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中國大國雜談之四 有第四次嗎?—- 大陸政權與台灣

在台灣歷史上有六個外來政權占據台灣,其中有三個是大陸來的政權:明鄭,清朝與國民黨。目前面對台灣最迫切的問題是在未來會不會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來占據台灣。
在這六個外來政權中,日本與國民黨對台灣的治理算是最全面及成功的。西班牙人的占據北台灣 (1626-1646) 是最失敗的一個。因為西班牙人占據北台灣年年虧損,還得要靠當時西班牙的馬尼拉政府的援助,最後被荷蘭人趕走不是意外。荷蘭人的占據南台灣是相當成功的,但其施政卻也為明鄭的入侵埋下了種子。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 (VOC) 於1602 年設立,1619 年於巴達維亞 (Batavia, 今雅加達) 成立總部。當時的馬六甲已有許多漢人聚落。荷蘭人了解與漢人合作是成功的關鍵,因為漢人有農業及商業的技術。 當荷蘭人於1624 年占據南台灣時,台灣已有一些漢人聚落,在台南附近就有兩個。當時的漢人聚落主要是漁民與海盜商人集團。荷蘭人也因此於附近建立熱蘭遮城與普羅民遮城。荷蘭人調查台灣知道台灣土地肥沃,但當時的西拉雅人使用畲田農業 (slash and burn ),沒有農業及商業技術。東印度公司的荷蘭總部覺得要荷蘭人或歐洲人移民/殖民台灣投資過大,因此台灣的荷蘭人鼓勵漢人移民台灣。荷蘭人提供行政及軍事的管理體系,稅務上的優待,並供應土地及水牛。也因此荷據台灣形成了一個共同殖民台灣的現象。但在決策的福爾摩沙政務會 ( Council of Formosa ) 中並無漢人,全都為荷人。在低層的議會 (Board of Aldermen) 中則只有兩個漢人。在荷蘭人打敗占據北台灣的西班牙人後,荷蘭人邀請了聖薩爾瓦多 ( San Salvador, 今淡水) 的西班牙人 Quiros de la Madre de Dios 到荷據南台灣。當時 Dios 看到荷蘭人的成功及財富頗為驚奇。但荷蘭人之引進漢人移民而致富卻也種下他們失敗的種子。日後郭懷一的抗荷 (1652) 雖然失敗,但隨後有荷蘭人的通譯何廷斌的建議鄭成功攻荷取台。鄭成功的攻台後也結束了荷蘭人的據台。明鄭的據台卻也從此引來了大陸政權對台灣的覬覦。
明鄭是第一個占據台灣的大陸政權。與以後的大陸政權之占台一樣我們都要考慮台灣內部的因素 (內因) 與當時的大環境 (外因)。明鄭攻台的主要導火線是大陸環境之急速變化:清兵入關及明鄭之「反清復明」戰役失利而急欲求取一個海外基地。在台灣方面,當時的西拉雅各部落 (社) 與荷蘭處於和平共存狀況,但漢人因荷蘭人的苛稅則頗為不滿。但就整體而言,在台灣方面抵抗明鄭的只有荷軍而已,台灣社會並沒有參與這場戰役。以鄭軍的兩萬五千人與荷軍的數千人對比,輸贏是很明顯的。
明鄭攻荷主要是搶地,但清廷之攻東寧國則主要是打人。清廷於1644年入關後最初幾年各地都有叛變而得於四處忙於平息動亂。1683 年平定了三藩之亂後始有餘力對付最後一個「叛亂團體」明鄭。當時的東寧國也因內鬨而一蹶不振,所以於1683 年施琅領軍攻台,在澎湖海戰擊敗劉國軒統率的鄭軍主力後,明鄭也就此滅亡。我們也知道清廷在好一段時間都不願據台或治台,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滅除明鄭而已。
第三個占據台灣的大陸政權是國民黨。當時的大環境是太平洋戰爭所引起的東亞情勢變化。台灣的內部則因不滿日治而「心思祖國」。但一般而言當時的民眾因日本法西斯的統治而缺乏主體意識,也缺乏台灣民族意識。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政權的進佔台灣是平和而有異於前兩回的暴力相向的。但問題很快就發生了。這個大陸政權的進占讓台灣人了解了他們不屬於大陸。而國民黨也很快的就失去了他的大陸本土因為中國人認為國民黨不勝任治理中國。從此以後台灣人也與這個有木馬 (Trojan horse) 性質的國民黨共處了近七十年而面臨有可能的第四次大陸政權進佔的威脅。
與戰前比起來台灣社會的主體意識已大為提升。台灣社會一般而言同質性高,民主政治也日趨成熟。而相對於虛妄的「中華民族主義」,以台灣為主體的的台灣民族意識也逐日增強。對岸的中國於戰後也有很大的進步。但在一個集權的政體下,其社會,經濟,政治的問題與矛盾很難得到合理及和平的解決。中國的內在問題故為其內因,但其內部問題的爆發也將改變整個東亞的局勢而成為台灣與鄰國的外因。除了中國的內在問題外,其對外政策如南海問題與東海問題也將牽動整個地區的局勢與平衡。除此之外,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甚至南亞的情勢也非任何人可預料或把握的。台灣人只有改善自己的內在環境,了解自己的優點與長處,選擇自己的戰場而伺機以待。如果有下一個太平洋戰爭或區域的動亂,台灣不會再成為一個案上肉而任人宰割,台灣民族要走出自己的路。
1927 年3 月至4 月到台灣做私人考察而著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的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 (1/27/1893 – 12/25/1961) 曾說台灣的歷史是一部外力大於內力的循環壓迫史。這種陳述當然是基於歷史而有其歷史的依據,但未來會不會是如此,只有台灣人自己能解套。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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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知識分子。專業人士 —– 由胡適之子胡思杜的悲劇想起

胡適 (12/17/2892-3/34/2962) 在台灣及中國都享有盛名,尤其在學術界沒聽過他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他的興趣很廣泛,經歷也廣。他當過北大教授,北大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也當過國大代表並協辦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胡適一生經歷過新舊社會與東西文化的衝擊及東亞政治板塊的移動。胡適於一歲半時因父親胡傳在台東當知州,與母親馮順弟,哥哥及叔叔渡海到台南,隨後到台東。但沒三年就發生日清 (中日甲午) 戰爭。胡傳在全家搬回中國後病死廈門。胡傳在寫給馮順弟的遺囑上寫到:嗣糜 (即胡適) 天資聰明,應該令他讀書。可能也因為這個原因馮順弟雖然為寡母,經濟能力有限但相當重視胡適的教育。結果果然非凡。
聽過胡適之名的人多,但聽過其子胡思杜 (1921-1957) 淒涼下場的人可能不多。據聞取名胡思杜是為了紀念胡適在美國的指導教授杜威而來。由於胡適常常在外,加以舊式婚姻的太太江冬秀不識字又喜歡打牌,使得胡思杜小時候的教養成了問題。胡思杜雖然聰明,但喜歡調皮搗蛋,最後又結交了一些不良朋友。1939年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安排他學航空機械的大兒子胡祖望到康乃爾大學讀書。1941年5月胡適託人帶胡思杜到美國讀書。胡思杜在美國混了兩間大學但都沒有畢業。1948年胡思杜回北平,後來經過胡適的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1948年12月中共包圍北平與天津。形勢危急下,蔣介石派專機運送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及其他學術界要人。覺得自己又沒做甚麼錯的胡思杜不願與胡適一起走。中共建國後又要拉攏又要批判胡適,胡思杜為了融入「新社會」也表現積極並曾為文批判胡適 (胡適不認為那是他兒子寫的)。中共為了對胡適展開批判拋出了許多帽子:由賣國,走狗,文化漢奸,到異族,妖怪等罪名都出籠了。本來稍有利用價值而且表明與胡適劃清界線的胡思杜最後是被與這個「妖魔罪犯」的胡適被等同對待。在不堪壓力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胡思杜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年僅36歲。
胡思杜的自殺固然是胡適家庭的不幸,但這只是中共暴政下的一個個案而也,接下來的大躍進 (1958-1961) 及文革 (5/16/1966-9/9/1976)更造成了全中國的災難。大躍進死亡人數估計在兩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之間。文革死了多少人沒人知道,估計是七百二十萬人死亡,其中自殺的就有二十萬人。這受害者中許多是學者與知識分子。單單在北大自殺的就有24人。在文革期間因拒絕「批林批孔」而遭批鬥的梁漱溟雖然沒遭嚴刑峻罰,但由他的打油詩我們可看出當時紅衛兵對文人及知識分子的敵意:「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狗不如。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楸出滿街走。」
與知識份子在中共暴政下的境遇比起來,如胡適般跟隨國民黨來台的知識分子顯然幸運多了。但這並不代表胡適等人與國民黨就沒有問題或瓜葛。被殺害,入獄及被迫害的也不少。我們只能說相較於中共這個大魔,國民黨是個小魔。當然台灣的社會條件也不容許國民黨胡作亂為。與其他的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可說對知識分子相當的不尊重。而這也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
中國歷史上只有文人,不能說有知識分子。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多多少少朔造了文人的性格:爭相取寵,文人相輕,媚上欺下。為的是「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因為功成名就中科舉而成士大夫則「學而優則仕」。這一切都是皇上給的,不是人民選他的,自然是「有奶便是娘」的無視民間疾苦而急欲巴結向上了。有這種科舉制度來建立官僚體系,也難怪沒有決定權或同意權的一般民眾會不滿了。中國文人與一般的社會生產與進化沒有甚麼關係,士大夫是屬於剝削的一群,他們的作用只在於維持一個封建社會的穩定。馬政權的用人予人的印象是「博士治國」,但這些博士在其本質上是傳統中國文人的角色,用欺壓瞞騙的方式來維持封建政權的穩定,是封建政權的幫兇,沒有現代專業人員的能力。
現代社會要的是有專業知識能改善社會的知識分子,不是會「之乎則也」擁護封建文化的文人。科舉之被廢除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在中國文化及中國國民黨文化的轉型過渡期中,我們看到了這種知識分子 (及文人) 與民間社會的對立關係的遺留。在社會變動中,如文革及228 中,非中國傳統文人但卻被等同對待的台灣知識分子便遭到了迫害。台灣如今有幸建立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有必要去建立一個專業的社會。專業人士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但不見得是文人。漢文化的傳統文人是維持封建政權的重要力量,而專業人士則是促成社會現代化的主要力量。沒有專業人士則沒有辦法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台灣在建設一個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應該提供台灣自由民主的社會給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發揮的空間與「反攻」的跳板。一個自由民主及現代化的中國是台灣自由民主獨立自主的保障。

李堅

霸惡傲奢搶 —- 國民黨的貞節牌坊

其貌不揚的愛爾蘭文豪蕭伯納 ( George Bernard Shaw, 7/26/1856 – 11/2/1950 ) 據傳在一場宴會中對一名社交名媛說只要價格合理你可以買通任何人。這名名媛表示不同意他的說法所以蕭伯納說:如果我給你一百萬英鎊妳會與我共度春宵嗎?這名名媛說她會考慮,如果是一百萬英鎊她會同意。蕭伯納接著說那我若給妳十先令你會與我上床嗎?這個名媛不高興了,她說你把我看成甚麼,一個妓女嗎?蕭伯納說我們已把妳定位好了,我們現在只是在討價還價而已。

這場對話有沒有發生難以證實,也有人用邱吉爾,羅素或馬克吐溫取代蕭伯納的角色去陳述這個幽默及諷刺。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已不重要,但這軼事卻留給人深思及討論的空間。雖說是牽涉到娼妓的定義,但也觸及到了金錢在人類社會行為中的角色。
金錢當然是無法買通每個人或解決一切問題的。就以台灣民族的社會政治運動來看,若金錢能買通一切的話則我們也不會有那麼多的烈士了。許多人為了台灣獨立的理念付出了他們的青春,自由,與生命。但就另一方面來說,金錢確也買通了許多人。這些人與國民黨及中國互通款曲,他們有如歌德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8/28/1749 – 3/22/1832 ) 的名劇浮士德 ( Faust ) 中的主角浮士德一樣與魔鬼做交易:魔鬼會幫助浮士德在他的生時成就他的一切願望,浮士德則會於死後在地獄中作魔鬼的侍從。與浮士德不同的是這批出賣自己靈魂的人未必能從國民黨或中國得到他們所要的,但他們卻已在台灣社會中被視為魔鬼的侍從了。

若我們看金錢與「中華民族」的國民黨或共產黨的關係,那可是唇齒相依的。了解中華文化光輝燦爛歷史的人就會了解行賄在官場及民間的角色,那是「你辦事我放心」的潤滑劑。大官小官無官不貪。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無。而每個關節也都有出納員,層層把關。賄賂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其送往迎來已發達成一種高度的藝術,不是行家還真看不出所以然來。賄賂可說已在中華文化的DNA裏,若非打破這個帝國重新投胎,還真難以根除。遠的不提,我們就只看國民黨的歷史罷。從孫文的財務不清到蔣介石的倚靠以溫州商人為主的上海青幫,更不用提那惡名昭彰的宋氏王朝了。金錢與暴力是國民黨 ( 及共產黨 ) 的一貫治國原則。若沒有許多追求理想,不畏淫威,不為名利所收買的台灣民族民主鬥士的話,台灣的民主能有今天的成就嗎?但只要中國國民黨存在一天,其用金錢與暴力統治的本質是不會變的。DNA到底是不能改變的。

DNA雖然不能改變但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做一些變裝及改觀。有如一些愛著異性服裝的人 ( transvestite ) 或認為自己是異性而甚至想動手術以變成異性的人 ( transsexual ),他們改變外觀後還真可以瞞過許多人。國民黨之敗於共產黨,其泛濫的貪污腐敗及無能是主因。國民黨來台後還真的痛定思痛的做了一些它在中國時期不願做的改革。但國民黨畢竟是一個外來的封建中華政權,它與一個已走上現代化的台灣民族社會是格格不入的。誠如一個國民黨高官於七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中所說的:國民黨於過去八年的讓步比過去六十年的讓步都還要來的多,台灣人為甚麼不能滿足?台灣人之所以不能滿足國民黨的改革步調與讓步就如同一個已經住過第一世界的人如何能滿足第三世界的居住情況呢?2000年國民黨第一次失去政權後,看來蔣介石的「離此一步即無死所」之說快要兌現了。在那種背景下這個「革命民主政黨」又開始大包裝了。把一群「霸惡傲奢搶」又沒靈魂的馬政權核心人物都包裝成「溫良恭儉讓」及清廉的形象。不但如此他們還動員媒體及國民黨控制下的司法將民進黨抹黑為貪腐政黨。「改觀包裝」及「打人的喊救命」這兩招果然有效,馬集團於2008年及2012年都勝選。而在同時民進黨也被貼上貪腐政黨的標誌而竟然不會辯解。

但國民黨的DNA到底決定了她的行為與本質。娼妓本質的國民黨想要裝扮成貴婦與良家婦女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同與蕭伯納對話的貴婦般隨時會露出馬腳,馬政權執政以來貪腐案件不斷的爆發。到底是八年沒有執政了,沒有吃錢的機會,饑渴的很。一件又一件的貪腐案件爆發顯示吃相越來越難看,行徑也越來越大膽。看來不如將「革命民主政黨」改名為「貪腐政黨」要來的貼切些。

但國民黨可是有崇高的理想的,她可是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下來的名門貴婦。將來還得立貞節牌坊來表彰她。我們當然樂於成全中國國民黨的遺願本質 –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貞節牌坊。我們得先成全中國國民黨,再為她立個「霸惡傲奢搶」為額的貞節牌坊。

李堅

博士文盲

在美國殘障人員是有不同的保障及優惠待遇的。也因此殘障的審核便成了一門大學問。一般而言各級政府或不同機構有不同的審核標準。停車的殘障卡只要任何醫師的證明即可,退伍軍人的殘障則經過審查後以百分點計算。但最為複雜並被廣泛的列為標竿的則是聯邦政府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社會安全局的殘障審核主要考慮因素當然是醫學證據,但他們也要考慮聲請人的年齡,工作的經驗及工作的性質,年齡,教育水平及英文能力。一個年輕的背部受傷者雖然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但他若有一定的教育水準並能做英文溝通的話是可以學些較輕的工作的。但若就一個同樣也背部受傷的五、六十歲的人來說,其能轉業的機會大減,尤其他或她缺乏教育或不會講英文時,能就業的機會可說是零。而他或她也可能較易被裁定為殘障人員而得以領殘障月俸。

即使你沒有健康上的問題但若不會英文的話,在美國求生的機率也大減。設若你是一個在台灣教宋明理學的教授但不會英文而美國學院也無那種需要的話,你在美國等於文盲而無謀生的技巧。或說你是個在俄國很成功的醫師但不會英文,雖然美國需要醫師他們也無法僱用你。缺乏語言溝通能力會使人覺得像個殘障人員一般。雖然不是殘障 (disability ),但確實是個障礙 ( handicap )。在國外謀生的台灣人都會發現英語能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也常常因為英文能力的不足或溝通上的問題而於求職或升遷上成為一個大障礙。能找到理想頭路的人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於求職升遷上掙扎而常常成為低就業 ( underemployment ) 的情況,而也有很多人無法進入就業市場。

也許有人會說台灣人若留在台灣則不會有那種問題。但禍是會由天而降的。在戰後的台灣我們發現大量的「文盲」被製造了出來,而在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 functional illiterate ) 的人走上教壇或政府機關。這在近代的人類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的。

二次大戰前的台灣有少數人連台灣話都不會講而只使用日語。但大部分的人都是雙語或叁語的而識字率若以入學率來看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以1944年的質料來看,全台灣共有944間小學 (當時人口約六百萬人,平均每六千人就有一間小學)。台灣人的入學率是71.3%,山地人的入學率是86.4%,日本人的入學率是99.6%。若以228事變後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備忘錄來看台灣當時就有高識字率。另一說是當時的識字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如前所述,當時台灣的識字率於亞洲僅次於日本。但其所識的字是日文,不是中文。國民黨據台不久就禁止日文刊物的發行,連當初同意的漢和對照新聞都加以禁止。一夕之間許多台灣人,不管你學歷有多高,都變成了文盲。

相對之下,當年的中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社會落後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清朝倒台後中國就陷入了長年的動亂。由早年的軍閥割據、北伐、清黨到後來的日本侵華,中國一直缺乏一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也使得一般人無法順利的接受正規的教育。而以一個文盲大於百分之八十的落後國家去接收一個文盲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先進國家,問題自然重重。老一輩的台灣人都體會過當年許多跟隨國民黨來台的教師們根本就是安插酬庸的而不學無術。一些公職人員則是尸位素餐,學無專長。這些教師及公職人員不但學歷很有問題,許多根本就是文盲或功能性文盲。

家父小時讀過私塾所以懂漢文,後來在日本求學而也有研究所的學歷。他會日文,英文及一些德文。但國民黨來台後他不會,也不願去學北京話而也可說變成文盲了。小時後有時為了不讓父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偶爾用北京話交談。時爾會被我父親叱責「不要講蕃仔話,要學就學英文或日文」。在台北求學時父親偶爾會來台北看我,我也感覺出他在台北時爾有無法與人溝通的挫折感,故鄉的台灣竟變成了異鄉。而我也了解他為什麼當年氣的用「蕃仔話」去描述北京話了。整個戰前受過良好教育而學有所成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變成了文盲。這不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嗎?而不也是許多當年教育有成的台灣人之痛與挫折嗎?

設若台灣於未來不幸有第四次的大陸政權據台的話 ( 明鄭,清,國民黨,中共?),語文的差異不算很大,但文化的巨溝是難以擺平的。要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去學而變成為一個共產封建的人,那種文化盲的痛苦將不會是一個文盲所能理解的。

李堅

歐洲。華南。華北。日本 —– 看台灣的建築

1920 年3 月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有一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文章。作者是訪問台灣數次的 Alice Ballantine Kirjassof。文章發表時台灣已在日治下24 年。作者 Ballantine Kirjassof 對台灣的印象是風景優美,景觀及植物極為多樣。作者記載了當時的主要產業如茶,樟腦等,她也花了極大篇幅描述原住民及獵人頭的文化。作者也讚賞日本人的治績:台北街道寬廣、乾淨、安全、公共衛生良好、也有法治等。但作者最不習慣的是噪音。那時她住在大稻埕,不時都有法會,宴慶等噪音。

1945 年1 月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有一篇有關台灣的文章叫 (I lived on Formosa)。作者是 包蘭亭 (Joseph W. Ballantine, 0730/1888 – 01/29/1973)。包蘭亭於1911 年至1932 年間曾於日本及中國當領事及副領事。1912 – 1914 年間任台北的副領事。包蘭亭與 Formosa the Beautiful 的作者的娘家姓相同,可能有親戚關係。I lived on Formosa 一文發表時已是二次大戰的尾聲了。美國人當時對日本人的仇恨可於文中看出來。不過以一個外交官的背景但卻於文中一在的使用 Jap 這個鄙稱是很奇怪的。包蘭亭對日本人沒有什麼好的評語。他描述台北說日本人只是表面上模仿歐洲城市的造型。日本人蓋了良好的公共建築,寬廣的馬路及林蔭的公園,但並沒有學到歐洲的文化。台北缺乏音樂,文學及藝術的內容。包蘭亭於文中並沒有說他是什麼時候住在台灣。但以他在 1912-1914 年間當台北副領事的經歷來看,他可能描述的是那一段時間。那時的美國領事館只是位於一間美國茶商公司的二樓,還是租來的,並不是以後在北門的美國大使館位置。包蘭亭於1953 年也出了一本現在已絕版的 (Formosa – a Problem fo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綜觀現在台灣的歐洲式建築也不難發現幾乎都是日本人蓋的。如台北州廳 (今監察院),台北賓館,台大醫院,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今國立台灣博物館),台中州廳 (今台中市政府),台南州廳(今國立台灣文學館),等等。除了歐洲建築外日本人也當然的於台灣留下了許多日本建築,但這些日本建築大都被國民黨政權打掉了。日本人在台灣蓋歐洲式的建築或許如包蘭亭所說只是表面工作而已。但綜觀當時歐洲殖民下的中南半島,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有那個國家可說學到歐洲文化的精髓而沉浸於歐洲文化之中。日本在台灣建立歐洲式的建築原因不如說是要去除台灣的中原封建文化以使台灣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也反應了日本政府於1868 年明治維新後的走向。相對之下中國的歐洲式建築則都是歐洲人於當時的租借地建立的。

傳統的歐洲俄式建築不是現代建築,但歐洲卻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及現代政治思想的發源地。歐洲可說是現代思潮的原點而美國正是他的實驗場所。台灣的歐式建築應於這個背景上去了解他的意義。

建築是一個文化的表現,它反應了該社會的居住及生活的需要,文化涵養,科技及價值的取向。漢人移民台灣後,閩南式及客家式的建築也都取代了平埔族的居住行式。日本人來台後也帶來了大量的日本式住宅,神社建築及公家建築。總的來說,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街道是整齊乾淨而不會令人覺得凌亂的。國民黨來台後由於湧入的難民及軍人太多,台灣到處都出現了一直存在到七十年代的違章建築。如目前的台北市大安公園及蔣廟原本都是一大片的違章建築。而國民黨也積極的拆除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本建築,包括居家住宅及寺廟等,企圖消滅那一段日治歷史。不僅如此,帶有華南色彩的閩南及客家建築也逐漸被華北色彩的建築一一取代:例如景福門,國家歌劇院,佛光山,,,等等。國民黨政權是宣告了中原政權的來臨,而在中原政權的眼裏,華南也不是正統的。

台灣的建築及街景給人的印象是凌亂而難看的。說起來是缺乏規劃及欠缺美感。對一個長久統治台灣而本身是難民政府延留下來的國民黨來說,有這種結果並不意外。一個缺乏文化涵養,不知美為何物而心不在該土地的政權是無法建立美麗的建築,街景及遠景的。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紙老虎

統戰這個觀念雖然不是毛澤東的創舉,但他卻是一個懂得如何去運用它的人。在那個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國農村社會裏,毛澤東懂得用民間故事及俚語來表達他的理念。1944 年創作,1945 年2 月於延安首演的「三打祝家莊」就是一例。這是一齣用家戶喻曉的水滸傳中的一個故事來宣傳並鼓勵紅軍必勝的戲劇。毛澤東也善用俚語來說明他的理念及說服群眾。而在毛澤東的所有用語中,紙老虎一說倒享有「國際聲譽」。

紙老虎一說源於毛澤東於1946 年8 月6 日於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安娜思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的訪問時說的。毛澤東說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也如此紙老虎一詞開始出現於英文的詞彙裏。但其「發揚光大」則是在韓戰後。韓戰期間毛澤東稱美國為紙老虎。意思是說美國看起來像個老虎,不果卻是紙糊的,不用怕。在韓戰期間美國人死了三萬六千人,南韓人死了四十一萬五千人。中國及北韓的陣亡人數則不是很清楚。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十八萬人死亡,但也有人估計中國及北韓共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看來美國這個紙老虎的殺傷力頗強。

但美國是個紙老虎嗎?

二次打戰前的美國軍火工業微不足道。但經過二次打戰的洗禮後,整個情勢改觀了。美國的軍火工業於戰後初期其總值超過所有美國公司的總值。當一個產業如此巨大時,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言可喻。軍火工業應是應運戰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當戰爭結束後,軍火工業便面臨裁員,裁減的危機而會發生尾巴搖狗的現像。軍人出身而深知戰爭可怕的艾森豪總統對這個現相提出了警告。1961 年1 月17 日於其離職演說中,艾森豪總統提出了軍火工業綜合體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這個名詞與概念。艾森豪總統於其演說中提到當時就有三百五十萬人直接受雇於軍火工業。軍火工業的龐大影響到了美國的各級政府,也影響到了政治,經濟,甚至精神的層面。軍火工業自然對聯邦政府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艾森豪總統了解強大國防對維持和平與自由的重要,但也了解這是一刀兩刃的而勸告美國人應時時警覺這個軍火工業綜合體對美國社會及外交的影響力。事實是軍火工業能夠成長的主要因素源於戰爭。如果大家都和平共處了,有誰需要軍火工業呢。事實證明了艾森豪的高瞻遠矚是正確的,但其勸告卻成了耳邊風。二次大戰及韓戰後,美國介入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大的如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小的如豬玀灣事件 (Bay of Pigs Invasion),打巴拿馬,打格瑞那達 (Grenada)等等。而美國也介入了許多國家的內戰及區域衝突。如尼加拉,伊朗,利比亞,黎巴嫩,索馬利亞等等。更不用說與蘇聯的冷戰而大舉建軍了。大部分的美國人並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威脅或受到其影響,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很剛強的。這種剛強的作風自然影響到了美國國內的文化。美國的槍枝氾濫而一般人習以為常。管制槍枝的法案屢屢不過關。軍火商的背後影響力不容忽視。暴戾的文化充斥美國。說美國為一個暴戾的社會及帝國主義並不為過。但要說美國為紙老虎為免太離譜了。

毛澤東當然知道美國不是紙老虎。他不會不瞭解美國供應給蔣介石武器的先進。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是經由美國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安排用美國飛機將他從延安飛到重慶的。再說他也了解他的「蘇聯老大哥」對美國也敬畏三分。他是說給中國人聽的。要中國人相信美國老虎是紙糊的。要中國人去「抗美援朝」。他的人海戰術說明了「別人的兒子死不完」的自私狠毒哲學。中國文化是沒有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的。中國的封建政治文化永遠是民主少了一點 (民王)。了解這個你也就了解聲稱為漢文化傳統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了。中國國民黨也罷,中國共產黨也罷,要談民主與自由是緣木求魚。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八年抗戰勝利」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人對那一階段的描述是「八年抗戰」,「抗戰勝利」,或是「八年抗戰勝利」。有些統派人士更狂言「八年抗戰」是為了「解救台灣同胞」。

日本侵華是進行了八年,最後日本是打敗了,但這是否就能說是中國的「八年抗戰勝利」?

日本侵華戰爭,中國的關鍵人物是蔣介石。了解蔣介石就多少可了解中國是如何抗日的。

蔣介石除了幾年的私塾教育外是沒有甚麼現代正規教育的。1906 (19 歲) 那年他進入了保定軍校,次年轉學到日本的仕官學校,而後於1909 年參加日本陸軍 (那可是要效忠天皇的)。1911 年清朝倒台後他逃兵回中國。倒袁失敗後他回到日本避難 (1913-1915)。1916 年回到中國後的蔣介石以他的寧波話背景搭上了上海以寧波人為主體的青幫。從事黑社會的不法牟利及金融抄作。之後於清黨中更以用之於學生及社運人士的屠殺。1918 年蔣介石參加國民黨後很快就成為國民黨的軍方領導人。理由只有一個,孫文身邊的人只有他有軍事背景。除此之外,蔣介石也有青幫的財力支援。也因此爾後成立的黃埔軍校 (1924) 及北伐 (1926-1928) 都以蔣介石為主角。

以一個日本的逃兵竟能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後更成為「民族救星」,這可是現代版的灰姑娘。但事實是西方學者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很差的。一般咸認他是一個管理能力很糟糕,效率其差,不懂得用人的獨裁者。蔣介石缺乏軍事判斷的能力,而也從未打贏過一場戰役。北伐的成功還是別的指揮官打出來的,而非蔣介石。

由於在日本受過軍事教育,也當過日本兵,蔣介石了解日本軍事教育的嚴苛,他也了解日本軍人的紀律嚴謹並頗具戰鬥力。日本侵華後他了解當時的中國軍隊不管在裝備上,或是軍人的素質上都非日軍的對手。那蔣介石能做甚麼呢?三十六計逃為上策。一套就逃到那個「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四川。這一逃就逃了八年。

當時的美國希望藉由中國牽制日軍以利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的早日得勝,於是軍援及經援大量的湧進重慶。但無心抗日而只急欲滅共以「家天下」的蔣介石則趁此機會大量儲存美援軍事裝備以用之於後的國共內戰。而其家族則大吞美援,中飽私囊。以致當時的西方人士稱蔣介石 (General Chiang Kai-shek) 為 General Cash-My-Check。其結果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不但沒有抗日而其後也在國共的內戰中因素質低落而兵敗如山倒。

我們現在都知道日本的戰敗並不在中國,也非蘇聯的最後介入,而是敗於美國。在太平洋的一連串失利及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 年 9 月 2 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簽了投降協定。降書未簽前狐假虎威的國民黨就已宣揚「抗戰勝利」了。好像日本是被中國 (國民黨)打敗似的。

老一輩的台灣人聽到日本兵敗於中國還難以相信,因為他們對日軍雄赳赳氣昂昂的印象良深,很難想像是何方神聖能打敗日本。當中國兵來台灣接收時,老一輩的台灣人於夾道歡迎後可說大開眼界,對中國兵的邋遢有目共睹。雖然不再相信中國兵能打敗日本兵,但卻也保持沉默。而其下一代也因而都一直受到「八年抗戰勝利」這一個口號的洗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