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September 3, 2015 by Ken Lee
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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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6, 2015 by Ken Lee
1913年3月20日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被暗殺而引起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孫文要汪精衛回來共同參與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日，汪精衛則再去法國。有感於他之未能成功乃源於缺乏自己的軍隊，孫文於是接受蘇聯的經援，軍援及軍事顧問而於1924年6月建立黃埔軍校。第一任校長則由前一年由孫文派去蘇聯接受建軍訓練的蔣介石擔任。一介武夫的蔣介石也從此在中國的政治歷史上走上了舞台。原來只是個軍界的人物，但蔣介石於日後進軍黨權及政權而漸成一方之霸。而於此期間也與汪精衛形成了打打和和的角力。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推翻直系大總統曹錕，邀孫文北上共商國事。此時孫文的健康開始惡化，1925年3月11日汪精衛為孫文擬好《政治遺囑》和《家事遺囑》給孫文過目，孫文同意後簽字。隔天孫文便去世了。《政治遺囑》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國父遺囑》。
孫文生前沒有指定繼承人，孫文死後的國民黨也成暗潮洶湧。文人從政的汪精衛聲望最高，蔣介石雖也想伺機行事但尚未有黨內的聲望。1925年7月1日國民黨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此時的汪精衛繼續推行孫文的聯俄、聯共與輔助工農三大政策。但蔣介石極端反共而且對蘇聯的印象極壞，再加上國民黨右翼的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林森等人) 之公開反對”左傾”的汪精衛，國民黨也因而開始走上分裂之路。1926年5月11日汪精衛為蔣介石涉及的｢中山艦事件｣扛起責任，辭職後再度前往法國。此時蔣介石已是國民黨的中央執委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成全國要人。1926年開始的北伐更打響了蔣介石的聲望，但其獨裁作風卻也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而有1927年2月由孫科組成的｢迎汪精衛委員會｣，促汪精衛回國復職。1927年2月汪精衛乘火車回國並於莫斯科與史達林會面。4月抵達上海後與陳獨秀共同發表聲明。其後汪精衛於武漢成立容共的國民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對立的情況，是為寧漢分裂。4月12 日蔣介石在上海實施清黨，大量屠殺共產黨員。7月13日中共宣布退出國民黨。同年的8月8日汪精衛也發現與共產黨難以共處而於武漢也開始清黨。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關東軍於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隔年的3月1日建立了滿州國。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中國人認為要團結對外而結束了寧漢分裂。但團結只是表面的，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心結重重。雖然兩人的反共立場目前是一致，但蔣介石有他對權力的野心，而且兩人對如何去面對日本的侵華也由同而異，最後兩人終於走上了無法再和的道路。
關東軍於建立滿州國後也急於在華北建立一個緩衝地帶。當以”攘外必先安內”為政策的蔣介石於1932年7月下令於江西”剿匪”時，關東軍也侵占了熱河，直逼北平與天津。中日雙方開始沿著長城戰鬥，最後雙方協議停戰。1933年5月31日代表國民黨的熊斌與代表日本的岡川寧次在塘沽簽定了｢中日停戰協定｣，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製造了一條沿著長城線的緩衝地帶，多少使中國失去部分華北地區的主權並等同於默認滿州國的存在。所以有這個條約的簽定多少反應了當時中國國力的弱小。中國當時雖然表面上是統一了，但還是四處有軍閥割據而也有中共的逐漸壯大。簽署｢塘沽協定｣是暫時求和的方式而也是當時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與當時的軍委會委員長及參謀總長蔣介石都同意的。簽署｢塘沽協定｣後，當時的社會輿論視汪精衛與蔣介石為賣國主謀，激進人士將他們兩人列為暗殺的對象。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開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式完成後全體中央委員集中在會議廳門前等候攝影但蔣介石遲遲不肯出場。汪精衛去催蔣介石出來合照，蔣介石說：”今天次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由於認為不能兩人都缺席，汪精衛只好自己出場。在攝影剛完畢後，本也要刺殺蔣介石但看不到蔣介石的孫鳳鳴由記者群中冒出朝汪精衛開了三槍。汪精衛雖受重傷但無生命危險。之後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到歐洲療養。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而外交部長則由張群接任。
1935年12月23日與汪精衛接近而也主和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也遭到暗殺。據聞兇手是所謂”中華青年抗日除奸團”的成員。從此以後國民黨內不再有主和派而只有主張強硬對日的主戰派。
雖然人們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及賣國有所疑慮，但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改變了蔣介石的運道。西安事變發生後各地軍閥及角頭紛紛致電支持蔣介石，即連中共也表示要準備停止內戰來共同抗日。事變後汪精衛已回國。雖然汪精衛當時尚因健康理由沒有擔任政職，但他仍是國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的主席。在政治的影響力上仍在蔣介石之上。
隨著日本的侵華步調之加速，汪精衛與蔣介石也因為或戰或和的問題而逐漸走上分道揚鑣的不歸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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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April 10, 2015 by Ken Lee
在七十年代，一個埃及農民在沙漠中挖掘到了一份古文件。這份古文件後來掉到一個埃及古物買賣商的手裏，該買賣商企求以天價賣出但找不到買主。這份古文件後來也陰錯陽差的被置放在紐約的一間銀行的保險庫裡。最後由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收購並安排一些聖經學者做研究而於2006年發表了震驚聖經學界的論文及研究報告。這份古文件的標題是《猶大福音》 (The Judas Gospel)。
提到猶大，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他是出賣耶穌基督的門徒。他收了三十銀兩出賣耶穌，但最後因罪惡感而上吊自殺。但照《猶大福音》的說法，猶大是耶穌的12門徒中唯一了解耶穌教義的人。將耶穌出賣犧牲其實是耶穌指示猶大的。耶穌跟猶大說 You will sacrifice the man that clothes me。意思是說你將犧牲的是肉體的我，不是真實的我。而猶大也知道如此做將會使他成為千古罪人而永無平反之日，但他做了。
據學者研究，這件古文件是公元200-340間的產物。文字是用Coptic寫的，但依文筆來看是希臘文翻譯過來的。這份古文件已支離破碎。古文件原來有31 頁，兩面都有文字，但目前只剩下13頁，而且殘缺不全。看來要為猶大翻案很有困難。而其真實性如何料也將成為千古懸案。
不要說兩千年前牽涉到宗教信仰及典故不全而產生的猶大疑案，即使在不到一百年前都有不少懸案。除了宗教外政治是最容易產生懸案的地方。這尤其是在一個獨裁或集權政體裏或是在亂世中。國共兩黨打打和和，互相指責，互相叫罵。但他們卻都同意一個歷史定調：汪精衛是漢奸。不但是個漢奸，而且是頭號漢奸。
但汪精衛是漢奸嗎？
汪兆銘 (5/4/1883-11/10/1944) 出生於廣東三水，是個晚清秀才。1904年公費留學日本，讀法政大學速成科。那時清朝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國外求學。日本政府也為此設中日雙語的學校供中國學生就讀，如法政大學速成科，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及東京振武學堂 (蔣介石的母校) 等。在那時東京一地就有一萬名中國留學生。1904-1905是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舉國上下的愛國情節與熱誠多少激勵了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理念。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在政治上大都以同鄉為主，如孫文廣東派的興中會，黃興湖南幫的華興會及章炳麟浙江黨的光復會等。1905年孫文再度來日，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拜訪孫文並加入了興中會。其後孫文拜訪黃興而整合成中國同盟會並創辦機關報《民報》。從創刊以來汪兆銘就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山海經》中精衛填海的故事為由而以精衛做為筆名。含有對革命力量雖小但鍥而不捨之意。
1907年，礙於清廷的壓力日本請孫文離日，但日本政府與民間友人總共給孫文兩萬元。孫文給《民報》兩千元做辦報用，其餘則帳目不明。此後汪精衛跟隨孫文赴東南亞推行革命。1908年汪精衛在馬來西亞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根基的女兒陳璧君。此時因孫文的帳目不清也引起許多人對他及同盟會的批評，而梁啟超也譏同盟會為”遠距離革命家”，死的是別人而自己則逍遙海外。為此汪精衛決定當刺客以示革命黨員不是貪生怕死。這多少也反應了汪於留日時受沙俄無政府主義者暗殺沙皇的影響。在《致南洋同志書》中他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衛與同志於北京的銀錠橋下安裝炸彈，欲與清庭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 (溥儀的父親) 同歸於盡，但事蹟敗露被捕。被捕後的汪精衛於獄中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慷慨篇》中有如下四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也成為當年革命青年廣為傳頌的詩句。
汪精衛的幸運在於處理這個大案的是清廷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 (川島芳子的父親)。親自審理此案的善耆看了從汪精衛身上搜索到的一些革命著作及文宣，欣賞汪精衛的才華而試圖為汪精衛及同夥黃復生減輕唯一死罪的刑罰。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判兩人永遠監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 (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動，與同盟會無關) 成功。為了挽回頹勢清廷開放黨禁並釋放政治犯。1911年11月6日清廷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1911年12 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與在上海等他的陳璧君結為夫妻。這對革命鴛鴦從此不再分離。1912年9月，汪精衛與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遊學。多少實踐了汪精衛｢革命成功後，一不做官，二不做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
但一個暴政的倒台並不就等同於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清廷倒台後的中國不只面臨軍閥及國共的四分五裂，也將面臨生存的最大挑戰 — 日本的侵華。熱血青年而居極高聲望的汪精衛也將難以置身度外。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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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July 25, 2014 by Ken Lee
當歐洲的勢力開始侵入亞洲時，中國尚在明朝的統治下。其後他們見證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 由漢人的明朝轉成滿人的清朝。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勢力加強侵略性而採取以軍逼商的局面。清廷無力招架而一些變革及革命的呼聲也此起彼落。清廷的倒台原因很多，但有一點可確認的是當時的中國 ( 即使是今日 ) 並沒經過現代化與啟蒙運動，也因此問題重重。到底一個帝制的倒台並不等於一個民主制度的建立。雖說與清廷的倒台沒有直接關係，但孫文 (11/12/1866 – 3/12/1925) 無疑是其後的重要人物，而也是｢中華民族主義｣的主要倡議人。我們可由介紹孫文開始。
孫文於1894年於檀香山，次年於香港成立興中會，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明顯的是一個漢族反滿族的種族主義。1900年八國聯軍清廷敗北後，他上書李鴻章籌畫南方諸省獨立。李鴻章答應他的建議，但幫助孫文的日本朋友告訴他說那是清廷的陷阱。1904年赴美被疑用假護照遭美國移民局拘留後由友人保釋。1905年赴日聯合不同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綱領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907年日本受清廷壓力要孫文離日，但給孫文6000元做為｢遣散費｣。除此之外日本友人證券商鈴木久五郎也給他一萬元。孫文留2000元做為｢民報｣的辦理經費，其餘收為己有。由於金錢的處理事前沒經過盟員的討論，此事引起同盟會的分裂。當清廷於1911年要國有化鐵路時引起各省的反抗。武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革命成功，引起各省響應。當時人在丹佛 (Denver, Colorado) 朋友餐館打工的孫文說｢武昌之攻, 乃成於意外｣。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的孫文因其國外的經驗與關係以16票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由於他缺乏社會與政治的基礎其後自然敗於袁世凱。1913年8月孫文經過台灣往日成立中華革命黨。1916年5月1 日回到上海住於租借地。1919年10月成立中國國民黨。1924年在蘇聯的指導下建立黃埔軍校，開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1924年開始為了建立較完整的意識形態而開始16場的演講，稱之為｢三民主義｣，其中六場是民族主義。也因此一般人將孫文之提倡民族主義而視他為｢中華民族主義｣理論的建構人。
｢中華民族｣一詞最早使用的人是梁啟超 (2/23/1873 – 1/19/1929)。梁啟超於1902年的｢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先將本已有的中華一詞與現代的民族一詞合併而成｢中華民族｣一詞，說來是個併裝車，並不據實質的意義。其後章太炎與楊度都曾使用這個名詞。楊度且於1907年提出漢滿蒙回藏共同建國的主張。孫文於1905年發表的同盟會宣言中雖已提出三大主義，但三民主義的具體成形是1924年以後的事。孫文於清廷倒台前後都沒使用過｢中華民族｣一詞。他本對五族共和一說沒甚麼意見，不但沒有反對還加以提倡。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所採用的五色旗即代表五族共和。今日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是國民黨於1924年6月23 日才決定採用的。孫文晚年反對五族共和之說，他於1924年1月27日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的是國族主義。孫文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孫文雖知有西藏人，突厥人 (回族)，滿人及蒙古人的存在，但他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孫文要的是一個融合的民族而不是共和。但在台灣我們所知的｢中華民族｣的定義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這也反應在中國的五星旗上。但中共到底是個共產政權，其對民族的定義源自於馬列主義。中共的說法是中國有56個民族 (包括高山族)。五族共和也罷，國族也罷，56個民族也罷，說穿了就是為了保有清朝留下來的疆域。
論及語言的複雜中國與歐洲其實是頗類似的。在歐洲，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拼音方式。也有兩大拼音系統：拉丁文與斯拉夫族的西里爾 ( Cyrillic )。歐洲固然有羅馬帝國時的大帝國，但於其後皆應循不同的王國，語言，文化及歷史而於18世紀後紛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中國理應同歐洲一樣分裂成許多獨立國家。之所以能維持在一起除了語文外更重要的是文化思想。中國境內的漢語系雖語言不同但皆書同文，易於溝通。藏人則有自己的書寫文字 (源於梵文)，蒙古人目前採用Cyrillic 拼字。除了書同文外中國人雖然彼此不信任，不時對抗，互相討厭，固然有疆域的考慮但能夠維持在一起說來是一個毒素文化的作用 —- 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源於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春秋｢公羊傳｣也提大一統之說。尊儒罷百家的漢代董仲舒也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尊儒罷百家的董仲舒也罷，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也罷，要的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中國人不是不知春秋 (770-476 BC) 戰國時代 (475-221 BC) 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秦朝的統一 (221-207 BC)及其後 建立的朝代都使思想的黃金時代不再而成停滯的現象。但中國人樂｢大一統｣思想不疲。寧要大一統不要民主自由。不願去面對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並無法阻止分裂的傾向，而且人民不快樂，社會及政治問題難以解決，也扼殺了民間的創造力與活力。大一統思想反應在民族問題上則是｢中華民族｣這個怪論奇想。說來不只是個併裝車，還是個很有靈驗的靈紙車。膜拜的人唸唸有詞的只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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