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7日，無力抗敵但也沒有正式投降的清廷與11國簽了辛丑條約 (Boxer Protocol)。除了八國聯軍的美、英、日、俄、德、義、法及奧匈帝國外，比利時，荷蘭與西班牙也加入了索賠的行列。聯軍沒要求割地，但要求四億五千萬銀兩的賠款(依當時中國人口四億五千萬人計算)，分三十九年賠完，利息百分之四。賠款額合當年美金三億三千萬元。除此之外，禁止清廷進口武器兩年，聯軍可於各使館區設置軍隊保護，外人遭殺害的地區科舉停辦五年，各種仇外的團體將以死罪處理。
賠款的分法是：沙俄28.97%，德國20.02%，法國15.72%，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23%，義大利7.32%，比利時1.89%，奧匈帝國0.89%，荷蘭0.17%，西班牙0.03%，葡萄牙0.02%，瑞典與挪威0.014%。
慈禧因為下詔殺盡外人，八國聯軍本將她定為戰犯。清廷中本就有仇外的份子，也有很強力主戰派的，認為聯軍無法攻下中國，應該再繼續作戰下去。但在協議中，聯軍去除列慈禧為戰犯的要求，並同意她可繼續掌權下去後。慈禧於是同意了辛丑條約的內容。
為了賠這個被稱為｢庚子賠款｣的巨額賠款，國庫空虛的清朝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這種當時被人稱之為｢洋捐｣的重稅引起四處的不滿。在那時期就有三百多起｢抗洋捐｣的騷動。這種財務上的困難，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天災人禍及政策上的失調，無疑的造成清朝的致命傷而導致清朝後來的垮台。
但庚子賠款並沒有賠完。從1905年開始，透過清朝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10/8/1838-7/1/1905, 1899年9月6日提出對華門戶開放政策的人)，老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及美國國會的運作，美國從1908年1 2月28日起將尚未付足之款項開始實施退款，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的留美，並於北京設立了後來的清華大學。英國也依例用餘錢在山西建立今日的山西大學，並資助中國鐵路的建設。日本也循例用之於留日學生的資助及中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義大利的餘款用於橋樑的建設。法國與比利時都用餘款去設立高等漢學院。俄國於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後本說要廢除賠款，但後來又反反覆覆，最終於1924年同意依循美國的做法。德奧的部分則因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奧的宣戰而終止。
這些早期因庚子賠款而得以留學的留學生都是一時之選，對日後的中國科技之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在這餘款的運作中卻也出了個怪現象。1900年發生庚子拳亂時，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之下，與義和團事件及後來的辛丑條約與庚子賠款都沒有關係。但1956年，用庚子賠款餘款及退款之部分建設起來的清華大學在台灣｢復校｣了。如今台灣的清華大學每年仍都收到美國來的匯款，說來是相當的不應該。
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多少顯示出了慈禧政權的荒誕不經及與現實脫節。既無法維新以改善內政，提升國力，也不知如何處理外交與國防。中央的胡來引起了地方各省的自保而與列強簽了｢東南互保條約｣。雖不是獨立，但卻是自立，而也多少成為日後軍閥割據的基礎。但在此時卻也出現了曇花一現的兩廣獨立運動。
當時香港的上等社會怕遭到戰亂的波及。由何啟(3/21/1859-7/24/1914) 聯繫香港總督葡力 (Sir Henry Blake, 1/8/1840-2/23/1918) 與孫文共同謀求時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何啟受英國高等教育，其妻雅麗氏 (Alice Walkde) 死後，他用亡妻遺產於1887年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那時到香港西醫書院就讀的孫文與何啟因而有師生之緣。孫文也求取台灣總督兒玉，後藤新平，及法國駐支那總督的援助。而當時興中會的250名成員中，廣東人就占了217人。真可謂時機一片大好。但可惜時年七十八歲的關鍵人物李鴻章就是沒有兩廣獨立的念頭與興趣。說來失望的豈止是孫文而已，那一年章太炎也上書李鴻章，要他宣布兩廣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下場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有東南互保及兩廣獨立運動的現象，及日後的軍閥割據，說明了中國之為一個國家的不切實際及脆弱。義和團事變二十年後，時年二十六歲的毛澤東在1920年9月3日的湖南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毛澤東說｢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中國….收得的是滿州人被消滅，滿人回人藏人奄奄一息。….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立一個”湖南共和國”｣。
年輕時的毛澤東固有他的見地，而中華帝國的存在確實不只對境內的各民族不利，對外關係看來也是一團糟。中華帝國若能循羅馬帝國的崩解模式而形成眾多民族國家，則對境內各民族，及因而獨立的境內諸國國力的整體總和來看，都是大大加分的。可惜這些獨立運動都不了了之。
義和團事變的產生固有其經濟、社會及政治上的因素，但運動的本質不外是仇外、無知與狂妄。而這種運動之受到清朝的｢納編｣，卻也顯示清朝仇外、無知與狂妄的本質。義和團事變後, 中國流傳一語：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事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中國也歷經一些內亂與外患，但就是沒有走上一個現代理性的社會。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也難怪的是那個仇外、無知與狂妄的陰影仍長存於中國的社會之中。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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