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社會政治經濟面之八 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不透明,低品質,不實用。背後目的為何

人多少都活在某些經濟體系裡,也因而只要有人的社區,就有錢可賺。窮人在許多方面來說更容易被賺到錢。因為用借貸的方式讓急於脫離貧窮困境的人上鉤,幾乎是「普世價值」。觀看美國的中下階層社會的地區,就有許多放高利貸的行號的存在(如Payday Loans, Check Cashing, Moneytree…. 等等)。說起來不是個很有道德或體面的行業。但你在與他們交易之前至少知道利率與償還的條件。相對之下,許多窮國家在向中國借貸後,發現常不是那麼一回事。

馬來西亞的華人大都是英國當年為了開發錫礦而引入的。在當時中國天災頻繁,加上政府腐敗無能下,民生凋敝。而更可怕的是地主與土豪用高利率借貸的方式,使一再欠收的佃農在最後無力償還之下只有走上賣身之路。許多貧農為了還高利貸而透過另一層的債(華人仲介),被用「運豬仔」般的船隻載到馬來西亞,去開發剛開始時死亡率近一半的錫礦(Paul Callan: Development of the Tin Industry in Malaysia, 6/14/2002)。一個以前認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說,他祖父當年還不起地主的高利貸,而走上被「運豬仔」到馬來西亞,去當極其艱辛危險的礦工的過程。這是許多馬來西亞華人祖先的寫照。

今天的中國是不再如過去般的貧窮了。好不容易熬成婆的前媳婦,放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窮人(窮國)何其多,那一個不是可用來賺錢,並使之因還不起高利貸而臣服於當今習大大之下的中華帝國的。於是乎,「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的一帶一路上場了。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於2013年開始推動後,許多問題於啟動時已開始浮現:如環保評估的缺乏;合約的不透明;工程的實用性問題;用的人員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而非當地人;許多建材都由中國來,看來是要消費掉國內生產過剩的問題;工程的品質問題; …等等。但當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為在過去向中國舉債以建立一個大而無用的機場與深水港(Hambantota)後,目前已陷入債務危機而還不起債下,斯里蘭卡只好將深水港(Hambantota)以99年租約的方式拱手交給中國(註:斯里蘭卡2018年的年歲入為148億美元,但債務支出為123億美元。其中中國是主要債權國,約80多億。Maria Abi-Habib: How China Got Sri Lanka to Cough Up a Port. The New York Times, 6/25/2018)。中國以債務方式取得斯里蘭卡具有戰略地位的深水港一事,使全世界如夢初醒的才警覺到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

在過去好幾年,中南美洲,非洲,巴基斯坦等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是較好的。原因多少是因為中國資金(說來是債務)大量的湧入,而許多龐大的建設也一一的展開。但在幾年後,每個與中國借貸的國家都一一陷入債務危機。以南美的厄瓜多(Ecuador)來說,共積欠中國65億美元,還債有困難。不只如此,花28億美元由中國設計施工的巨大水壩(Coca Codo Sinclair dam),工程品質有問題,而於2018年3月由德國的工程顧問公司指出有缺陷,還不知能否修復(Chris Kraul: Ecuador feeling pain of China loans, 12/10/2018)。陷入中國貸款所導致的債務危機的還有吉布地(Djibouti),馬爾地夫(Maldives),蒙特內哥羅,寮國,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委內瑞拉,尚比亞,南非,剛果,肯亞,厄利垂亞,南蘇丹,莫桑比克,辛巴威,及南太平洋的一些國家…等等。受害國家之多說來還真是「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的都是一些窮國。手法皆如出一轍。先是中國以大量金錢作為借貸,去展開一些龐大但缺乏評估的建設。然後以高利貸或換取資源(厄瓜多以提供中國石油為條件之一),或者是換取戰略地位(如絲里蘭卡的提出深水港,與吉布地的租借地,並讓中國建立海軍基地)來做為「抵押貸款」。當窮國無法還債時,中國則拿取「抵押品」做為還債的條件(如戰略港口與一些設施。又如尚比亞的國營電力之ESCO與廣播公司ZNBC都已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在這種作為下,中國於全球控制的港口已漸漸的形成了「珍珠鏈戰略」(string of pearls)的形勢。美國軍事專家稱這個為「資本的武裝化」(Christopher Woody: China is ‘weaponizing capital’—and it’s keeping the head of the US Navy awake at night. Business Insider, 3/7/2018)。

與中國簽借貸合約的這些窮國人民都不清楚合約的內容。這顯示了當權者都出賣了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由中國拿到好處。賄賂的腐敗文化到底是「優美」的中華文化之一。最近的馬來西亞,馬爾地夫,斯里蘭卡,及巴基斯坦新上任的政府都揭露出前朝政府的貪污腐敗。巴基斯坦本是中國最友善的國家,但其改變心意也顯露出了全球對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警訊。但許多不惜出賣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還是絡繹不絕的在中國的利誘下求取被上鉤。與台灣斷交的巴拿馬與薩爾瓦多都已開始大量向中國借貸舉債。

當年被列強欺壓而到處是租借地及陷入債務困頓的中國如今是有錢了。熬成婆的中國要「反攻」的對象倒不是當年欺壓她的列強,而是比她窮的人民。真可說是熬成婆的媳婦的一貫手法。但中國的做法倒也實行了美國總統亞當(John Adams, 10/35/1735-7/4/1826,第二任美國總統)所說:「要征服一國有兩個方法:一個是用劍,一個是用債務」(There are two ways to conquer and enslave a country. One is by the sword. The other by debt)。

(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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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一 西伐利亞體制的建立 —–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濫觴

人類文明自從進入政治體制的建立後,權力的把持與控制也就發展了出來。若有兩個以上的政治體制毗鄰而居的話,則競爭、對抗、或合作,便難以避免。要的是達到一個程度的權力平衡與秩序的建立。從5000多年前開始,這種戲碼便在近東與北非一再的出現。那段時期,亞述王朝(Assyrian Kingdom)與巴比倫就有不時的對抗。埃及與西台帝國(或翻赫人帝國或赫梯帝國,Hittite Empire)也不時對抗以稱霸。這種各個王國或帝國互相對抗的結果多少會達到一個平衡點,直至下一階段的對抗。但就全世界來看,這種對抗都只屬於地區性,並非全球。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也缺乏政治體制與政治體制間(諸王國與諸帝國)的關係之條文規範與保護。靠的只是比權力的大小(誰的拳頭姆大),要的是主從關係的建立(誰是老大)。

16世紀的歐洲啟動了以馬丁路德與喀爾文為主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後的一百年,歐洲爆發了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參與的30年戰爭(1618-1648)。宗教的不同固然是個因素,但商業及彊域的衝突也是原因。30年戰爭是個死傷殘重的戰爭,生靈塗炭。歐洲在那30年間據估計,人口減少了6百萬人,有些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人口的40%。在這種社會凋零,農業及商業破損,而到處都有飢荒的情形下,交戰各國最後也同意開會,以求個和平協議。開會的地點選在死傷最慘重的日耳曼的西伐利亞(Westphalia)。由於新教與天主教的代表互相仇恨的難以面對面談判,結果是新教在歐斯那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而天主教則在敏斯特(Münster)協商。

參與西伐利亞和平會議的共有大大小小194個城邦、王國、與帝國。會議從1643年就開始籌劃。單單座位該如何安排,進入會場的秩序該如何,就吵了半年。由於一些死對頭的代表互不見面,為此特別安排的書信來往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但逐漸的,一些共識也開始產生了。最後各國共同簽定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但即使在簽約典禮的安排上也爭執了三個禮拜。最後在1648年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兩點,交戰的歐洲各國簽署了共有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

西伐利亞和約承認了荷蘭(從西班牙)與奧地利亞的獨立,也改變了許多疆域。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和約建立了後來所稱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成為後來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礎。和約奠立了各國的彊域與主權,及對疆域與主權的互相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英文Whose realm, his religion)…..等等。主權的觀念在那時是君權,而非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主權在民。西伐利亞和約也引進了國家利益的觀念,及國際關係,也引進了國與國的結盟而得以形成不同陣營。西伐利亞和約及其建立起來的西伐利亞體系,多少成為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組織架構的法源,與當今國際法的基礎。

在西伐利亞和約簽約後的一百多年,這個體制與文化受到了挑戰。一個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個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是一國之內的革命(英國帝國),引進了自由民主與自決的觀念,而非絕對的君權。同美國革命一樣,法國革命也推翻了君權為主權的觀念,而建立了主權在民的共和體制。

另一方面的東方社會,中國戰國時代的七雄所推出的國際關係,不是合縱便是連橫。而當最後秦始皇殲滅六國統一中原後,也奠立了一尊。之後的漢朝更沿著秦朝的「成就」發展出大一統的文化。而隨後的中國歷史便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大一統的循環史,談不上有國際觀念與對國際關係文化的了解與建立。在歷史上,中原帝國與鄰國的關係不外是出征與要對方臣屬進貢,談不上有一個平等與對等的想法,與現代國際關係的觀念。這種缺乏平等尊重的精神,更別提不知法律與法治為何物的無知與傲慢,說明了為什麼今天國際法的觀念源於歐洲,而非「古文明」的中國。

西伐利亞和約與體制的建立,源於歐洲各國好幾個世代來的相處、對抗、聯盟、結盟、與交戰。一個程度上來說,有其歷史的背景,也有文化及地緣上的關係。地緣關係說明了這是一個歐洲的產物,而原先也僅只限於歐洲。但在這約略的同時,由歐洲啟動的到海外求取香料貿易而引起的「地理大發現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稱Age of Exploration。約由15世紀到18世紀間)也如火如荼的展開。隨著所謂新大陸及新地區的「發現」,這個世界也越來越聯結起來而不再有孤立不可及之處。而漸漸的,西伐利亞體制所建立的歐洲秩序也慢慢的演變成一個世界秩序。而這秩序是否如季辛吉所說的一種權力平衡,學者各有觀點。但無可否認的是,地緣關係是建立秩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基於海權與地緣的國際關係與霸權論述也一一的上場了。

李堅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五 歐亞大陸的梟熊與惡龍 —–大漢沙文主義與想像地圖

蘇聯倒台後的俄國與西方世界有一段蜜月期,但這個蜜月期隨著東歐局勢的變化(如南斯拉夫的垮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及普亭的上台而結束。普亭是情治系統出身的人物(屬於KGB的國外情治官員foreign intelligence officer),善於玩弄人際、團體、與國際關係的矛盾。中東的難民潮(主要是敘利亞)有一大部分是他促成的。他了解難民的湧入歐洲將會造成歐洲的分歧與動亂(John Herbst: Assessing and Addressing Russian Revanchism. 7/18/2016)。普亭下的俄國也利用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的情感對外不斷的擴張。當今的俄國已在歐洲造成相當頭痛的問題。除了難民問題外,俄國的駭客與干涉歐洲各國的內政與選舉也是一大隱憂。

在「新中國」尚未建立前的毛澤東,就已宣示要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這一倒,卻也使有兩千年醬缸文化的中國不但學習到俄共的精髓,卻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在亞洲(及世界)造成更大的紛爭。在「收復固有領土」的口號下,中國與每個鄰近國家都有領土上的爭執。而在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意識形態下,周邊國家也都遭殃。而那個尚未完成「民族統一」的台灣更成為中國的世代邪願。

中國有22,000公里的陸地邊界,與14個國家為鄰。這十四個國家是北韓、俄國、蒙古、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Wenwen Sh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roubled relations. 3/1/2012)。與蒙古的邊界最長(4677公里),與阿富汗的邊界最短(210公里),每個邊鄰國家都於過去或目前與中國有領土上的爭執。

中國與印度原本是沒有邊界的,只有圖博與印度有邊界。而圖博與印度的邊界是在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Simla Accord)中所界定的。這個由圖博與大英帝國所定的邊界,也因當時在大英帝國下的印度的外交部長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之斡旋此事而稱之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的中華民國雖有代表與會,但沒簽字。中國目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而中印邊界的爭執也導致1962年的中印戰爭與2017年的對抗。2017年印度的出兵主要是援助不丹,而非中印邊界的直接衝突。中印邊界的爭執主要在阿克賽欽(Aksai Chin)與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而這也是中國所有陸地邊界糾紛中最難解決的。

除了攻下圖博的領土而佔領外,中國因邊界糾紛而引起的軍事衝突,較嚴重的有1969年與蘇聯的珍寶島事件(俄國稱為Damansky)與1979年的中越戰爭。與中亞國家及巴基斯坦的領土爭執較容易解決,因為中國需要他們的援助以對付新彊的伊斯蘭份子,而做一些表面上的讓步。與大部分陸地邊境國的糾紛大都在進入1990年代後,透過明文(條約)或不明文的方式一一解決了。但與北韓的爭執,主要是邊界河流中的島嶼及海域,則尚未談判簽約。

中國的陸地邊界看起來也許大都已解決,但海域的問題則是越來越嚴重。

原本自限於海洋之外而為百分之百陸地動物的中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發現」了他們海洋的「固有領域」了:黃海、東海、與南中國海。而自然的,也與臨海的這些國家起了衝突。從北韓、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到印尼,都與中國有所爭執。有些只牽涉到經濟領域(如北韓與南韓),大部分則還牽涉到島與礁及海域的爭執。以南中國海而言,始作俑者是中華民國於1947年所劃的11段線。1953年,周恩來為了對北越示好而去除了東京灣的兩段線,而成為九段線。不管是11段線或九段線,都是憑空想像的紙上作業,其界域一看便知不是透過航海科學杖量的結果。

這種憑空想像的領域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不是沒有「歷史」或「理論」上的基礎的。就歷史而言,強調大一統文化的中國於《詩經》中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大一統的觀念也燃燒起了「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一詞是梁啟超於1902年首先提出來的。他併合了原有的中華一詞,加上現代觀念的民族而組合成的,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其推動力主要為大一統的觀念與大漢沙文主義。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是大漢沙文主義的代號。在現代理論的解釋上,中國(及中國國民黨)的這種沙文主義可由「想像地圖」(imagined geography)這個觀念來解釋。首先提出想像地圖這個觀念的是薩依德(Edward Said),他在《東方主義的批判》(Critique of Orientalism)一書中首先提出這個理論。薩依德的批判原本所指的是,西方社會對東方社會的觀念常常是西方強權對東方社會的想像而建構而提出的。但這種分析也適用於中國這種對「固有領域」的想像建構。

雖然與中國已屬不同民族,但中國對台灣的「民族統一大業」可是不死心。其理論主要是源於大漢沙文主義及想像地圖的「固有領域」憧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只已佔領下來的圖博與新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西伯利亞(鮮卑利亞)又何嘗不然。成吉思汗不是曾攻到俄國、中亞、南亞、與歐洲嗎?這些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是也曾有學者提出法顯曾經登陸美洲大陸嗎?美洲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憑其想像力可有得忙了。只想吃下一個小台灣未免太沒志氣而愧對祖宗吧。    (系列完)

李堅

民族主義的省思之三 中華民族主義 —– 國王的新衣

當歐洲的勢力開始侵入亞洲時,中國尚在明朝的統治下。其後他們見證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 由漢人的明朝轉成滿人的清朝。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勢力加強侵略性而採取以軍逼商的局面。清廷無力招架而一些變革及革命的呼聲也此起彼落。清廷的倒台原因很多,但有一點可確認的是當時的中國 ( 即使是今日 ) 並沒經過現代化與啟蒙運動,也因此問題重重。到底一個帝制的倒台並不等於一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說與清廷的倒台沒有直接關係,但孫文 (11/12/1866 – 3/12/1925) 無疑是其後的重要人物,而也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主要倡議人。我們可由介紹孫文開始。

孫文於1894年於檀香山,次年於香港成立興中會,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明顯的是一個漢族反滿族的種族主義。1900年八國聯軍清廷敗北後,他上書李鴻章籌畫南方諸省獨立。李鴻章答應他的建議,但幫助孫文的日本朋友告訴他說那是清廷的陷阱。1904年赴美被疑用假護照遭美國移民局拘留後由友人保釋。1905年赴日聯合不同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綱領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907年日本受清廷壓力要孫文離日,但給孫文6000元做為「遣散費」。除此之外日本友人證券商鈴木久五郎也給他一萬元。孫文留2000元做為「民報」的辦理經費,其餘收為己有。由於金錢的處理事前沒經過盟員的討論,此事引起同盟會的分裂。當清廷於1911年要國有化鐵路時引起各省的反抗。武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革命成功,引起各省響應。當時人在丹佛 (Denver, Colorado) 朋友餐館打工的孫文說「武昌之攻, 乃成於意外」。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的孫文因其國外的經驗與關係以16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由於他缺乏社會與政治的基礎其後自然敗於袁世凱。1913年8月孫文經過台灣往日成立中華革命黨。1916年5月1 日回到上海住於租借地。1919年10月成立中國國民黨。1924年在蘇聯的指導下建立黃埔軍校,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4年開始為了建立較完整的意識形態而開始16場的演講,稱之為「三民主義」,其中六場是民族主義。也因此一般人將孫文之提倡民族主義而視他為「中華民族主義」理論的建構人。

「中華民族」一詞最早使用的人是梁啟超 (2/23/1873 – 1/19/1929)。梁啟超於1902年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先將本已有的中華一詞與現代的民族一詞合併而成「中華民族」一詞,說來是個併裝車,並不據實質的意義。其後章太炎與楊度都曾使用這個名詞。楊度且於1907年提出漢滿蒙回藏共同建國的主張。孫文於1905年發表的同盟會宣言中雖已提出三大主義,但三民主義的具體成形是1924年以後的事。孫文於清廷倒台前後都沒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他本對五族共和一說沒甚麼意見,不但沒有反對還加以提倡。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所採用的五色旗即代表五族共和。今日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國民黨於1924年6月23 日才決定採用的。孫文晚年反對五族共和之說,他於1924年1月27日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的是國族主義。孫文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文雖知有西藏人,突厥人 (回族),滿人及蒙古人的存在,但他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文要的是一個融合的民族而不是共和。但在台灣我們所知的「中華民族」的定義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這也反應在中國的五星旗上。但中共到底是個共產政權,其對民族的定義源自於馬列主義。中共的說法是中國有56個民族 (包括高山族)。五族共和也罷,國族也罷,56個民族也罷,說穿了就是為了保有清朝留下來的疆域。
論及語言的複雜中國與歐洲其實是頗類似的。在歐洲,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拼音方式。也有兩大拼音系統:拉丁文與斯拉夫族的西里爾 ( Cyrillic )。歐洲固然有羅馬帝國時的大帝國,但於其後皆應循不同的王國,語言,文化及歷史而於18世紀後紛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中國理應同歐洲一樣分裂成許多獨立國家。之所以能維持在一起除了語文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中國境內的漢語系雖語言不同但皆書同文,易於溝通。藏人則有自己的書寫文字 (源於梵文),蒙古人目前採用Cyrillic 拼字。除了書同文外中國人雖然彼此不信任,不時對抗,互相討厭,固然有疆域的考慮但能夠維持在一起說來是一個毒素文化的作用 —- 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源於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春秋「公羊傳」也提大一統之說。尊儒罷百家的漢代董仲舒也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尊儒罷百家的董仲舒也罷,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也罷,要的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中國人不是不知春秋 (770-476 BC) 戰國時代 (475-221 BC) 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秦朝的統一 (221-207 BC)及其後 建立的朝代都使思想的黃金時代不再而成停滯的現象。但中國人樂「大一統」思想不疲。寧要大一統不要民主自由。不願去面對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並無法阻止分裂的傾向,而且人民不快樂,社會及政治問題難以解決,也扼殺了民間的創造力與活力。大一統思想反應在民族問題上則是「中華民族」這個怪論奇想。說來不只是個併裝車,還是個很有靈驗的靈紙車。膜拜的人唸唸有詞的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