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與台灣之二 美國的「策略性模糊」—-到頭來是自己先模糊掉

在目前台灣情勢的主要角色是美國,中國,日本,與台灣。台灣雖然首當其衝,但由於國際地位的曖昧,在國際社會的音量還不是很大。台灣的變化將使日本受影響最大,而日本也頗焦急地注意這個情勢的發展。中國的叫囂音量最大,這多少反應出他在台灣的實質影響力還不是很大。而這也是中國最近幾年來都一直在做的。美國掌握有海權,空權,及最大的國際影響力,但不幸的卻顯得相當的模糊與搖擺不定。
美國是於二次大戰後才「繼承」大英帝國的角色而成為超級強國的。在很多國際事務的處理上就可看出,美國缺乏如英國人般的歷練與俄國人和中國人般的毒辣與算計。在台灣這個議題上的第一次失策就是開羅會議。原本只是怕國民黨向日本投降,而於到德黑蘭會議的途中,過境開羅時,給蔣介石一個面子(賽珍珠的建議)的開羅會議,結果卻使蔣宋反賓為主,將台灣說成是日本「竊取」的領土而應歸還中國(參見筆者的「開羅會議的回顧)系列)。
戰前知道或了解台灣的美國人少之又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才知道台灣地位的重要,但卻對台灣一無所知。珍珠港事變(12/07/1941)後的六個月,美國擊敗日本的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06/03/1942-06/07/1942)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在進攻日本本國的途徑上,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趨明顯,而成為美軍想要進占的焦點。但美國也了解台灣雖然重要,卻並不容易攻佔。在兩年中陸續的爭辯與不斷地沙盤推演後,1944年9月,美國才決定放棄台灣而進攻(反攻)呂宋。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後勤問題(logistical problems)。1944年10月12日到16日,美國與日本於台灣進行空戰。目的在瓦解日本的海軍與空軍的實力,使美國在菲律賓的戰爭較能順利的進行。但是美國也打到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完全重返菲律賓。美國有強大的兵力與實力,又有菲律賓的大部分內應,但還是打了近一年才拿下菲律賓。當時若要打台灣,雖然只是南台灣,要打多久,能不能佔領,能否維持下去,都是個大問號。
雖然知道台灣的地理位置及戰略地位的重要,但美國在對台政策上卻一直是搖擺不定的。從中共建國後,兩任美國總統的做法我們就可看出端倪。中共建國後的兩個月,對國民黨很不滿的美國民主黨杜魯門總統就宣布放手國共內戰的問題。但五個月後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警覺到中蘇的野心後,馬上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宣布台灣海峽的中立,防止國共雙方的對打。只是中立而已。但三年後上任的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則對中共採取強硬的態度,解除了台灣海峽的中立。協助蔣介石反攻之說及核武的可能使用都上了台桌。由棄台灣(國民黨)生死於不顧,到維護台灣海峽的中立,到反共的揚言反攻,其間的變化不過是三年的時間。
美國對台灣政策的調整與改變,基本上是反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而產生的。在冷戰期間美國的頭號敵人是蘇聯。在雙方都各有幾千個飛彈與核武的對歭下,那是一個恐怖的平衡。反共的尼克森之與中國建交基本上是基於這個考量。當然啦,這個巨大新聞所帶來的新聞票房及選票也是相當可觀的。二次大戰後從杜魯門總統以降,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擴張原本是採取圍堵(containment)的政策。用意在用非核的辦法將共產主義圍堵在東歐、蘇聯、中國、北韓、北越、及非洲部分國家。但尼克森的與中國建交多少改變了這個政策。可說美國與中國建交後,將防禦線(或圍堵線)推到中蘇邊界。拉攏與蘇聯關係已交惡的中國來共同對付蘇聯。也用中共的影響力去影響北越與北韓。尼克森訪華後於1972年 2月28日(美國國務院的日期是27日)與中方聯合發表的「上海公報」中,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只是認知海峽兩岸的華人有一中這個看法,美國堅持的只是要和平解決。上海公報中,美方並沒提反對台灣獨立。在往後的政策中也都沒提對「統一」的看法或反對,只是說要和平解決而已。
與尼克森一起訪華的還有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 06/23/1913-01/02/2001)與奸客謀臣季辛吉。 季辛吉是「建設性的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始作俑者。這種所謂的「建設性的模糊」也就是我們今天所了解的「策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性的模糊」一般是意味著美國有他特定的看法、原則、與方向,但在策略上要表現得模糊。不在台灣與中國,甚至日本與中國的爭執上靠邊站,使台灣或日本以為他們有美國的支持。
也許吧。但美國政府看來是自己先模糊掉。在上海公報中美國並不持一中立場,也沒說反對台灣獨立。但中共從中美建交以後就一直逐步逼進,要美國採取支持一中反對台灣獨立的說法。中國可是不模糊的。也因為自己先模糊掉,所以在2004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才會說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台灣沒有主權。那是我們的政策,我們堅定的政策」那種違反原先政策的話。在遭受強烈批評後才由發言人說他因時差關係所以失言,雷根政府的「六個保證」還是有效。話雖如此,在美國的許多官方機構中,台灣的名字一直在被塗改或消失中。這不就是美國「策略性模糊」政策的結果嗎?
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中,台灣不但是個要角,更是個主角。過去台灣的地位固然由外強來決定,但在主權意識高漲下,台灣的地位必然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但在整個獨立自主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去瞭解其他配角的立場而採取應運之道。美國的模糊無知與中國的霸氣逼迫都不應阻止我們自己走我們自己所要走的道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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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森。麥高文

一般人提到尼克森 (Richard Nixon, 01/09/1913 – 04/22/1994) 就會想到水門案。但尼克森其實是一個頗有政治能力的人物。他最大的興趣是在國際事務。有季辛吉為助手而進行了強權政治。1969 年於越戰進行中尼克森下令侵犯柬埔塞以切斷越共的補給線。他提高了越戰的層面而也影響到了柬埔塞的不穩政局與隨後而來的波帕政權大屠殺。在那中蘇關係緊張的年代,尼克森於1971 年秘密派遣季辛吉到中國為他於1972 年二月到中國做破冰訪問的鋪路工作。1972 年五月尼克森到莫斯科與蘇聯總理布里茲涅夫簽署了已談判兩年的 SALT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限武談判)。1972 年尼克森連任總統大勝。

尼克森於當總統之前曾當過國會議員,參議員,副總統。他的一貫伎倆就是把對手抹黑,影射他的對手與共產黨有關聯。再觀察他強權政治的做法,尼克森可說一向是心術不正。水門案牽涉到於 1972 年總統競選期間尼克森團隊對民主黨總部的不法監聽。當水門案進行的如火如荼時,尼克森於1973 年11 月17 日說 “I am not a crook” (我不是惡棍)。等於是自打耳光。1974 年8 月8 日,在群情壓力及為了避免被彈劾下,尼克森宣布辭職。

談到尼克森就不得不談到於 1972 年總統選舉中慘敗的麥高文 (George McGovern, 07/19/1922 – 10/21/2012)。當年的總統選舉結果的 Electoral College 的比數是 520 比17。麥高文是二次大戰中的轟炸機英雄,也深知戰爭的殘暴與痛苦。1968 年民主黨大會於芝加哥引起了暴動。除了抗議團體多外,芝加哥市及警察之處理不當是導因。之後麥高文出任「民主黨黨結構及黨代表產生辦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Commission on Party Structure and Delegate Selection),負責民主黨的改造。麥高文削弱了黨中央的權利,強調黨代表的比例產生原則而增加了女性,黑人及青年人的代表。麥高文也增加了總統初選的次數。總的來說麥高文使民主黨的政治運作更民主化,而這也迫使共和黨於日後跟進而使美國的民主政治程序更民主。1970 年參議員麥高文與奧勒岡的參議員 Mark Hatfield 共同提案要美軍於次年由越南撤軍。在提案演說中麥高文指控參院充滿血腥味而參議員們也都間接地造就了越戰中的傷亡。在那年九月的投票中,麥高文與 Hatfield 的提案以 39 比 55 票失敗。提案失敗後的麥高文認為只有當總統一職才可以阻止那無謂而殘酷的越戰。1972 年在排除眾難及跌破專家眼鏡後,麥高文贏得了民主黨的提名而成為總統候選人。麥高文的接受提名演說被認為是最好的演說之一。可惜民主黨黨代表大會會議冗長而等到他開始演說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三點,大部分美國人都沒聽到他的演說。而由於他的自由派作風,許多人也將他與嬉皮及反文化運動者 (Counter Culture) 聯在一起。那一年的總統大選有觀察家將他與尼克森的對決比喻為誠實與希望對抗隱瞞與無望。但麥高文是輸了,而且輸得很慘。但沒幾年後尼克森因石門案而下台,越戰也結束了。多少證明了麥高文的正確。

1972 年已是40 多年前的事了,當年為麥高文助選拉票的年青人如今也都已是老年人了。許多人對那一年的競選記憶頗深。麥高文是一個理想性格很強的人,而他也頗能堅持下去,奮戰到底。這種理想性格的人不多,而我們在台灣的政壇上似乎尚無看到這種人物。相對之下,像尼克森那種心術不正的人比比皆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尼克森雖然心術不正,但他確是一個頗有政治能力的人。尼克森因水門案非法監聽一事而下台。相對之下當今的馬政權知法犯法而罔無法紀。非法監聽只是小事,馬政權還與黑道掛勾,貪腐串連,更是無能處理台灣迫切的經濟及社會問題。與馬政權比起來真令人覺的尼克森是可愛的。

政治過程牽涉到社會資源的掌握及重新分配。由於強奪資源而也使得政治人物常是惡形惡狀而吃相難看的很。對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人而言,政治只是手段,不是目標。若沒有這個認知與理想性格而去從事獨立運動的話,只是掉入了一灘渾水吧了。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