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遷徙與移動之五 當今難民問題甚於二次大戰時期 —–但歷史有給人類一個教示嗎?

經過戰亂與動亂的難民是所有移動人口中最脆弱的一群,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在一夕之間被迫遷離而毫無準備的一群人。以前與一些由中南半島逃出來而住在美國的前難民交往中,發現許多仍然心有餘悸,不能相信美國社會的安定,常常就近放有一袋必須的物品,準備一有動亂時可立即拔腳而跑。他們對人類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了解。

雖然難民相當脆弱而也處境堪憐,但難民卻也是到處都受到歧視的。包括已安定下來的前難民對新難民的歧視。而這種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

納粹上台後,德奧境內的猶太人急於往外逃難。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及10日的「碎玻璃夜」(Kristallnacht,英文Night of Broken Glass)之後。所以稱為「碎玻璃夜」是因為,納粹民兵與一些德國民眾針對猶太人的商店與會堂(synagogue)進行破壞,打得滿街都是碎玻璃。在1933-1941年間,德國境內就有34萬猶太人往外移名(Holocaust Encyclopedia)。但在同時,美國也於1924年的移民法案(Johnson-Reed Act)後緊縮移民。尤其是限制東歐、南歐、與猶太人的移民配額,也阻止了亞洲人的移民美國。1939年5月27日,一艘由德國漢堡出發的郵輪(St. Louis)載滿了以猶太人為主的937名乘客。這些可都是非等閑的猶太人,都是有錢的。他們都繳了古巴過境的簽證費(當時的300到500美元)。但船到古巴時,古巴政府大都拒絕了他們的上岸。船轉到邁阿密也被拒絕靠港。當時(1939)財富雜誌(Fortune)的民調顯示,83%的美國人反對提高歐洲難民名額。而同年的蓋洛普民調也顯示,2/3的美國人反對接納那時的一萬名德國猶太難民兒童的入境美國。這艘船最後只有於6月6日返回歐洲。但在大西洋兩岸猶太人與民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最後由英、法、荷、及比利時四國接納了這些難民。

但猶太難民只是歐洲在二次大戰前後中難民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歐洲就有四千萬難民四處尋求庇護。戰後的動亂也製造出了一大堆難民。中歐、東歐及蘇聯也將有些都已在當地居住有數代的日耳曼人「趕回」德國。估計有1200萬日耳曼人被「趕回」,許多都死於途中。

越戰前後,中南半島也產生了大量難民。其中有250萬人後來被安置在美國、澳洲、與歐洲(聯合國UNHCR資料)。有多少人死於海上或海盜手裡,難以確知。但由我訪談的一名前越南難民釋慧威(Thich Tue Uy)表示,他的估計是:在船民(boat people,也就是難民)中,有1/3最後抵達難民營,有1/3被遣送回國,有1/3死於海上。在死於海上的這些人中,有1/3死於海難,有2/3死於泰國漁民轉成為海盜的手中。

釋慧威是出家人,1990年10月逃離越南。70人擠在一艘長15公尺的船上,船縁離海面只有一尺,大家盡量不移動以免翻船。在最後幾天沒水沒食物後,抵達聯合國最後一個難民營—在印尼的Gulang。他在那難民營住了四年,最後通過面試得以來美。他說,有許多人因為沒通過面試(被認定不是難民)而抓狂,有幾百人自殺、上吊、或自焚。本身是和尚的釋慧威 說他在難民營中儘量做心理輔導工作(來美後他取得社工MSW及心理治療師MHT的資格)。難民的苦難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以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資料來看,全球共有6850萬被迫遷徙人口,其中4000萬是內部被迫遷徙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2540萬是難民,314萬是尋求庇護的人。目前全球五大難民來源國是: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與索馬利亞。目前這種大量被迫遷徙人口的嚴重性尤甚於二次大戰前後的那段時日。但不幸的是,一般人類社會的反應是視若無睹,甚至是落井下石。

原本有白澳政策的澳洲本就不是很歡迎難民及非歐洲移民的入境,而澳洲在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的境外難民中心也相當不人道而為人詬病(Mark Isaacs: There’s No Escape From Australia’s Refugee Gulag. Foreign Policy, 4/30/2018)。美國在川普上台後更是緊縮難民的入境,而原本因過去的慘痛經驗而開胸歡迎的歐洲也緊縮了起來(Paul Hockenos: Europe Has Criminalized Humanitarianism. Foreign Policy, 8/1/2018)。但可能相當諷刺的是許多曾經是難民的猶太人在建立以色列75年後的今天,製造出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難民,而也繼續壓迫、排擠、與迫害難民。一個非正式的訪談中顯示,許多在美國的越南人支持川普限制敘利亞難民的政策。好像忘掉了他們曾經是難民的那一段歷史。

這些種種都難免令人省思:人類到底由歷史中學到了什麼?看來似乎有所改善,但卻一再重犯過錯。應是全球人類社區中一員的台灣也該省思:難民法草案在2005年首次提出,而於隔年加入政治庇護條文後,延宕了十年而最終於2016年7月完成初讀,但二讀、三讀仍不知何時。海島地理是台灣的天然屏障,但海島地理不應造成孤立的文化。自由民主與包容才會是台灣最有力的武器與保障。而移民與難民是應予以包容並接納的。台灣雖然不要「門庭若市」,但至少也要有來有往。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一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轉型正義在民主化中的機制

1943年11月28日到1943年12月1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是二次大戰中三巨頭的首次會面。這場在蘇聯大使館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史達林要確認美國及英國會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日後的諾曼第登陸。也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的一些處置。 11月29日,史達林會宴羅斯福、邱吉爾及一些要員,也包括了一個晚到的艾略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 9/23/1910-10/27/1990)。艾略特‧羅斯福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官拜美國空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在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熟之際,史達林不斷調侃邱吉爾而邱吉爾也不以為意。但在此時史達林說,納粹的軍力靠的是五萬名高級軍官及技術人員。戰後若我們將這五萬名人員全部處死,則德國的軍力及國力將會被徹底消滅掉。不悅的邱吉爾說,英國議會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我寧願在此遭受槍決而死也不會同意這種有損英國國格的做法。邱吉爾的憤怒不是沒有理由的。史達林於1940年曾下令屠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說此話不能完全當成是笑話。
此時,羅斯福總統出來打圓場而半開玩笑的說:不要屠殺沙五萬名,只要槍擊四萬九千名就好。羅斯福總統意在將史達林的說法當成玩笑處理。接下來,羅斯福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站起來而致詞說,他相信美國軍隊會同意史達林的作法。聽到這個,邱吉爾憤而離席到隔壁房間。史達林與蘇聯的外交部長馬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2/25/1890-11/8/1986)跑過來與邱吉爾說,他只是開玩笑而已。但邱吉爾覺得史達林意在試探他並挑戰他的極限度。(參見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Hinge of Fate)
如何處置納粹(或侵略國)。不只於交戰中有所論戰,即使在戰後也有所爭議。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的強硬派認為要對納粹予以全部消滅,並摧毀德國的工業。但當時的戰事部長( Secretary of War,後來的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則認為要依法律程序對戰犯做審判,以符合美國的法律程序正義,及凸顯處罰意在於預防而非報復的精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及1946年在東京召開的遠東軍事大審(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古訓。而當時的納粹高階領導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也於審判中說: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恆被指控。戈林後來被紐倫堡大審處以絞刑,但在服刑前食氰化物自殺而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許沒錯,但也有學者指出,相信戰犯會寧願選在英美有法治的國家接受審判,也不願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法庭受審。
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不只建立了如何處置戰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觀念的原始藍本。但由於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都是由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啟動的,也多少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這多少難以逃避予人那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印象。但在進入七十年代後,轉型正義大都發生在國內,而非國際,但時而有國際組織(如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參與。
希臘在1968到1973年間是由政變奪權的軍政府掌政的。但這個軍政府因為支持1973年賽普魯斯(Cyprus)的政變失敗,因而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倒台。臨時政府及臨時議會成立後也通過新憲法而於1975年6月11日生效。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將過去的軍政府人員交付司法審判。希臘軍政府因賽普魯斯島倒台,無獨有偶,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福克島而倒台。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人專政下。在經濟惡化下,阿根廷的軍政府挑起了與英國控制下的福克島(Falk Islands,阿根廷人稱之為Islas Malvinas)的作戰。戰敗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而倒台。上任的民主政府也於1983年開始,將過去的軍人專政下所進行的被稱為「褻戰」(Dirty War)的暴行送交司法覆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還引進了一個新的觀念與作法—-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真相委員會也於後來運用到智利與薩爾瓦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於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所暴露的以前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暴行頗令世人驚悚。
世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山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他認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十九世紀初,第二波是二次大戰後,第三波則由七十年代開始。可預見的是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新成立的民主政體也將面臨如何處置舊政體的問題。轉型正義也將成為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