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野山的巡禮之三 美麗而具有歷史意義的墳場 —–高野山的奧之院

高野山雖然有120間左右的寺院,但除了主寺金剛峯寺及壇上伽藍外,大部分的寺廟雖然也很美麗壯觀而且有其歷史背景,但不是觀光的景點,而許多寺廟的主殿也不對外開放。不過有一些建築因為造型或歷史意義成為景點:如大門(山門),德川家靈台,及女人堂等。目前僅存的一間女人堂是19世紀後所建的七間女人堂的唯一倖存者。這是因為過去高野山不開放給女眾,直到19世紀才開始容許在山門外建立女人堂供女性膜拜之用,目前僅剩下一間做歷史的見證。除卻這些之外,高野山最重要的一個景點是奧之院,也幾乎是每個觀光客都會去的。

奧之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墳場,而也可能是最美麗的。走在那古木參天的石板道上,你只會覺得它的優雅與寧靜,倒沒有什麼陰森的感覺。整個墳場雖然大都是人造的,但奧之院的設計與維修就如同一般日本庭園的造景原則一樣,盡量讓你覺得有如處於自然之中。就以眾多高聳入雲的檜木來看, 筆者在看了一則石碑之後才大概了解由來。一個於明治30年(1897年)所立的石碑上,標明了那個年代所種植的四萬株檜木。也自然的,走在那高大的檜木彬木林中,你只會覺得這「天然林」的美麗,但不知這是幾百年來細心栽培的結果。

奧之院全長約2公里,由中間往兩邊延伸的空間不大。在這裏面約有22萬個墳墓。正門有個「奧之院弘法大師」的石碑與兩個刻有「永代常夜燈」的燈籠。走過一個稱為「一之橋」(奈何橋?)的小橋後,便進入了奧之院。走在正中間的石板道上,兩邊都是高聳的樹林與密密麻麻的墳墓。在中間有個小橋—「中之橋」。走到底時經過「御廟橋」,便到達空海(弘法大師)的紀念寺廟(弘法大師御廟)。空海也葬於該地。對於空海的信徒來說,空海並沒有死,只不過是入定於三昧中等彌勒佛的降臨人間。也如此,每天早晨都有和尚送食物到弘法大師御廟做供養。

過去1200年來的日本歷史,多多少少都反映在奧之院的墳場裡。這裡面所埋葬的(或只是紀念碑)都是日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除去人物外,也包括許多大公司的要員與一些大公司職員因事故死亡者。日本的許多大企業在此都據有一席之地。也有不少職業團體(如寫真業界先賢萬靈之碑)及因天災人禍而死亡的。如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與2011年 3月11日的東日本大震災,甚至有「航空殉難者之碑」,在奧之院內皆有。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筆者在高野山的那段時日,正值東日本震災的八週年紀念日。當天早課後,一名法師(該寺的住持)循例在頌完經後到「信徒/觀眾」(觀光客)所坐之處,席跪在地上解說課誦過程及佛像的大要介紹。他先以日文說明,次以英文說明。在了解我是台灣人後,會說中文的他說他很感謝台灣人在東日本大震災後對日本的協助,他以日本人的身分致深深的感謝。

在奧之院所埋葬的名人中,除了現代較有名的人物外,許多是日本人耳熟能詳的歷史聞人,其中有些還是焚燒及破壞佛寺的人。如武田信玄,上彬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族。有些不見得是真的埋葬於此(如德川家康葬於日光),只不過是有個衣冠塚或是個紀念碑而已。許多日本的大家族(如薩摩島津家,德川家)也都有據點。每個墳墓都如傳統的日本墳墓一般,許多還都加有五輪塔,上面都有梵文。五輪代表了(由下而上)地、水、火、風、空。奧之院的埋葬倒也不是永遠的(可能有歷史價值或有觀光意義的會留下來)。奧之院的土地所有權屬於高野山的主寺金剛峯寺所有,租期50年,到期有議價續約的問題。

除卻名人,大公司要員,意外死亡,及職業團體外,也看到許多日本現代歷史的痕跡。許多二次大戰中的死亡軍人似乎都在此有所紀念。不只有部隊的單位,也有兵種(如獨立工兵第15聯隊之墓,山炮兵第15聯隊慰靈碑,海軍整備科豫備練習生紀念之碑,空挺落下傘部隊將兵之墓)。也有一個悼念滿州國(1932-1945)的墳墓—五族之墓,是1976年8月15日(終戰日)由「滿州國軍五族之墓奉讃會」所設立的。哀悼那一段失落的歷史。所謂五族指日本民族,朝鮮民族,漢民族,滿洲民族,蒙古民族。當年日本人殖民滿州國共約一百萬人,在蘇聯入侵滿州國的那段期間顛沛流離,許多人(包括台灣人)都被蘇聯押送到西伯利亞當勞奴。這一段歷史,同許多戰爭中的歷史(如1945年3月9日到10日間的東京大空襲)一樣,當事者都因為創痛太深大都避而不談。

走在那兩公里的奧之院中,感覺是平靜與美麗。雖知道它是個墳場,但不覺得陰森恐怖。置身於高聳的檜木林中,只覺得森林的怡靜。這種「森林」(雖然有一大部分是人造)是世界少見的,也難怪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光客。但你若看不懂漢字、日文,或對日本歷史沒有稍許的了解的話,則會失去了解它所代表的歷史層面。在高野山居住的那幾天,筆者去了奧之院兩次,但可惜還遺漏了許多有價值的景點與墳墓。奧之院也有英文解說員,可惜我不知道他(或他們)的時刻,失之交臂。高野山也有講英文的「奧之院夜遊」,在夜間訪走奧之院。有導遊解說歷史與一些有名的墳墓。筆者在去高野山之前沒有先安排好,而且因為要拖到晚上九點,怕影響第二天的早起早課,所以不克參加,算是一大缺失。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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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 —–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祕主義

善與惡是一念之差,神與魔是一線之隔。

歷史上有一些人及學者常走上邪惡的道路,而也可能不自知。當年希特勒身邊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的老師,而也教授過希特勒的卡爾‧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於1946年3月13日與他的太太雙雙走上絕路時,他留下的遺言是:他不要葬禮,不要訃文,不要弔文,不要墓碑。他要完完全全的被遺忘。

但要完全遺忘他等於忽略掉了他的故事對歷史的啟示。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

家裡都是學術背景但不富裕的他,選擇進入德國帝國陸軍官校。郝斯賀弗也成為凱撒威廉大帝年代的典型人物:受人尊敬的軍官,重學術,又是政府官員。也即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政府官員。1908年他被派到日本當駐日武官。在日本的四年間,日本文化,或更確切的說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對他有很深的影響。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代表了一個兩千年的舊體制能夠得到復興與恢復活力的例證。而1895年的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帝國用戰爭以達到國家目標的活力。他很欣賞日本重視紀律及尊老的教育體制,也很欽佩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視山縣有朋(6/14/1838-2/1/1911)為他的榜樣。被稱為日本陸軍「國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活躍於軍界及政界,而於退休後也運籌帷幄於幕後而被稱為「元老中的元老」。而這也是郝斯賀弗想要效法的。對郝斯賀弗而言,日本與德國是誠如兄弟。

本已會法文、俄文、及英文的他,到日本後也學了日文、韓文、及中文。對東方神秘主義有興趣的他也去過西藏數次。

從1911年到1913年,郝斯賀弗專注於他在慕尼黑大學的博士論文,而於1913年完成了「大日本:對大日本軍事實力,世界地位,與未來的省思」(Dai Nihon: Betrachtungen über Groß-Japans Wehrkraft, Weltstellung und Zukunft)。

1919年7月,郝斯賀弗為他的第二份論文(Habilitationsschrift)做辯護:「日本帝國於1854-1919年間的地緣基本輪廓(Basic Contours of the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854-1919)。隔月,他開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之名雖然之前已有學者提出,但郝斯賀弗卻也將一些名詞與觀念併湊起來而自成一家。他將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需要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以達到經濟自主(autarky)。他認為歐亞大陸若聯合起來,則可對抗英美所控制下的海權。他是支持德國與俄國要聯合的。他的學說雖然沒被希特勒完全採納(希特勒攻打了俄國),但卻也成為德國往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雖然不滿意德國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對象(奧匈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振奮了郝斯賀弗。他重新入伍而最終以將軍的官階退休。同當時的德國人一樣,他對戰爭的結果是深深不滿的。德國不但戰敗了,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領土,並要負擔巨額賠款。他也指責猶太人之不為德國民族(Volk)効命奮戰(郝斯賀弗的太太是半個猶太人)。他原本輕蔑的對象是東歐的猶太人,但後來也將箭頭指向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指他們是叛國賊。

從墨尼黑暴動到《我的奮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德國進入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凱撒威廉大帝則避居荷蘭。戰後的德國是一片混亂與蕭條,社會充滿了不滿與各式各樣的聲音與組織。1923年11月, 2000名德國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又名納粹黨)人員走上慕尼黑街頭進行奪權,與警察對衝而發生暴動。這個慕尼黑暴動(Munich Putsch。也稱啤酒屋暴動,Beer Hall Putsch)失敗後,納粹黨的領導人希特勒與副手赫斯都被判入獄五年。是郝斯賀弗學生而兩人交情良好的赫斯,原本落跑到郝斯賀弗家中避難,後來逃到奧地利。但在郝斯賀弗的勸導下投案入獄,以與「主人」共患難。被關在藍斯柏格監獄(Landsberg Prison)的希特勒與赫斯,最後只服刑共六個月。在那六個月中的每星期三,郝斯賀弗都會從慕尼黑到50公里遠的藍斯柏格監獄,為希特勒與赫斯做親身授課。他帶尼釆、馬克思、一些歷史學家、政治人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書給他們讀,也教他們地緣政治的理論。也由於赫斯的拉線,使希特勒可以學習到一些學術上的理論,而用之於他的政治成見與種族主義,使納粹的偏見與種族主義帶上了「科學」的色彩。在這一段時間,在赫斯的幫助下,希特勒發表了《我的奮鬥》(Mein Kampf)。

墨尼黑暴動事件及其審判過程使希特勒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我的奮鬥》一書的出版更使他的理念傳遍德國。1933年希特勒選上德國總理後,郝斯賀弗的聲望也如日中天,到處掛名掌職。而他的半猶太太太及兩個兒子也都由赫斯以「榮譽日耳曼人」的保護信函予以保護。這期間,他也致力於日本與德國的關係之強化。許多雙方的要員也常在他家會面。為了對抗蘇聯的第三共產國際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簡稱),1936年 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議」(Anti-Comintern Pact)。穿針引線的是郝斯賀弗。二次大戰初期,納粹德國無往不利,而郝斯賀弗也深受鼓舞。但當1941年5月10日,沒有經過希特勒許可的赫斯,獨自一個人飛往蘇格蘭要談和平協議時,他遭到了盟軍的逮捕。失去赫斯的保護,郝斯賀弗一家的運道也開始急走下坡。

莫必特十四行詩

首先是郝斯賀弗在柏林大學也教地緣政治學的兒子亞爾伯契特‧郝斯賀弗(Albrecht Houshofer, 1/7/1903-4/23/1945)。據傳,他鼓勵,也安排,與他是墨尼黑大學同學的赫斯到蘇格蘭企圖進行和平談判。亞爾伯契特從1930年代開始就與一些地下反對人士有所聯繫。當1944年7月20日,地下反抗運動人士企圖暗殺希特勒的事件失敗後,亞爾伯契特也在大逮捕的名單中而遭逮捕入獄。當1945年4月23日,紅軍已開始攻入柏林後,柏林勒德街監獄(Lehrter Street Prison)的囚犯都被拉出來一一槍決掉。被槍決的亞爾伯契特手上尚握有他所寫的十四行詩(sonnet)的一部份。由於這個監獄位於柏林的莫必特區(Moabit),這本死後出版的詩集也被稱為《莫必特十四行詩》(Moabit Sonnets),蒐集了亞爾伯契特於獄中的詩作。這個監獄目前在柏林只留下一大片圍牆,牆上面刻有詩集的一部分。

《莫必特十四行詩》描寫了監獄,地下的反抗運動,親朋好友,所珍視的文學與藝術及歷史,也提到他的「罪」是他沒有更早更堅強的抵抗納粹,也談到他的父親卡爾‧郝斯賀弗。他說,他的父親開啟了印信,沒有看到惡魔的上升。他讓魔鬼飆升到到這個世界(But my father broke away the seal. He did not see the rising breath of evil. He let the daemon soar into the world)。惡魔指的是希特勒,魔鬼指的是地緣政治(Holger H. Herwig, University of Calgary: The Daemon of Geopolitics: Karl Houshofer, Rudolf Hess and Adolf Hitler)。

地緣政治本身不是魔鬼,地緣政治目前已是正科的政治教材。但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依他的解釋是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以求取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

亞爾伯契特入獄後,郝斯賀弗全家也都遭到數個月集中營的監禁。二次大戰後,郝斯賀弗遭到盟軍(美國的威爾緖神父,Father Walsh)的訊問,判定他不必接受盟軍的戰犯審判。在他兒子遭處死的近一週年前夕,他與他的太太雙雙服毒自盡。他的太太在服毒後上吊,但郝斯賀弗在服毒後沒有上吊的力氣。

納粹的神秘主義

納粹的旗子(hakenkreuzflagge)是史登堡(Sternberg)的一個牙醫生柯隆(Friedrich Krohn)設計的,希特勒稍加修改而將右旋的萬字(卍)改為左旋 (卐) 而定案。希特勒對這面旗子的解釋是:紅色代表運動的社會理想,白色代表民族主義,萬字代表阿利安爭取勝利的奮鬥。

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有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秘密團體,較有名的是弗力爾(Vril)與屠理組織(Thule-Gesellschaft)。柯隆與郝斯賀弗都屬於這兩個團體。他們相信經由內力的運作將會使他們達到與那神秘不可知的超人(Unknown Superman)的同等力量。藉由研讀,內功,與內力,則他們有望轉換成那種超人。他們研讀西藏有關印度教與佛教的香巴拉傳說(Shambhala, 德文 Schamballah),相信他們會與那傳說中的人間秘境聯繫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1991年的紀錄片)。屠理組織的成員也包括西姆拉(Heinrich Himmler),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的私人醫生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及希特勒本人。

也因為這種神秘信仰,而延伸成追求阿利安的來源。希姆拉於1938年組成了一個探險隊到西藏做探險與研究。這組探險隊成員有動植物學者,體質人類學者及地質學者。這個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阿利安祖先的由來,而也源於希姆拉於1935年所設立的「祖先遺產」(Ancestral Heritage)這個組織來推動。但探險隊的結果並沒有一個納粹所要找的證據。這個探險隊與後來奧地利的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7/16/1912-1/7/2006)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的性質不同,也沒關聯。

那時的德國為什麼神秘風氣盛行,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郝斯賀弗於日本時也曾被引介入佛教的密教青龍會(同上,The Occult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而郝斯賀弗本身也到西藏數次,頗心儀於東方的神秘主義。

日本的密宗—-東密

這個郝斯賀弗被引介入的青龍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不是很清楚。但如果說是日本的佛教密宗的話,則指的的應該是真言宗的別支。

真言宗的創立者是空海(774-835)。空海是日本遣唐僧的一員,公元804年到中國西安的青龍寺就教於惠果阿闍梨。本已精通漢文的空海,也於西安時由印度僧人健陀羅般若三藏(Gandharan Pandit Prajna)學梵文。梵文本只用口傳,有音無字。公元前3世紀時用Brahmi script 字母做拼音使用。公元3世紀以後改用Siddham script 字母,而這也是空海所學而在日本一些古寺廟都可以看到梵文的原因。日本稱梵文為悉曇(由 Siddhanm 而來)。梵文於公元十世紀後改用目前使用的Devanagari script字母做書寫。

空海傳聞是日本文字平假名與片假名的創立者。也有一說是片假名為與他同期,而也去中國取經的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767-822)所創定。日本原本只使用漢字,也因而稱漢字為真名,後來的平假名與片假名則被稱之為假名。片假名與平假名的造型可看出是源於漢字。但在五十音的排列上,則可看出梵文的影響,先排母音,再排其他音(James H. Bu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Influence of Sanskrit on the Japanese Sound System,與 Ivan R.V. Rumánet: The order of the Columns in the Japanese Kana Syllabary: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5, 2006, 1, 32-39 )。西藏字母的排列也基於梵文,看起來頗類似於日本五十音的排法。

日本真言宗的本部在高野山的金剛峯寺,洛杉磯的小東京也有個別院。密教在日本可以流傳下來源於空海。但密教在中國則因三武之禍而被摧殘殆盡。空海返回日本不久,唐武宗於公元842年進行三武滅佛的最後一次滅佛,稱為「會昌法難」。經過這三次滅佛,佛教在中國已是奄奄一息,而密宗更是失傳。也如此,密教得以在日本傳承下去,但中國卻失傳。後來傳到西藏的密教是屬於後期在印度發展的更為淋縭盡致的密教—密續(Tantra,音譯為怛特羅)。

上帝與魔鬼

每一個宗教都有魔鬼,而許多神話傳說也都帶有神與魔的對立,善與惡的交鋒。而這些魔鬼看起來都頗為深通廣大,都可挑戰代表善與正義的神。那麼,這些魔鬼都是怎麼產生的?看來魔鬼似乎也都很有「修行」而「法力無邊」的。

郝斯賀弗的兒子說,他的父親讓魔鬼飆升到這個世界。在《莫必特十四行詩》中,亞爾伯契特也提到郝斯賀弗對權勢的迷惑。郝斯賀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也是名學者。但他對希特勒與赫斯在獄中的「教學」,卻也使他論文中的觀念與名詞都被希特勒用上了。如,戰爭是一個國家生存意志的檢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敗,國際政治只有靠實力,政治靠的是馬基維利的權謀術…等等(Holger H. Herwig)。雖然不是納粹黨員,也不喜歡納粹黨員的粗糙手法與集體思維,也多少看不起大部分「半教育」的納粹黨員,他也沒有參與過對猶太人的暴力。但有如德國歷史學家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 2/13/1922-9/19/2016)所說:「希特勒的郝斯賀弗形式的地緣政治觀念的形成,在藍斯柏格(監獄),經由赫斯而表現在《我的奮鬥》」( Hitler’s geopolitical conception in its Houshoreian form made its way into “Mine Kampf” via Hess at Landsberg)。而這個背景,據郝斯賀弗的朋友Rudolf Italiaander 說,也使郝斯賀弗,赫斯,與希特勒三人被人聯為一體。

原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軍官與學者,涉獵及東方的神秘主義及當年德國的神秘結社,卻也因一念之差而經由希特勒及納粹集團的無限放大,造成了時代及世界的悲劇。這說明了思想及文字的力量,及可能造成的破壞。善與惡真的是一念之差,而神與魔只是一線之隔。嚴格說起來,郝斯賀弗及希特勒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國家受到羞辱及國內局勢混亂及衰頹下,起而求取改造的一群人。但他們在宣揚德國民族主義的同時,卻變成倡導優生學,踐踏其他民族及殘殺其他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在建立政治秩序的同時,卻走上極權之路而滅盡反對黨並殲滅異己;在整頓社會文化紛亂的同時,卻傷害了多元的存在(自由的文學藝術,多元的文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內,將德國帶上國破家亡之路。

兩次大戰對無論歐洲、德國、及郝斯賀弗來說都是個悲劇。我們可以想像他自殺前的徹底絕望。被處死的兒子是與他有深交的赫斯在墨尼黑大學的同學,也是走地緣政治路線而受他深愛的。一生有如一曲希臘悲劇故事的情節。郝斯賀弗及某些納粹黨員的目標至少有一個大我的存在—-要建立強大的德國並雪恥復仇。但在思惟上及手段上可說都是一念之差而走上魔鬼的道路。

也許是有那麼一個大我的想法,雖然一念之差而走上邪路,以致最終的走入絕路,郝斯賀弗的一生也予人一種悲劇的感覺。但那種悲劇我們似乎難以在漢文化的政界與學界中找出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漢文化思惟裏,邪念及魔似乎都永遠是居上風的。而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傳語下,也別冀望醬缸裡能有所謂的大我。德國目前大致已走出了戰前的陰影,台灣不也應該走出傳統漢文化黑暗面的陰影嗎?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