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救星與漢奸之五 惡人出頭的文化—– 厚黑文化與精衛填海

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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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救星與漢奸之三 和談只能做不能說—-民族救星與漢奸的產生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逆點。事變可能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留待史家去論斷。但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無疑的激起了中國抗日的激情。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發表了《廬山聲明》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又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汪精衛也於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講。他說「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又說,締結「塘沽協定」及其他協定,「是想使日本進的慢些,我們退的慢些」。又說,「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但私底下汪精衛也說,「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由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演講詞看來,兩人的立場差異不大,但兩者都有疑慮。蔣介石是軍人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強硬而也符合了當時的民憤。文人的汪精衛則態度較為婉轉,較考慮現實的情況。而我們也多少可聞出兩人都有求和的訊息。民間也許很憤怒要抗日,但事實是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沒有對抗日本的能力。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很了解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英法都為本身在歐洲的存活做應戰,而蘇聯也憂心德國的進攻而專注於西線無法顧及東線,美國則不願捲入歐洲及亞洲的糾紛。在那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孤立的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與日本及中國都為友邦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 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將戰場轉到上海。因為上海有很多列強的租界地,蔣介石企求用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參與。雖然蔣介石於上海投下當時受德國訓練的精銳部隊,但三個月後淞滬會戰敗於日本。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怕輿論反對會發生革命所以沒有回復。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1938年1月20日雙方互相撤回大使,正式斷交。
要說躲到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強硬派有甚麼抗日的策略,看也看不出來。除了「焦土政策」及「以空間換取時間」外看不出有甚麼可勝利的端倪,只不過是「以不變應萬變」罷了。在國民黨強硬派高唱抗戰、犧牲到底的高調下,一些求取和平救國的人如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中心推動和平運動。在無法與強硬派討論和平建議的情況下,汪精衛也只有單獨同幕僚及親信走上了與日本談判的和平運動,曲線救國。而也從此被國共誣指為漢奸,而蔣介石則被捧為民族的救星。
當時不只國民黨對抗日無一致的策略,日本對華也無整個政策。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文人政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而即使在日軍中,陸海空三軍也有很大的歧見,即連同一軍種中也頗有不同的意見。求和的日本文人政府在戰爭開始出現膠著後有了轉機。日方於1938年後開始重主和而非主戰,而這也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搭上了線。從1938年開始汪精衛等人開始與日本於東京、香港、上海、河內等地談判和平的條件。本來談和也是蔣介石於私底下同意但公開表明反對的。但在與蔣介石為此爭執不下後,汪精衛於1938年年底離開重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蔣介石也開始展開由特務頭子戴笠主導的對汪精衛的暗殺計劃。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人到河內與日本進行和平會談。此時國民黨的特務誤以為居住於大房間的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 (法國文學博士) 為汪精衛而殺死了他。1939年1月18日汪精衛的外甥沈次高也於澳門遭暗殺。汪精衛與日本的和談曲曲折折。日方的原意是要他在非占領區設立一個政府,但由於雲南軍閥的臨時變卦使汪精衛臨時出擊,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等於要日本取消兩個傀儡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本於1939年6月5 日同意新政府的組成。
1940年3月20 日,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日本的抗議下,汪精衛的新政府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三角巾。1940年4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儀式。中日雙方的文武要員及市民皆參加了。汪精衛在讀完《還都宣言》後,他及親信都留下了眼淚。
汪精衛走上了被人視為漢奸的和平之路,證據顯示他是在屈辱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的。相對之下的蔣介石高喊抗日,但私底下也與日本展開極為秘密的和談工作。從陶德曼的調停到蔣介石派戴笠手下冒充為國民黨高官到香港與日本的會談,及其後有名下是汪精衛的人但私底下卻是蔣介石人員的南京考試院副院長繆斌。繆斌以佐藤為名到東京從事談判,名為「佐藤工作」。戰爭結束後駐日美軍發現這「佐藤工作」的文件。蔣介石趕緊下令將繆斌處死以殺人滅口。和談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如果你要當「民族救星」的話。
要詳細閱讀的人請參考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及朱子家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