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三 二十世紀世界局勢的演變 —–太平洋兩岸,大西洋兩岸,冷戰

19世紀末之前的世界秩序是歐洲勢力主導的世界。當時歐洲的五大強權是:法國,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奧匈帝國),與沙俄。但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與義大利的統一後,歐洲的局勢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提出現實政治(Realpolitik),而不著重在意識形態的俾斯麥,主導了那一階段的歐洲政局。俾斯麥透過德國帝國與奧匈帝國及沙俄的聯盟,逼使傳統上是世仇的英國與法國的結盟。這種結盟多少保持了兩個陣營的權勢平衡而穩定了一段時期。

十九世紀末的太平洋兩岸也見證了日後兩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崛起: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帝國與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已是一方之霸,除了早期的「門羅主義」論述了美國的勢力範圍外,到了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 10/27/1858-1/6/1919,總統任內9/14/1901-3/4/1909)時代更提出了「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指出美國有出兵干涉中南美洲的權利。美國的所作所為讓位處太平洋對岸的日本帝國也學到了。二次大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這個亞洲秩序,它的背後理論架構者是日本的外交官有田八郎(9/21/1884-3/4/1965)。當時的日本帝國強調,亞洲之於日本有如美洲之於美國,日本在亞洲的所作所為是基於「門羅主義」與「羅斯福推論」的原則。而其實在老羅斯福總統的年代,鷹派的老羅斯福總統頗同意日本帝國的作風,多少同意了韓國是日本的勢力範圍,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讓日本帝國併吞韓國。在日俄戰爭期間,老羅斯福出面調停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奬。在表面上,老羅斯福是中立調停的。但私底下他是看輕沙俄,但也對日本小心翼翼的。了解日本已是一個太平洋海權勢力的美國,所沒看到的是雙方的勢力已快速的走向衝突的方向。不管是美國的門羅主義或日本的亞洲版門羅主義,可並非全然井水不犯河水的。日本的侵華及其後所建立的滿州國,多少侵犯到了美國所提的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美國勢力的進入菲律賓與關島也侵犯到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這種勢力範圍的互相侵犯也埋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導火線。

在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下所開啟與維持的歐洲的勢力均衡與和平,到德國帝國的凱撒威廉二世(Wilhelm II, 1/27/1859-6/4/1941,任內6/15/1888-11/9/1918)上任後發生了變化。上任後的威廉二世免除了俾斯麥的職位,並積極造艦而與英國進入了武器的競賽。在往外擴張中也與沙俄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起了衝突,而促使沙俄去與英法結盟。俾斯麥所建立的權力平衡與各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也就此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強權,如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與沙俄,也都急於放手一搏,寄望從此一決勝負以求永久的和平與平衡(the war to end war)。但我們當然知道結局不是那麼一回事。第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只引來更多的問題。為了報復,誓願復仇,民族仇恨,及分贓不均等等因素,也於20年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兩次大戰中,美國本應都是局外人,而大部分美國人也無心介入一般人眼中的歐洲戰爭。但在背後的經濟與金融因素及大西洋兩岸政治人物的運作下,美國最後是都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在兩次大戰中,兩任的美國自由派總統,學者出身的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 12/28/1856-2/3/1924,任內3/4/1913-3/4/1921)與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1/30/1882-4/12/1945,任內3/4/1933-4/12/1945),也都各自提出了建構日後世界的穩定秩序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威爾遜即主張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解決未來的紛爭與對和平的保障。1917年4月17日,美國國會通過對德國的宣戰。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他那有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倡導航行的自由,公平貿易,裁軍,殖民地的調整,歐洲版圖的調整,民族自決,及國際聯盟的建立等等。最後的凡爾賽和約雖然通過了國際聯盟的建立,但對德國的嚴苛處置大異於十四點和平原則,也因而埋下了二次大戰的種子。威爾遜也因他的努力而於191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奬,但美國國內對他的反應並不一致(主要是共和黨的反對)。沒有制裁能力而會員國也相當有限的國際聯盟雖然於1920年1月20日成立了,但美國參院並沒同意美國的參加。

與威爾遜不同處,羅斯福總統將美國帶出經濟大恐慌,也領導美國在那孤立主義高漲的時代,透過珍珠港事變的爆發而向日本及德國宣戰。也因此,連四任總統的羅斯福有很大的影響力。聯合國是他極力推銷的概念,藉由聯合國來調整國際糾紛以達到世界和平。在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中,他也力邀史達林參加聯合國,並允諾蘇聯在安理會中有一席,有否決的權利。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運作。之前的1944年,在New Hampshire的布雷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則奠定了戰後的國際金融基礎。為了牽制日本帝國而看走眼的將中華民國「認證」為四強之一的羅斯福,想是沒料到他要扶持的腐敗阿斗最後是敗給了中共,而使戰後的局勢變得更複雜化。但在戰後的半個世紀內,世界的局勢與秩序也大都依東西冷戰的分野而發展,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的和平。

李堅

Advertisements

日美人移民美國的聯想之三 二次大戰前的種族歧視 —-排華,排亞,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不若今日的「斯文」及暗藏玄機,二次大戰前的美國及西方社會的種族歧視是明目張膽而赤裸裸的。二次大戰前移民美國的華人與日本人也就在那種充滿敵意的時代中,在夾縫中求生存。排華法案及排亞法案也就在那種背景下產生(註,菲律賓由於是美國的領土,並沒遭受到限制)。但種族歧視也不僅只限於一個社會中,也表現在國際社會中。要了解當時國際社會的氛圍,我們可以由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1919-1920)中,日本代表所提的種族平等議案的結果來看出其端倪。

同中國一樣,日本於門戶開放後也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也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雖然加緊現代化,打敗了清朝(1895 ),也與大英帝國結盟(1902 ),也打敗了沙俄(1905 )。但在國際社會上及日本人移民美國的處境上,仍處於被歧視的狀態。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團在牧野伸顯男爵的領軍下,於1919年2月13日提議在計劃成立的國際聯盟的協議(Covenant)中,加入種族平等的條款(racial equality clause)。這個我們今天看起來是想當然而的理想,在當時以西方為主的國際社會中卻是個地雷。

日本代表的提案遭受到澳洲,大英帝國,及美國的反對。反對最強硬的是澳洲的總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休斯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在澳洲政治上最有影響力的一個風雲人物。他強力維護澳洲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而也於1924年訪美時,在報章上為文支持那時在國會辯論中的排亞法案。與日本有同盟關係的大英帝國也因為本身領地(dominions)如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南非的反對,至少持不贊成的態度。學者出身的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因為於1918年1月8日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使他成為當時巴黎和會中最顯著的人物。但高談漂亮的原則是一回事,自己的行事作風與現實政治的考量又是一回事。南方民主黨背景的威爾遜是主張種族隔離的,而他也要考慮到當時的美國政治現實。不用說,威爾遜是反對這個種族平等的提案的。

在澳洲堅決反對而英美也不支持的情況下,日本代表將種族平等改為國家 (也可譯為民族) 平等(equality of nations),而於1919年4月11日的大會上提案表決。在17國的代表中,11國贊成,4個國家棄權(英、美、葡、羅馬尼亞),一個國家(比利時)不在場。雖然是多數決,但主席威爾遜裁決說,由於有強烈的反對,這個議案必須全數通過才算數。最終是這個議案的胎死腹中。

日本國內對巴黎和會是做有詳盡的報導。這個挫敗不用說引起了日本國內的極端仇視西方世界。而日後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英美義法日簽約),及後續的1930年的倫敦會議中,英美強迫日本接受限武的不平等條約。規定英美日的造艦比率為5:5:3。1923年日英同盟結束。一次大戰後在英美戰勝國的主導下,當時的國際社會也形成所謂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用以掌控英美在太平洋的優勢。不用說,這種局勢的發展只更刺激了日本的反美反英情緒。這個體系不只日本不滿,被排除在外,失去她南太平洋島嶼的德國也不滿,而覺得分配不公(或說分贓不公)的義大利也不滿。二次大戰的結束也終結了這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當時的日本雖然主張種族平等與國家平等,但這並不代表她以身作則。一次大戰前的日本與英國已有瓜分德國在亞太地區領域的密約。日本同意出兵德國在亞太的領地(如青島),來換取山東半島及南太平洋德屬諸島(赤道以北)的權益。赤道以南的德屬諸島則由英國占領。巴黎和會中,英國兌現了這個密約,將德屬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個結果於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引起了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在這種國際強權政治的食物鏈運作下,認為自己吃虧而遭受西方強權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卻也因為日本對華的壓迫而刺激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生。

這種情勢自然也影響到當時的日本移民。1924年的排亞法案成為這種情勢下的產品。但更激烈的排日是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總統於1942年2月19日所簽署的9066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066),造成美國西岸(及中南美洲的西岸)十二萬日裔移民的被關入集中營。

戰前這種種族歧視的氛圍固然使日本仇視西方世界,必然也多少導致了日後與西方殖民諸國的作戰。影響有多大是難以量化的。但我們也不要以為這種現象不會再重複發生。在2015年8月26日的「失敗了再站起來,找回台灣的叛逆與強悍」的演講中,蔡英文提到她在當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談判中,遇到美國對手就「農業補貼」的不平等的對待,而申述於大會的主席。那個英國大使的主席說:「My dear,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do what I say. This is NOT a place you do what we do」。要意是說,這裡不是我們做什麼則你們也可以做什麼的地方,這裡是一個你們聽我們話的地方。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