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三 印第安人與台灣原住民的流離失所 —-美國與台灣開發歷史中的搶地

當歐洲人於15世紀末年開始抵達美洲時,整個美洲大陸都已有人居住,但這並沒有阻止歐洲人的大量移民。在19世紀那一個世紀,就有五千萬歐洲人移民到美洲大陸(北美及中南美)。到如今,當年主要是遊牧民族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與獵場,而大都居住在保留區內。那麼,印第安人是如何失去他們的土地的?

我們知道有些是用買賣的方式取得的。目前尚存有的文件顯示荷蘭人於1626年以60 guilders的代價向印第安人買下曼哈頓。1630年買下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1846年時,有人計算60 guilders 相當於那時的24美元。但也有人指出,交易內容應還有物資交換及軍事的聯盟,不只是金錢而已。

但我們知道美洲的開發歷史是一場強者(歐洲人及獨立後的美國人)對弱者(印第安人)的掠奪過程。不平等交易,不平等條約,詐欺,暴力相向,等等手法是美洲的開發史。當內戰後的19世紀末年,美國的人口激增而鐵路也開始開通後,美國人想要開發西部的要求大增。在這種背景下,「合法」的搶地也一再的上演。最有名的就是19世紀末年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搶地(Land Rush, 或稱Land Run )了。

1828年,美國國會劃定目前奧克拉荷馬州一帶為「印第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將所謂的「五個文明化部落」(Five Civilized Tribes)為主的印第安部落強迫由東部及南部牽入奧克拉荷馬領域內。這五個部落是 Cherokee, Choctaw, Chickasaw, Creek, and Seminole。所謂的「文明化部落」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熟蕃」。在內戰中,這五個部落站在南方的陣營,所以於內戰後被聯邦政府視為敵方處置。 1889年,聯邦政府通過了「撥用印第安法案」(the Indian Appropriation Act),要開放兩百萬英畝的印地安保留區供墾殖者開發。法源基礎為1862年通過的「農場家園法案」(the Homestead Act),「合法」取得土地的上限是160英畝。墾殖者只要改善土地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在這個「撥用印第安法案」下,第一場搶地於1889年4月22日中午展開。展開之前已有許多人湧進南北兩側(德州與堪薩斯州)等候,期望奪得一片地而被稱為「旺盛者」(Boomers)。但也有人於之前就偷偷進入佔地而被成為「抄捷徑者」(Sooners)。幾百個訴訟案也就於隨後產生。目前奧克拉荷馬大學的戰歌(Boomer Sooner)源於這個歷史背景。

1889年4月22日中午,在槍響下,五萬名人士開始騎馬搶地。一天之內,奧克拉荷馬市就成為一個萬人城市。一個月之內就有五間銀行,六家新聞報紙。第一次搶地後,大家意猶未盡而於1891年9月22日, 兩萬人再搶五個印第安部落的6百萬英畝土地(6097個地段)。1892年4月19日, 兩萬五千人搶被劃分為400個地段的兩個印第安部落保留地。1893年9月16日,聯邦政府再開放6百萬英畝給10萬人去搶地。最後一次搶地是1895年5月3日,只開放18萬英畝。再下來是由搶占改為賭博。1901年8月1日, 16萬人參加一萬三千個地段的土地樂透。1901年8月6日,350萬英畝再開放土地樂透。然後由賭博改為商業行為。1906年12月,50萬英畝開放競標。這些搶地,樂透及開標都只開放給白人。 1907年11月16日,奧克拉荷馬成為美國一州。

搶奪印地安人的保留地供白人做土地的開發卻於日後造成浩劫。生態的破壞引起了30年代的沙塵暴(Dust Bowel)。一連串的旱災及頂層土壤的流失影響到一億英畝,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與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台灣的原住民是沒有土地私有的觀念的,有的只是部落共有及領域的想法。在漢人的一再侵進下,台灣的原住民也一再的流失他們的土地。整個過程是豪奪、買賣、租賃及通婚的過程。實行寓農於兵,屯田制的鄭氏王朝是用武裝拓墾的方式大量搶奪平埔族的土地的(中研院:平埔族的歷史圖像)。像鄭氏王朝如此明目張膽的大幅搶奪方式雖於日後不多見,有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占墾,及官方稅餉、勞役壓力下所導致的「割地換水」,土著業主及漢佃的瞨耕契約,出賣佃權或典賣,及通過與平埔族女性結婚以取得地權等等。(中研院:平埔族業主和漢人墾佃的土地契約關係)。在此順帶一提的是,據研究荷據及鄭氏王朝那段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瞨」一字的觀念及來源出於荷蘭文的 Pacht,類似於英文的lease,大意為租賃。

在奪取平埔族土地的方法上,也有許多是以詐欺的方法取得的。也有許多漢人將平埔族視為不祥的物件置於平埔族的土地上以「嚇走」平埔族。小時候在開發較晚的宜蘭就聽到老一輩的人說,他們將被視為不祥的蛇丟到平埔族的土地上去嚇走平鋪族人,逼使他們拋棄他們的土地。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遷移及弱肉強食的歷史。美國的開發及台灣的墾殖讓我們見證了這一面。若不了解我們野蠻的過去及人類的野性,則我們如何去創立一個文明的世界與未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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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與強者的對立之一 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社會病變下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

強與弱,有與沒有,有力與無力,嬴與輸。這種對立不只存在於物種之間,也存在於同一物種之中。而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幕演也演不完的戲劇。在封建社會裡,這種對立大都依循世襲的方向排定,人們大多只有認命的份。但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尤其是工業革命後,促成了資本與自由人的移動,及財產的轉移與價格的依市場波動,也因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強弱的對立也急速的轉變而造就了許多社會轉化的現象及政治對抗。許多社會運動及哲學觀也就在這種背景下一一產生了。不難想像的是許多哲學觀是互相對立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雖然於中古世紀歐洲的一些地方(如義大利的一些城邦)就有運作。但其較明顯的運作是16、17世紀的荷蘭與英國。17世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是較顯著的例子。但資本主義的起飛應該是18世紀末年(1760)到19世紀初(1820/1840)之間的事。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生產力,而使財富的分配重新得到調整。對資本主義的運作原理,一般人無疑的都指向《國富論》的作者,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同較早期的休姆(David Hume)一樣,亞當史密斯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的影響也都不僅止於當年的蘇格蘭,而是當今的全世界。

資本主義及工業革命固然提升了生產力,也創造了許多財富,但卻也尖銳化了階級對立及弱者與強者的分野。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求取解決這種社會對立的哲學及社會運動也產生了。進入19世紀以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便成為歐洲最顯著的社會政治運動。

若要論及成功,至少是表面上,日後發展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說是獨樹一幟。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馬恩將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打入了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行列。意思是說,其他的社會主義者都只是空想而已,不了解經濟原理,也不知應如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與理想。相對之下,馬恩的社會主義則是「科學的」,他們所推動的也因而是「歷史的必然」。在相當程度上馬恩的評斷也不很離譜,這些被歸納成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固然有其理想,而一些也付諸實行。但總的來說,有好心好意但卻缺乏實際施行的步驟與成功的方法。

在這被馬恩稱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三個人中,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可說是最烏托邦的一個。傅立葉是全盤否定工業革命,認為工業革命只有百害而無一益。他也要將工作改造成對身心都有益的活動,而不再是件苦差事。他也分析而認為人類有12種基本的感情(passions)。而依據這個,他要建立每1620人為一單位的自給自足社區(phalanx)。而這種理想社區將會維持八萬年。

貴族出生的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本身不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也不反對工業革命。相反地,他的思維頗具菁英色彩及技術官僚的看法。一個程度上支持工業化所帶來的進步及社會轉化。他認為貴族與教士是社會的寄生蟲,已失去了他們的歷史功能。他認為勞力須依科技來重組而由技術官僚做領導。聖西門是在死後才由他的門徒發展成一種類似宗教(新基督教,New Christian)的組織。

被指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羅勃‧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則本身是個資本家。他在蘇格蘭的新拉那克(New Lanark)建立紡織廠。與當時一般工廠不同處在於他縮短工時,禁用童工,辦理工人的住宅與教育,辦健康保險。在這種作為下他仍有盈利。在當時(1805-1815 ) 就有15,000人去參觀他的工廠社區。新拉那克目前仍是個觀光景點及世界歷史遺趾。歐文深信他合作村(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理念能予推廣。1824年,他到美國建立他的理想社區。第一個是在印第安納州西南角的新和諧 (New Harmony)。到1829年為止他一共建立了16個社區,但最後都失敗了。他美國同夥人的盜取利潤及文化的差異是失敗的主因。

約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 5/20/1806-5/8/1873)雖沒被馬恩點名為烏托邦,但一些現代經濟學者卻視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米勒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他在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理論上著墨頗多。對米勒而言,經濟應要有道德原則而要在體制上做根本改革來做財富的重新分配。對米勒而言,分配,而不是生產,才是政治經濟的要件。

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全然是空想。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其實也都一再出現在現代社會中。從透過稅制改革以建立的福利社會,以色列建國出期的群居社區奇布茲(kibbutz),認為後天重要而環境會改變人類行為的一些學派⋯⋯等等,都可看到這種烏托邦思想的影響。要改造社會的許多主張,不管有多奇怪,從有歷史以來就一直在推陳布新而帶動人類社會的前進。

李堅

台灣‧中國‧天堂‧地獄 —-遊士林官邸的聯想

1975年4月5日,返回宜蘭老家的隔天一大早,就被我那帶興奮口氣的父親給吵醒了。每天早上都聽經由琉球轉播過來的日本NHK新聞的他,按不住氣息的向我宣布:蔣介石死了。那一天,我父親就一直聽NHK有關蔣介石一生的報導。那時一直掌政的日本自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可以想像NHK的報導不會太「偏頗」。但台灣人自有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

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從1945年到他去世的1975年的30年間,蔣介石掌控了台灣的一切。尤其在他敗退到台灣後的26年間,他的全權掌控只有增,沒有減。對活過那一段時期的台灣人而言,留在腦子裡的記憶是228屠殺,白色恐怖,戒嚴,民族壓迫,等等不愉快的經驗。

「不愉快的經驗」的用詞是輕了許多,但那只是對沒遭受到特定迫害的人(含筆者)而言的。對那些遭受到入獄、刑求、甚至殺害的人及家屬而言,那種慘痛的經驗可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筆者有幸沒遭受到那種迫害,但卻也成長在那一個恐怖的灰色年代。學校裡有教官,社會裡到處都有特務。話不能隨便說,能夠看的書籍及報章雜誌也都相當有限。外國的電影也都被剪得七零八落而令人看得不知所云。而結社組黨更是個夢想。讀高中時,在蔣介石的生日那天,我們要集合在那時稱為「介壽路」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向著那時稱為「介壽館」的總統府,共10萬人合唱肉麻兮兮的「祝壽歌」。而在成功嶺受訓時,站在烈陽下一動也不能動的等候他的閱兵。更確切的說是,他來看他也知道不可行的「反攻大陸」的未來炮灰。那種不愉快的經驗也就伴隨了我在台灣的整個求學過程。

蔣介石的去世固然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那股中國封建勢力卻也不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已被愚民的台灣人在他出殯那天披麻戴孝,要哭的如喪考妣。但當然也有許多台灣人是不「領情」的。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不但不接受建議去戴孝,反而去買他從來不穿的紅色衣服去作無言的「慶祝」。不幸的是這股封建勢力是當時台灣社會的主流。也不能說是主流,應該說是掌控軍政特務系統的豬流在把持。他們把目前蔣廟的那一大地段,當時本要規劃成世界貿易中心的土地,做成了一個所謂十大建設之一的「中正紀念堂」。而在筆者於1979年來美留學的那一年,把另一個也是十大建設而新落成的桃園國際機場改名為「中正國際機場」。筆者在台灣出生,成長,到離開的關卡,也都因而生活在蔣介石的陰影下。

1997年,在美國住了17多年後第一次能夠回到台灣。家人要帶我去參觀我離開前尚在興建而後來完工的「中正紀念堂」。在一再回絶後,但思及台灣已民主化了,最終是去了。那時在蔣廟前的台階上與家母合影時,心中是百感交集,想的只是我們未來該如何去處置這座蔣廟。

中國在台灣

2016年1月回台灣時,蔣介石已是一個遙遠的記憶。我也抽了個空去參觀1996年開放,但我一直興趣缺缺的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是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從1950年3月1日到他去世時的1975年的主要居住所在。失去中國江山的他沒有離開過台灣一步。位於士林中山北路五段與福林路交界處,佔地9.28公頃(9.57甲)的士林官邸原本是日治時期的「士林園藝試驗分所」。附近是福山環繞,而也一直到開放前的1996年,那個地方都是管制地區。1970年8月12日,一架國內班機的中華航空在降落松山機場時,「因故」撞擊福山失事。官方的說法是悪劣天氣,操作不當,人為因素。但筆者事後聽由空軍眷村人員的傳聞是,該架飛機偏離降落航線,誤闖福山禁區而被射擊下來。

在那寒冷陰森的台北一月天,士林官邸所處的那個公園(花園)卻是人潮洶湧。聽口音、服裝、及舉止,幾乎清一色都是中國觀光客。花園部分是公開對外免費開放的,但官邸正館則要收費,而且裡面不能拍照。入門費優待票只要台幣50元,相當便宜。進場的人數有管控,所以不會太擁擠。官邸正館是一棟2樓的建築,有會客室、交誼廳、家庭餐廳、及社交用晏廳,等等。傢俱大都是中國式的。整個格局與擺設缺乏典雅與溫馨,與美國中上家庭的家庭擺設場景比起來,相差很大。但那是50年前的擺設情景,是否有時間上的因素,不敢確定。裡面也有間「病房」,是蔣介石最後生病幾年所居住的地方。館內也有短片介紹歷史。不少中國觀光客都駐足觀賞,因為內容與他們在中國所學的有異。

正館內有不少義工。當我問她們一些問題時,整天接待的都是中國觀光客的她們,對我這個本土觀光客特別親切,還以為我是她們的藍營同黨。正館目前的營運由蔣家基金會的人負責。那天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到場,義工看到她冷峻的模樣也稍微收斂些。

士林官邸會有這麼多的中國觀光客是很自然地。士林官邸離故宮與士林夜市都不遠,都是觀光景點。而蔣介石與故宮都是在中國存在過的東西,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蔣介石,同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杜月笙、胡適,等人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很自然地,這些中國觀光客想要了解這些名人後來到台灣的結局。蔣介石尤其是個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他的官邸也自然成為中國觀光客的所愛之一。蔣介石是幸運的,得以掌權至他的「壽終正寢」。大部分在中國當年呼水會結凍的人物到台灣後,都因「水土不服」而默默無名,如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等人。

台灣在中國

中國人到台灣說來是被善待的,但台灣人到中國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早在日治時期,一些左翼及右翼的抗日份子就往中國西進。以漢民族自居的這群人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強大,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抑制日本在台灣的壓迫。但兩邊的關係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許多當時的台灣人將中國視為中原宗主國,希望幫助中國的建設來助益台灣。一個程度上,這種由日本殖民地人民轉化成中原帝國子民的過程卻也是不困難的,但缺乏的就是獨立自主性。

但即使有獨立自主性也大都沒有好下場。以1928年成立的台共來說,在當時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受到與日共一樣被分化迫害與瓦解的命運。台共最後是逃到中國。但本應為兄弟黨的台共與中共,於中共掌權後卻不再是共產國際或兄弟了。台共最終遭到中共的迫害,因為在中共的眼中,中共與台共的關係是從屬關係,並非兄弟關係。

當年一些滿懷祖國情懷的台灣人,或企求中共援助的台共,最終也都消失於中國,可說是了無痕跡。

但也不能說是了無痕跡。台灣在中國的存在是無形的。台灣有的是現代社會多元的文化與開放的社會,有自由民主的風氣與傳統,也有相對下較尊重個人的民間文化。這些都是中國所沒有的。而在台灣人在中國,及中國觀光客在台灣短聚的體會下,這些軟實力的作用是會比那些故宮或士林官邸的歷史化石之影響,都要來的深遠與長久的。

當年自知,明知不可能而高喊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如今他的住所卻充滿了「共匪」。但也很難說「反攻大陸」是個妄想,與蔣介石毫無關聯的軟實力的反攻,最後很可能終將打跨中國。

內戰的延續?

一些西方學者將台灣與中國的對峙,或更明確的說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峙,看成是當年國共內戰的延續,一場沒有打完的戰爭。但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中國是結束了,國民黨是被共產黨打跨了。所以會有「內戰的延續」那種看法是因為國民黨有台灣可退,而台灣也莫名其妙的被捲入了中國的家務事。

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上,只要台灣與中國有所關聯,兩邊的關係就是對峙與對抗的。當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台灣時,台灣干中國何事?但當鄭氏王朝攻下台灣後,台灣就捲入了與中原政權的對抗。即使在清領台的大部分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都是對峙而不平等的。日本領台後切斷了那對峙的關係而使台灣與中國成為國際關系,一個對等的關係。當時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被稱為華僑而非「外省人」,而中華民國也於台灣設立了領事館。但當戰後台灣被「歸還」中國後,那種對峙與對抗又重新挑起了。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原政權的天朝觀點及一個大陸封建文化與一個現代海洋文明的格格不入。結語是,分治合亂。

國民黨的取得台灣,及日後敗於中共後國民黨的全面進佔台灣,帶來了中國的封建文化、文物、與人民。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許多當年思鄉的來台中國人的後代,如今都已變成反國民黨反中共的天然獨了。但歷史人物是不會變的,蔣介石這種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便成為文化標本與化石。士林官邸及故宮等也都變成「中國在台灣」的代表。它提醒了人們那一段國共歷史及至今都留存於台灣的事實。也可能需要那種「中國在台灣」的物件來架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迷思,八二三炮戰時有那麼個傳聞:當戰事進行中時,蔣經國派密使去告知周恩來,若中共硬要攻打而拿下金馬等沿岸列島的話,則台灣與中國就會從此分裂了。

有「中國在台灣」,給中國一個歷史及證物所有權的說辭與立論根基。而這多少是綠營人士要「去中國化」的原因。有所需要分辨的是事實與詮釋。綠營人士所要去除的是歷史及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詮譯,而非歷史及文化的事實。沒有人會去否認台灣受漢文化及漢移民的影響至深,而漢文化已成台灣多元文化裡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有如英國的語言文化與典章制度對美國立國的影響,但美國人不會去說他們是英國人或歐洲人,也不會因為他們也受影響的亞非文化而說他們是亞洲人或非洲人。

天堂與地獄

當年在中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除了少數外,到台灣後都只有萎縮凋零的份。他們失去了滋潤他們的泥土,不再有維持他們地位的社會體系與經濟關係,都走入沒落之路。大部分在台灣的歷史上都起不了什麼漣漪。蔣介石是一個不意外的例外。

士林官邸的一個義工解釋說蔣介石的隨葬品有三本書(一說是四本):聖經、荒漠甘泉、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我們知道蔣介石是因為宋美齡的關係而改信基督教。那麼,信基督得永生的屠夫蔣介石(與共犯宋美齡)是否就會死後升天而受到耶和華的關愛呢?這是一個神學上的問題,筆者無權也無能置啄,但卻使我想起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蜘蛛之絲」。

「蜘蛛之絲」小說的大義是,有天佛陀在庭園中散步的時候,以法眼觀察到地獄裏的血池中有個受難人犍陀多。佛陀心思如何能讓犍陀多脫離地獄,這個無惡不作的人是否曾做過任何善事。佛陀以法眼觀看此人的前生,知道犍陀多有次故意避開以免踩到一隻蜘蛛。以此善緣之故,佛陀用一條蜘蛛絲降落至血池中。犍陀多看到這一條蜘蛛絲的降臨,也開始沿著蜘蛛絲往上爬。但在爬到一半中時,發現許多地獄眾生也都隨著他企求沿著蜘蛛絲爬離地獄。情急而怕斷絲的犍陀多向這群地獄「同僚」喝斥,欲阻止他們的繼續往上跑。而也就在那一剎那,蜘蛛絲也斷掉了,而犍陀多也再度掉入了十八層地獄的血池中。

芥川龍之介的這篇小說可以悲觀的解釋成他對人性的失望,但其積極面也在於善善相乘足以消悪。佛教是相信眾生都有佛性的,而最終(可能是百千億萬劫以後的事)都會成佛。法華經說,提婆達多(佛陀的堂兄弟,企圖殺害佛陀的人。類似於基督教的猶大)最後也會成佛。用這個邏輯,蔣介石最後也應該會成佛。當然啦,他要經過幾個浩劫的犍陀多的處境,可不是我這個凡夫能算知的。我也寧願相信信基督教的蔣介石最後能升天,但不太可能是當下。以天主教的教義來說,他應該在煉獄(purgatory)中, 洗滌他的所有罪行後(那可需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以進入天堂。要是蔣介石真能馬上死後升天的話,那他豈不將天堂馬上變成地獄—-有如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一般。

李堅

通令第一號 —-日本帝國佔領地及領土的處置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是來的相當唐突的。

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歐戰正式結束。英美俄三巨頭決定繼續他們於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雅爾達會議中對戰情及戰後局勢的討論。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的波茨坦會議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在波茨坦會議前,美國的原子彈試爆已經成功。與會的杜魯門總統也告知史達林此事。有些史家推測杜魯門總統告知史達林美國有原子彈一事,可能是要增加談判的籌碼。歐戰雖然已經結束,但三巨頭不能確定太平洋戰爭還會持續多久。當時的訊息是可能還要持續幾個月的時間。

原先參與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製造原子彈的歐美科學家,尤其是歐洲來的科學家,他們的動機是要擊敗納粹德國。他們可能沒想到最後是使用於日本的廣島(8月6日)與長崎(8月9日)。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帝國於8月15日投降。日本的投降使盟軍的戰局出現一個接收期的真空。蘇聯方才向日宣戰,英國的蒙巴頓將軍尚未登陸馬來亞,而蔣介石的軍隊尚未,也無能進軍中國的東部與北部。大部分的亞洲領土仍掌握在日本帝國的手中。投下原子彈後及日本投降前,美國有關處理戰事的軍政人員(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和Joint Staff Planners)於8月10日晚上及8月11日,在剛落成不久的五角大廈裡討論戰後的處置及接收問題。8月11日早上,他們完成了「通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對日本帝國佔領地的接受事項做了個指示。1945年8月17日(美國時間8月16日),通令第一號發送給日本帝國政府,指示日本帝國政府對佔領區及領土的處置原則及交接辦法。

通令第一號的大要是:日軍在中國(不包括滿州),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印支半島(中南半島,主要是北越)由國民黨的蔣介石代表接受。滿州國,北韓(三十八度以北),與南庫頁島由蘇聯接收。日本本土,南韓,菲律賓,及一些太平洋群島由麥克阿瑟與海軍上將尼密茲(Chester W. Nimitz, 2/24/1885-2/20/1966)共同接收。印支半島十六度以南及東南亞的全部,包括緬甸、泰國、馬來亞、及印尼,由英國的蒙巴頓將軍接收。底下我們就來看一些國家的交接前狀況及其後續發展。

 

菲律賓

菲律賓於1896年就開始進行對西班牙殖民政權的反抗。1897年12月,菲律賓的革命軍與西班牙簽了停戰協議。領導者阿基諾多(Emilio Aguinaldo, 3/22/1869-2/6/1964)跑到香港。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阿基那多搭乘美國的軍艦USS McCulloch號, 協助美國攻打菲律賓。在1898年5月1日的馬尼拉海戰中,美國擊敗了西班牙。6月12日,阿基那多宣讀菲律賓獨立宣言。但菲律賓的獨立沒有受到美國與西班牙的承認。在1898年的美西巴黎和約中,菲律賓被以二千萬美元的代價「賣」給了美國。菲律賓與美國也因而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菲美戰爭(Philippine-American War),直到阿基那多被美國逮捕為止。在美國的殖民過程中,菲律賓人獲得了局部的自治。威爾遜總統於1916年允諾菲律賓最終將會得到獨立。

1941年7月,麥克阿瑟就已準備應付日本的可能攻打菲律賓。珍珠港事變(1941年12月7日)後的十小時,日本攻打菲律賓。1945年1月9日,日本攻下了馬尼拉。麥克阿瑟之失去菲律賓被認為是近代戰略史上的一大失敗,這也是麥克阿瑟逃到澳洲後說:我挺過來了,我將會回去(I came through and I shall return)的背景。

日本佔據菲律賓後馬上重組政府,允諾菲律賓人會給予獨立。大部分的菲律賓精英(包括阿基諾多)都與日本合作。1943年10月,在日本統治下的菲律賓宣布獨立。當美國反攻菲律賓後,美國與在菲律賓的日軍打到9月2日那天—-日本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簽下投降協定後,日本才投降.

1946年7月4日,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美國允準菲律賓獨立。直到1961年,菲律賓才改訂6月12日為他們的獨立紀念日。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

當今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於十八世紀時便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為了開發金礦、錫礦、橡膠,認為馬來人不夠勤勞的英國殖民政府,大量引進了華人與印度工人。馬來人的民族主義雖於十九世紀末就有聲息,但不成氣候。主要原因之一是幾乎一半的人口不是華人就是印度人,他們不以馬來亞為家。這種現象直到二次大戰前後才有重大的改變。二次大戰後,英國政府在決定交出政權的過程中,馬來人的民族主義扮演了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的角色。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在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可說沒有什麼準備,也因而在1942年2月就投降了。日軍佔領期間,華人被視為是敵方,而馬來人則受到「栽培」,而也多少配合日本的佔領軍。期間馬來人的民族主義也得到滋長。全是華人的馬共則成為抵抗日軍的主力。1944年,英國開始規劃馬來亞聯邦事宜,最終的目標是獨立。1945年9月15日,日軍在檳城簽下投降書。而英國也開始協調及整頓馬來亞的緊張族群關係,與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爭執。為了對抗馬共的馬來亞緊急令(Malayan Emergency)也維持了12年(1948-1960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邦就已由英國協中取得獨立,由東姑拉曼(Tunku Abdul Rahman,2/8/1903-12/6/1990)當首任總理。但由於華人的公民地位問題,汶萊,北婆羅州及沙勞越的歸屬問題,使得馬來亞的立國一波三折。1955年取得自主權的新加坡的李光耀,於1959年向東姑拉曼提出馬來西亞架構的建議。1961年東姑拉曼同意馬來西亞的構想。而在與英國政府交涉後,最後於1963年9月16日宣布馬來西亞的成立:包括馬來半島,沙勞越, 北婆羅州與新加坡。但由於新加坡是華人為主的社會,新加坡的加入馬來西亞「稀釋」了馬來人的比率。以1957年的調查來看,馬來人人口占55%,華人35%,印度人10%。若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則華人人口會提升至40%。也因此東姑拉曼於馬來西亞成立不到兩年的時間便要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新加坡因而於1965年8月9日宣布獨立。

印尼

在荷蘭統治時期的1927年7月4日,蘇卡諾(Sukarno, 6/6/1901-6/21/1970)就與同志組織團體爭取獨立。他也因而遭受到荷蘭殖民政府的監禁與放逐。但他在法庭上發表的一系列名為「印尼指控」(Indonesia Accuses) 的演講,卻使他聲名大噪而成為全國英雄。1942年2月,日軍輕而易舉的攻下印尼。攻下印尼後,日本釋放了被荷蘭政府囚禁的印尼民族主義者。早就有蘇卡諾檔案的日軍將領今村均(6/28/1886-10/4/1968)與蘇卡諾會面,對他禮遇有加。今村均要蘇卡諾及其民族主義份子與日本政府合作,支援戰事計劃。蘇卡諾以宣揚印尼民族主義作為交換條件。1945年4月,美軍攻入菲律賓後,日本允許由印尼各族群組成的議會(BPUPKI)的成立。在幾次會議後,蘇卡諾提出結合印尼人的五個原則(pancasila):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民主,社會公義,信仰上帝。當時的日本首相小磯國昭(3/22/1880-11/31/1950)允諾日本會給印尼獨立,但沒提時間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兩天後的8月17日,蘇卡諾宣布印尼的獨立。1945年9月底,英軍開始抵達雅加達,而於10月進占了各主要城市。此時荷軍也在英軍的保護下回到印尼。印荷雙方因而開始對打起來。急於撤退的英國於1946年容許了大量荷蘭軍隊的進入印尼。在荷軍一再進逼的過程中,蘇卡諾的共和軍也面對共產黨的武裝起義。共產黨的武裝起義於1948年被共和軍擊敗,但共和軍也因而受到削弱。但此時國際壓力不利荷蘭,而美國也對印尼的共和軍不靠外力卻能擊退共產黨一事印象良深。美國因而逼迫荷蘭停止戰事,否則要取消美國對荷蘭的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在這種背景下, 1949年12月27日,在海牙的印荷圓桌會議上,荷蘭的茱利安娜女王(Queen Juliana)正式把印尼的主權交給印尼。

越南

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下法國。同時,一小隊日本先遣軍也進入中南半島。九月,日軍大舉進入越南,但容許法國的維奇政權(Vichy Government)繼續做一般的行政工作。法國的維奇政權一直維持到戰爭末期。1945年3月9日,日軍取消維奇政權,並將法國人關入監獄中。

日軍侵入中南半島後也激發了胡志明的越盟對日軍及法國殖民政權的抵抗。越盟也受到美國CIA的前身OS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的資助。本來就不喜歡法國人的羅斯福總統,對法國的敗於德國及後來日軍的進入越南,而以越南為基地攻打東南亞其他歐美殖民地的現象頗為不滿。羅斯福認為法國是個頹廢的國家,不應重返中南半島。但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則改變了這個看法,同意法國重返中南半島。

在戰事失利下, 1945年3月,日本邀請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阮福晪,10/22/1913-8/1/1997)宣布越南的獨立,而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是個傀儡政權。

日本投降後,通令第一號以北緯16度為界。北越由蔣介石的軍隊代表接收,南越則由英國接收。1945年8月,胡志明發動攻勢,佔領了大部分的北越。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以美國獨立宣言為底稿宣布越南的獨立。他也去信杜魯門總統,要求美國依循大西洋憲章的精神承認越南的獨立,但都沒有收到回覆。1945年9月12日,法軍也在英軍的掩䕶下開始登陸南越。此時的越南成為法軍、國民黨軍、及越盟三大勢力角逐的天下。

1945年9月,蔣介石派雲南軍閥盧漢去接收北越。盧漢一行二十萬,衣衫破爛也沒什麼裝備的「軍隊」,也有人帶領全家大小,一夥人開始接收北越。要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到處姦殺掠奪並大搞黑市交易。越盟早期的基地設於中國與北越的邊境地帶,被國民黨關過的胡志明深諳中國人的習性。九月中旬,他下令越盟游擊隊到鄉間勸募黃金,而製成一個純黃金的鴉片煙管送給盧漢,希望盧漢手下留情。而在同時,不信任中國的法國也積極與國民黨協商,以法國放棄上海租借地來換取國民黨的撤離北越。對越盟,法國提議給越南更大的自主權,但要越南納入法蘭西聯邦(French Union),法國仍將擁有越南的主權。在這種協議下,1946年3月6日,越盟、中國、與法國簽下了「六三協定」。胡志明等國民黨軍離開越南後隨即毁約與法國打了起來。對這個六三協定的簽訂,胡志明說:上次中國人來一呆就是一千年。法國人是外國人,很弱,殖民時代已成過去。白人在亞洲已是歷史。但如果中國人留下來則他們永遠不會離開。我寧願多聞法國屎五年也不要一輩子吃中國屎。

1954年,越盟於奠邊府打敗法國。那一役可說跌破了觀察家的眼鏡。成立於1941年的越盟之能於短期內成功固源於越南人的民族意識,但在現代軍事的了解與應用上則要歸功於日軍。戰後有不少日本人留在越南。戰爭結束前,估計在北越就有五萬名日軍與平民。1946年,三萬兩千人被遣回日本,三千人逃到海南島,尚有一萬五千人留在北越。許多留下來的有些是因為與當地人結婚或有關聯而不願回去,有些是逃避盟軍的戰犯調查,有些則羞於回去一個戰敗的國家而寧願留於越南成為浪人,也有一些技術人員是被迫留下來的。1946年6月,越盟在廣義省成立軍校,由日軍訓練出四百多位越南人。許多都成為後來與法國及美國作戰的將軍。越軍的主要領導人武元甲(8/25/1911-10/4/2013)據傳就有一千五百名極端仇視白人的日本人在他摩下。據估計,越盟收容有約五千名的前日本軍(Goscha, Christopher E. : “Belated Asian Allies: The Technical and Military Contributions of Japanese Deserters to the Viet Minh (1945-1950)”)。這也成為越盟能夠極速發展擴大而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韓國

甲午戰爭前,朝鮮王朝已存在有六百多年了。在日治時期,獨立的呼聲也此起彼落。1919年3月1日,韓國發生全國反日示威的「三一運動」。隔月的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於上海成立,李承晚(4/18/1875-7/19/1965)為首任主席。這個臨時政府與國民黨的關係良深,後來也隨國民黨搬到重慶。李承晚於1904-1910及1912-1945年間大都在美國。先是讀書,後來也從事臨時政府的外交工作。他說服羅斯福總統及國務院去承認臨時政府,而也與CIA的前身OSS (Offices of Strategic Services) 有所合作。另一方面,左翼的金日成 (4/15/1912-7/8/1994) 也在東北參與中共對抗日本的活動。1940年,他與同夥越過黑龍江到蘇聯,並接受俄共的訓練。

1945年8月,太平洋戰爭已近尾聲。日本在韓國的最後一個總督阿部信行𨘋集一些韓國要人討論政權的交接事宜,領導人是一個左傾的呂運亨。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擔憂蘇聯會進占整個朝鮮半島的美國,於8月10日匆匆忙忙的依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地圖將韓國劃分為兩部分。北緯38度以北由蘇聯占領,38度以南由美國佔領。蘇聯不加思索就同意這個協議。那時候美國不知道北緯38度是日俄戰爭前,日本與俄國秘密協商的勢力劃分範圍。

1945年9月7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約翰‧赫局將軍 (Lieutenant General John R. Hodge) 處理韓國事物。9月8日,赫局將軍由仁川登陸。在美國居住多年,極端反共,也娶美國太太的李承晚便成為當時最顯著的政治人物。上台後的他用軍力對抗左翼的反對人物。在那幾年間,介於三萬到十萬人因而喪生。呂運亨也於1947年7月19日遭到暗殺。

在美軍登入仁川前後,蘇聯軍隊也進入北韓抵達平壤。蘇聯也發現一些爭取獨立的團體的存在,而也在運作中。蘇聯也開始安排韓國共產黨黨員進入政府的要職。由於1943年12月1日發表的開羅宣言中,三盟國的決議是「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in due course Korea shall become free and independent),所以當時也沒有馬上辦理主權移交的事實。1945年12月的莫斯科會議中,同盟國決定蘇聯、美國、英國、與中華民國會托管韓國到韓國獨立為止,以五年為限。 1946年2月,金日成開始掌權。3月,他實施土地改革,迫使40萬北韓人(大都是地主及過去與日本政府合作的人) 逃到南韓。聯合國於1947年11月24日通過議案,主張選舉,但蘇聯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南韓於1948年 5月10日舉行選舉。8月15日,大韓民國正式成立。9月9日,金日成宣布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0年6月25日北韓侵入南韓,爆發了韓戰。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

就只有台灣沒有獨立

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向外發展而建立起來的大英帝國,曾一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二次大戰的結束也可說是大英帝國的結束。隨之而起的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的產生。而在這個轉接期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出英國的老練與新手美國的生疏表現。

在為安撫並鼓勵蔣介石而召開的開羅會議(11/23/1943-11/26/1943)中,親華的羅斯福總統為了鼓勵蔣介石的抗日,提出了美蘇英中四個世界警察的構想,將中華民國視為四強之一(美英蘇中)。知道中國的積弊及沈痾的邱吉爾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錯覺(illusory),天真(naive),而也很可笑(whimsical)。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宋美齡與蔣介石在對美外交上的一大突破。開羅會議雖然只是個新聞公報,而非條約,但它卻給國民黨於戰後有很大的權利。通令第一號給國民黨佔領台灣,北越,及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長城以內,除卻滿州)的佔領權。

但通令第一號遺漏了當時也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最後美國決議由英國接收。通令第一號也沒考慮到千島列島(Kuril Islands)。美國本要進站千島列島,但蘇聯馬上抗議。蘇聯提出在雅爾達會議中,美國已同意千島列島由蘇聯佔領。這個日本所稱為「北方四島」的版圖之爭也成為日後日俄關係正常化的絆腳石。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佔領與主權並沒有關聯。美國佔領日本,但美國並不擁有日本的主權。蘇聯佔領東北與北韓,但蘇聯也不具有東北與北韓的主權。美國也不擁有佔領地南韓及琉球的主權。英國被派佔領東南亞的許多國家,但也都沒擁有該地的主權。國民黨佔領北越,但也沒擁有北越的主權。開羅宣言中提及「…..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返中華民國」,而通令第一號也派蔣介石佔領台灣。開羅宣言也因而成為國民黨認為他擁有台灣主權的法理基礎。

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所簽訂的「對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中,參與簽署的國家共有四十八個,但不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本有意要將台灣的主權和平的做轉移,但遭到其他同盟國及許多國家的反對,所以台灣的主權仍是未決(Problem of Formosa. CQ  RESEARCHER, Feb. 16, 1955)。1952年 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也在台北簽了中日和平條約。內容大致依循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內容,也沒觸及台灣的主權。1955年,參與擬定對日合約的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表示日本只放棄台灣的主權,美國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再回到佔領與主權的關聯。戰後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在盟軍佔領下紛紛獨立了,台灣卻是個例外。這個例外也不很奇怪。台灣雖然於日治時期有少數的獨立呼聲,而台共也於1928年在上海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的綱領。但總的來說,日治時期的台灣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獨立運動可言。相對之下,那時的韓國及東南亞殖民地諸國都已有或大或小,或強或弱的民族主義及獨立運動。其後來的達成獨立也是很自然的。

當時的台灣雖然沒有普遍的台灣民族意識及獨立運動,有的卻是瀰漫的祖國情懷,也因而會去歡迎國民黨的佔領台灣。而這個也不是很奇怪的。當年英國帝國的殖民地、屬地、或領土,也都有很強的宗主國情懷。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英國政府要她的五個自治領地(dominions)提供兵力幫忙作戰。這五個自治領地: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南非、與紐芬蘭(Newfoundland,  1948與加拿大合併後成為加拿大的一省)等都欣然接受。他們各各都提供兵力很樂意的幫宗主國打戰。但在與英國本土軍隊相處作戰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他們與英國人很不一樣,而且英國人也對這些自治領地來的人很不關心。也因此,一次大戰後,這些自治領地人民的民族意識開始高昇,開始強烈的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紐西蘭人、澳洲人、或南非人,而非英國人。也因為有這種「因了解而分開」的相處經驗, 1931年英國通過了「西敏寺規章」(Statute of Westminster),建立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不再干預各國內政,尊重各個國家的元首。二次大戰後,削弱的大英帝國更將英國協改名為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國協的成員(目前有五十三國)沒有彼此法律上的約束力,只因語言、文化、歷史、民主、人權、與法治制度的類似而結合。

中國人到底沒有英國人的文明與法治素養,這也使懷有祖國幻想的台灣人在1947年的228革命中吃了個大虧,而也導致往後七十年妾身未明的情況,成為東亞及東南亞中唯一尚未獨立的國家。而最近,港獨呼聲甚囂塵上的香港也要加入了獨立建國的行列,使台灣成為唯二而不再是唯一了。而當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也要爭取獨立建國時,台灣將不再是唯一或唯二,台灣民族的獨立建國運動將會成為這些民族追求獨立建國的典範。

走過日治時期,開羅宣言,通令第一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而來的白色恐怖,台灣人早已拋棄祖國情懷而孕育出旺盛的台灣民族主義了。接下來的台灣民族獨立建國是一個水到渠成的自然發展,剩下的只是一個導因而已。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五 火鳳凰的浴火重生 —–許昭榮遺書的解讀

2007年10月19日,高雄市議員王齡嬌提案,而獲高市議會通過,將許昭榮所致力推動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許昭榮為此極力奔走反對但不果。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馬蕭配大勝民進黨的謝蘇配。在5月13日的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慰靈祭上,許昭榮說:「今天對我來說,是我最後的一次慰靈祭」。5月20日政權交接日,許昭榮在他致力催生,但屢受各方冷落與反對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內自焚而死。

許昭榮在他的遺書中寫道: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執政者長期對歷代「軍人軍屬台籍老兵」之精神虐待如下:1. 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議會亂舞,司法亂彈;自由民主脫線;愚兵愚兵一世人!2. 現行「退輔」制度,不公不平,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囝」。應重新制定「台灣役男服兵役之義務及權利」,不要把台籍老兵當「軍奴」或「乞食」。3. 陳水扁、謝長廷執政八年,漠視「台灣歷代戰歿英靈」,不但未給予「歷史定位」,而且未曾舉辦國家級的追思或法會弔祭。漠視約四萬位台灣先靈已經在海外流浪60年,竟然還要讓渠等繼續再流落異域,情何以堪!?4. 阿扁總統及行政院長連署頒發給政治受難者的「回覆名譽證書」,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55號解釋:「武職人員之資格,不在回復之列….」,足見政府是重文輕武,莫此為甚!5. 本人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國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2008年5月20日。

長期爭取台灣民族獨立及台籍老兵權益的許昭榮,在他2002年11月13日的「我的遺囑」中寫道:「人生之真諦,活的要有意義,死的要有尊嚴,吾視死如歸」,又說「骨灰請拋東部海中,讓吾遊說四海神祗,佑吾子孫、好友,保吾家鄉、國土」。在「我最後的願望」中他也說「唯獨將己燒盡,不再銹壞是唯一的終結路」。

許昭榮的遺書可說將台灣政治的根本問題扼要的提出來: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而對台灣的退輔制度他也頗有怨言。退輔制度之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仔,說來也不奇怪。退輔會到底不過是沿循國民黨的民族壓迫政策而已。但最令許昭榮痛心的不外是「自己人」民進黨的表現了。在他於自焚前的2008年5月2日,在一篇題為「民進黨的悲哀」的《自由時報》投書中,許昭榮寫道:「民進黨以『台灣民主、獨立建國』為宗旨創黨,起步即踏上由不計其數『民主先賢』及『獨立先烈』以心身、血汗及其某囝的淚水混凝鋪成的『建國便道』,沿途吸收台灣意識志士,加上上蒼與英靈的庇佑,好不容易於2000年取得政權。詎知,阿扁政團上台執政即得意忘形,傲慢自大,不但未以『台灣之子』代表台灣人民,『感謝天地、告慰先靈』,更未虛心照顧基層百姓,並且漠視『台灣歷代戰歿海外英靈』之悲情及其歷史定位,甚至僅僅八年,即把台灣民族推上絕滅的邊緣!」。

對於當時高市議會,高雄市八二三炮戰團體,及一些政府機關之強迫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改名為「八二三戰役紀念公園」一事,固然顯露出這些團體鵲巢鳩佔的行事風格,但更暴露出這些團體的缺乏對戰歿軍人的基本尊敬。

國與國固然有交戰,而交戰國的軍人也互相殘殺。但即使是敵國的軍人,軍人一般都對戰死者有相當的尊敬。當法國的凱旋門落成後,戰勝回國的法國軍都會行軍香榭麗舍大道穿過凱旋門耀武揚威一番。但自從一次大戰後,凱旋門下埋有無名軍人後,法軍就不再穿過凱旋門,而只繞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卽連納粹在攻下法國後的巴黎凱旋遊行中,希特勒也不穿過凱旋門,遵守這個不成文的規定。而在冷戰中,蘇聯出事的潛艇也不少。其中K-129潛艇於1974年失事後,蘇聯查不到潛艇的落難地。但美國於離夏威夷不遠處的公海中查獲這艘已破損的潛艇。在秘密打撈成功後,發現有六具俄軍的屍體。這些不幸死亡的俄軍都受到美方軍事規格的隆重海葬。

許昭榮自焚前,將四張陣亡台籍老兵的相片放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上,這說明了一個更深一層的意義—-袍澤之情。重文輕武的漢文化不太能夠描述這個袍澤之情的意義。英文稱之為同志情感(comradeship),德文稱之為kameradschaft。二次大戰中德軍一同作戰到死的現象使不少人研究這個現象。在共同面對敵人,共同作戰中,軍人不以個體為單位而以群體為單位。他們互相掩護,也常常大家冒險犯難去援救一位受難的戰友,而也常犠牲了自己的性命去援救戰友。好朋友與夫妻都只是個體與個體的結合,雖然感情濃厚與深愛,但他(她)們的聯結力(bond)都沒有經過戰爭的袍澤之情來得強。那種連結力是一生一世的,而不似夫妻與朋友之可能離散。

許昭榮的自焚固然令人惋惜。但他的自焚也如鄭南榕的自焚般,會有如火鳳凰般的浴火重生而催生一個新社會。鄭南榕的自焚加速了台灣民族自由民主獨立的腳步。許昭榮的自焚也將會催生大家對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的悼念與祭祀,也會改變重文輕武的傳統。

李堅

戰爭與陣亡者的記憶之三 從爭議到療傷與和解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產生

越戰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戰爭。在美國,一般的美國人希望這個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也希望這個戰爭從記憶中消失。它是美國少有的參戰但卻沒打勝戰的戰爭。

1954年,胡志明的越盟於奠邊府擊敗了想要重返越南殖民的法國,法國被迫同意接受以北緯十七度為界退居南越,北越則由共產黨的越盟控制。但恐共而擔憂越南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從杜魯門總統,艾森豪總統,甘迺迪總統,詹森總統,到尼克森總統,都逐漸加入越南的事務。越戰沒有一個清楚的起點,而美國也沒有正式宣戰。越南人則稱越戰為抗美戰爭。 1964年,詹森總統藉口東京灣事件擴大了越戰的轟炸。尼克森總統及季辛吉則於1970年四月將轟炸延伸到柬埔寨與寮國,而多少導致後來赤柬的大屠殺。在戰爭膠著而美國無法打勝戰下, 1973年1月27日,美國與南北越政府簽下了巴黎和約。1973年4月1日美軍開始撤出越南。1975年4月,北越攻下西貢,完成了統一與獨立。

三百萬的越南人死於越戰。有約二十萬到三十萬的柬埔寨人喪生,二十萬寮國人死亡。美國則喪失了五萬八千名生命。

在越戰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本土也掀起了反戰的熱潮。青年學子拒絕當兵,焚毀徵召令。從越戰回國的軍人,則不但沒有如二次大戰回國軍人般的受到民眾的歡迎,反而遭到排擠、冷落、與歧視。在越戰停火及北越最後攻下南越後,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看法與評價始終分歧。即使到今天,越戰的解讀雖然較沒那麼尖銳化,但仍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瘡疤。美國固然想要忘卻那段歷史,而戰死的人也不能說話。但對那些參與越戰的退伍軍人及死傷者家屬而言,他們卻沒有一個撫傷的管道。

1978年,一個在越戰中受傷的退伍軍人(Jan Scruggs)在觀看一部與越戰有關的影片「獵鹿人」(The Deer Hunter)後,決心要為戰死的軍人建立一個紀念館。他用自己與一些好友的積蓄成立了一個「財團法人越戰退伍軍人紀念基金會」(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Fund, VVMF)。這個基金會於幾年內募到了八百四十萬美元。透過國會,聯邦政府提供了土地,而基金會也開始向外公開徵求設計藍圖。基金會的要求是,紀念碑須具有沈思與反省的味道,不做政治陳述,與周遭環境配合,必須要包括戰死者的名字在上。

參與比賽的設計藍圖不具名。在1981年3月31日截止日期前,共有2573名設計人員寄出了1421個設計藍圖。八名有名望的建築師與雕塑家花了一個多月,在一個3300平方公尺的飛機機庫(hangar)裏做審核挑選。當1981年5月1日,審核委員會宣布他們共同挑選的得奬設計時,美國社會掀起了轟然巨波。

有異於一般含有英勇軍人碉像及勝利碑的設計,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採取簡單的半地下的V字形設計(125度)。一邊各七十五公尺,各有七十二片石板。所用的石材是黑色光亮的輝長岩(gabbro,花崗岩granite  的一種)。上面刻有依死亡時序排列(而非依姓氏排列)的戰死者名字。而得奬的設計人是當時還在耶魯大學讀建築的華裔美國人林瓔(Maya Lin)。

雖然大部分的藝術界及建築界都支持這個設計,但一些反對的聲音也不少。有人認為它像是個墳墓,有人認為它是個象徵虛無的設計,更有人說它象徵恥辱。有兩名原先支持的大戶也都要求退款。但更深一層的不滿是設計人的身分。當大家知道設計人是個還在大學讀書的華裔女性時,一些不滿的情緒也在醖釀。一個美國人與越南人(東方人)打戰的紀念碑,竟然是由一個也是東方人的小女孩設計。當時的內政部長(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瓦特(James Watt)拒絕允准紀念碑的開工。雖然林瓔與她的支持者反對,但最後的折衷是加上三個軍人的雕像(代表白人、黑人及西裔)及國旗旗桿。越戰紀念碑最後總算於1982年3月26日開工,而於1982年的退伍軍人節呈現給越戰退伍軍人與大衆。雖然加了一個三個軍人的雕像,後來又增加了紀念越戰中服務的女性,但林瓔設計的部分仍是大部分參觀憑弔的人造訪的目標。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目前每年有四百五十萬參觀人次,是所有有關戰爭與退伍軍人紀念碑中參觀人數最多的。

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成功在於,它避開了美國介入越戰是否正確的爭議,也不涉及戰爭勝負的問題。它只提供人們一個憑弔的空間。陣亡軍人的名字不含官階與頭銜,每個名字都是一個個體,有他的一生與故事。而陣亡者的名字依時間排列,讓人可以體會到戰爭的進行過程。而同一時間戰死或是屬同一單位而戰死的,名字也都會排在一起。若依姓氏排列,則多少會失去個體的故事與特質,也會失去隨著一個戰爭的過程進行而陣亡的敘述。當人們沿著這片「牆壁」(the Wall,這是一般人對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的稱呼)行走時,也多少沿著戰爭的過程行進。當人們面向牆壁時,光亮的輝長岩會有如鏡子般現出憑弔者的影像,與陣亡者的名字融合在一起。在那個半地下的空間裡,對面對陣亡者名字的憑弔者與參觀者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生與死的對話與憑弔的空間。

一個戰爭固然有是非與應不應該的爭議,但陣亡者是沉默的犧牲者。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壁)提供了人們一個憑弔陣亡者的場所。它避開了美國社會對越戰的爭議,而將人們的焦點由戰爭本身移轉到戰死者身上。而在這個過程中,使美國社會從因越戰的分裂而達到療傷與和解的效果。

李堅

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一 法國凱旋門的今與昔 —–人類戰爭紀念物的演變

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