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事件四十年 ——天下沒有永恆的自由民主

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

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三 世界民主潮流的倒退 —–民粹主義的興起與謊言的氾濫

在獨立宣言242年後的今天,美國的自由民主體制似乎否定了建國初期一些歐洲人的懷疑,而穩定茁壯了下來。而自由民主體制也似乎在全球邁進:依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的說法,從19世紀末的第一波開始(托克維爾訪美時的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之擴大投票權,進而發展到歐洲,而於最高時有29個民主國家);二次大戰後進入第二波,有36個國家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第三波由 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開始,延伸及拉丁美洲,東亞的台灣、南韓、及菲律賓,最後是東歐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在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下,固有其倒退所在(如第一波的中斷源於墨索里尼於1922年的上台),但自由民主體制看來是會一直發展下去。不過杭廷頓的學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 10/27/1952-)未免過於樂觀而言之過早的於1992年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認為依黑格爾的辯證法模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但目前的世局似乎不是如此。

1989年開始,東歐共產政權的鬆解及柏林圍牆的最終拆除,及接著而來的蘇聯的解體(12/26/1991),啓動了東歐及俄國的民主浪潮。但這波民主浪潮卻於20年不到就開始倒退。一個新的政治名詞也上台了: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語言(oxymoron),因為民主的兩個基本要素是自由與平等。沒有自由談不上民主。但這個名字目前已被廣為使用。這源於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 5/31/1963-)所宣稱,民主並不一定要有自由。2014年7月,奧爾班於一場演講中首先引用了「不自由的民主」這個說辭。

東歐國家中民主倒退的不只是匈牙利而已,原本被視為民主新星而經濟成效頗有成績的波蘭,也於極端保守的法律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iS)掌政後大開民主的倒車。他們封鎖邊界,禁止難民的進入,歧視與壓迫境內的少數民族與同性戀人士,迫害言論自由,控制司法權與立法權,鎮壓反對黨…等等,大肆迫害民主自由。

匈牙利與波蘭是東歐國家的歐盟成員中,開民主倒車最顯著的兩個例子。但這股反自由民主的浪潮也波及了大部分的國家。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中,我們都看到民粹主義、本土主義(populism, nativism)的崛起,而逐漸走向二次大戰前的對抗情況。大多國家都有移民及難民湧入的困擾,文化衝突的問題與威脅(主要是伊斯蘭教),及邊界開放(根據1985年的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所帶來的融合與同化的困難。英國退出歐盟後,更使得歐盟當初為推動和平與共同市場的努力受挫,而面臨了生存的危機。

但本土主義所造成的「不自由的民主」的危機也不限於歐洲,美國於川普上台前後也被波及到了。川普靠的是排外、孤立的本土主義,種族主義,鉅富的支持,俄國的暗中援助,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擁護,而登上總統大位的。川普對世界各國非民主國家的獨裁強人的仰慕是人人皆知的。

那麼,為什麼有這一波反民主自由的浪潮?以美國而言,至少有個原因是人們漸漸不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與托克維爾所觀察的政治組合(political associations)。不但上教堂的人減少,工會及許多自願團體與政治團體也失去會員。不參加政治團體使人們失去學習民主政治運作的機會(Yoni Applebaum: Losing the Democratic Habit。October 2018, the Atlantic)。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在20世紀中期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極盛的年代,一些作家(如喬治‧歐威爾的《1984》)要說的是這是一個大謊言(the Big Lie)。大謊言也是希特勒所倡導,而納粹的宣傳機構所一再運用的。當一個謊言,即使很荒唐,被一再的重複時,則許多原本不相信的人也會採信。而更重要的是,共產黨,法西斯,與納粹都用暴力作為後盾去增加「說服力」。但在目前的歐美社會及其他國家中,謊言也不需要很大,只要一再透過現代的網路與社群去重複中小謊言;也不需要暴力,則許多真相都會被曲解,而正當的自由民主體制的運作都會受到損害。這也是我們所了解的四處氾濫的假新聞(fake news)所造成的傷害。而許多假新聞也都順著一個人們喜歡聽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的故事方向推進,其破壞性是相當大的。

促成人們容易接受假新聞的原因除了是無知與認識淺薄外,也因為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中許多人有不安全感。以美國的種族問題來看,戰後各國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與中美洲大量移民的湧入,使過去占多數的白人漸漸失去主導地位,而估計將於21世紀中期也會變成為少數民族。有危機感就會使有些人走回人們最原始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而黨同伐異起來。我們在美國也看到了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t)及仇恨團體(Hate Groups)的抬頭。這尤其是在川普上台後大為增加,不是一個偶然。

仇恨力量的推動與假新聞的運作,再加上不再參與一些政治團體以了解民主程序的運作過程,使一個自由民主體制由內而外的撕裂開來。這些在推動部落主義、仇恨文化、剷除異己的人所沒體會到的是:在一個程度上我們都是異己。有如原來支持納粹的牧師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 1/14/1892-3/6/1984)所說:當納粹依序破壞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工會、及猶太人時,他都保持緘默。因為他不是共產黨、不是社會民主黨、也不屬於工會、也不是猶太人。但當他後來參與簽署一份路德教會反對納粹做法的連署書而遭到逮捕後,已沒有人為他說話了。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