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的死抱開羅奬狀 —–當年哄騙得來卻早已失效過時

歐洲許多國家還都有君主制度(monarchy),但貴族呢?在法律上許多國家都已沒有貴族(如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但那並不就代表貴族的身分與認同就消失了。許多貴族的後代保持低調,但持續他們的家族傳統與認同。一位義大利的朋友說,她的一個親戚是女伯爵(countess)。年紀大了住在自家的一間大農舍,有如一般的農家人士般的生活,但有個侍從還都以頭銜尊稱她。不過她不享有任何政府的特別照顧。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對一個人的認同相當重要。自己努力掙取,嬴取到的身分與地位又何嘗不然。台灣人的名片上常常掛的是一大堆頭銜,許多可能都是虛位。當地位與身分不再存在時,不代表那個認同就消失。一名台灣朋友原本在台灣是一方之霸,來美後生活一直不順,但是還開了一台老舊而問題重重,維修又貴的凱迪拉克。問他為什麼不將這台老車子變賣掉,或買台小車子,他說要開凱迪拉克才有派頭。過去也有個印度同學,年齡一大把了來美留學,但皮夾子裏都保有一份印度報紙訪問他的剪報,逢人便秀,以顯示他並非等閑之輩。不願隱姓埋名或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就一直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如此,掙取來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也如此,他們都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也不是完全不對的,尤其是貴族。強調祖先過去的成就與殊榮,以鼓勵後代子孫努力向上而不往下沉淪,以免失去家族門面。許多歐洲貴族的後代都仍掌有許多財富,也在社會上頗有成就。

但若身分與地位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努力掙取來的,而是連哄帶騙得來的話,這些後代會如何呢?尤其是當年靠以詐騙到手的東西都一再的被證明不對或無效時,這些「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如何應付呢?

開羅奬狀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不會不知道開羅宣言的「重要」,更確切的說是對國民黨的重要。國民黨(與虎視眈眈的中國)以開羅宣言來合法化他的佔領台灣與存在於台灣。2013年開羅宣言70周年時,時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敲鑼打鼓,大肆紀念開羅宣言70周年,辦了一系列活動。也經由外交部與政治大學舉辦了「《開羅宣言》70週年記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馬英九也親自與會了。除了以「學術」來合法化其重要性外,國民黨當局也請了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外孫女蘇姆斯(Emma Mary Soames)來與會。

豈止國民黨,當年躲在延安「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中共也要搶這個開羅奬狀了。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紀念),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出了一部票房慘不忍睹的《開羅宣言》,以根本就不在開羅的毛澤東來壓抑並搶了蔣介石的風頭。有如英國的《衞報》(The Guardian)指出,那時的毛澤東都尚未接受到美國代表的訪問,但那時才10歲的達賴喇嘛已與美國總統多有書信來往(Tom Phillips: Bloggers ridicule Chinese film placing Mao Zedong at key wartime conference. 8/17/2015, The Guardian)。有這種「黑吃黑」(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頼福順:黑吃黑   當王曉坡遇上毛澤東。8/18/2015,自由時報)的行為卻也不很奇怪。有如「黑吃黑」一文指出,開羅宣言早已無效,但當國民黨樂此不疲時,中共又何嘗不來個黑吃黑。

問題是,為什麼開羅宣言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如此的重要?

哄騙出來的開羅會議

二次大戰爆發後,對以英美為主的同盟國而言,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是主要的,尤其是歐洲戰場。中國戰場對英美蘇三強而言是次要的。這可由當時美國統籌分配的借貸法案(Lend-Lease)的財務分配看出。英國(及其屬地)拿最大宗,蘇聯拿約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拿約英國的十分之一,中華民國拿約英國的百分之五。但藉機發戰爭財及貪污的國民黨可不願被這麼小看。1943年2月,宋美齡與他的哥哥宋子文來華府訪問,並遊走東西兩岸,控訴美國忽略「自由中國」的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報業鉅子,時報雜誌(TIME)發行人,也是蔣宋友人的魯斯(Henry Luce, 4/3/1898-2/28/1967,生於中國山東,父母為傳教士)的宣傳與推波助浪下,造成羅斯福總統不少困擾。最後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賽珍珠建議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機會。也如此,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預定與史達林在德黑蘭的三強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11/28/1943-12/1/1943)之前,停腳於開羅與蔣介石會面,舉行了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 11/23/1943-11/26/1943),算是給蔣介石一個大面子。

這個大面子不只是個會議的見面與合照而已。羅斯福一直有個「四個警察」的構想,認為戰後的世界應由四個警察來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羅斯福認定這四個警察將為英國、蘇聯、美國,與在亞洲的中國。因而他提出了四強這個看法。比羅斯福了解中國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認為將中國視為四強之一是天真(naive)離奇(whimsical)與虛假(illusory)的。但邱吉爾無法說服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因為有開羅會議與開羅宣言,中華民國不但於戰後將取回滿州國(東北)與本已永久割讓給日本的台澎,也被「認證」為四強之一了。在這種背景下,你能怪無法對抗、無法打敗日本帝國,而只躲在重慶的國民黨,不死抱這張開羅奬狀嗎?

開羅會議重要嗎?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有許多會議與協議,而三強的會議尤其來得重要。三強指的是美、英、蘇。這三強的會議如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也被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是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場會議(Charles River Editors: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of the Alli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History of the Tehran Conference, Yalta Conference, and Potsdam Conference)。

除了三強的三場會議外,羅斯福路與邱吉爾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的會面建立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2年1月,泛美國家(Pan-American states)的里約熱內盧會議(Rio De Janeiro Conference),決議與軸心國斷交;1943年1月,羅斯福、邱吉爾、與戴高樂的卡薩布蘭加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討論戰局與決定策略;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議; 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1944年,要建立戰後秩序與經濟關係的會議(Conferences at 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 Oaks);及1945年4月22日的舊金山會議之訂立聯合國憲章….等等,都被認為是二次大戰中的重要會議。可以看出來的是開羅會議並不是一個很突出而重要的會議。羅斯福的主要身邊助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認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邱吉爾則說,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不但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

一場B咖,甚至只是C咖級的會議竟然會被國民黨與共產黨捧上了天,看得那麼的重要。一個事情的重要與否到頭來是基於當事者的觀點而出發的。如前所述,既然在開羅會議中「中華民國」被羅斯福總統認證為四強之一,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拿回東北與台澎, 你也不能怪中國國民黨與後來的中共為何如此看重開羅宣言,而死抱這張開羅奬狀不放了。

但開羅宣言可是歷久彌新而且是個有效的條約嗎?

邱吉爾如是說

在二次大戰中帶領大英帝國度過黑暗期的邱吉爾的保守黨,卻於歐戰結束那時的大選中敗給了工黨。工黨的上台使邱吉爾於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中途下台,而由工黨的亞特力(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參加。上台後的工黨成為西歐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1950年1月6日,中共建國後的兩個多月。

1951年10月26日邱吉爾重返總理之職,直至1955年4月6日的下台與退休。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停戰協議。 1954年8月,國共開始集結兵力。9月,中共開始炮轟金門、馬祖與大陳列島。 1954年12月2日,中華民國與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在條約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一江山之役」, 1月20日佔領了一江山。1955年2月,美國協助國民黨將大陳列島的28,000名居民撤退到台灣。在東亞這種緊張局勢下,許多英國人不願看到戰事的擴大。在這種背景下, 1955年2月1日,工黨議員引用開羅宣言質詢邱吉爾。工黨議員的質詢認為,基於開羅宣言,台灣應於戰後歸還給中國。

邱吉爾以當年參與開羅會議者的身分回答到:開羅宣言只是「包含了一個共同目標的陳述」(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自從那個宣言發表後,「發生了許多事件」(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邱吉爾說,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台灣的未來主權未定。邱吉爾也建議質詢他的工黨議員去讀一讀1951年5月,工黨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在議會的陳述與回答。(紐約時報1955年2月2日:開羅的台灣宣言不合時宜,已過時。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 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 New York Times, 2/2/1955)。1951年5月11日工黨的議會紀錄顯示,當時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表示,目前遠東最大的問題是韓戰,只要韓國的問題沒解決則談台灣問題尚早。台灣問題應等對日和約後才來決定。在回答議員的追加問題中,Herbert Morrison也指出台灣住民的要求應列入考慮。

英國外相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1951年9月)之前,邱吉爾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之後。我們了解,不論是1951年9月8日所簽的舊金山和約,或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所簽,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台北和約,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也代表了開羅宣言所宣稱「台灣應歸還給中國」的說法走入歷史。

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邱吉爾都說開羅宣言已過時(被國民黨邀請來台的邱吉爾外孫女蘇姆斯可能不知她祖父的立場)。而許多歷史文件也都早已證明開羅宣言沒有國際法效力,而也早已過時。一個沒有與會者簽名而只是個新聞稿的開羅宣言(所謂的「九二共識」不用說簽名,連個文稿都沒有),卻被說成是個國際條約。要拿這個「開羅奬狀」到處行騙以得逞卻也有個原因與前提:問題不只是在行騙者,問題也在於受騙者的容易上當。

有人善騙,有人容易受騙

美國的法庭所講的主要條件是:1. 證據;2. 事務有沒有一致(consistency),也就是說不能有破綻;3. 各專家的陳述與意見及其比較;而最終決定於4. 可性信(credibility)。而這些也都是陪審員在聆聽兩造後所要決定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個漏洞的被指出後,一般很可能就會造成整個案情陳述架構的崩盤。

美國是一個比台灣要來的實事求是的社會,但美國行騙與受騙的人還是多的不勝枚舉。也因而有「每分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那個說辭。但台灣搞不好每秒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別有心機的人,當個呆瓜也可平穩的過日子。但當一個善於詐騙的文化(中國國民黨所帶來的中華厚黑文化)與一個純樸簡單的社會(如戰後的台灣)會合後,問題自然會產生。這也是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那篇小說所要顯示的。一名台灣女子玉蘭在台灣「回歸祖國」後,被一名中國來的范漢智的外表,善吹牛皮,完全是「假大空」,和「帶舌音的國語」所迷惑而與之結婚。最後才發現自己嫁給了一個漢奸、貪官、和奸商。

容易受騙的人大多因為貪與愚。貪,因為他們求取難以令人置信而容易到手的「好東西」,不相信實事求是的路途而要抄捷徑。愚,因為他們不認真求證,寧願相信唾手可得的「美好事物」,不去了解事務的來龍去脈,而將判斷力交給他人。善騙的人當然也是貪,他們貪名位、身分、財富,而不擇手段。善騙的人也奸,巧取豪奪而缺乏道德上的規範。

容易受騙的台灣人加上善騙的中國國民黨真可說是「駝背攬大肚」,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不去除貪與愚的話,容易受騙的人還可真的無解。但更重要的是應去除問題的根源,應去除貪與奸的善騙者。一再的揭穿善騙者的本質固然能改善社會以求取事物的真相,但我們要了解,善騙者是永遠會存在的。

不要當螃蟹

若用謊言來保護自己、朋友或團體的話,不同文化是否有不同的模式?一個比較加拿大與中國兒童的謊言行為發現:加拿大兒童傾向於用謊言來保護自己甚於保護團體;中國兒童則說他們會用謊言來保護團體(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3, No. 2, March 2007)。當然這種分野未必完全正確或適當,因為為了團體而說謊,個人也常會因而得利。例如,中國人的一些說辭中常常有一些無心或有意的欺騙,而說謊者(自知或不自知)也因而覺得「與有榮焉」。這種例子相當的多:如,「八年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何時打敗了日本?中共更不用說了。日本帝國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不是中華民國,更非中共);「五千年優美的文化」(中國頂多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何來五千年。再說,中國有許多陋習,何來優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事實是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善於內鬥,中國人大都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誇稱「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而事實是根本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東西,而中國人也談不上什麼優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卻產生不出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才與成就。而整個中國社會也相當閉塞,急於護短,容不得自己人或別人的批評。

自欺欺人似乎已成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這也表現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兩者都死咬著開羅奬章不放。理由是開羅宣言「頒發」給了中國國民黨,中國是四強之一這個獎狀,而也說台灣應歸還中國。但這麼一個不是很重要的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而且已被當事者(邱吉爾)與史家都否認其効力的開羅宣言卻成為國共兩黨的圖騰。這倒也引導出了中國人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事實。中國人自大,但沒有自信,沒有面對事實的心智能力與勇氣。他們寧願生存在一個靠朦騙所編織出來的世界裡。說他們自卑,因為在面對批評時一般的反應是惱羞成怒。中國的集權政體百般阻擋外在世界的真實面,這都是一個脆弱而缺乏自信的表現,不是一個有自信的強國。人多地大固然是個大國,但不代表是強國,更非超級強國。而文化也不等同文明。中國固有其文化,但以他壓迫少數民族、少數族群、異議人士,及缺乏自由民主來看,談不上是個文明國家。

哄騙得來的開羅奬狀已一再的被證明其不合時宜,並非國際條約,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卻樂此不疲。這令人想起三十多年前中國剛對外開放時,一名在美國的中國人描述中國人,說中國人很像「一籮筐的螃蟹」,互相嵌夾但就是出不了那個籮筐。這多少解釋了中國文化與體制停滯而無法進步的原因。與堅信開羅宣言的中國人討論開羅奬狀無異掉入那個籮筐而成為一隻螃蟹。但有時不權充一下籮筐中的螃蟹以據理力爭倒也不行。說權充當然不代表我們就變成螃蟹的等級,只不過是「我不入籮筐,誰入籮筐」罷了。

 

圖一。開羅公報(Cairo Communiqué),一般稱為開羅宣言。注意這份公報是以新聞稿的方式發佈的,也非如條約般的有簽名。

圖二。1955年2月2日的《紐約時報》有關邱吉爾對開羅宣言的台灣部分已過時,不合時宜的報導。邱吉爾指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台灣的主權未定。

 

Advertisements

雞過馬路‧老鼠過街 —-過街危險要過洋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

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三 開羅會議的檯面人物 ——- 東西及兩性的交會

參加開羅會議的主要人員除了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宋美齡外還有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 (Claire Chennault, 9/16/1893-7/27/1958),史迪威,馬歇爾將軍,英國的蒙巴頓將軍 (Louis Mountbatten) 及羅斯福的特別助理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邱吉爾希望蔣介石與宋美齡能去參觀金字塔 ( 意為不要參加會議 ) 所以他們能多討論歐洲戰場的策略,但沒成功。而在開會的第一天馬歇爾將軍就因蔣介石的無理要求軍援憤而離席。由於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提升中國的地位來鼓勵國民黨的抗日,因此要角為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與中國的蔣介石與宋美齡。這三個人可說來自不同的世界。

羅斯福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小時候每年都到歐洲度假 因此法文德文皆通。羅斯福於中學時住校讀書 (Groton School),深受教師強調社會服務理念的影響。哈佛大學畢業後當過紐約的州參議員,美國海軍副理,紐約州州長,最後於1933年選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成長於獨立已近兩百年並有悠久自由民主文化傳統的美國,本身學歷經歷俱佳而才能也優異。他將美國由經濟大蕭條中帶了出來。在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的美國他不只是個很受歡迎愛戴的總統,也因二次大戰使他成為盟軍的最高領導人而躍成全球領袖。戰後的美國也成為超級強國。

相對之下蔣介石除了私塾及到日本讀東京振武學校外,沒有甚麼現代教育及高等教育可言。不用說沒有自由民主及人權的觀念,連現代政治及國際關係的運作也不了解。蔣介石成功的因素在於黑道 (青幫),敢殺及屠殺,並緊跟隨孫文自比為接班人,及與宋家的宋美齡結婚 –- 把金錢,權力及他所缺乏的對外關係聯結起來。說來是暴力,權力,金錢,及名望 (孫文) 的組合。 同國民黨的大多數高官一樣,蔣介石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不但不會抗日,日本向盟軍投降後還沒有能力接收日軍控制的地區。還私下與日方聯繫希望日軍協助打中共來換取在中國的保護地位。蔣介石考慮了日本中國戰區最高領導人岡川寧次的建議要利用一百五十萬日軍來打中共但懼怕美國的反彈而做罷。到1947年時日軍都尚留在中國。當時的中國為甚麼除蔣介石外無第二人選?也許有才幹的都被他清算掉了,也許當時的中國社會及文化水平只能產生出這種人。不管理由如何,很難令人想像背景如此懸殊的蔣介石與羅斯福如何會談。這就是宋美齡的角色了。

宋美齡於1908-1917在美國接受中學及大學教育,主修英文及哲學。她的英文稍帶南方腔調,很容易為美國人接受。雖然在美國接受教育而也對西方的文化與政治能言善道,但原來很欣賞她的羅斯福夫人Eleanor後來覺得她對民主只會說不會做。日本侵華前後,宋美齡便常在美國的報章雜誌發表言論,強調中國為維護民主自由而抵抗日本,美國應支持並重視中國戰場而非歐洲戰場。加以當時的右翼雜誌《時代》發行人Henry Luce的大力支持,使蔣宋上了三次《時代》雜誌封面人物。海明威稱宋美齡為「中國的皇后」是低估了她的野心。1942年10月羅斯福派1940年與他競選總統大選失利而想再於1944年爭取共和黨提名的前總統候選人威爾基 (Wendell Willkie, 2/18/1892-10/8/1944) 到重慶做親善訪問。據同行的《展望》雜誌 (Look) 發行人高爾士 (Gardner Cowles) 的回憶錄表示,宋美齡 (時年45) 於接待會當晚引誘威爾基而有了一夜情。威爾基答應要帶宋美齡回美國。高爾士勸已婚的威爾基說那將是政治自殺而改變了威爾基的想法。由於隔天一早威爾基有個演講所以他託高爾士去向宋美齡解釋威爾基不能帶她回美國。暴怒的宋美齡用指甲抓傷了高爾士的兩邊面頰。兩個月後宋美齡到美國做了一個旋風訪問,也成第二個到參眾兩院做演講的女姓。她在白宮本要住三天,卻延長成惹人煩的12 天。羅斯福總統一開始就提防她但羅斯福夫人卻因同是第一夫人而認為應共同為人權及民主努力而欣賞她。後來羅斯福夫人覺得宋美齡言行不一而也由賽珍珠口中了解中國不是宋美齡所講的那樣。賽珍珠說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她的奢華像個皇后,她推的「新生活運動」也很失敗。在那次於美國東西兩岸演說遊說的過程中,宋美齡也於她下榻的紐約Waldorf-Astoria旅館 (她包下整層樓) 邀宴高爾士私下會餐。宋美齡向高爾士表示他應不計一切花費支持威爾基贏得1944年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一切費用她會承擔。高爾士推測錢會由放在美國銀行的美國對華貸款而來。宋美齡說如果威爾基選上了則我們兩個將會統治全世界。高爾基會統治西方世界而我會統治東方世界。高爾士覺得那種想法是瘋狂 (crazy), 但他也知道宋美齡意要他將威爾基轉達她的想法。那年年底宋美齡到埃及參加開羅會議。1944年威爾基沒得到共和黨的提名而也於事後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知道宋美齡要去參加開羅會議的Eleanor要求她先生羅斯福總統帶她去開羅所以她能與宋美齡再見面,羅斯福拒絕了。邱吉爾的女兒Sarah也去了但只是隨行,沒參加會議。由於蔣介石不會英文所以宋美齡不但做「翻譯」,也常主導,並常不請自來。在那個本應全是男人的戰爭及政治的會議中,宋美齡不斷的抽英國菸,穿黑色絲緞長裙。而在那個不是迷你裙的年代將裙叉開到大腿,時而故意顯露引來騷動。當時邱吉爾的一個助理對宋美齡的印象是她在搞性與政治。

開羅會議當然不是東西與兩性的第一次交會,但一個戰敗而不知檢討卻只會怪人的國民黨卻反而引來美國的關注而有了開羅會議。乞食下大願的蔣宋野心加上宋美齡的手腕及英美對東亞情勢的不了解多少反映在最後的新聞公報上。

李堅

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二 開羅會議及其後續發展 —– 蔣介石的前後表現

珍珠港事變 (12/7/1941) 後隔日美國對日本及德國宣戰。同年12 月30日蔣介石馬上開口向美國要五億美元的貸款。羅斯福於1942年3月批准了這項貸款但要國民黨發行公債以遏止通膨。但蔣介石只拿錢而不發行公債。這開啟了蔣介石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來來往往的一個模式:美國給錢但要蔣做一些事而蔣則堅持沒有更多的款項他沒辦法做。六個月後蔣介石的胃口更大了,要美國提供三師的軍力,五百架飛機及每個月五千噸的物資。史迪威反對這個要求但羅斯福怕蔣介石向日本投降而同意了。羅斯福怕中國投降後,日本會進攻到印度,甚至中東而與納粹連結起來。1937年開工而於1938年完工的滇緬公路本是國民黨的主要補給路線,1940年日本施壓英國而關閉該公路。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後切斷了這條補給線。所以美國的援助都是要空運的,耗費不菲,但這顯然無法滿足蔣介石的需求。

羅斯福知道蔣介石集團的問題:貪污,腐敗,不抗日。但當時的國民黨無第二人選。也因賽珍珠的建議而安排了開羅會議,希望能夠藉此穩住並鼓勵國民黨抗日。在開羅會議中雖然有官方的翻譯官,但宋美齡堅持她比較了解蔣介石所以她也要翻譯。因為整個過程有兩個翻譯,耗費很多時間。蔣介石在整個過程中是討價還價,對區域政治 (geopolitics) 的討論沒興趣,要點只在於編列一大推理由來要更多的援助。羅斯福原來擔憂蔣介石的國民黨於戰後有做地區霸主的野心,但他於會議後已沒這個疑慮。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 (mercurial),護短 (defensive),過於依賴太太。事後羅斯福也向他的兒子Elliot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而只要打共產黨。

會議期間蔣介石要盟軍反攻緬甸以重開滇緬公路這條補給線 (稱為Operation BUCCANEER)。羅斯福同意但邱吉爾強烈反對。邱吉爾認為反攻緬甸需要大量的軍力與物資,如此會延誤攻打德國的計劃。中英堅持不下但羅斯福原則同意國民黨的反攻緬甸建議。但等三巨頭到德黑蘭開會 (11/28/1943-12/1/1943) 後,史達林表示蘇聯將會開啟歐洲東部的戰場以牽制德軍,並於德國投降後會對日宣戰。做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同意蘇聯取回庫頁島的南部,千島列島,Kurile islands,並擁有東北亞勢力的要求。有蘇聯的同意攻打德國及日本,羅斯福放心了多而也才同意邱吉爾的取消反攻緬甸的計劃。知悉反攻緬甸計劃被取消的蔣介石大怒,並於開羅公報 (Cairo Communique, 12/1/1943發佈 ) 筆跡未乾的12月9日向羅斯福要一百億美元的貸款及每個月兩萬噸的資援。羅斯福拒絕了,要蔣介石先抗日再來要求貸款援助。

從1944年3月到12 月,日軍發動三場大規模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計劃」,國民黨稱為豫湘桂會戰 )。日軍這幾場在河南,湖南,及廣西的作戰意要連結日軍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通路。國民黨大敗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白熱化而成你死我活的狀態。雖然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由他來指揮國民黨軍隊,但羅斯福不願見美軍離開中國 (蔣介石的威脅),所以換了魏德邁將軍 (Albert Wedemeyer, 7/9/1897-12/17/1989) 到中國戰區。魏德邁將軍雖然與國民黨的關係較好,但他也無法促使蔣介石改革他的軍隊。「一號作戰」後使國民黨更陷入孤立而不再成為美國考慮的對象。但「一號作戰」後的日軍也變的更過於分散而使中國戰場更陷入膠著的情況。中國戰場從此以後不再是盟軍的考慮對象,主力集中在歐洲戰場及太平洋戰場。

在雅爾達會議期間 (2/4/1945-2/11/1945) 羅斯福已有心臟衰竭而顯得很憔悴。那時歐洲戰場的勝利已指日可待,但對日戰爭的勝算仍是未知數。原子彈的試爆成功仍是半年以後的事。雅爾達會議討論戰後歐洲的佈局並重申蘇俄在東北亞的領土所得及勢力範圍以換取蘇俄於德國投降後的對日開戰。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12 日死於任中,未能看到盟軍的勝利。德國於1945年5月投降後,三巨頭於波茨坦 (7/17/1945-7/26/1945) 召開二次大戰中的最後一次會議。邱吉爾落選所以中途由新上任的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會議前十天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杜魯門總統因此於「波茨坦宣言」中向日本提出嚴厲的警告。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美國於廣島與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8月9日蘇聯向日宣戰,出兵東北。8月15日日本投降。

羅斯福總統邀請蔣介石到開羅會議的原意是要給蔣介石一個面子,並希望藉此提升國民黨的士氣以對抗日本。但蔣介石與宋美齡不但在開羅會議中惹人怨而大失國際面子,爾後中國也節節敗於日本。這個結果使得本來對國民黨就已不滿的美國更是大失所望。美國從此專注於太平洋戰爭的跳島戰術 (island-hopping offensive) 而不再重視中國戰區 ( 盟軍下的中緬印戰區, CBI Theater )。羅斯福總統死後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對國民黨則很不友善。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後,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的事務。但北韓於6月25日侵入南韓後,驚覺到俄共的擴張,杜魯門派出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防止中共的入侵。

沒有能力卻有自大妄想的國民黨 (及中共) 都稱雅爾達會議為密約。事實是這同德黑蘭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中的三巨頭會議。如果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表現出有能力,或說國民黨與共產黨能展現出抗日的能力,則美國沒有必要引蘇聯向日宣戰來換取蘇聯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說雅爾達是密約只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