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之一 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 —–普魯士走向德國帝國的序幕

法國大革命後,尤其在拿破崙企圖征服全歐洲的七次主要戰役後(由1803到1815年),民族主義便在歐洲大陸上風起雲湧。這其中,19世紀未葉,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是較重要的兩個事件。而這兩個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也多少有所關聯,互通有無。義大利的統一與獨立是拖得較長的,但德國的統一卻對未來歐洲的發展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義大利的統一運動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對抗與戰爭,由1815年開始,直至1871年攻下羅馬成為首都後才正式完成。當年的羅馬屬於教皇的統治下,軍事上則靠法國拿破崙三世的軍隊保護。但當1870年7月普法戰爭爆發後,拿破崙三世於隔月調回駐羅馬的軍隊。在教皇沒有法國軍隊的保護下,義大利政府派兵進入羅馬,並透過公民投票正式定都羅馬,完成義大利的統一。

另一方面的德國,普法戰爭的結果是法國的戰敗,並割出亞爾薩斯(Alsace)與洛林(Lorraine)兩大區域。普魯士則在俾斯麥的運作下,於1871年1月18日在凡爾賽的鏡宮(The Hall of Mirrors),由各日爾曼城邦的王公共推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正式登基為新建立的德國帝國的皇帝。

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與獨立也為民族主義引進了兩個新名詞(與觀念)。

義大利稱他們的統一運動為復興運動(Risorgimento,英文為resurgence或revival)。在推動統一運動中,他們推動義大利各城邦的統一,也推動在別國(如奧匈帝國)統治下,以義大利人為主的領域之納入義大利的版圖。統一運動當時領導人的口號是「未兌現的義大利」(Italia irredenta,英文為unredeemed Italy)。而這irredentism也於目前多少被翻譯成民族統一主義。

另一方面,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亞爾薩斯與洛林兩大區域的法國人心有未甘,誓願要收回這兩大地區。法國人也因而有了要復仇雪恥的心願,有要收復失土的決心。法國人稱復仇為revanche(英文revenge),而revanchism也便成為收復失土的意思。

民族統一與收復失土這種意識形態與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風起雲湧,而表現得最為強烈而戲劇化,並也影響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局勢的是德國。底下我們也就由德國談起。而這個故事應由普魯士開始。

早期普魯士泛指歐洲大陸的中北部到東北部,與俄國為鄰的那一大片地方。到13世紀時被日耳曼的條頓武士團(Teutonic Order)征服後,到14世紀便以日耳曼人為主。但普魯士之出現於歐洲的政治舞台則是在1701年,由日耳曼的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普魯士王國後才開始的。普魯士王國至此開始成為歐洲的主要勢力。建立王國後的近半世紀後,普魯士出現了一位賢君—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1/24/1712-8/17/1786)。腓特烈二世從小就鍾情於文學藝術與哲學。他與法國的啟蒙運動人士多所來往。而伏爾泰也在腓特烈二世的王居與腓特烈二世共住過一段時日。伏爾泰稱腓特烈二世為「哲學國王」(the philosopher king)。幾乎所有有關腓特烈二世的傳記(包括伏爾泰的自傳),都描寫腓特烈二世為一名同性戀者。可能多少由於如此,腓特烈二世的父親在發現他與宮廷的一名見習騎士很親近後,將他送去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而成為一名很成功的軍事策略家。多少由於腓特烈二世的多才多藝,使普魯士在他領導下的46年間,打贏了許多戰役而成為歐洲的一個超級強權。腓特烈二世也因而被稱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但腓特烈大帝死後上任的兩名國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都不善於政治,於外交上也不熟稔。以腓特烈威廉三世而言,本來對法國革命後上台的拿破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最後決定一戰時卻因缺乏良善的軍隊與戰略,而於1806年慘敗於拿破崙。1815年,拿破崙於滑鐵盧敗於威靈頓所領導的聯軍。在滑鐵盧之役前後所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普魯士失去了大片的土地及影響力。王國的勢力也開始式微。

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啟動了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1848年歐洲到處都發生因法國革命所激勵出來的革命。在民族主義與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有38個城邦及兩個主要王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興起了統一之意。

1861年,原本是當他的兄弟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IV) 攝政的威廉一世(William I, 3/22/1797-3/9/1888)登基為王。威廉一世有心整頓政務並建立一個較現代化的軍隊,但他所提出的預算一再遭到下議院的否決。1862年,他任用了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4/1/1815-7/30/1898)為首相。善於對複雜的政治情勢抽絲剝繭,不受左右意識形態限制,也深度了解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地緣政治、與國際外交手腕的他,啟動了以普魯士為首來推動統一日耳曼民族而建立德國帝國之路。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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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一 法國凱旋門的今與昔 —–人類戰爭紀念物的演變

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

民族主義的省思之一 民族主義的起源 —– 法國革命啟動了現代社會

地理的變化一般是以百萬年為單位來看待的,但歷史的變化卻是以年為單位,甚至以日為單位的。若我們看十七或十八世紀的歐洲版圖,我們目前所知的德國與義大利都不存在,而當年雄霸歐洲的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都已消失。歐洲的歷史版圖在法國革命 (1789-1799) 後產生急速的變化。而動力主要來自於民族主義的覺醒與發揚。

法國革命對歐洲及全世界的影響都是相當深遠的。法國革命後法國的帝制被廢除了,公民的觀念開始出現了,原來代表貴族及教士的議會也變成為代表一般人民的議會,國歌及國旗取代了君主的標幟,度量衡統一了,國內的關稅廢除了,烈士被紀念崇拜了,而統一的中央政府也建立了。這整個建國過程大約進行了一百年才完成。而這過程也不是很順利的。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08/15/1769 – 05/05/1821) 於1804-1815年復辟,自封為皇帝。但拿破崙也於1804年公布了一個簡單明瞭的拿破崙法典 (Civil Code, 或稱Napoleonic Code),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廢除天生具來的特權。隨著法國革命的思想之傳播及拿破崙的東征西討,這個自由、民主、共和及民族主義的理念也隨著拿破崙的軍隊散佈歐洲各地而引起廣大的迴響,喚醒了各地的民族意識。也因此歐洲於十九世紀到處都有革命。由1820年代,1830年代到最大的1848年的革命,可說遍地開花。但這些革命都失敗了。期望過高及準備不足是主因,也可說當時的社會條件尚未成熟。但於1871年德國及義大利統一獨立了。這兩個國家的統一及獨立,尤其是德國的統一,對日後的歐洲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東歐的民族主義也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從而造成東歐歷史版圖的大變動。

義大利在統一之前是屬於各個王國分治及隸屬法國與奧地利控制的局面。歷史學者一般認為近代義大利的獨立運動始於1815年而到1871年才完成。中間大致經過了三場獨立戰爭:1848-1849,1859,1866。在義大利,義大利的統一及獨立被稱為Risorgimento ( Resurgence, 復興 ),而其靈魂人物可說是被稱為義大利心聲 (The Beating Heart of Italy) 的Giuseppe Mazzini (6/22/1805 – 3/10/1872)。1827年Mazzini參加了一個祕密結社,事發後於1831年流亡在外。Mazzini長年流亡而住過瑞士,法國及英國,而與許多義大利及各國的流亡人事都有來往。1831年他成立了義大利青年 (La Giovine Italia),追求義大利的統一獨立與自由共和 (One, Independent, Free Republic)。這種思想也激發了日耳曼青年,波蘭青年及瑞士青年的成立,而都在一個大旗幟歐洲青年 (Giovine Europa) 之下。Mazzini可說是目前歐盟思想的先驅。除了Mazzini外Camillo Cavour (8/10/1810 – 6/6/1861) 則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原本是Piedmont-Sardinia王國的首相,靠其能力成功的運作成為後來五倍大的義大利王國的首相。

義大利人可以用羅馬的光榮歷史做號召,但在拿破崙侵歐之前日耳曼人並沒有甚麼民族或國家的觀念。文人如Johann G. Herder (8/25/1744 – 12/18/1803) 則為文推動人民 ( Volk ) 及各人民文化的特殊性 ( Volkgeist ) 的觀念。但將德國推向歐洲舞台的則為普魯士的鐵血宰相 ( Blood and Iron Chancellor ) 稗斯麥 ( Otto von Bismarck, 4/1/1815 – 7/30/1898 )。1862年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國王任命稗斯麥為首席部長 ( Minister President ),給予重任。稗斯麥發動三場短而有決定性的戰爭。他以對外戰爭來凝聚內力以統一德國。他首先打丹麥,其次打奧地利,最後打法國。1871年的普法戰爭得勝後,稗斯麥與各日耳曼的王公於1871年1月1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鏡宮宣布擁護威廉一世為德國帝國的皇帝。稗斯麥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因為威廉一世的重用使他能夠放心行事。但其強硬的作風難免招忌。在威廉二世上任後的第二年 (1890),他解除了稗斯麥的首相職位。由於稗斯麥的統一及建立德國帝國,使他成為日耳曼民族主義的英雄。但也由於他利用對外戰爭來達到統一的目的,也使得德國的民族主義於起步時便沾上了排外 (exclusive) 的味道。相對之下義大利的民族主義則強調內聚包容 (inclusive)。除此之外,當時德國的一個學者及議員Heinrich von Treitschke ( 9/15/1834 – 4/28/1896 ) 也呈極端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其著作多少成為日後納粹德國的藍本。

除了義大利及德國的統一及獨立改變了歐洲的版圖外,東歐的斯拉夫族也於1848年的革命後受到自由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激發而急於擺脫外力的控制:奧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在這同時,沙俄也於此以斯拉夫族老大的姿態介入巴爾幹半島的政治。進入二十世紀後巴爾幹半島也就成為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火藥庫而引爆了日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