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情結及其效應之三 庚子賠款‧獨立運動 —-也看義和團的本質

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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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對立之三 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 八二三炮戰

1953年12月31日,在接待印度代表團的會議上,中共總理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公報上,這和平共存的五項原則也列了進去。在1955年4月29日在印尼萬隆 (Bandung) 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和與會諸國重申這和平共存的原則而將之擴大為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但在之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三軍攻下了一江山島,但也對美國第七艦隊幫助撤離大陳諸島的住民保持默許,顯然默準了美國的「干涉內政」。國民黨顯然不是中共要和平共存的對象,因為國共內戰是他們的「內政」。雖說和平共存五項原則首先針對印度而提出,但中共於1962年跨過1914年英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的邊界協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而與印度打了起來。好聽的話是一回事,但實際行動才是主要的。和平共存是說給人聽的,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中共的行動指導原則。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關係開始惡化。這不但影響到了中蘇關係,也牽涉到了海峽的情勢。
1956年蘇共二十大閉幕後,赫魯雪夫向全體代表發表對史達林的批判。毛澤東不同意赫魯雪夫的看法與做法,他認為史達林是七分功,三分過。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不和更趨明顯。赫魯雪夫認為用核武的雙方都是輸家,但毛則認為即使用核武使全球人口死了一半,但還有一半能生存。1957年中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有的150個建設都是蘇聯規劃及經援的。但此後中蘇的關係就開始惡化。赫魯雪夫有意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求取和平共存 ( 赫魯雪夫於1959年9月與艾森豪總統有高峰會議 ),但方由「抗美援朝」的韓戰中走出來的毛澤東可沒有那個想法。中共不但痛恨國民黨,自然也痛恨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中蘇日漸交惡的情況下,中共於1958年推動了「大躍進」,企圖擺脫蘇聯以求取自力更生。蘇聯則調回了15萬名工程師及技術人員並把所有的設計藍圖都給摧毀。赫魯雪夫於1958年及1959年的訪華都是短暫的,1958年的訪華日期是7 月31日至8 月3 日。赫魯雪夫離華後,毛澤東就積極準備攻打金門馬祖。有些史家指出八二三炮戰為的是表明中共的獨立而不再受蘇聯的牽制。也有人指出是為了測試美國,分化台美關係,並鞏固毛澤東在國內的地位,凝聚民氣。
1958年7月中共開始向福建沿海聚集。台灣則於7月6日下令「台澎金馬地區之國軍各單位,取消所有官兵休假,各級部隊立刻進入戰時戒備狀態」。同時中共也開始喊話「攻奪金門馬祖,武力解放台灣」。1958年8月5日中共的陸海空軍大量向福建集中。8月6日台灣的國防部宣布「台灣海峽局勢緊張,台澎金馬地區進入緊急備戰狀態」。8月14日馬祖附近發生激烈空戰。8月20日蔣介石乘軍艦到金門巡視並勉勵官兵。8月23日中共發動猛烈砲擊,一天之內落彈達五萬七千餘發,台灣官兵死傷兩百餘人。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吉星文,趙家驤,張傑殉職。在高峰期每小時有一千發的砲彈。
八二三砲戰開始後,美國對中共提出警告並開始提供八吋砲與飛彈給台灣。蘇俄則採取觀望的態度,不想為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公開對抗。美國雖然不同意台灣的占駐金門馬祖,而中美防禦條約也只包刮台澎不含金馬,但美國總統艾森豪與國務卿杜勒斯一開始就採取強硬的態度。杜勒斯表明美國會採取及時而有效的行動防衛台灣 (timely and effective action to defend Taiwan)。艾森豪則發表嚴厲聲明謂美國不會由武力對抗中後退 (the U.S. would not retreat “in the face of armed aggression”)。美國的強硬聲明多少改變了中共與蘇俄的態度。9月6日周恩來提議中美重新恢復大使級對話,9月15日開始華沙會談。由於中蘇關係已惡化加以不明瞭中共對金馬台澎的意圖,赫魯雪夫保持低調,不想因此而捲入與美國的可能核子戰。赫魯雪夫只有在確定中共不想要擴大戰事後才於1958年10月5日致函艾森豪曰若美國攻擊中國則視同為攻擊蘇聯。中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於10月5日宣布「基於人道立場,對金門停止砲擊七天」。1958年10月21日杜勒斯飛抵台灣與蔣介石展開會談。在離台的10月23日發表聯合聲明認為金馬的防衛與台澎的安全有密切關聯。10月25日中共宣布「雙日停火」而炮戰也漸漸的冷卻下來。八二三砲戰國際間稱為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在七十年代初期也有台灣與中國海軍的小對抗,但最近的海峽危機則發生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登輝上任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論」,訪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及台灣的總統直選等都刺痛了中共的神經。從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中共做了四組飛彈演習。美國海軍雖然派艦隊到台灣沿海表示維護台灣沿海的安全與和平,但主要在東海岸,只有在1995年12月19日進入台灣海峽。
只要海峽兩岸沒有一個對等的關係則此後的衝突與危機還是難以避免的。馬政權主政以來台海的關係看來緩和了許多,但姑息投降的方法與權術的玩弄是沒有辦法達到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中共無疑會詳加研究明鄭與清廷的談談和和而最後被併吞的例子。但用一個封建時代的例子是不能使用於自由民主人權高漲的現代社會的。當主權在民的意識標桿下,人民的意識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未來。

李堅

 

台灣屬於自己或別人 —– 西鄉隆盛與台灣

第一次到日本時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看到一座日本人的雕像。雕像是一個日本人著傳統日本輕裝,牽著一隻狗。這是西鄉隆盛的雕像。那時不知西鄉隆盛的故事以及他與台灣的關係,也不知毛澤東曾經盜用與他有關的詩句。

許多人稱西鄉隆盛 (1/23/1828 – 9/24/1877) 為日本的末代武士,而其一生也頗傳奇並反應了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與現代之爭。生於薩摩藩 (今九州鹿兒島一帶),年輕時研習陽明學與禪宗,西鄉隆盛與大九保利通及木戶孝允被稱為維新三傑。傳聞西鄉於1851年 (23歲) 接受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的秘密任務到台灣探勘。在抵達基隆社寮島時發現有清兵駐守,於是轉東通過烏石港,最後在南方澳的內埤海灘登陸。傳聞他於南方澳住了半年並與一平埔族少女「蘿茱」同居。半年後西鄉銜命返日而蘿茱於後生下劉武荖,再傳至孫吳龜力。其後斷脈或下落不明。
西鄉與當時的不同政治主張的人如「尊皇攘夷」,「公武合体」都有所關連。明治維新後,傳統的士族 ( 武士 ) 階級受到威脅。西鄉一向強調士族的地位與農民的權益,但他無法挽回士族衰落的命運。他曾因不同的主張被放逐兩次,但也於1868年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與幕府重臣勝海舟談判而得以和平進入江戶城 ( 今東京 )。並於戊辰戰爭中擊敗德川的殘餘勢力。事後擔任陸軍大將和近衛都督。此時在士族的不滿聲浪中征韓與征台以求士族出路的呼聲也高漲。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牡丹社事件。

琉球自明朝起向明朝 (福州) 進貢而成藩屬國。十七世紀後也向薩摩藩進貢。琉球人時而漂流至台灣而遭受殺害時有所聞。1871年琉球一艘船因颱風飄至南台灣。船上的69人中三人溺斃,54人遭排灣族殺害,最後12人生還返琉球。日方據此與清廷交涉,清廷的回覆是「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處理」。西鄉從道 (西鄉隆盛的弟弟) 於1874年5月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於屏東的社寮與牡丹等陸。排灣族不敵投降。1874年9月22日清廷與日本簽了「北京專約」賠償了事。

在他弟弟出兵台灣的同年(1874),西鄉回到家鄉薩摩建立「私學校」傳揚武士道。但士族在明治維新下因處被消滅的階級而引起各地士族的叛亂。1877年薩摩的士族叛變而引發了西南戰爭。當時人不在薩摩的西鄉雖然嘆息但決意率領士族以「質問政府」為名揮軍北上。被政府軍打敗後一說西鄉戰死,一說西鄉切腹自殺。死後的西鄉被剝奪官位,但因民間反彈,1889年獲得特赦而於1897年設立雕像。是個悲劇英雄。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不復還。埋骨何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這首詩一般人以為是西鄉隆盛所著,而倒也頗突顯西鄉的豪邁性格,但其實是西鄉的摯友月性法師所作。毛澤東於後來改了幾句而成為「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中國人便以為這是毛澤東在1910年離家求學時寫給他父親的詩。

日本治台後的首任宜蘭廳長 (1897 – 1902) 是西鄉的長子 ( 應說是次子 ) 西鄉菊次郎 (2/11/1861 – 11/27/1928)。西鄉菊次郎建了堤防 ( 稱為西鄉堤 )治理宜蘭水患有功。地方人士於堤防上立了「西鄉廳憲德政碑」,今天還存在於宜蘭河的堤防上。

日本與台灣的關係當然不是始自於西鄉隆盛。早在明朝日本商人就以台灣為基地與鎖國的明朝從事貿易。荷蘭人據台時 (1624) 就發現台南地區不但有漢人的聚落也有日本商人的來往。為此荷蘭人還向日本人課稅引來日本人的不滿。由於要透過台灣與明朝貿易因此日商很想佔領台灣。1616年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領四千人,用13艘船要占領台灣。除了遭遇颱風之外,也遭到原住民的襲擊。而其實更早於豐臣秀吉 (2/2/1536 – 3/26/1537) 時就於1593年派特使到台灣要求進貢。那個要求當然沒有結果,因為那時的台灣只有部落沒有王國。

日本人在台灣不是1895年才開始的,但他們不會說台灣自古就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荷蘭人在台灣不是1624年開始的,西班牙人也不是1626年開始的。資料顯示一些歐洲的商人與探險家早於之前就在福爾摩沙從事活動。他們也不會說台灣自古就是他們的領土。漢人固然於幾百年前就開始定居台灣,但早於八千年前 (或更早) 就有南島語系的人定居台灣。去爭執台灣自古屬於誰是沒有意義的,要點應只在於目前居住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要屬於誰,自己或別人。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 紙老虎

統戰這個觀念雖然不是毛澤東的創舉,但他卻是一個懂得如何去運用它的人。在那個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國農村社會裏,毛澤東懂得用民間故事及俚語來表達他的理念。1944 年創作,1945 年2 月於延安首演的「三打祝家莊」就是一例。這是一齣用家戶喻曉的水滸傳中的一個故事來宣傳並鼓勵紅軍必勝的戲劇。毛澤東也善用俚語來說明他的理念及說服群眾。而在毛澤東的所有用語中,紙老虎一說倒享有「國際聲譽」。

紙老虎一說源於毛澤東於1946 年8 月6 日於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安娜思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的訪問時說的。毛澤東說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也如此紙老虎一詞開始出現於英文的詞彙裏。但其「發揚光大」則是在韓戰後。韓戰期間毛澤東稱美國為紙老虎。意思是說美國看起來像個老虎,不果卻是紙糊的,不用怕。在韓戰期間美國人死了三萬六千人,南韓人死了四十一萬五千人。中國及北韓的陣亡人數則不是很清楚。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十八萬人死亡,但也有人估計中國及北韓共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看來美國這個紙老虎的殺傷力頗強。

但美國是個紙老虎嗎?

二次打戰前的美國軍火工業微不足道。但經過二次打戰的洗禮後,整個情勢改觀了。美國的軍火工業於戰後初期其總值超過所有美國公司的總值。當一個產業如此巨大時,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不言可喻。軍火工業應是應運戰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當戰爭結束後,軍火工業便面臨裁員,裁減的危機而會發生尾巴搖狗的現像。軍人出身而深知戰爭可怕的艾森豪總統對這個現相提出了警告。1961 年1 月17 日於其離職演說中,艾森豪總統提出了軍火工業綜合體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這個名詞與概念。艾森豪總統於其演說中提到當時就有三百五十萬人直接受雇於軍火工業。軍火工業的龐大影響到了美國的各級政府,也影響到了政治,經濟,甚至精神的層面。軍火工業自然對聯邦政府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艾森豪總統了解強大國防對維持和平與自由的重要,但也了解這是一刀兩刃的而勸告美國人應時時警覺這個軍火工業綜合體對美國社會及外交的影響力。事實是軍火工業能夠成長的主要因素源於戰爭。如果大家都和平共處了,有誰需要軍火工業呢。事實證明了艾森豪的高瞻遠矚是正確的,但其勸告卻成了耳邊風。二次大戰及韓戰後,美國介入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大的如越戰,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小的如豬玀灣事件 (Bay of Pigs Invasion),打巴拿馬,打格瑞那達 (Grenada)等等。而美國也介入了許多國家的內戰及區域衝突。如尼加拉,伊朗,利比亞,黎巴嫩,索馬利亞等等。更不用說與蘇聯的冷戰而大舉建軍了。大部分的美國人並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威脅或受到其影響,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很剛強的。這種剛強的作風自然影響到了美國國內的文化。美國的槍枝氾濫而一般人習以為常。管制槍枝的法案屢屢不過關。軍火商的背後影響力不容忽視。暴戾的文化充斥美國。說美國為一個暴戾的社會及帝國主義並不為過。但要說美國為紙老虎為免太離譜了。

毛澤東當然知道美國不是紙老虎。他不會不瞭解美國供應給蔣介石武器的先進。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是經由美國特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安排用美國飛機將他從延安飛到重慶的。再說他也了解他的「蘇聯老大哥」對美國也敬畏三分。他是說給中國人聽的。要中國人相信美國老虎是紙糊的。要中國人去「抗美援朝」。他的人海戰術說明了「別人的兒子死不完」的自私狠毒哲學。中國文化是沒有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的。中國的封建政治文化永遠是民主少了一點 (民王)。了解這個你也就了解聲稱為漢文化傳統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文化了。中國國民黨也罷,中國共產黨也罷,要談民主與自由是緣木求魚。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語言及文字是一個文化的表徵,但我們若只經由語文及文字去了解一個文化的話,常常會有許多的誤解與錯估。這種現象尤其突顯於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上。歷史悠久的華夏文化自然有其奧妙之處或者說有其”奧”處。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話流傳已久,而也有許多人相信這句話的表意。但奇妙的是,也只有中國文化中有此口號。我從未聽說日本有「日本人不打日本人」的口號或台灣有「台灣人不打台灣人」的說法。在美國也從未聽過「美國人不打美國人」。就唯獨中國人有這八字真言。這句話所以能夠流傳多少淵源於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及被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但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要點。事實是,打中國人的大都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也大都是中國人

我們就以R. J. Rummel的「Death by Government」與「China’s Bloody Century」兩書為佐證。依Rummel的估計,軍閥割據時期,中國死了63萬人,國民黨時期,中國死了兩百七十二萬人,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死了一千萬人,日軍於中國屠殺了四百萬人,國共內戰中國死了約五百萬人。中國「解放」後情況只有更壞。中共建立集權統治初期,中國死了八百四十二萬人,人民公社及大躍進期間死了七百四十七萬人,隨後的飢荒死了一千萬人,文革期間死了七百七十三萬人,改革至今死了八十七萬人。Rummel 之後做了個調整及總結──1928年至1987年間,中國共死了七千六百七十萬人。

除了R. J. Rummel外,也有不同的學者做類似的研究。早在30多年前,中國剛開放不久,就有一個耶魯的經濟學者依中國的人口統計資料,大約估計中國於大躍進期間死亡了兩千參百萬人。而較近的數字則來自一位研究中國農村歷史的Frank Dikotter。據Dikotter的估計,中國於1958年到1962年間共死了四千五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兩百五十萬人以上)是被刑求至死或屠殺的,其餘則是餓死的。若以毛澤東及蔣介石個人而言,毛澤東在中國殺了三千七百八十二萬人,而蔣介石則屠宰了一千萬人。

中國的近代史是充滿了苦難與血淚的。進入20世紀以來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死傷慘重的。中國的文人慣於把中國的苦難歸究於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犯。但事實是大部份的災難是中國人加諸於中國人的。若以這個背景來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能是一種呼籲。但以字句及行文來看,一般人是把這句話當成是客觀的陳述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相信中國人是不會打中國人的。但事實可不是如此。

美國社會是強調人的言、行、意是要一致的。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但美國人到底是個年輕的民族,怎能與有數千年歷史的華夏文化相比。中國人不只常言行不一致,而也時意有所指。除非你也由那醬缸泡出來,你是無法去了解中華文化的奧義的。但也未必如此。只要你能實事求是,攤開數據並做逆向思考,你就能了解中華文化的涵義及其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