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四 中國、中華民國、與南韓都沒被邀請 —–當時韓戰與冷戰下的外交幕後

Posted on May 10, 2018 by Ken Lee

中國並沒有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而自然的在舊金山和約上也沒有中國的簽字。不只中國，連當時宣稱代表全中國而受到美國支持的中華民國也沒有被邀與會。諷刺的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就已開始的中日對峙，到1937年的全面中日戰爭，中國可説是受創最深的，但卻沒有與會議約，這可說不過去。但不邀請中國的背後是美國與英國的角力。

日本是希望中國與會的，不只因為中日戰爭持續最久，也最廣泛。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日本工商界希望能早日恢復正常關係，以重啓日本戰前在中國的龐大經濟關係與商業利益。但杜勒斯明確的向吉田茂表示，如果邀請中共參加，則國會的共和黨不會核准條約。

英國的工黨政府則早已於1950年1月6日承認中共的中國，很堅持應邀請中國與會。但若邀請中國與會，則在美國國會將會遭到軍方與共和黨，及中國（國民黨）遊說團體的扺制。中國遊說團體（China Lobby）當時已指控杜魯門總統失去中國，不再堅持反共。在美國國內這種壓力下，要邀請中國與會顯然有極大的困難。解決之道最後靠的是杜勒斯的硬壓英國去放棄邀請中國與會的想法。（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

當時的美國仍承認中華民國，但美國也沒邀請中華民國與會。明顯的事實是蘇聯與英國一定不會同意。雖然沒邀請中華民國與會，但杜勒斯在協調中與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有所照會，並交換意見。顧維鈞很明確的告知杜勒斯，｢中國｣要索取日本的賠償。但令杜勒斯震驚的是，顧維鈞還說台灣應歸還給中國，而不是要經由聯合國來解決台灣問題。聽到這項，杜勒斯說，美國於韓戰後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是因為美國認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非中國的內戰問題。如果台灣屬於中國，則美國的派出第七艦隊便是干涉中國的內政。顧維鈞改口說，｢中國政府｣不會改變立場，但不會給美國難堪（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

在美國的要求與指示下，日本也只得繼續承認中華民國，而於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前一日， 1952年4月8日，日本與中華民國在台北簽了中日和平條約（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中日和平條約的內容大都遵循舊金山和約的內容，如不要求對日賠償，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等等。這一來，拿不到錢的蔣介石也開始打他的「以德報怨」的道德扁額了。

中國雖然沒有受到邀請與會，但當時的外長周恩來倒提出了許多意見。周恩來同意蘇聯的看法，認為所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都應參與和約的起草（而非由英美為首，其餘國家只提對草約的意見）；領土的主權歸屬應有明確界定，如台灣應明確界定為中國的領土，而千島群島應明確界定屬於蘇聯；周也認為戰爭損害的賠償討論不應由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開始，之前中國已與日本交戰過一段時間。

被迫承認中華民國而非中國的日本失去了中國龐大的市場。美國於是於1953年4月與日本簽貿易協定，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1952年8月，日本也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員。但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及對美國的大量輸出，卻也於七十年代開始產生美日間的摩擦。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於尼克森時代嚐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1，尼克森派季辛吉秘密訪華及他要訪華的事，於新聞發布前15分鐘才知會日本。2，尼克森在無預警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大大影響了日本的出口。3，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加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

不只中國與中華民國都沒有與會，南北韓也都沒有與會。那時韓戰正在進行中，不邀請與聯合國軍隊作戰的北韓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原本邀請南韓，但最後改變了主意。杜勒斯於1951年7月9日與南韓駐美大使（Yang Yu Chan）會面，告知Yang美國決定不邀請南韓與會。理由是只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才會受邀與會。Yang說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成立）有向日宣戰，杜勒斯說美國沒有承認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這些當然是表面上的解釋。真正的原因推測是杜勒斯不能信任韓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他擔心李承晚會於和會中搗局，公開指控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美國有意要派日本前軍人參與韓戰，但李承晚於1951年1月12日公開說：我向全世界宣布，在驅逐中國人之前我們會先打日本人（Sung-hwa Cheong: The Politics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in Korea—Japanese-South Korea Relations under American Occupation, 1945-1952）。另一方面，杜勒斯也同意吉田茂對韓國人的看法，指控滯留在日本的80萬韓國人是日本治安及共產黨員滋事的由來。吉田茂也宣布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人民（其中90%以上是韓國人）將失去日本籍（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但也有學者指出，在日本的韓國人之失去日本籍與南韓政府宣稱他們是南韓國民有關。

南韓的被排除在外在當時引起支持李承晚政府人員的示威，但沒改變美國的決定。南北韓之被排除在外對大局影響不大，但中國之被排除在外顯然是一大缺口。日本是在美國尼克森訪華之後，才於1972年9月29日，由首相田中角榮於訪華時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的聯合聲明」才建立外交關係的。聲明中，中國也放棄對日的戰爭賠償。日本與中華民國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也同時失效。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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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一 二次大戰後敵軍變成友軍 —–對日和約的歷史背景

Posted on April 19, 2018 by Ken Lee

1951年9月4日，51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的歌劇院（San Francisco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討論戰後對日本的和約問題。四天後的1951年9月8日，他們簽訂了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或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與會的蘇聯、波蘭、與捷克並沒有簽約。也受到邀請與會的印度、緬甸、與南斯拉夫則沒有參加。

在這四天的會議中固有其戲劇性與激辯，但所有的政治工作與外交運作都已於前一兩年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完成。舊金山和約對東亞及東南亞的影響都於今甚鉅，而也有學者稱舊金山和約所建立的體制與影響為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舊金山體系這個名詞與觀念是首先由美國知名的日本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所提出的。

舊金山和約的簽訂反應出了國際社會中沒有永遠的敵人與盟邦，靠的常常是情勢的變化與實力的消長。在二次大戰中，美國與蘇聯是盟邦，共同對抗軸心國的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但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政權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民主陣營進入冷戰。冷戰開始後，杜魯門總統採取了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意見，開始建構對共產陣營的圍堵政策。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希望能加速日本的經濟復原，及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建與穩定，以加入美國的圍堵防線。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 4/11/1893-10/12/1991）也在這種思考背景下推動對日和約的工作。

進入50年代後，對日和約出現了一些急迫性的問題。首先是已變成美國敵邦的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的試爆了原子彈。接著是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隔年的2月14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原先美國是期望中共能有如狄托下的南斯拉夫般，能夠多少不完全服從蘇聯而採取較獨立的國際外交政策。但當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中共在「抗美援朝」的口號下於10月加入韓戰後，美國對中共的期望已完全消失。而對日和約也進入了一個迫切期。

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民生凋敝，社會破敗，治安不良而走私猖獗。美國也擔心在長期佔領下，不但會造成日本共產黨的壯大，也會促成並加速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要加速日本的復甦以變成美國的同盟，並減輕美國占領作業的負擔，和約在四十年代底就已開始積極進行。

當時的美國因為二次大戰中才與日本激烈作戰過，民間未必能同意對日的和約。為了促進和約的順利進展與日後在國會的安全過關，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任用了共和黨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2/25/1888-5/24/1959，杜勒斯後來於艾森豪總統任內當國務卿）為特使，負責和約的起稿作業，及於和約前一兩年訪問要參與的國家做說明與遊說的工作。杜勒斯是於1950年後才負責對日和約的工作的。但這之前，美國國務院得應付那時駐日本的盟軍總部（SCAP,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的麥克阿瑟將軍。

那時的日本處於盟軍的軍事佔領下，沒有主權。而佔領的盟軍總部的頭子是那個貢高我慢，不甩華盛頓的麥克阿瑟將軍。對麥克阿瑟而言，日本是他的地盤，要如何處置是他的事，別人管不著。在這種背景下，國務院派肯楠於1948年2月到日本，去與麥克阿瑟溝通。除了在一些社交的場所會面外，麥克阿瑟一直故意避開與肯楠會談。最後肯楠透過遊說麥克阿瑟信賴的周邊人士而促成了一個會談。在那場會談中，肯楠展現他聰明、機智、及外交官的能力。他說明蘇聯的威脅，重建日本的迫切性。而在整個說明會中，他都利用了他對麥克阿瑟觀點的了解，而多少將整個建議說成是麥克阿瑟的看法，而取得了麥克阿瑟的同意。肯楠也做一些實質上的建議，如警察制度的民主化，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建立，以阻止猖狂的走私與非法入境。據當時一些與會的人士回憶道，肯楠的表現相當的優秀（ADST: Moment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Friendship: The 1951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韓戰爆發後，首爾於1951年一月落入北韓手中。此時美國面對可能要放棄韓國的問題。美國在換指揮官後於1951年三月奪回首爾，並將北韓與中國軍逼回38度線。此時的美國於1951年3月截獲了一個秘密的外交電報。內容顯示麥克阿瑟與駐東京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大使（當時兩個都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的談話表示，他有信心將戰爭擴大成為對中共的全面戰爭。明顯違反杜魯門總統不擴大戰事的指令，因為當時中共與蘇聯已簽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有可能引起蘇聯的介入與核武衝突。震怒的杜魯門總統在與白宮幕僚會商後，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位。但麥克阿瑟（共和黨）的被解職並沒有影響到杜勒斯（也是共和黨）的留任與否問題，他繼續處理對日和約工作的完成。杜勒斯於1951年2月完成了和約的草案。接下來是寄送給要參與的國家過目，徵求是否有需要修正的部分，以便在和約會議中能順利通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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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對立之三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 八二三炮戰

Posted on December 6, 2014 by Ken Lee

1953年12月31日，在接待印度代表團的會議上，中共總理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公報上，這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也列了進去。在1955年4月29日在印尼萬隆 (Bandung) 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和與會諸國重申這和平共存的原則而將之擴大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但在之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三軍攻下了一江山島，但也對美國第七艦隊幫助撤離大陳諸島的住民保持默許，顯然默準了美國的｢干涉內政｣。國民黨顯然不是中共要和平共存的對象，因為國共內戰是他們的｢內政｣。雖說和平共存五項原則首先針對印度而提出，但中共於1962年跨過1914年英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的邊界協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而與印度打了起來。好聽的話是一回事，但實際行動才是主要的。和平共存是說給人聽的，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中共的行動指導原則。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關係開始惡化。這不但影響到了中蘇關係，也牽涉到了海峽的情勢。
1956年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雪夫向全體代表發表對史達林的批判。毛澤東不同意赫魯雪夫的看法與做法，他認為史達林是七分功，三分過。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不和更趨明顯。赫魯雪夫認為用核武的雙方都是輸家，但毛則認為即使用核武使全球人口死了一半，但還有一半能生存。1957年中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有的150個建設都是蘇聯規劃及經援的。但此後中蘇的關係就開始惡化。赫魯雪夫有意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求取和平共存 ( 赫魯雪夫於1959年9月與艾森豪總統有高峰會議 )，但方由｢抗美援朝｣的韓戰中走出來的毛澤東可沒有那個想法。中共不但痛恨國民黨，自然也痛恨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中蘇日漸交惡的情況下，中共於1958年推動了｢大躍進｣，企圖擺脫蘇聯以求取自力更生。蘇聯則調回了15萬名工程師及技術人員並把所有的設計藍圖都給摧毀。赫魯雪夫於1958年及1959年的訪華都是短暫的，1958年的訪華日期是7 月31日至8 月3 日。赫魯雪夫離華後，毛澤東就積極準備攻打金門馬祖。有些史家指出八二三炮戰為的是表明中共的獨立而不再受蘇聯的牽制。也有人指出是為了測試美國，分化台美關係，並鞏固毛澤東在國內的地位，凝聚民氣。
1958年7月中共開始向福建沿海聚集。台灣則於7月6日下令｢台澎金馬地區之國軍各單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級部隊立刻進入戰時戒備狀態｣。同時中共也開始喊話｢攻奪金門馬祖，武力解放台灣｣。1958年8月5日中共的陸海空軍大量向福建集中。8月6日台灣的國防部宣布｢台灣海峽局勢緊張，台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備戰狀態｣。8月14日馬祖附近發生激烈空戰。8月20日蔣介石乘軍艦到金門巡視並勉勵官兵。8月23日中共發動猛烈砲擊，一天之內落彈達五萬七千餘發，台灣官兵死傷兩百餘人。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張傑殉職。在高峰期每小時有一千發的砲彈。
八二三砲戰開始後，美國對中共提出警告並開始提供八吋砲與飛彈給台灣。蘇俄則採取觀望的態度，不想為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公開對抗。美國雖然不同意台灣的占駐金門馬祖，而中美防禦條約也只包刮台澎不含金馬，但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一開始就採取強硬的態度。杜勒斯表明美國會採取及時而有效的行動防衛台灣 (timely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defend Taiwan)。艾森豪則發表嚴厲聲明謂美國不會由武力對抗中後退 (the U.S. would not retreat “in the face of armed aggression”)。美國的強硬聲明多少改變了中共與蘇俄的態度。9月6日周恩來提議中美重新恢復大使級對話，9月15日開始華沙會談。由於中蘇關係已惡化加以不明瞭中共對金馬台澎的意圖，赫魯雪夫保持低調，不想因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可能核子戰。赫魯雪夫只有在確定中共不想要擴大戰事後才於1958年10月5日致函艾森豪曰若美國攻擊中國則視同為攻擊蘇聯。中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於10月5日宣布｢基於人道立場，對金門停止砲擊七天｣。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飛抵台灣與蔣介石展開會談。在離台的10月23日發表聯合聲明認為金馬的防衛與台澎的安全有密切關聯。10月25日中共宣布｢雙日停火｣而炮戰也漸漸的冷卻下來。八二三砲戰國際間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在七十年代初期也有台灣與中國海軍的小對抗，但最近的海峽危機則發生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登輝上任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訪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及台灣的總統直選等都刺痛了中共的神經。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共做了四組飛彈演習。美國海軍雖然派艦隊到台灣沿海表示維護台灣沿海的安全與和平，但主要在東海岸，只有在1995年12月19日進入台灣海峽。
只要海峽兩岸沒有一個對等的關係則此後的衝突與危機還是難以避免的。馬政權主政以來台海的關係看來緩和了許多，但姑息投降的方法與權術的玩弄是沒有辦法達到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中共無疑會詳加研究明鄭與清廷的談談和和而最後被併吞的例子。但用一個封建時代的例子是不能使用於自由民主人權高漲的現代社會的。當主權在民的意識標桿下，人民的意識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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