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November 5, 2015 by Ken Lee
來美求學的第二年，有次在課堂上，教授為了說明一個明顯的論證而拋出一句話：｢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road?）。結果學生們七嘴八舌的加油添醋而大家笑成一團。當時的我則是一頭霧水。最後教授總結說：｢因為要到馬路的另一邊｣（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後來漸漸了解這句話是一個美國通俗的笑話兼謎語。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但也可以大作文章。就有如心理學上的羅夏克墨漬（Rorschach Test）測驗般，「答案」可以有百百種。對「這隻雞為什麼要過馬路？」的問話，網路上的答案也有百百種。有人說柏拉圖會回答說，為了全體的利益。有人說馬克思的回答是，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回答是，雞過馬路或馬路過雞，那就要看你的相對參考點了。
一隻雞過馬路，美國人可以大家各出奇論而笑成一團。但老鼠過街呢？華人世界的答案只有一個—-人人喊打，而大家也都會講得充滿了嫌惡的意味。
老鼠過街是中國傳來的歇後語，與美國的雞過馬路在兩個文化的各別反應令人有迥然不同的印象。不過這裡我們也得指出，美國人對老鼠的嫌惡沒有東方人來的那麼嚴重。其原因不外乎亞洲的老鼠在美國是rat，也人人很討厭。但美國最普遍的老鼠是家鼠（mouse），小小的還蠻可愛的。華德迪斯耐（Walt Disney, 12/5/1901-12/15/1966）也曾經｢認養｣了一隻家鼠當寵物。而也因為這隻可愛的家鼠給他的靈感，讓他創造出了米老鼠這個角色。當今的迪斯耐集團是建立在那隻家鼠演變而成的米老鼠之上的。
雞可以大大方方的過馬路，但老鼠卻不能明目張膽的過街。老鼠要安全的過街只能在月黑風高的夜晚。或者說，當人們怕老鼠時，老鼠也可以安全地過街，或甚至於大搖大擺地四處遊行。
人們怕老鼠而使老鼠四處橫行？但不幸的那卻是中國歷史的寫照，至少從明清以來都是鼠輩在治國。看過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人，當會了解當年科舉制度下那群官員的嘴臉。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但骨子裡卻是腐敗透底而幹盡壞事。稱吳敬梓為他們安徽第一大文豪的胡適在論述《儒林外史》時寫道：｢…..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們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
但現在是「民國」了，沒有科舉也沒有八股了。鼠輩還有嗎？還在治國嗎？
中國的儒林已經有好幾世代都透過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篩選來產生官員了。用演化論的眼光來看，這種篩選的結果就會產生出特殊的｢基因｣，而成為這群官員的特色。民國的建立並不就代表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的消失，它會採取另一種類似的形式來出現。在漢文化的體制下，要刪除帶有鼠輩基因的官員何其困難。
我們就來看民國初年的要角吧。宋靄齡，宋慶齡，及宋美齡都是衛斯理學院畢業的。宋子文擁有哈佛大學碩士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娶宋靄齡的孔祥熙有耶魯大學的碩士，而且是孔子的後代。這群被杜魯門總統稱為「全家都是賊」的家族，其實也都只不過延續了《儒林外史》中那群卑鄙刻薄的貪官污吏的傳統罷了。
國民黨來台後，經過一番「勵精圖治」，總該有所改變吧？
要說國民黨會有什麼改變，我們只能說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不同。國民黨不得不入境隨俗，否則難以生存。而在同時，國民黨卻也培養出一個班底及共犯結構，如地方派系及椿腳等，使大家都得以分一杯羹。雖說仍是貪官污吏的鼠輩在治國，但在這個共犯結構裏大家都有得吃的情況下，鼠輩看來是變成這群人的「益鼠」了。這就有如三十多年前一個美國國會議員，在捍衛雷根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中美洲的獨栽殺人政權時說：「他們是鼠輩沒錯，但他們是我們的鼠輩」。因為這些中美洲的鼠輩政權維護了美國的利益。鼠輩是鼠輩，但要看它們如何運作與分贓。
看當今馬政權的核心人物，那個不帶有國外的學位，亮麗的外表與優雅的言詞。但在骨子裏卻都深具《儒林外史》中貪官污吏的傳統，而也同時都是民初盜賊家族認養的｢近親｣。在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日漸擴大與增強下，亮麗的外型會漸漸被剝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在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下，這個共犯結構裏的鼠輩及「益鼠」們便會成為過街老鼠般的人人喊打。
滿身刺青而又口嚼檳榔的黑道多不雅觀，還要遵守什麼江湖道義的，而且生命不時有危險。還是當國民黨這種鼠軰來得容易多了。光鮮外表而又溫文儒雅的令人「敬愛」。可以說話不算話，但要堅持滿口仁義道德，而且要會唱作俱佳。一旦公民的勢力興起，而國王的新衣皆被掀開而現出老鼠的原形時，總是有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要記得不要過街，免得人人喊打而被打死。要過洋，要追隨諸賢鼠輩的道路。宋靄齡、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們等諸前鼠輩，不都是一有動亂不安即過洋來美而得以安享鼠年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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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May 6, 2015 by Ken Lee
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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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31, 2014 by Ken Lee
杜威 ( John Dewey, 10/20/1859-06/01/1952 ) 是美國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是實用主義 (Pragmatism) 的推行人，進步式教育與自由主義的倡導者。他也常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而使他多多少少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公眾人物。杜威於1894年到1904年間任教於那時剛成立的芝加哥大學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從1904年到他退休的那一年 (1930) 他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Columbia University)。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收了一些中國學生。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胡適 ( 12/17/1891 – 2/24/1962 )了。胡適於1915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修博士，指導教授就是杜威。1917年通過博士考試後即回北大當教授，但直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學位。除了胡適外尚有早期在台灣小有名氣的蔣夢麟 (1/20/1886 – 6/19/1964, 《西潮》一書的作者)。另外還有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等人。
1919年杜威與太太Alice利用Sabbatical leave到日本旅遊，旅遊期間受到北京大學的邀請而決定到中國一遊。邀請信是胡適寄發的，當時人在日本訪問的蔣夢麟與郭秉文也登門造訪並發出正式邀請。杜威於1919年5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是五四運動的前夕。
早於五四運動之前一些知識份子有鑒於中國的封建沈疴及國內軍閥割據難以抵禦外侮，便開始推動新文化運動而發刊《新青年》雜誌。《新青年》由陳獨秀 ( 10/9/1879 – 5/27/1942 ) 於1915年9月15 日在上海創刊，並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統，高一涵，及沈尹默等輪編。《新青年》於1922年7月休刊。
針對保守派的批評，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也因為這篇文章使德先生 ( 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 ) 和賽先生 (賽因斯, science ) 兩名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兩面旗幟而成為知識分子的口頭禪。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與英國簽有密約：日本以牽制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來換除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4年8月4日日本媒體《朝日新聞》即登出日本將與中國簽訂新條約 ( 後來所稱的《二十一條》)，據聞這源於孫文於民初為了向日本借錢所提出的原始主張，說來是個喪權辱國的條約。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以｢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簽了損害較少的一至四號部分而成｢中日民四條約｣。簽約後袁世凱也訂五月九日為｢五九國恥｣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各國雖然於1918年11月11日簽了停戰協定，但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約則拖了一段時間。其中對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還是照原計劃讓給了日本。凡爾賽條約尚未正式簽署前，中國的軟弱及外交失敗觸化了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發生，而以學生為主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發生振奮了方抵中國才三天的杜威，也使得他改變原計劃的短期逗留而延長成兩年，直到1921年的7月才離開中國。在這兩年間杜威發表了兩百場的演講 (胡適與蔣夢麟翻譯)。杜威的演講內容被傳為｢五大演講｣：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及倫理講演記略。杜威也與孫文於1919年5月12日在滄洲別墅會面。孫文請教於杜威而定立了他的知難行易理論。除了到處演講外，杜威也幾乎每個月都在《The New Republic》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應支持中國的轉型。但在那排華政策時代的美國他的呼籲是否受到重視難以測定。杜威也了解日本侵華的野心而也感覺到俄國布爾雪維克的革命成功 (1917年11月7 日) 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所產生的吸引力。他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由教育與社會改革下手。對當時許多聽杜威演講的人來說，杜威代表了德先生與賽先生，他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具體化身。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評價不一。有人指出他最大的影響可能是對進步式教育的推廣，他們舉胡適，江夢麟與陶行知為例。陶行知於1946年死於上海，胡適與蔣夢麟則都隨國民黨到台灣。
對一個積重難返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改革與教育是一條根本但孤獨困苦而遙遠的道路。也難怪當時中國的知識青年對一步登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嚮往，而最後造就了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暴政。而這些知識份子也都成為毛澤東兔死狗烹的祭品。陳獨秀之提出民主與科學兩個觀念與方法是正確的。但民主是講究人民做主，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而科學是講客觀與證據的。兩者都是重法治而非人治的，但陳獨秀卻以擬人化的方式來提倡這兩個觀念而確也引起廣大的迴響。中國知識分子在當時 ( 即使是現在 ) 的處境是很尷尬的，既擺不脫傳統士大夫及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不能在那個極為落後腐敗的社會中走出自己獨立的通路。那時有少數人基於反共的國家主義而成立中國青年黨 ( 1923年12月2 日於巴黎成立 )，欲走政治的路線。其結果以黃信介的｢廁所裏的花瓶｣一詞最為傳神。要建立一個如歐美般的強大的知識體系與學術教育機構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能夠一步登天的。而這也是杜威所建議的教育與社會改革。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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