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科技不發達，沒有媒體及全球化的年代，大部分的窮人或中下階層人士都不知道富人的生活情況。不能說他們是「安貧」，只能說他們有如井底青蛙般的不了解外在世界的情況。只要有得吃有得住，日子大都也平和。但隨著現代科技的產生，尤其是電影與電視的登場，使許多中下階層人士得以一窺富人的豪宅與豪華的生活景象。這會使許多原本「安貧」的人心裡開始不平衡起來。而也在全球化之下，使許多窮國的第三世界人民，開始｢不安於室｣的往先進的富有國家移動。一國之內的貧窮人家的心裡不平衡而心思改變，及第三世界窮人移往先進國家的動機都源於追求平等。人到底是不平則鳴的。
人類追求平等的歷史由來已久，但結果都如何呢？
研究人類不平等的歷史演變的史丹佛大學教授夏德（Walter Scheidel），在他2017年出版的《大犂平：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不平等與暴力》（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提出：自古以來不平等是常態。漸趨平等的社會一般都不是常態，而是社會在巨大變革（一般是暴力）下的產品。夏德引用聖經中「啟示錄」中的四騎士作為譬喻，說明造成社會較平等的四個原因：一是因戰爭而造成的社會總動員；二是革命，如俄國、中國、及古巴的革命；三是政權因內因而垮台；四是大災害而造成人員的大量死亡。各別原因不外是：戰爭中得向富人課重稅；富人於革命後受到清算；政權因為內因垮台後的均貧；及人員大量死亡後勞力缺乏所導致的薪資之提高等等。二次大戰後，許多國家都經歷了經濟的快速成長與平等，說明了這個現象。但進入七十年代後，社會漸漸趨入常態，不平等開始走向兩極。
夏德的這種看法頗符合馬克思所言：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馬克思有這種說法，自然使共產主義的信徒，將暴力看成是，一個走向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國家的必要條件。但北歐諸國於戰後走向社會主義形式的社會，看來並沒有經過這種暴力階段。有人將北歐的成就歸因於北歐的傳統文化，與當地社會於當時相當的同質有關。另一個有興趣的例子是美國。美國基本上是一個提倡近乎「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而相當右翼的一個國家。傳統上，美國人一般不相信政府的干預經濟政策，也反對政府的引進社會福利政策：如全民健保，退休福利，婦幼措施，最低薪資的提高…等等。但美國的近代歷史上也是有兩次「左傾」的時候，而這兩個左傾也都可說是「暴力邊緣」（強大壓力）下的產品。
美國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約1929到1939）那段期間百業蕭條，民生凋敝。失業率達25%，有些地方高達33% 。在那大蕭條期間，美國人選出了個民主黨，但卻是個巨富人家子弟的羅斯福當總統。羅斯福任內為左翼人士所頌道的是大量增加公共投資的｢新政｣（New Deal）的推動，與｢社會安全政策｣（the Social Security Act, 1935年通過）的建立。這些左翼的措施之所以能通過，源於社會中強大左翼勢力的產生。左翼勢力不滿羅斯福的初期施政而要聯合籌組第三黨。羅斯福的幕僚估計第三黨會拿走10%的選票，而將會使羅斯福不能連任成功。在那種壓力下，羅斯福不得不盡速的往左邊走。當時的三大左傾勢力，一個是主張社會公義的收音機廣播紅人柯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 的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一個是主張分配財富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休以‧隆（Huey Long的Share Our Wealth Society），及一個主張老人福利的加州醫生唐森（Francis Everett Townsend 的Townsend Clubs）。這逼使富家子弟的羅斯福不得不採取這三大左傾勢力的主張而推動社會福利與社會主義的一些措施（Peter Beinart: Will the Left Go Too Far?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8）。
美國的第二個左傾時期是詹森總統任內的｢宏大社會政策｣（the Great Society, 1964-1965）。詹森與之前的甘迺迪總統聯合建立了許多目前我們所知道的社會福利措施：教育補助，醫療補助的Medicare與Medicaid，糧食補助的food stamps（現在稱為SNAP），及民權法案等等。但甘迺迪與詹森卻也都是在黑人、窮人、及左傾人士的強大壓力下才通過這些法案的。
目前的美國在川普上台後也激發了左派的反擊。2018年的選舉使川普的共和黨重挫。但目前這股左傾勢力將如何發展還在未定之中。
人類的追求平等是一回事，但我們要的是那一種平等呢？均貧？均富？或貧富之間？而平等的意義在那裡？
美國是世界首富，資源用的最多，也最浪費。全世界富有國家所耗的地球資源平均是貧窮國家的30倍。如果窮國也用與富國同樣的資源量，則所耗資源將會比目前全球所用的資源量多出十倍。地球是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可承擔這種消費的（Jared Diamond: The Global Peril of Inequality. National Geographic, December, 2018）。如果富國不求節約，也不幫助貧窮國家改善生活與適當的運用資源的話，則窮國人只會繼續往富國移動邁進，而所帶來的將不只是疾病與社會動亂，也會帶來有如階級鬥爭般的恐怖活動。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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