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的獨立與分治之六 分治與獨立的重創與鉅變 —–宗教,人物,與形勢

1947年發生在南亞的印度與東西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是人類史上少見的人口大遷徙與屠殺。這場巨變與災難雖說都烙印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及1971年與西巴基斯坦交戰而獨立的東巴基斯坦,目前的孟加拉)人的腦海與心中,但許多人也大都避免談及那段慘痛野蠻的歷史。70年後的今天,在印巴邊界的印度城市阿姆利則(Amritsar),則將於2017年9月揭幕「劃分博物館」(Partition Museum)。而同時,也有一些自願人士(Guneeta Singh Bhalla 領頭)開始做口述歷史而建立檔案(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

兩千萬人的流離失所, 50萬到150萬人的死亡,約7萬5千名婦女遭強暴,及10萬名婦女遭綁架。說來都是統計數字,一個不是很精確的統計數字。但每個數字後面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在那個重家族名譽,而視婦女被姦殺是對全族的侮辱的文化裡,許多婦女為了保貞節而自殺,而許多屠殺是自己人幹的。一個錫克教徒的族長在全家族面前屠殺了自家26名婦女與孩童,以避免婦女遭受對方的姦殺,或孩童被養成對方的宗教。也有一名醫生被醫院裡的女性工作人員要求,要淪陷前請殺死她們以保貞節。而在暴徒要攻入醫院之前,這名醫生槍殺了七名婦女醫療工作人員。這些行兇者事後都有惡夢及不安,但卻也都合理化了他們的作為。雙方都有加害者,也有被害者。有如一名經過那場慘變的作家(Saadat Hasan Manto)所說,雙方都成為偏執、宗教狂熱、動物本能、與野蠻的奴隸(human beings in both countries were slaves, slaves of bigotry….slaves of religious passions, slaves of animal instincts and barbarity)。

促成分治及巴基斯坦的產生的主要人物是金納。他是一個冷靜而相當冷酷的談判對手。他原本也其實同尼赫魯一樣是強調世俗(secular),而非宗教的。他本身不常上清真寺,衣裝也是西式而非穆斯林式的,娶的也是個衣裝帶有挑逗性的非穆斯林,而他也不是不吃豬肉的(William Dalrymple: The Great Divide, The violent legacy of Indian Partition. The New Yorker. 06/29/2015)。在戰後領導印度獨立的三人中,尼赫魯也是主張世俗而非宗教的,甘地雖強調包容但他卻也是最具宗教意味的。甘地聲稱他的抗爭受到印度教、耆那教(Jainism)與基督教的影響。而事實上,印度人給他的尊稱—聖雄,本身就帶有宗教的意義。在1920年12月的國大黨會議上,金納稱甘地為先生而不稱他為聖雄甘地時,他被大都為印度教徒的人噓下台。

獨立後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印度走的是民主的道路。當1948年1月30日,一名狂熱的印度教徒(Nathuran Godse)認為甘地太寬容穆斯林,是個背叛者,而刺殺了甘地。這個暗殺強化了世俗派,而排擠了宗教的極端主義者。獨立前印度就開始籌備制憲會議,而最終於1949年11月26日通過憲法,使印度成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另一方面的巴基斯坦,被認為強人與國父的金納則於獨立後的一年多去世(9/11/1948)。巴基斯坦的首部憲法 (1956年通過),也多少受到印度通過新憲法的刺激。但巴基斯坦的產生是因為伊斯蘭教的關係,而也要考慮到伊斯蘭律法(sharia)。加以一開始就是強人金納的緣故,巴基斯坦日後也都走上軍人干政及獨裁的道路。

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獨立,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與非暴力抗爭,固然對喚醒印度人的意識與動員組織有很大的助力,但其力道看起來是無以推翻大英帝國的。戰後的大英帝國雖說是個戰勝國,但在二次大戰中遭到日本帝國與納粹德國的重挫。戰後的英國也沒有那個能力與元氣去處理殖民地的事務了。而事實上,沒有「甘地」的前英國殖民地,如約旦(1946)、斯里蘭卡(1948)、緬甸(1948)、埃及(1952)、及馬來西亞(1957),也都紛紛獨立了(Susmit Kumar: Modernization of Islam and the Creation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2008)。也不只大英帝國,當年殖民東南亞的法國也撤出了亞洲。而戰後當上全球超級強權的美國也說明她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在這種背景下,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也變成很順勢自然的發展。

但大英帝國的撤出印度(及巴基斯坦)卻也是很倉促而缺乏規劃的。在英國議會忙於7月18日通過印度獨立法案後,英國派一個從沒去過印度的倫敦法官雷德克里夫(Cyril John Radcliffe, 3/30/1899-4/1/1977),到印度去負責印度與巴基斯坦邊界的制定。雷德克里夫負責兩個邊界委員會(boundary committee);一個分割旁遮普,一個分割孟加拉。每個委員會各有兩名穆斯林及兩名非穆斯林人員。當兩方爭執不下時則由雷德克里夫做裁決。只一個月的時間要做這個決定是很倉促的。最後的結果在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的獨立日)公布。但也有一說是在印度獨立後的兩天才公布(1947年8月17日)。看到因分治而產生的慘劇的雷德克里夫,最後拒絕領取他3000磅的薪水。

整個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治與獨立,說來也是一個內因與外因混合激盪的結果。印度長年的抗爭已由要求在治理上的改善到追求自治與獨立。而甘地的運作也激發了印度的民氣,但他及英方都無法說服個性極為強悍的金納。加以大英帝國在戰後已成支離破碎的情況,急於由世界各地撤出。形勢是比人強,但形勢卻也大都是人所造出來的。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四 從東印度公司到英國統治的印度 —–許多飢荒所顯示的問題

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之建立倒也不是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博觀計劃的。大英帝國的建立有一大部分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大英帝國的統治印度是一個最佳的代表。(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進入17世紀時,原本掌控從亞洲進口香料的葡萄牙開始式微。這期間,荷蘭、英國、及法國也都加入了這個貿易戰的搶奪。1600年,英國商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印度為中心。荷蘭商人也於1602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做貿易的競爭,但建基於印尼。當時的印度在蒙兀兒王朝的統治下。英國商人為了求取貿易,爭取而獲准設立通商口岸。這些通商口岸最後發展成孟買、加爾各答、及馬德拉斯(Madras,目前改名為 Chennai,清奈或欽奈)。

促成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擴張的是蒙兀兒帝國的衰弱與內亂。在十七世紀下半個世紀,統治蒙兀兒帝國的奧蘭哲帝王(Aurangzeb, 11/3/1618-3/3/1707,統治期間 1658-1707)大舉迫害印度教徒,而造成至今都未停歇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打鬥。由於印度的動亂,迫使東印度公司必須建立軍隊以保護通商口岸,以防範地方王公及土匪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逐漸擴大,並掌控了越來越多的領土。但此時法國也加入了印度的角逐。人手不夠的法國以歐洲軍隊的建軍方式訓練當地人成軍作戰(稱為 sepoys),倒也相當有效而漸漸掌控了南印度。有鑒於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訓練當地人建立歐洲形式的軍隊,以與法國及印度的一些敵對勢力作戰。在歐洲以英法為首的兩大陣營的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有海權優勢的大英帝國贏了,也結束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在七年戰爭中支持法國的蒙兀兒王朝自然也受挫。本來就只是靠聯盟,而非直接統治的蒙兀兒帝國,到18世紀中已名存實亡,而到19世紀中葉正式走入歷史。

十七世紀一直在印度擴張並獲利甚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管理上卻是很鬆散,而且相當腐敗。印度的氣候及疾病也使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死亡率超高,而許多人也急功近利的能撈就撈,並收賄無數。當時英國的一個貴族平均年收入800英磅,但有個成功的軍官(Robert Clive)因為在印度打勝戰,紅利高達211,500英鎊,外加每年27,000英鎊的薪水。一些想申請到印度「經商從軍」的英國人,有些也行賄高達2000英磅以求錄取。(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也因為這種鬆散與腐敗的作風,東印度公司最後也面臨破產而得向英國政府貸款。當債主的英國政府也漸漸的介入印度的事務(1778-1857 )。1857年,由於印度教軍人誤以為步槍所使用的潤滑油是牛油,而回教軍人誤以為是豬油,因而挑起了印度對東印度公司的叛變(Great India Mutiny)。最後平定動亂的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而由英國設院直接統治(British Raj,1858-1947)。在大英帝國統治下,也只有60%是直接統治,40%是透過聯盟而間接統治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話線也都非經過詳細規劃,而是在有危機後才匆匆忙忙開建的。也由於這個鬆散與腐敗的原因,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是最容易發生飢荒的(Jon Wilson: The myth of ‘strong’ British rule in India)。

由於農業技術的落後及缺乏灌溉系統,若再加以雨季(monsoon)不順的話,則農災是很容易發生的。在蒙兀兒王朝統治時期,農民得繳10-25%的貢(tribute)。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取代蒙兀兒王朝,而一般農民不知下,貢(英國不稱其為税tax,而延用貢一詞)被提高到50%。在過去農業欠收時,蒙兀兒的統治者會酌量減貢。但英國仍堅持50%的貢稅。也因此在孟加拉一地就於1770,1783, 1866, 1873, 1892, 1897,及最後的1943-1944都發生饑荒(Rakhi Chakraborty: The Bengal Famine: How the British engineered the worse genocide in human history for profit)。

飢荒發生的原因還多少源於作物的變化。為了增加外銷市場及利潤,英國鼓勵經濟作物的栽培,而不是米糧蔬菜的耕種。經濟作物如藍靛藍染(indigo dye),茶葉,及鴉片等。1770年的飢荒估計死了1000萬人。最近一次的1943年由於是二次大戰中,緬甸在日本的佔領下,切斷了孟加拉與緬甸的貿易,使飢荒惡化。1943-1944年的孟加拉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二百萬到七百萬之間。一向視印度人為草芥,而認為印度人咎由自取的邱吉爾(他說:I hate Indians. They are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將原本要救援孟加拉飢民的糧食與醫藥轉送到歐洲戰場。在德里的英國殖民政府向邱吉爾報告飢民的慘狀而向他求援時,邱吉爾回復道:那為什麼甘地還沒死(Then 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東印度公司,及後來接棒的大英帝國之進軍印度為的是利潤及後來的領域掌控,而做法則是財迷心竅。一開始固然有入境隨俗及平等對待的一派,但後來顯然是歐洲優越主義派占上風。而當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加入印度的「開發」後,更增加了與當地原有宗教的摩擦與對立,及歐洲優越主義的行徑。飢荒反應了這整個只求取獲利,殖民壓榨,缺乏全盤規劃,及視被殖民的印度人如草芥的作風的結果。

李堅

 

 

禁食。贖罪。抗議。行動 — 聖雄甘地與人格者林義雄

禁食在歷史上是宗教的修行法則之一。聖經雖然沒有特別提到禁食的必要,但卻也提及禁食在修行上的幫助。有些基督徒也認為耶穌與摩西四十天的禁食是一個修行的典範而認為修行者應不定期的採取禁食以贖罪,祈禱,讚美上帝。除卻基督教外,印度教與佛教也都有禁食的修行方式。印度教徒在特殊的日子,如滿月或節日採取禁食以表示對這俗世的拋棄而著重於精神上的層面,但也強調禁食對養生的重要。佛教徒也有南傳佛教出家人的過午不食。密宗修行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短期閉關 (稱為 Nyung Nay) 也有一天禁食 (過午不食),一天絕食 ( 連水都不喝 ),而連續下去幾個單元的修行方法。回教徒也有齋戒 ( Ramadan),是個重要的節日。宗教禁食的重點都在贖罪思過,洗滌心靈,提高精神層面。

但禁食在進入了二十世紀後開始有了社會上及政治上的意義。最具代表的可能就是甘地了 (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0/2/1869 – 1/30/1948)。甘地於年輕時 (1893 – 1914) 在南非當律師,積極的介入民權運動而於1914年被南非的印度人尊稱為聖雄 ( Mahatma, 梵語,意為尊貴,高尚靈魂) 。甘地於1915年回到印度。他組織農民及市民階級向英國殖民者進行抗稅,反歧視,並爭取自治獨立。甘地一生禁食很多次,有記錄的就約有三十次。他禁食的理由從贖罪,洗滌靈魂,抗議工人的待遇不公,社會的動亂,監獄的待遇到種姓制度等等不一而足。1943年一個英國記者訪問甘地時,甘地就說他禁食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是贖罪。第二是他認為禁食是一種行動,一種非暴力的抗爭。第三則是抗議。甘地深知印度人對他的尊敬,他們不願看到一個聖雄因禁食而受難,或可能死亡。這也給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莫大的壓力。甘地最後領導印度走上了獨立之路,但他無法阻止回教徒的要求分治。1947年8月英國同意印度獨立但也將印度瓜分為印度及巴基斯坦 ( 當時的孟加拉稱為東巴基斯坦 )。印度的瓜分引發人民的流離失所及難民潮。1948年1月12 日,78歲的甘地進行了他一生最後一次的禁食,希望宗教和解,並希望印度能補償巴基斯坦的損失。有些印度人認為甘地對巴基斯坦讓步太多。1948年1月30日他被一個印度民族主義人士在近距離內開槍打死。

甘地的禁食牽涉到宗教,社會及政治的層面。但於1981 年的北愛爾蘭發生了一起純粹是政治因數而禁食致死的案件。北愛爾蘭共和軍的 Bobby Sands ( Robert Gerard “Bobby” Sands, 3/9/1954-5/5/1981) 因軍火案入獄。從1972年開始英國與北愛爾蘭的共和軍本有個協議 ( Special Category Status) -– 他們視入獄的北愛爾蘭共和軍為戰俘,而非罪犯。但當英國政府於1981年取消這種待遇時,Bobby Sands 與其他九名共和軍人員於監獄內展開禁食抗議。從1981年3月1 日開始禁食的 Bobby Sands 於拖了66天後死於1981年5月5日。這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關注與對鐵娘子柴契爾 ( Margaret Thatcher, 10/13/1925 – 4/18/2013 ) 主政下的英國的抗議。事件後北愛共和軍勢力增加,但也加深了天主教與新教徒的對峙與抗爭。

2014年4月22日,林義雄開始進行他呼籲停建核四的禁食活動。據聞他本是要提前禁食的但遇到太陽花學運而延後到4月22 日。林義雄選擇在地球日這天開始,地點則是1980年2月28日他母親及雙胞胎女兒受害的地點,訴求是停建那個危險,耗費龐大,不需要而人民又不支持的核四。林義雄不會不知道馬江金集團的冷血,奸詐及悍拒民意。他們不會是林義雄的訴求對象。年輕時就引用羅素「我隱隱地看到一個充滿喜樂的世界,在那裏心靈得以擴展,希望無窮」的林義雄是個理想性很高的人而也被台灣人尊為人格者。他曾說政治犯都對家人有愧疚,因為家人因政治犯受難而跟者受難。以林義雄來說,他的母親及雙胞胎之慘死更令他難以忘懷。選擇在義光教會多少有贖罪的意味。選擇在地球日以反核為的是給未來的台灣子孫一個清靜安全的家園及乾淨的政治。林義雄也明示「如果我有不辛,請親友了解,是他們殺害了我」。我們也知道「他們」也殺害了林義雄的母親及雙胞胎女兒,「他們」也把當時人不在高雄的林義雄用高雄事件判刑。林義雄已開始禁食了,跡象顯示他的心情是平靜的。

林義雄禁食一事在台灣是未演先轟動。這事對反核及其他社會政治問題的影響大家都相當關注。其影響力是可預見的,但更難以預料的是動態的發展。2010年12月18日突尼西亞一個小販在官署前的自焚引發了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 –- 阿拉伯之春。而就在台灣的2014年3月18日,有誰能料到張慶忠的三十秒強度過服貿會引發台灣史上最大的學運而帶動了整群新世代年輕學子的介入社會政治運動。林義雄的禁食有宗教性,行動性與抗議性。性質與甘地的禁食是類似的但有異於Bobby Sands的強烈政治訴求。林義雄是不願見台灣有動亂的,但在對抗專制政權的道路上,林義雄已選擇了他的戰場。人格者以禁食的方式,選一個非關藍綠但關切到台灣社會的安全、和平與清廉政治的核四續建問題來觸化整個台灣社會的和解、共存與進步。

註: 本文原寫於 04/22/2014 林義雄開始禁食那天. 今天 (04/30/2014)欣聞他已停止禁食並宣言將繼續為台灣的民主與主權繼續奮鬥。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