於雅爾達會議中表示他沒有對中國領土的野心,要的只是外蒙的獨立以作為未來日本可能再侵略的緩衝地帶。而在滿州國的交接上,在運走了機械器材及有用的物資後,他也讓國民黨,而非中共,去接收。

雅爾達會議後的第三個三強會議是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那時德國已投降,所討論的是歐洲戰後情勢的細節與對日作戰的問題。三強中只有史達林是原班人馬。代表英國的邱吉爾因選舉失利而於中途由勞工黨的亞特利(Clement R. Attlee, 1/3/1883-10/8/1967)代表英國。代表美國的杜魯門總統於那時得到原子彈已試爆成功的消息。

由於羅斯福有戰後四個警察的構想—-英、美、蘇、中,四個警察維持世界的次序與和平,因而在蔣宋飫飽吵而召開的開羅會議中提出了四強這個觀念。但後來的三強三會議中可都沒有中華民國的分。連雅爾達會議的協定,蔣介石也是在四個多月後才知情。二次大戰中,日本帝國佔領了東北(滿州國),大部分的沿海地區。蒙古、西藏、維吾爾人、哈薩克人、都已獨立。這種四分五裂的支離狀況會是一個戰勝國的形式嗎?最後攻下滿州國的是蘇聯,然後交給國民黨去接收。日本佔領區(及台灣)是打敗日本帝國的美國在草草起稿的「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中,交令國民黨去接收的。國民黨無法對抗日本,敗給日本,最後靠的是美國與蘇聯。國土破敗加以金融及社會臨於崩盤的國民黨還會誇說「抗戰勝利」。但這「四強之一」的蔣介石在與史達林的會談上所表現的卻只是一個十足的戰敗國的形象。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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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一 二戰中的三強三會 —-決定了戰後的歐洲與東北亞

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是二次大戰中三強(美英蘇)的三個重要會議之一。與之前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01/1943)及之後的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比起來,內容大同小異。只不過因為隨著戰局的變化,內容及同意的部分有所變化,而協議的部分也漸趨仔細。

參與德黑蘭會議的三強巨頭是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時,歐洲及太平洋戰爭都仍進行的如火如荼。雖然納粹德國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遭到挫敗,而日軍的敗於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6/4/1942-6/7/1942)也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但三強對於二次大戰仍沒有勝算的把握。德黑蘭會議時的二次大戰戰局也就成為三強討論的焦點。

史達林固然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但羅斯福也是個有名的談判高手,及深思謀慮有遠見的人。邱吉爾則是個年事已高而政治歷練相當深的人。在近代史上,我們很少看到這麼少數的強人,代表三個強國,而決定全球局勢與權力分配的。在德黑蘭會議中,三強討論了對德與對日的戰略。原則上同意了1944年5月,英美聯軍將登陸法國北部,擴大西線的戰事。為了減少德國在西線的軍力部屬,史達林同意在東線發動第二個攻勢。這個登陸法國北部的作戰,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知的諾曼第登陸(Normandy Invasion, 代號Operation Overlord, 6/6/1944),也就成為二次大戰最受矚目的勝利日(D-Day)。

除了諾曼第登陸的決定外,三強也討論了戰後歐洲局勢的大要。史達林建議波蘭版圖的重新劃分,蘇聯要東邊的一部分。失去東邊版圖的波蘭則可向西移動,割出德國的版圖以作為補償。史達林也提出蘇聯要合併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羅斯福提議要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史達林則提說要符合蘇聯的憲法。但原則上歐洲戰後的局勢只是個討論,並沒有定案。

亞洲方面,史達林原則上同意在納粹德國戰敗後,蘇聯會向日本帝國宣戰。作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原則上同意史達林的要求:庫頁島的南部,千島群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在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

除了對納粹德國的作戰較有定論外,其餘的都只是原則上的討論與同意,但沒有細節。也因此,三強決定後會有期,而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

雅爾達會議時,有小兒麻痺而將近63歲的羅斯福,身體狀況已相當不良(羅斯福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4/12/1945去世)。邱吉爾也度過了70歲的生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提議在地中海舉行三強會議,但時年66歲的史達林堅持他的醫生說他不能遠行,所以他提議在蘇聯境內的克里米亞的海邊渡假地雅爾達舉行。飛過半個地球的羅斯福與越過歐洲的邱吉爾兩人先是在地中海的馬爾他(Malta)討論事務,然後到雅爾達。史達林則坐火車扺達。

地點的選擇多少已代表了將升為超強的蘇聯的實力。而多少也代表了英美需要蘇聯更甚於蘇聯之需要英美。大英帝國雖仍掛著強權之名,但於二次大戰中受到重挫,巳光環不再。美國固然是個超強,但對日戰爭的勝負仍是個未知數。雅爾達會議時,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蘇聯的軍隊離柏林只有60公里不到。相對之下,諾曼第登陸後的英美聯軍在西線的進展並不是很順利。英美聯軍在荷蘭受挫(Operation Market Garden, 9/17/1944-9/25/1944),而納粹也強烈反撲。在歐洲戰局上看起來,英美聯軍的進展沒有蘇聯軍隊的進展來的順利。在太平洋戰爭方面,羅斯福總統的軍事顧問告訴羅斯福,對日戰爭還要再拖上一年半。原子彈的開發仍在進行中,也尚未知道原子彈的威力與效應。在這種背景下,蘇聯的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

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那個背景下在黑海北端的克里米亞舉行。雅爾達是個海邊的渡假地方,雖然三強及其隨員(共700人)各居於沙皇時代的故宮裡,但設備簡陋,浴厠嚴重不足。KGB也於之前到處暗放監聽器材,英美人員也事先有素。蘇聯雖然同意美國先遣人員去做消毒的工作,但蝨子、跳蚤、臭蟲的問題仍很嚴重。不缺的是大量的烈酒與盛餐。討論有關戰事及戰後的安排固然是首要,但討論浴厠不足的議題卻高居其次。除了羅斯福與邱吉爾有個人的浴廁外,其餘的人(據傳包括史達林在內)都得排隊。雖然地點不良,設備短缺,但雅爾達會議卻也產生了不少協議,而也深深的影響到了戰後的歐洲局勢及東北亞。協議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開。而隨著冷戰的開始,雅爾達會議也成眾矢之的。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一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轉型正義在民主化中的機制

1943年11月28日到1943年12月1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是二次大戰中三巨頭的首次會面。這場在蘇聯大使館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史達林要確認美國及英國會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日後的諾曼第登陸。也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的一些處置。 11月29日,史達林會宴羅斯福、邱吉爾及一些要員,也包括了一個晚到的艾略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 9/23/1910-10/27/1990)。艾略特‧羅斯福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官拜美國空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在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熟之際,史達林不斷調侃邱吉爾而邱吉爾也不以為意。但在此時史達林說,納粹的軍力靠的是五萬名高級軍官及技術人員。戰後若我們將這五萬名人員全部處死,則德國的軍力及國力將會被徹底消滅掉。不悅的邱吉爾說,英國議會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我寧願在此遭受槍決而死也不會同意這種有損英國國格的做法。邱吉爾的憤怒不是沒有理由的。史達林於1940年曾下令屠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說此話不能完全當成是笑話。
此時,羅斯福總統出來打圓場而半開玩笑的說:不要屠殺沙五萬名,只要槍擊四萬九千名就好。羅斯福總統意在將史達林的說法當成玩笑處理。接下來,羅斯福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站起來而致詞說,他相信美國軍隊會同意史達林的作法。聽到這個,邱吉爾憤而離席到隔壁房間。史達林與蘇聯的外交部長馬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2/25/1890-11/8/1986)跑過來與邱吉爾說,他只是開玩笑而已。但邱吉爾覺得史達林意在試探他並挑戰他的極限度。(參見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Hinge of Fate)
如何處置納粹(或侵略國)。不只於交戰中有所論戰,即使在戰後也有所爭議。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的強硬派認為要對納粹予以全部消滅,並摧毀德國的工業。但當時的戰事部長( Secretary of War,後來的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則認為要依法律程序對戰犯做審判,以符合美國的法律程序正義,及凸顯處罰意在於預防而非報復的精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及1946年在東京召開的遠東軍事大審(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古訓。而當時的納粹高階領導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也於審判中說: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恆被指控。戈林後來被紐倫堡大審處以絞刑,但在服刑前食氰化物自殺而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許沒錯,但也有學者指出,相信戰犯會寧願選在英美有法治的國家接受審判,也不願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法庭受審。
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不只建立了如何處置戰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觀念的原始藍本。但由於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都是由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啟動的,也多少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這多少難以逃避予人那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印象。但在進入七十年代後,轉型正義大都發生在國內,而非國際,但時而有國際組織(如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參與。
希臘在1968到1973年間是由政變奪權的軍政府掌政的。但這個軍政府因為支持1973年賽普魯斯(Cyprus)的政變失敗,因而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倒台。臨時政府及臨時議會成立後也通過新憲法而於1975年6月11日生效。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將過去的軍政府人員交付司法審判。希臘軍政府因賽普魯斯島倒台,無獨有偶,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福克島而倒台。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人專政下。在經濟惡化下,阿根廷的軍政府挑起了與英國控制下的福克島(Falk Islands,阿根廷人稱之為Islas Malvinas)的作戰。戰敗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而倒台。上任的民主政府也於1983年開始,將過去的軍人專政下所進行的被稱為「褻戰」(Dirty War)的暴行送交司法覆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還引進了一個新的觀念與作法—-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真相委員會也於後來運用到智利與薩爾瓦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於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所暴露的以前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暴行頗令世人驚悚。
世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山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他認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十九世紀初,第二波是二次大戰後,第三波則由七十年代開始。可預見的是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新成立的民主政體也將面臨如何處置舊政體的問題。轉型正義也將成為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