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美國行的省思之一 19世紀初年的美國民主政治 —–《美國的民主》至今仍有其切實性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美國與歐洲都處於一個急速變化的轉型期中,尤其是美國的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或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4/19/1775-9/3/1783)與法國革命(5/5/1789-11/9/1799)表現的特別顯著。兩者都有其歷史上的意義。接著而來的拿破崙所發動的一系列的戰爭(5/18/1803-11/20/1815)也引起英國與美國1812年的戰爭(War of 1812,6/18/1812-2/18/1815)。這都顯現了美國與歐洲事務的互動與關聯。美國的獨立建國及民主共和的建立引起許多歐洲知識分子的好奇,因為這是當年在歐洲君主政治下的一個嶄新的社會政治實驗。而確實也有一些智識份子到美國考察並為文著書。這其中最有名,而也可能影響最深遠的是一名法國貴族裔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7/29/1805-4/16/1859)。

托克維爾生於拿破崙自己封冕為皇(12/2/1804)的第二年。他的父母於法國革命中的恐怖統治時期(Reign of Terror,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曾經入牢過,而兩人也都差點被送上斷頭台。托克維爾母親的家屬是有一些人被送上了斷頭台。可以想像的是他的父母同許多法國貴族一樣,都認為法國革命是個偶然(accident),也是個錯誤(mistake)。是偶然,因為如果法國貴族政府能善於處理政治,則革命不應該會發生。是個錯誤,因為民主打掉了他們所認為珍貴的事務(De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exception. The Economist, 8/9/2018)。但托克維爾有與他父母不同的想法。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一個趨勢,代表了未來。

對政治有興趣的托克維爾有良好的身世教養,也有良好的教育,又是貴族裔而有父母的身家關係,本應是政治前途大好。但在那個動亂的年代,貴族身世固有其優點,但也時而有危險。深信自由與民主的他在一次政治生涯的危機中,感覺到前途可能受挫。於是藉著那個機會向政府申請到美國考察獄政,結果獲准了。1831年4月,托克維爾與他的終身好友柏馬特(Gustave de Beaumont)出發到美國做考察。名義上是考察獄政,但他們兩人的興趣都在於觀察、了解、與分析美國這個新獨立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在1831/1832年的九個月中,他們兩人由東岸到密西根,向南到紐奧爾良。他們搭乘汽船,馬車,也騎馬,也划獨木舟。他們參觀了各級政府,拜訪了200人。包括當時的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也拜訪了前總統亞當(John Quincy Adams)與最高法院的法官(Joseph Story)。在訪談中,托克維爾的紀錄多達14本冊子。

1832年,托克維爾與柏馬特回到法國。他們很快就出版了獄政考察的報告書(On the Penitentia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rance),主要由柏馬特操刀。托克維爾則積極的從事他對美國民主制度所了解的分析著作。1835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的首冊。這本書於幾年內就被翻譯成英文、比利時文、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丹麥文、及瑞典文。也為托克維爾帶來了一筆小財富。1840年他出版了《美國的民主》第二冊。這本書的全集也備受好評。很快的就在美國被看成是一本經典著作。帶有社會學、政治學、及歷史眼光的他所寫的這本書,也成為目前的學者想要了解19世紀的美國民主政治的最佳著作。

托克維爾記敍了一些生活小節上的觀察。如美國人很早就吃早餐,餐點卻相當的落後而很少有葡萄酒。生蠔的吃法也與法國不同。而女人則於婚後失去她們的自主獨立而重貞節。本身雖也有宗教信仰而也重視他的天主教信仰,但他對美國人的相當虔誠與重視宗教感到訝異。托克維爾對宗教的態度多少與伏爾泰所說的,宗教不一定代表真理,但宗教是一個「有用的信仰」(croyance utile, useful belief)。也就是說,宗教有它良好的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但未必代表真理。

但托克維爾最主要的觀察是美國的民主制度與運作。民主的兩個主要成分是自由與平等。他見證了美國報業與出版的自由尤甚於法國。他也看到美國人相當的平等對待。見面以握手寒暄開始,而幫傭的人也有如鄰居到你家幫忙一般,沒有明顯的主僕關係。這對於貴族出身的他之習慣於歐洲的繁文縟節自有其新鮮味。但他也看到了這種平等只限於白人男人,而不包括女人,黑人,與印地安人。他不了解雖然基督教文明早已廢除了奴隸制度,但為什麼在自由民主而又重視基督教信仰的美國,卻採用了奴隸制度。在賓州,他也看到了自由黑人被威脅不得參與投票。但他也對黑人與白人能否同化頗有疑問。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他們看到了一名聯邦官員「依法」(Indian Removal Act of 1830)帶領一群印地安人(Choctaw Indians)由林中走出來。這群印地安人「同意」被「驅逐出境」到那時被界定的「印地安領域」(Indian Territory,目前的奧克拉荷馬州)。當印地安人登上船而船隻開始離去後,知道不能跟隨而被拋棄的狗兒們紛紛跳入冰冷的水中,游向船隻,要跟隨他們的主人。那一幕對他們相當震撼。

除了上述平等的一些問題外,托克維爾也看到美國民主政治的一些問題。民主政治在實行上也非那麼良善完美而是個萬靈丹的。在書中,托克維爾也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做了深度的分析探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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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及陣亡者的記憶之一 法國凱旋門的今與昔 —–人類戰爭紀念物的演變

記憶是生物頼以生存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人類社會裡,記憶是以歷史敘述的方式出現。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基於歷史敘述的脈絡延續下去。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代,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是沒法存活下去,而最終都會遭受到被消滅的厄運的。中華帝國境內的許多少數民族終皆遭到滅族的結果。遠的不說,台灣的平埔族之被「消滅」(同化)掉,就是本身缺乏歷史敘述及認同的結局。

歷史的敘述不只是口傳或文字敘述而已,也包括建築,標竿及物件。

其實也不僅止於一個民族的認同與生存有賴歷史,宗教也如此。在當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約旦境內就保有許多與耶穌基督有關的聖地,也皆成為基督徒朝聖的所在地。而在佛教,阿育王在世時就於佛陀誕生,成道,第一次轉法輪及最後入湼槃(逝世)之地,廣立紀念碑。讓後人得以景仰及朝聖。阿育王所建立的紀念碑雖不能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但它卻顯示紀念碑—-一個具體的歷史証物—-在人類共同記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人類歷史上提供了一個記憶凝聚的所在,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做敘述,使後代的人能了解該民族(或宗教)的共同歷史。

在人類的歷史記憶裡,戰爭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戰爭也留下許多紀念物。但在古代,戰爭的勝利是一個君主的勝利。就以羅馬帝國而言,在羅馬就建立了很多不同帝王所要彰顯其豐功偉業的戰勝紀念碑。如  Trajan’s Column, Arch of Titus, Marcus Aurelius Column, 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 Trajan’s Arch at Benevento,…. 等等。而在中國的唐朝以來,各朝各代也都或多或少的有忠烈祠的設立。要的就是表彰這些為皇帝而死的「忠臣烈士」。

在現代,戰爭常常加速或改變一個社會的演化方向,使身歷其境的人都會共同經驗那個陣痛及社會的巨變。尤其是當今參與作戰的軍人大都由平民社會徵招而來。不管因戰死或活著回來,軍人的經驗也多少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氛圍。而也如此,在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類對戰爭的記憶方式開始漸漸以陣亡將士及退伍軍人為主,而非君主。這個轉變以法國巴黎的凱旋門(Arc de Triomphe)為最佳的代表。

法國革命後廢除了君主制與貴族世襲制而建立了共和。但法國革命也動亂了十年(1789-1799),直到拿破崙的掌權而自立為皇(1804-1814)。在拿破崙掌權期間,他發動了對歐洲各國的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而捷訊頻傳。拿破崙的勝利固源於他的軍事奇才,但更因法國軍隊那時已多多少少是個「共和軍」,有法國民族意識,而不只是一個君主的傭兵。1805年 12月2日,拿破崙擊敗了奧、俄、神聖羅馬帝國的聯軍(Battle of Austerlitz),這時是拿破崙事業的高峰。1806年,他委任交付凱旋門的建造。但凱旋門的建造也因法國政局的變化而終止一段時間,直到1830年代才完成。凱旋門壁上刻有每個法國戰勝的戰役名稱及領導的將軍之名,一般軍人則不被包括在內。

從凱旋門的建造完成後,它便成為法國軍方及國家的象徵。在每次的戰役勝利及每年國慶(7月14日巴士底日,Bastille Day)的軍隊遊行都會以凱旋門為中心。既然是凱旋門,打敗法國的戰勝國也會到此「凱旋」一方。普法戰爭中勝利的普魯士軍隊(1871)及二次大戰中打敗法國的德國(1940),也都到凱旋門慶祝他們的勝利。二次大戰歐戰結束後,聯軍與法軍也都以凱旋門為慶祝的中心(1944)。

凱旋門的設計本來是要給軍隊遊行通過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死傷慘重,而許多軍人的遺體也無法辨認。許多軍人慘死他鄉,而家人也無從埋葬招魂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Armistice Day,1919年 11月11日早上11點)的隔年, 1920年11月11日,凱旋門的拱門下埋葬了代表無名軍人的六個棺木而成無名軍人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也點燃了追弔的火焰(Memorial Flame)以慰靈。二次大戰後,無名軍人墓成為悼念不只第一次,也包括第二次大戰中陣亡的無名軍人。無名軍人墓建立後,遊行隊伍不再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尊敬。即使在納粹德國戰勝法國而行軍凱旋門時,他們也避開通過凱旋門以表示對陣亡軍人的敬意。雖然是敵國,敵軍,但對陣亡軍人的尊敬是沒有分別的。

法國革命及拿破崙的攻打歐洲對整個歐洲,及後來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許多歐洲帝國倒的倒(如神聖羅馬帝國),衰弱的衰弱(如西班牙帝國)。但法國革命自由、民主、博愛的口號及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振奮了許多封建國家的人民,而於歐洲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民族國家的建國運動,及自由民主現代觀念的爭取與推廣。而在這個由封建社會轉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凱旋門成為各個戰役及陣亡將士的象徵。原本只是為誇耀戰役的得勝及領導的將軍而設立,在一次大戰後也因感念無名軍人而為無名軍人設立墳墓。凱旋門不再是凱旋而以,它已成為人們對戰爭及陣亡將士的悼念。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