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五 一個失敗的典範 —-從脫亞,返亞,到地區整合

日本處於亞洲大陸的離島邊陲地區,雖然也有漢化,但明顯的沒有韓國來的深,而也在孤立下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與習俗。但在歐美勢力進逼下的早期,日、韓、中三國常被西方列強列為一談。而事實上,日韓中三國之改革人士也常互通有無,齊擕共進。1885年3月16日,日本的《時事新報》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脫亞論」(だつあろん)。

「脫亞論」雖然沒有署名,但一般咸信作者是大力弘揚西洋文明,而目前是日本萬元大鈔的票面人物—福澤諭吉。文中說:「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 …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又說,「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沈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結語是,「…與其坐等鄰國的文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個思想人物。這篇文章的結尾也被一些人解釋為其後日本的合理化了對韓國與中國的侵略。後來也有人將之延伸為托亞入歐。說脱亞,當然是意謂原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要求脫離。但日本不是亞洲的一部分嗎?

問日本是否為亞洲的一部分,其實類似於問英國是否為歐洲的一部分。同處離島邊陲的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一向是若離若合的。最近的脫離歐盟(Brexit)更說明了這種歷史的心理層面。福澤的「脫亞」說的只是脫離中國與韓國。而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及韓國沒有什麼特別關聯。中南半島除了自己的文化外,所受的是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由英文名印支半島(Indochina)可見一斑。而菲律賓以南人民所認同的不是東亞或遠東,而是太平洋島嶼民族(Pacific islanders)。嚴格說來,福澤以日韓中三國為一體而有脫亞之說,實際上要的只是脫離中韓而已。將脫離中韓說成脫亞,在文義及觀念上都會產生誤導。

在地理上,日本當然是亞洲的一部分。基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而企求用「日(當時包括台灣與韓國)滿華」為主體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最後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而結束。這個曾於當年掀起許多反西方殖民的亞洲人的熱烈反應,而於1943年11月的大東亞會議中達到巔峰的大東亞共榮圈,最後也煙消雲散的了無痕跡。

日本帝國打的是反對西方殖民政權的泛亞思想,但在作為上卻是侵略與奴役。這種雙重標準的做法不只當年的亞洲人,連日本國內一些反戰的人(如重光葵,7/29/1887-1/26/1957。在密蘇里號上代表日本帝國簽降書的外相)都注意到了。貫穿於根本的則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延伸與種族主義的思惟。

走進日本的傳統房子都有個玄關,脫鞋子的地方。不將外在的不潔淨帶進潔浄的內部。一般家庭浴室也分內外室,將要洗的衣物置於外室,而不帶進要潔淨身體的內室與乾淨的風呂。日本文化中有很強的內外之分,也重潔浄與秩序。一個程度上與重潔淨與秩序的德國相當類似。但這種內外分明的文化多少也定調了大和民族與非大和民族,浄與不浄之分,秩序與紊亂之分,及內外之分。總的來說,會出現排他性而缺乏包容性。

二次大戰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在美國當年也有極少數的人注意到了。在1942年的紐約時報雜誌上,賽珍珠寫道:「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惟都是過時的。」(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當年遭受西方列強歧視與壓迫的日本帝國,在對種族主義的列強反彈下,自己也走上種族主義的道路。雖然日本成功的驅逐了西方殖民列強,但亞洲人所得到的卻是另一個新的殖民者,而非解放與獨立。高喊反對西方種族主義的日本,最終也走上歧視亞洲人的道路。

大東亞會議時西方列強已都被逐出東亞與東南亞,而日本帝國也於四處介入一系列的戰爭。軍國主義下的日本,戰爭成為一切。當時日本在前西方的殖民地只做相當有限的政治與文化運作,談不上社會改造與未來的建設遠景。戰敗自然代表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束。大東亞共榮圈的正面在於地區的整合這個觀念,而地區的整合在戰後如歐盟、東南亞公約組織、亞太經合會議、及還在談判中的泛太平洋貿易組織(TPP)等都代表了這個趨勢。要整合,重要的是平等對待,溝通協調,互惠互利,有容乃大。在這個觀點上看來,大東亞共榮圈是一個失敗的典範。   (系列完)

李堅

大東亞共榮圈的起落之一 歐美勢力進逼下中日的不同反應 —-走上往外擴張的軍國主義路線

15世紀到18世紀是歐洲人到處開發探險,「發現」新領土並往外殖民的的年代。這股往外掠奪的歐洲勢力可說所向無敵,從美洲大陸、澳洲、非洲、印度、到東南亞都一一淪陷。當這股勢力,夥同日後興起的美國,抵達遠東時,清朝下的中國、韓國、及日本都無應付的能力。如何去面對這股外來的勢力,也於當時的中日掀起了不同學派的討論及策略的爭執。

這種東西勢力的對衝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無論東方或西方都非單一勢力。中國歷史上固然有戰國時代的合縱連橫。但不論是六國聯合對抗秦國的合縱,或是企求與秦聯合的連橫,雖然六國之間各有矛盾,但秦是大家共同的敵人。但在進入19世紀後的東西交會中,弱者的東方議論紛紛,而強者的歐美也非夥同一致的。

歐洲不是如中國般的大一統的國家。在歷史上戰亂頻繁,也透過皇親國戚的聯姻來結盟。而在這一系列的戰亂中,社會、文化與科技的變革也一再的產生。首先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接著而來的科技發明及日後的工業革命也一再登場而改造了世界局勢。1648年 4月24日所簽訂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西伐利亞和約雖然大扺結束了歐洲各國都參與,而死傷慘重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但三十年戰爭的結束並不就代表歐洲的和平與相安無事。歐洲各國的戰爭與奪利也延伸到海外的市場與殖民地的搶奪。

歐洲勢力的往外掠奪有如幫派的爭奪地盤,如果能夠獨吞幹嘛要「分享」。所謂的「分享」也都是暗盤交易的結果。在東南亞,有多次交戰歷史的英國與荷蘭最終也劃分了他們在東南亞的勢力範圍:印尼屬荷蘭,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英國。而在南亞與中南半島方面,英國佔領了印度與緬甸,法國佔領了越棉寮。介於其間的泰國也因兩大勢力的交衝而得到有條件的獨立。清朝是塊大餅, 大到沒有一個列強有獨吞的能力,而只能夠簽訂通商條約,要租借地。19世紀末年加入掠奪的美國,也怕分不到中國這塊大餅而於1899年9月6日由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與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發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的主張。希望大家都能到中國「登門造訪,互通有無」,而有得吃,有得用,不要一個強權獨呑中國後使大家都沒得吃。

在歐美勢力的進逼下,面對危機的清朝及日本也有不同的反應。兩國在思想及決策上都有所對策,而也在學界及政界都激起了熱烈的討論。但總的來說,清朝的反應是老大僵硬而被動的,日本則採取了積極主動的角色。

有兩千年大一統文化觀的中國,在面對變局時常常是僵化的不知如何應變。也因而於歷史上都以改朝換代的形式來換成另一個大一統政權的產生。當19世紀末年以來,西方勢力逐日進逼下,中國的思想界也產生了傳統與西化的辯論,而也有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但到頭來是窮也不會變,變也不會通的有了義和團那種清朝所鼓勵出來的怪胎,導致了列強有藉口入侵的八國聯軍,最終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在日本方面,面對西方列強的進逼,目睹亞洲各國一一淪陷,而本身也於早期被迫簽下不平等條約後,傳統與西化的辯論也於日本國內展開。一方面是要將西方勢力都逐出亞洲的攘夷論。要獨立的亞洲各國都置之於日本的領導之下而成為「皇道樂土」的尊皇論。這也是頭山滿(5/27/1855-10/5/1944)的「黑龍會」的主張。一個極右翼的團體而多少也與中國的革命黨(孫文)有所聯繫。另一方面是較不右翼而帶平等對待精神,也支持「亞細亞連帶主義」的宮崎兄弟(宮崎八郎、民藏、彌藏、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他們是支持中國革命的。但也有一組日本人在中國做經營。這群被稱為「大陸浪人」的日本人包括民間人士、政治人物、及軍人,他們多少成為後來日本侵華的尖兵。最有名的就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浪速(川島芳子的義父)。除了攘夷尊皇的極端主義外,其餘多多少少都屬於興亞、亞細亞連帶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惟範疇,而也多少與孫文的泛亞論有所相通。

在這西化與傳統的辯論中,福澤諭吉(1/10/1835-2/3/1901,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的「脫亞論」及「文明開發論」,多少推動了日本與亞洲有共同基礎的佛教與儒家文化的走向衰弱,而走上日本與亞洲其他各國的對立,助長了日本大亞細亞主義後來轉變成為國權主義與擴張主義(廖代翔: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史耘」第15期, 2011年6月)。

有異於尚空談而光說不做的漢文化,日本文化多少是言說必行的。除了這些理論上的論述有異外,日本文化之有異於漢文化之處還在於她有一個優久歷史的武士道與尚武傳統。明治維新後也造成許多浪人(無主的武士)。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的軍人也日漸抬頭而最終走上軍國主義的往外擴張之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