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的死抱開羅奬狀 —–當年哄騙得來卻早已失效過時

歐洲許多國家還都有君主制度(monarchy),但貴族呢?在法律上許多國家都已沒有貴族(如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但那並不就代表貴族的身分與認同就消失了。許多貴族的後代保持低調,但持續他們的家族傳統與認同。一位義大利的朋友說,她的一個親戚是女伯爵(countess)。年紀大了住在自家的一間大農舍,有如一般的農家人士般的生活,但有個侍從還都以頭銜尊稱她。不過她不享有任何政府的特別照顧。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對一個人的認同相當重要。自己努力掙取,嬴取到的身分與地位又何嘗不然。台灣人的名片上常常掛的是一大堆頭銜,許多可能都是虛位。當地位與身分不再存在時,不代表那個認同就消失。一名台灣朋友原本在台灣是一方之霸,來美後生活一直不順,但是還開了一台老舊而問題重重,維修又貴的凱迪拉克。問他為什麼不將這台老車子變賣掉,或買台小車子,他說要開凱迪拉克才有派頭。過去也有個印度同學,年齡一大把了來美留學,但皮夾子裏都保有一份印度報紙訪問他的剪報,逢人便秀,以顯示他並非等閑之輩。不願隱姓埋名或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就一直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如此,掙取來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也如此,他們都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也不是完全不對的,尤其是貴族。強調祖先過去的成就與殊榮,以鼓勵後代子孫努力向上而不往下沉淪,以免失去家族門面。許多歐洲貴族的後代都仍掌有許多財富,也在社會上頗有成就。

但若身分與地位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努力掙取來的,而是連哄帶騙得來的話,這些後代會如何呢?尤其是當年靠以詐騙到手的東西都一再的被證明不對或無效時,這些「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如何應付呢?

開羅奬狀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不會不知道開羅宣言的「重要」,更確切的說是對國民黨的重要。國民黨(與虎視眈眈的中國)以開羅宣言來合法化他的佔領台灣與存在於台灣。2013年開羅宣言70周年時,時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敲鑼打鼓,大肆紀念開羅宣言70周年,辦了一系列活動。也經由外交部與政治大學舉辦了「《開羅宣言》70週年記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馬英九也親自與會了。除了以「學術」來合法化其重要性外,國民黨當局也請了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外孫女蘇姆斯(Emma Mary Soames)來與會。

豈止國民黨,當年躲在延安「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中共也要搶這個開羅奬狀了。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紀念),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出了一部票房慘不忍睹的《開羅宣言》,以根本就不在開羅的毛澤東來壓抑並搶了蔣介石的風頭。有如英國的《衞報》(The Guardian)指出,那時的毛澤東都尚未接受到美國代表的訪問,但那時才10歲的達賴喇嘛已與美國總統多有書信來往(Tom Phillips: Bloggers ridicule Chinese film placing Mao Zedong at key wartime conference. 8/17/2015, The Guardian)。有這種「黑吃黑」(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頼福順:黑吃黑   當王曉坡遇上毛澤東。8/18/2015,自由時報)的行為卻也不很奇怪。有如「黑吃黑」一文指出,開羅宣言早已無效,但當國民黨樂此不疲時,中共又何嘗不來個黑吃黑。

問題是,為什麼開羅宣言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如此的重要?

哄騙出來的開羅會議

二次大戰爆發後,對以英美為主的同盟國而言,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是主要的,尤其是歐洲戰場。中國戰場對英美蘇三強而言是次要的。這可由當時美國統籌分配的借貸法案(Lend-Lease)的財務分配看出。英國(及其屬地)拿最大宗,蘇聯拿約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拿約英國的十分之一,中華民國拿約英國的百分之五。但藉機發戰爭財及貪污的國民黨可不願被這麼小看。1943年2月,宋美齡與他的哥哥宋子文來華府訪問,並遊走東西兩岸,控訴美國忽略「自由中國」的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報業鉅子,時報雜誌(TIME)發行人,也是蔣宋友人的魯斯(Henry Luce, 4/3/1898-2/28/1967,生於中國山東,父母為傳教士)的宣傳與推波助浪下,造成羅斯福總統不少困擾。最後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賽珍珠建議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機會。也如此,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預定與史達林在德黑蘭的三強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11/28/1943-12/1/1943)之前,停腳於開羅與蔣介石會面,舉行了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 11/23/1943-11/26/1943),算是給蔣介石一個大面子。

這個大面子不只是個會議的見面與合照而已。羅斯福一直有個「四個警察」的構想,認為戰後的世界應由四個警察來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羅斯福認定這四個警察將為英國、蘇聯、美國,與在亞洲的中國。因而他提出了四強這個看法。比羅斯福了解中國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認為將中國視為四強之一是天真(naive)離奇(whimsical)與虛假(illusory)的。但邱吉爾無法說服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因為有開羅會議與開羅宣言,中華民國不但於戰後將取回滿州國(東北)與本已永久割讓給日本的台澎,也被「認證」為四強之一了。在這種背景下,你能怪無法對抗、無法打敗日本帝國,而只躲在重慶的國民黨,不死抱這張開羅奬狀嗎?

開羅會議重要嗎?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有許多會議與協議,而三強的會議尤其來得重要。三強指的是美、英、蘇。這三強的會議如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也被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是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場會議(Charles River Editors: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of the Alli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History of the Tehran Conference, Yalta Conference, and Potsdam Conference)。

除了三強的三場會議外,羅斯福路與邱吉爾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的會面建立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2年1月,泛美國家(Pan-American states)的里約熱內盧會議(Rio De Janeiro Conference),決議與軸心國斷交;1943年1月,羅斯福、邱吉爾、與戴高樂的卡薩布蘭加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討論戰局與決定策略;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議; 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1944年,要建立戰後秩序與經濟關係的會議(Conferences at 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 Oaks);及1945年4月22日的舊金山會議之訂立聯合國憲章….等等,都被認為是二次大戰中的重要會議。可以看出來的是開羅會議並不是一個很突出而重要的會議。羅斯福的主要身邊助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認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邱吉爾則說,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不但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

一場B咖,甚至只是C咖級的會議竟然會被國民黨與共產黨捧上了天,看得那麼的重要。一個事情的重要與否到頭來是基於當事者的觀點而出發的。如前所述,既然在開羅會議中「中華民國」被羅斯福總統認證為四強之一,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拿回東北與台澎, 你也不能怪中國國民黨與後來的中共為何如此看重開羅宣言,而死抱這張開羅奬狀不放了。

但開羅宣言可是歷久彌新而且是個有效的條約嗎?

邱吉爾如是說

在二次大戰中帶領大英帝國度過黑暗期的邱吉爾的保守黨,卻於歐戰結束那時的大選中敗給了工黨。工黨的上台使邱吉爾於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中途下台,而由工黨的亞特力(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參加。上台後的工黨成為西歐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1950年1月6日,中共建國後的兩個多月。

1951年10月26日邱吉爾重返總理之職,直至1955年4月6日的下台與退休。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停戰協議。 1954年8月,國共開始集結兵力。9月,中共開始炮轟金門、馬祖與大陳列島。 1954年12月2日,中華民國與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在條約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一江山之役」, 1月20日佔領了一江山。1955年2月,美國協助國民黨將大陳列島的28,000名居民撤退到台灣。在東亞這種緊張局勢下,許多英國人不願看到戰事的擴大。在這種背景下, 1955年2月1日,工黨議員引用開羅宣言質詢邱吉爾。工黨議員的質詢認為,基於開羅宣言,台灣應於戰後歸還給中國。

邱吉爾以當年參與開羅會議者的身分回答到:開羅宣言只是「包含了一個共同目標的陳述」(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自從那個宣言發表後,「發生了許多事件」(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邱吉爾說,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台灣的未來主權未定。邱吉爾也建議質詢他的工黨議員去讀一讀1951年5月,工黨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在議會的陳述與回答。(紐約時報1955年2月2日:開羅的台灣宣言不合時宜,已過時。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 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 New York Times, 2/2/1955)。1951年5月11日工黨的議會紀錄顯示,當時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表示,目前遠東最大的問題是韓戰,只要韓國的問題沒解決則談台灣問題尚早。台灣問題應等對日和約後才來決定。在回答議員的追加問題中,Herbert Morrison也指出台灣住民的要求應列入考慮。

英國外相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1951年9月)之前,邱吉爾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之後。我們了解,不論是1951年9月8日所簽的舊金山和約,或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所簽,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台北和約,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也代表了開羅宣言所宣稱「台灣應歸還給中國」的說法走入歷史。

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邱吉爾都說開羅宣言已過時(被國民黨邀請來台的邱吉爾外孫女蘇姆斯可能不知她祖父的立場)。而許多歷史文件也都早已證明開羅宣言沒有國際法效力,而也早已過時。一個沒有與會者簽名而只是個新聞稿的開羅宣言(所謂的「九二共識」不用說簽名,連個文稿都沒有),卻被說成是個國際條約。要拿這個「開羅奬狀」到處行騙以得逞卻也有個原因與前提:問題不只是在行騙者,問題也在於受騙者的容易上當。

有人善騙,有人容易受騙

美國的法庭所講的主要條件是:1. 證據;2. 事務有沒有一致(consistency),也就是說不能有破綻;3. 各專家的陳述與意見及其比較;而最終決定於4. 可性信(credibility)。而這些也都是陪審員在聆聽兩造後所要決定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個漏洞的被指出後,一般很可能就會造成整個案情陳述架構的崩盤。

美國是一個比台灣要來的實事求是的社會,但美國行騙與受騙的人還是多的不勝枚舉。也因而有「每分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那個說辭。但台灣搞不好每秒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別有心機的人,當個呆瓜也可平穩的過日子。但當一個善於詐騙的文化(中國國民黨所帶來的中華厚黑文化)與一個純樸簡單的社會(如戰後的台灣)會合後,問題自然會產生。這也是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那篇小說所要顯示的。一名台灣女子玉蘭在台灣「回歸祖國」後,被一名中國來的范漢智的外表,善吹牛皮,完全是「假大空」,和「帶舌音的國語」所迷惑而與之結婚。最後才發現自己嫁給了一個漢奸、貪官、和奸商。

容易受騙的人大多因為貪與愚。貪,因為他們求取難以令人置信而容易到手的「好東西」,不相信實事求是的路途而要抄捷徑。愚,因為他們不認真求證,寧願相信唾手可得的「美好事物」,不去了解事務的來龍去脈,而將判斷力交給他人。善騙的人當然也是貪,他們貪名位、身分、財富,而不擇手段。善騙的人也奸,巧取豪奪而缺乏道德上的規範。

容易受騙的台灣人加上善騙的中國國民黨真可說是「駝背攬大肚」,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不去除貪與愚的話,容易受騙的人還可真的無解。但更重要的是應去除問題的根源,應去除貪與奸的善騙者。一再的揭穿善騙者的本質固然能改善社會以求取事物的真相,但我們要了解,善騙者是永遠會存在的。

不要當螃蟹

若用謊言來保護自己、朋友或團體的話,不同文化是否有不同的模式?一個比較加拿大與中國兒童的謊言行為發現:加拿大兒童傾向於用謊言來保護自己甚於保護團體;中國兒童則說他們會用謊言來保護團體(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3, No. 2, March 2007)。當然這種分野未必完全正確或適當,因為為了團體而說謊,個人也常會因而得利。例如,中國人的一些說辭中常常有一些無心或有意的欺騙,而說謊者(自知或不自知)也因而覺得「與有榮焉」。這種例子相當的多:如,「八年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何時打敗了日本?中共更不用說了。日本帝國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不是中華民國,更非中共);「五千年優美的文化」(中國頂多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何來五千年。再說,中國有許多陋習,何來優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事實是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善於內鬥,中國人大都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誇稱「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而事實是根本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東西,而中國人也談不上什麼優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卻產生不出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才與成就。而整個中國社會也相當閉塞,急於護短,容不得自己人或別人的批評。

自欺欺人似乎已成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這也表現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兩者都死咬著開羅奬章不放。理由是開羅宣言「頒發」給了中國國民黨,中國是四強之一這個獎狀,而也說台灣應歸還中國。但這麼一個不是很重要的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而且已被當事者(邱吉爾)與史家都否認其効力的開羅宣言卻成為國共兩黨的圖騰。這倒也引導出了中國人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事實。中國人自大,但沒有自信,沒有面對事實的心智能力與勇氣。他們寧願生存在一個靠朦騙所編織出來的世界裡。說他們自卑,因為在面對批評時一般的反應是惱羞成怒。中國的集權政體百般阻擋外在世界的真實面,這都是一個脆弱而缺乏自信的表現,不是一個有自信的強國。人多地大固然是個大國,但不代表是強國,更非超級強國。而文化也不等同文明。中國固有其文化,但以他壓迫少數民族、少數族群、異議人士,及缺乏自由民主來看,談不上是個文明國家。

哄騙得來的開羅奬狀已一再的被證明其不合時宜,並非國際條約,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卻樂此不疲。這令人想起三十多年前中國剛對外開放時,一名在美國的中國人描述中國人,說中國人很像「一籮筐的螃蟹」,互相嵌夾但就是出不了那個籮筐。這多少解釋了中國文化與體制停滯而無法進步的原因。與堅信開羅宣言的中國人討論開羅奬狀無異掉入那個籮筐而成為一隻螃蟹。但有時不權充一下籮筐中的螃蟹以據理力爭倒也不行。說權充當然不代表我們就變成螃蟹的等級,只不過是「我不入籮筐,誰入籮筐」罷了。

 

圖一。開羅公報(Cairo Communiqué),一般稱為開羅宣言。注意這份公報是以新聞稿的方式發佈的,也非如條約般的有簽名。

圖二。1955年2月2日的《紐約時報》有關邱吉爾對開羅宣言的台灣部分已過時,不合時宜的報導。邱吉爾指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台灣的主權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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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的當年與如今之三 從委員長,領袖,到君主立憲 —–西班牙的走上民主之路

西班牙內戰中的左翼政府是一些不同團體與意識形態的組合,而國際援助也並沒幫上大忙。墨西哥援助的步槍,遠遠不如德國與義大利的坦克武器,更比不上納粹飛機的運輸與轟炸。史達林的「援助」則別有企圖,要的是消滅托洛斯基派的人士,而非支援西班牙左翼政府的作戰。國際志願兵團雖然充滿熱情與理想,但卻是缺乏經驗的烏合之眾。相對之下的右翼叛軍有德國與義大利的大力支援與大財團的支助,而且都由佛朗哥的陸軍做指揮作戰。在這種情形下,這場內戰的勝負也就很明顯了。

在宣傳戰上,左翼政府強調這是一場自由與奴役的對抗;右翼叛軍則強調這是一場基督教文明與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紅幫」的對抗,為的是要建立社會的秩序與正常化。

在內戰進行中,佛朗哥被認定為國家領導人,而於1936年9月21日封為委員長(Generalissimo),是軍階的頂層。右翼叛軍在各地有進展後,最後將西班牙切分為二。在猛烈轟炸與作戰下, 1939年1月27日,巴塞隆納落入叛軍國民黨的手中。巴塞隆納的淪陷多少代表了西班牙內戰的結束。 25萬人員越過邊界逃到法國避難。2月27日,英國與法國承認佛朗哥政權。三月,佛朗哥自封為西班牙的領袖(El Caudillo)。3月27日,國民黨拿下首都馬德里。 左翼政府流亡到外,留在馬德里的則無條件投降。4月1日,佛朗哥宣布內戰的結束。

在國民黨的佛朗哥自封為委員長與領袖的同時,無獨有偶,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也自立為委員長與領袖了。真是「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只是佛朗哥至少有戰績 (姑且不論善惡) 去頂這個頭銜,但蔣介石卻無顯赫的戰績可言,只是個誇勇的敗軍之將。

西班牙內戰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亡,這是一個有爭議而難以釐清的問題。過去的估計是有一百萬人死亡,但目前的估計是50萬人死亡。佛朗哥是一個獨裁者,在內戰中的死亡及「成著為王」本不是大問題,但佛朗哥最為人詬病的是他於奪權後的清算與清鄉,進行了白色恐怖。他沒有去進行和解與重建,反而是去追殺異己。一般也咸信他用異己去當奴工做一些建設。到底有多少人死於白色恐怖,數目字也不是很清楚或有共識。由估計最高的20萬人到最低的38,000人都有。

雖然與德國納粹與義大利的法西斯屬同一陣線,但在二次大戰中,西班牙保持中立的立場。但當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下法國後,佛朗哥心動了。佛朗哥於1940年10月與希特勒在西班牙與法國交界的一個地方(Hendaye)會面談條件。佛朗哥希望能得到德國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來換取西班牙的參與軸心國,佛朗哥也希望能得到法國在北非的領域。希特勒不認為西班牙有足夠的力道,而價碼也開太高而回絕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班牙進入了一個國際困境。佛朗哥因為是歐洲僅存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受到國際社會的排擠。聯合國也將西班牙排除在外。但當冷戰開始後,堅決反共的佛朗哥政權開始走運了。1953年,美國與西班牙簽署了軍事協助協定。1955年12月14日,西班牙也加入了聯合國。

國際孤立的結束並沒有改善西班牙的貧窮與落後。在進入50年代後,佛朗哥的統治開始鬆綁。除了一些極端保守的分子外,他也任用了一些較開明的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在他放手的處理方式下,政策的失敗也不會燒到他的身上。在戰後出頭的那一群保守派人物已與內戰時期的保守派人物大不相同,他們重視的是政策的推行與經濟的開發。1959年6月通過的經濟穩定計劃(Economic Stabilization Plan),啟動了西班牙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被稱之為西班牙奇蹟。當然當時的西歐整個經濟都有快速發展,西班牙自然得力於那個優良的外在環境。而觀光收入及在國外工作的西班牙人所滙回的外匯也助長了經濟的成長。當時西班牙這種政府與民間共進的經濟政策,卻也使有些人覺得為法西斯政權的生存方式注入了一股新力量。這一段高經濟成長的時期到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才結束。

佛朗哥不是一個很受愛戴的「領袖」,而他也不很直接介入政務,而多少由手下及技術官僚去處理政務。佛朗哥於1947年舉辦公民投票而由人民決定了西班牙人要的是君主憲政。這多少安排了他的接班人,而他則實際上以終身的攝政為職。1967年,他安排了前國王的長子,那時32歲的卡羅斯(Juan Carlos)為他死後的接班人(佛朗哥只有一女)。1969年開放局部國會選舉。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去世後,卡羅斯開始解構西班牙的極權獨裁政體。但在走上一段民主化道路後,一向不滿民主化的右翼軍人在經濟衰退,政務進行的不是很順利,而巴斯克的獨立動亂難已平息下,於1981年2月23日挾持議會。因為那時議會正進行要將自由派人士(Leopoldo Calvo Sotelo)選為總理。事後卡羅斯國王在全國的電視演說中指責叛變人士,堅持民主與法治。這個政變也就在18個小時後結束,西班牙也從此走上較穩定的自由與民主的道路。但西班牙內戰的陰影及地方族群/民族的問題都是一直存在的。而這種歷史的陰影與社會政治的現實也都多多少少左右了西班牙的政局。

李堅

台灣‧中國‧天堂‧地獄 —-遊士林官邸的聯想

1975年4月5日,返回宜蘭老家的隔天一大早,就被我那帶興奮口氣的父親給吵醒了。每天早上都聽經由琉球轉播過來的日本NHK新聞的他,按不住氣息的向我宣布:蔣介石死了。那一天,我父親就一直聽NHK有關蔣介石一生的報導。那時一直掌政的日本自民黨與國民黨的關係良好,可以想像NHK的報導不會太「偏頗」。但台灣人自有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

那一個時代的結束

從1945年到他去世的1975年的30年間,蔣介石掌控了台灣的一切。尤其在他敗退到台灣後的26年間,他的全權掌控只有增,沒有減。對活過那一段時期的台灣人而言,留在腦子裡的記憶是228屠殺,白色恐怖,戒嚴,民族壓迫,等等不愉快的經驗。

「不愉快的經驗」的用詞是輕了許多,但那只是對沒遭受到特定迫害的人(含筆者)而言的。對那些遭受到入獄、刑求、甚至殺害的人及家屬而言,那種慘痛的經驗可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筆者有幸沒遭受到那種迫害,但卻也成長在那一個恐怖的灰色年代。學校裡有教官,社會裡到處都有特務。話不能隨便說,能夠看的書籍及報章雜誌也都相當有限。外國的電影也都被剪得七零八落而令人看得不知所云。而結社組黨更是個夢想。讀高中時,在蔣介石的生日那天,我們要集合在那時稱為「介壽路」的凱達格蘭大道上,向著那時稱為「介壽館」的總統府,共10萬人合唱肉麻兮兮的「祝壽歌」。而在成功嶺受訓時,站在烈陽下一動也不能動的等候他的閱兵。更確切的說是,他來看他也知道不可行的「反攻大陸」的未來炮灰。那種不愉快的經驗也就伴隨了我在台灣的整個求學過程。

蔣介石的去世固然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那股中國封建勢力卻也不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已被愚民的台灣人在他出殯那天披麻戴孝,要哭的如喪考妣。但當然也有許多台灣人是不「領情」的。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不但不接受建議去戴孝,反而去買他從來不穿的紅色衣服去作無言的「慶祝」。不幸的是這股封建勢力是當時台灣社會的主流。也不能說是主流,應該說是掌控軍政特務系統的豬流在把持。他們把目前蔣廟的那一大地段,當時本要規劃成世界貿易中心的土地,做成了一個所謂十大建設之一的「中正紀念堂」。而在筆者於1979年來美留學的那一年,把另一個也是十大建設而新落成的桃園國際機場改名為「中正國際機場」。筆者在台灣出生,成長,到離開的關卡,也都因而生活在蔣介石的陰影下。

1997年,在美國住了17多年後第一次能夠回到台灣。家人要帶我去參觀我離開前尚在興建而後來完工的「中正紀念堂」。在一再回絶後,但思及台灣已民主化了,最終是去了。那時在蔣廟前的台階上與家母合影時,心中是百感交集,想的只是我們未來該如何去處置這座蔣廟。

中國在台灣

2016年1月回台灣時,蔣介石已是一個遙遠的記憶。我也抽了個空去參觀1996年開放,但我一直興趣缺缺的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是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從1950年3月1日到他去世時的1975年的主要居住所在。失去中國江山的他沒有離開過台灣一步。位於士林中山北路五段與福林路交界處,佔地9.28公頃(9.57甲)的士林官邸原本是日治時期的「士林園藝試驗分所」。附近是福山環繞,而也一直到開放前的1996年,那個地方都是管制地區。1970年8月12日,一架國內班機的中華航空在降落松山機場時,「因故」撞擊福山失事。官方的說法是悪劣天氣,操作不當,人為因素。但筆者事後聽由空軍眷村人員的傳聞是,該架飛機偏離降落航線,誤闖福山禁區而被射擊下來。

在那寒冷陰森的台北一月天,士林官邸所處的那個公園(花園)卻是人潮洶湧。聽口音、服裝、及舉止,幾乎清一色都是中國觀光客。花園部分是公開對外免費開放的,但官邸正館則要收費,而且裡面不能拍照。入門費優待票只要台幣50元,相當便宜。進場的人數有管控,所以不會太擁擠。官邸正館是一棟2樓的建築,有會客室、交誼廳、家庭餐廳、及社交用晏廳,等等。傢俱大都是中國式的。整個格局與擺設缺乏典雅與溫馨,與美國中上家庭的家庭擺設場景比起來,相差很大。但那是50年前的擺設情景,是否有時間上的因素,不敢確定。裡面也有間「病房」,是蔣介石最後生病幾年所居住的地方。館內也有短片介紹歷史。不少中國觀光客都駐足觀賞,因為內容與他們在中國所學的有異。

正館內有不少義工。當我問她們一些問題時,整天接待的都是中國觀光客的她們,對我這個本土觀光客特別親切,還以為我是她們的藍營同黨。正館目前的營運由蔣家基金會的人負責。那天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到場,義工看到她冷峻的模樣也稍微收斂些。

士林官邸會有這麼多的中國觀光客是很自然地。士林官邸離故宮與士林夜市都不遠,都是觀光景點。而蔣介石與故宮都是在中國存在過的東西,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蔣介石,同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杜月笙、胡適,等人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很自然地,這些中國觀光客想要了解這些名人後來到台灣的結局。蔣介石尤其是個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他的官邸也自然成為中國觀光客的所愛之一。蔣介石是幸運的,得以掌權至他的「壽終正寢」。大部分在中國當年呼水會結凍的人物到台灣後,都因「水土不服」而默默無名,如張學良、白崇禧、閻錫山、等人。

台灣在中國

中國人到台灣說來是被善待的,但台灣人到中國可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早在日治時期,一些左翼及右翼的抗日份子就往中國西進。以漢民族自居的這群人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強大,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國,抑制日本在台灣的壓迫。但兩邊的關係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許多當時的台灣人將中國視為中原宗主國,希望幫助中國的建設來助益台灣。一個程度上,這種由日本殖民地人民轉化成中原帝國子民的過程卻也是不困難的,但缺乏的就是獨立自主性。

但即使有獨立自主性也大都沒有好下場。以1928年成立的台共來說,在當時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統治下,受到與日共一樣被分化迫害與瓦解的命運。台共最後是逃到中國。但本應為兄弟黨的台共與中共,於中共掌權後卻不再是共產國際或兄弟了。台共最終遭到中共的迫害,因為在中共的眼中,中共與台共的關係是從屬關係,並非兄弟關係。

當年一些滿懷祖國情懷的台灣人,或企求中共援助的台共,最終也都消失於中國,可說是了無痕跡。

但也不能說是了無痕跡。台灣在中國的存在是無形的。台灣有的是現代社會多元的文化與開放的社會,有自由民主的風氣與傳統,也有相對下較尊重個人的民間文化。這些都是中國所沒有的。而在台灣人在中國,及中國觀光客在台灣短聚的體會下,這些軟實力的作用是會比那些故宮或士林官邸的歷史化石之影響,都要來的深遠與長久的。

當年自知,明知不可能而高喊要「反攻大陸」的蔣介石,如今他的住所卻充滿了「共匪」。但也很難說「反攻大陸」是個妄想,與蔣介石毫無關聯的軟實力的反攻,最後很可能終將打跨中國。

內戰的延續?

一些西方學者將台灣與中國的對峙,或更明確的說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峙,看成是當年國共內戰的延續,一場沒有打完的戰爭。但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中國是結束了,國民黨是被共產黨打跨了。所以會有「內戰的延續」那種看法是因為國民黨有台灣可退,而台灣也莫名其妙的被捲入了中國的家務事。

在台灣與中國的歷史上,只要台灣與中國有所關聯,兩邊的關係就是對峙與對抗的。當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佔據台灣時,台灣干中國何事?但當鄭氏王朝攻下台灣後,台灣就捲入了與中原政權的對抗。即使在清領台的大部分時期,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都是對峙而不平等的。日本領台後切斷了那對峙的關係而使台灣與中國成為國際關系,一個對等的關係。當時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被稱為華僑而非「外省人」,而中華民國也於台灣設立了領事館。但當戰後台灣被「歸還」中國後,那種對峙與對抗又重新挑起了。深層的原因在於中原政權的天朝觀點及一個大陸封建文化與一個現代海洋文明的格格不入。結語是,分治合亂。

國民黨的取得台灣,及日後敗於中共後國民黨的全面進佔台灣,帶來了中國的封建文化、文物、與人民。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許多當年思鄉的來台中國人的後代,如今都已變成反國民黨反中共的天然獨了。但歷史人物是不會變的,蔣介石這種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便成為文化標本與化石。士林官邸及故宮等也都變成「中國在台灣」的代表。它提醒了人們那一段國共歷史及至今都留存於台灣的事實。也可能需要那種「中國在台灣」的物件來架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迷思,八二三炮戰時有那麼個傳聞:當戰事進行中時,蔣經國派密使去告知周恩來,若中共硬要攻打而拿下金馬等沿岸列島的話,則台灣與中國就會從此分裂了。

有「中國在台灣」,給中國一個歷史及證物所有權的說辭與立論根基。而這多少是綠營人士要「去中國化」的原因。有所需要分辨的是事實與詮釋。綠營人士所要去除的是歷史及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詮譯,而非歷史及文化的事實。沒有人會去否認台灣受漢文化及漢移民的影響至深,而漢文化已成台灣多元文化裡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有如英國的語言文化與典章制度對美國立國的影響,但美國人不會去說他們是英國人或歐洲人,也不會因為他們也受影響的亞非文化而說他們是亞洲人或非洲人。

天堂與地獄

當年在中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除了少數外,到台灣後都只有萎縮凋零的份。他們失去了滋潤他們的泥土,不再有維持他們地位的社會體系與經濟關係,都走入沒落之路。大部分在台灣的歷史上都起不了什麼漣漪。蔣介石是一個不意外的例外。

士林官邸的一個義工解釋說蔣介石的隨葬品有三本書(一說是四本):聖經、荒漠甘泉、三民主義、唐詩三百首。我們知道蔣介石是因為宋美齡的關係而改信基督教。那麼,信基督得永生的屠夫蔣介石(與共犯宋美齡)是否就會死後升天而受到耶和華的關愛呢?這是一個神學上的問題,筆者無權也無能置啄,但卻使我想起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蜘蛛之絲」。

「蜘蛛之絲」小說的大義是,有天佛陀在庭園中散步的時候,以法眼觀察到地獄裏的血池中有個受難人犍陀多。佛陀心思如何能讓犍陀多脫離地獄,這個無惡不作的人是否曾做過任何善事。佛陀以法眼觀看此人的前生,知道犍陀多有次故意避開以免踩到一隻蜘蛛。以此善緣之故,佛陀用一條蜘蛛絲降落至血池中。犍陀多看到這一條蜘蛛絲的降臨,也開始沿著蜘蛛絲往上爬。但在爬到一半中時,發現許多地獄眾生也都隨著他企求沿著蜘蛛絲爬離地獄。情急而怕斷絲的犍陀多向這群地獄「同僚」喝斥,欲阻止他們的繼續往上跑。而也就在那一剎那,蜘蛛絲也斷掉了,而犍陀多也再度掉入了十八層地獄的血池中。

芥川龍之介的這篇小說可以悲觀的解釋成他對人性的失望,但其積極面也在於善善相乘足以消悪。佛教是相信眾生都有佛性的,而最終(可能是百千億萬劫以後的事)都會成佛。法華經說,提婆達多(佛陀的堂兄弟,企圖殺害佛陀的人。類似於基督教的猶大)最後也會成佛。用這個邏輯,蔣介石最後也應該會成佛。當然啦,他要經過幾個浩劫的犍陀多的處境,可不是我這個凡夫能算知的。我也寧願相信信基督教的蔣介石最後能升天,但不太可能是當下。以天主教的教義來說,他應該在煉獄(purgatory)中, 洗滌他的所有罪行後(那可需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以進入天堂。要是蔣介石真能馬上死後升天的話,那他豈不將天堂馬上變成地獄—-有如他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一般。

李堅

1947年的美國外交電文 —-台北,南京,上海與華府

1947年是台灣相當關鍵的一年。1945年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百業蕭條,社會動盪不安.而在同時,國共內戰也開始在中國展開。美國在此間扮演什麼角色,或是說美國的了解與觀察如何,是很值得注意的。透過美國當時外交界的電報往來,我們大可看出當時台灣社會的狀況。底下我們就來看一些當時的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與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及華府的國務院間的電報往來。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6/24/1876-1962),公使銜參贊 (minister-counselor) 是巴特沃夫(William Walton Butterworth, 9/7/1903-3/31/1975),駐台北領事先是布雷克(Ralph J. Blake),後來是克倫茲(Kenneth C. Kerentz),駐台北副領事是柯喬治(George H. Kerr, 11/7/1911-8/27/1992, 現在也翻為葛超智)。代理國務卿是艾奇遜(Dean Acheson, 4/11/1893-10/12/1971),國務卿則是馬歇爾。

1947年的電文節譯

1947年1月10日,台北領事館致南京大使館

12月20日在日本的台灣人抗議美國對台灣人的不公平對待。而最近的「渋谷事件」 (註一)是台灣人首次組織起來與外在團體對抗的例子。但據許多最近由日本返回台灣的台灣人表示,滋事者大都是黑道份子。經濟的蕭條使許多人都以不當手段要混口飯吃。據一則未經證實的報導,在7、8、9月的日本,就有台灣人犯了三百件案件,比同期犯案的日本人多了一倍。一般台灣人不認為渋谷事件能站得住腳(have a case)。這個反美示威事件與最近在北平及中國四處的反美示威事件(註二)並沒有關聯。

台灣目前的謠言很多。美國在台中整修機場及工廠以做飛機維修一事,引來許多台灣人的求職。許多是當年在菲律賓與美國一起作戰的台灣人。事實上美國空軍已選好台中為基地,而也打算在台中設廠建B-29。但謠言又傳說美國與蘇聯於不久將會對打起來,而將有三十萬的美軍會登陸台灣。一說已有1600名美軍已由淡水登陸。也有一謠言說,因為國民黨的腐敗無能,美國會支持日本回來治理台灣。也有人引述日本高階人員於被遣返前在基隆的揚言,曰日本是被美國打敗而非敗於中國,二十年後日本將會再回到台灣來。也有人傳言,由於國民黨因戰爭的負債,有意將台灣賣給美國。

大眾的不安反應了台灣與大陸政經局勢的不穩。而由大陸沿海地區持續移入台灣的中國人也帶來不同的訊息。警察制度很不穩,大型的搶劫案一再發生。

台灣一群相當有教育的人,據聞包括目前的台北市長(按,游彌堅)也在內,他們擔憂中國的內戰將會導致經濟的垮台,而台灣將會被捲入搶奪控制權的紛爭。他們對美國政府有三個期待:一,不要如日本投降後般的運送國民黨的軍隊來台。二,希望美國能派遣技術人員與行政人員來台以幫助台灣人不被捲入大陸的亂局。三,希望美國能提供金融上與物質上的援助以促進工業與商務的復原。他們認為實施自由貿易以取代目前的貿易專賣制度將有助於台灣的經濟復甦。

註一。戰後的日本經濟蕭條,加以有五百一十萬人於戰後的一年半內回到日本,使社會難以承受這種鉅變。一般民眾士氣殆失,酗酒用藥大增,而許多生活上的必需品也普遍缺乏。社會變成當時人所描述的「虛脫狀態」。黑道控制的黑市交易也隨之而起。據估計,百分之三十的黑道人物為所謂的「第三國人」:台灣人,韓國人與中國人。在搶奪地盤下, 1949年6月,幾百名台灣黑道在渋谷站前與一千名日本山口組火併了起來。七名台灣人死亡,一名警察死亡,34人受傷。憤怒的民眾把箭頭指向第三國人,但在佔領日本盟軍中的國民黨份子則以戰勝國的姿態出來挺中國人與台灣人。事後也藉由盟軍賦予華人較為特殊的地位–配給的增加。這也使沒受惠的韓國人與台灣人間增加了嫌隙。

註二。由於美軍在中國的酗酒行為及一些強姦事件,當時也引起中國民眾普遍的不滿。最著名的是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兩個美國大兵強姦一事。共產黨則乘隙煽動反美而於中國各地都有反美的示威。

1947年3月1日,美國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昨晚有兩名台灣女孩遭到公賣局警察因查緝私菸打死。今早有兩千名到三千名台灣人走上街頭。他們打死一到三名大陸人(有待證實)。憲兵開始進駐政府建築。下午兩點,行政長官公署向群眾開槍射擊,有數人死亡。公賣局的東西被拿出來燒掉,有數部車子被弄翻並被放火燃燒。大使館的訊息認為,國民黨當局不了解上海金融危機的嚴重性,而對專賣加以更嚴格的管控以致招來地方的動亂。(註:電文6:00 p.m. 發送)

台北領事館續報說共有十到十五人死亡。怒火指向大陸人,基隆也受波及。往南的火車停駛。火車站前警察開槍打死2到4名台灣人。前後共有二十幾名大陸人到領事館尋求庇護。領事布雷克已數度打電話給行政長官陳儀要他將大陸人帶到其他政府機關避難。(註: 電文11:00p.m. 發送)

1947年3月2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政府已將進入領事館尋求庇護的大陸人移走,沒有意外。

1947年3月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從昨夜到今天都有槍聲。情勢仍然緊張.行政長官在廣播中答應會無條件釋放被捕的人,傷者都會受到醫療照顧。台北基隆的政府機關都停止運作。全島都有動亂。

1947年3月4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市緊張.較少槍聲,但已知有4名台灣人被打死。人民代表與政府將於3月10日全面討論。外僑沒有什麼問題,在街上還受到歡呼。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報紙特刊報告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成立。執委會要領事館向全世界發佈二二八事件的事實。但領事館表明只能向美國政府傳達意見,領事館不是新聞機構,不能代為發布新聞。事後領事館收到一封向馬歇爾將軍的陳情書。信上有141個簽名,代表807人。陳情書的結論是:最快的解決方案是聯合國聯合治理台灣,切斷與中國的政經關係直到台灣成為獨立的國家(按,馬歇爾是當時的國務卿)。(註: 電文1:00p.m. 發送)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的一名醫生與另一名台灣人向領事館提供國民黨軍車胡亂射擊達姆彈的證據。但領事館已表明中立原則,不能接受達姆彈使用的證據。(註: 電文2:00p.m. 發送)

1947年3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行政長官公署違反和平解決事變的決議,派兵進入城市。台灣人大多希望和平解決,但目前看起來,台灣人憂慮當年陳儀當福建省省長時,曾屠殺當地人民一事可能會發生在台灣。台灣人一般沒擁有武器,但桃園中壢一帶民眾用土法卻也阻止了軍人的進城。一般人民相信陳儀在等大陸調兵過來。(註:電文9:00p.m. 發送)

正確死傷人數不詳.中央通訊社的報導是台灣人的死傷人數是一百,外省人的受傷人數是四百。(電文華府7:36..收到)

1947年3月6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戒嚴令已於3月3日取消,但仍可看到軍人的巡迴。台北市長與市警察局與大學生幫忙維持秩序。食品短缺較沒那麼嚴重,但米仍很缺乏。南向的火車仍尚未通。(註:電文6:00p.m.發送)

1947年3月6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事情在急速轉變中。台灣人表示,他們會抵抗由大陸派來而沒有人民代表權的政府。台灣人強調因為開羅宣言,所以美國有責任求取聯合國的干預。在慎重考慮後,領事館的決議是由美國代表聯合國來做干預以防止軍隊在台灣的屠殺。以 3月3日的情況看來,情況相當緊急,目前法理上台灣仍是日本的領土。中國由於是聯合國的一員,所以中國應可以被保證在聯合國管理下,情況穩定後台灣會重返中國,但台灣人將有較大的代表權。但台灣人一般都認為聯合國的管理是以美國為主,他們要的是民主政治的訓練以達到將來台灣人管理台灣人的目標。

領事館目前的危險不是由台灣人來。美國人在台灣人中有很高的聲譽,目前領事館的危險是嫉妒美國的聲譽而又亂紀的中國兵。馬尼拉報告誤指台灣人攻入領事館而大陸人護衞領事館。目前已傳言政府要由福建調兵過來,而高級官員已將家屬調去安全所在。領事館已求取大使館的幫忙做可能的撤離及通知中國中央得保護領事館的安全。(註:電文7:00p.m. 發送)

1947年3月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領事館收到一封由228事件處理會員煩司徒雷登大使轉交蔣介石的信,指出台灣人只是反對官員的貪污並要求政治改革,別無他意。希望不要派兵來台灣以避免衝突的升高,也希望中央派遣一名高階政府官員來台商量事變的處理。領事館也將處理委員會的要求翻譯成英文。台中、嘉義、頭份及東部在台灣人的掌控中,新竹、台南及高雄的街頭巷戰仍在持續中。

1947年3日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今天開始撤離領事館的非必需人員。中央政府是否會派兵到台灣,大使館希望能查證。

1947年3月9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報,中央政府決定廢除行政長官公署的職位。

領事館續報,台北由昨夜開始就有持續槍聲。約有兩千名(政府說是憲兵)的兩師兵力於昨晚抵達基隆,還將會有五艘船會由華南地區開過來。昨天下午基隆也有激烈槍戰。大使館派副武官道中校(Colonel F.J. Dau)為信使陪同蔣介石的特使到台灣了解情況。

1947年3月1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道中校下午由台北報告,台北的異議份子都遭逮捕。官方廣播指出引起事變的官員已接受審判,死傷者都受到醫療照顧,將會爭取台灣成為一省,將會重用台灣人,市長選舉將於7月1日展開。

1947年3月12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報紙報告,蔣委員長對處理台灣事變有信心,已派一名高級官員去幫助陳儀。政府也派兵去台灣擔任警備任務。他指責共黨引起動亂,並指出民眾的要求已超出省級政府的權責而也違憲。

巧合的是,陳儀也解散了處理委員會,指責他們助長了動亂。

1947年3月1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昨天下午據台北領事館表示,引用可靠台灣人的訊息指出,政府已大規模逮捕並處決人員。大使館要求間接管道向蔣委員長求證。

道中校指出兩個憲兵隊於3月7日登陸,再來是21師。陳儀指動亂是由暴徒及共黨引起。但領事館只看到開槍的都是軍隊。美國人無人受傷,但有一聯合國人員 (UNRRA) 的房子遭到槍擊。

南京定期的政府新聞部記者會說台灣的動亂很快就會平息。政府將會盡速做政治與經濟的改革,也會寬大處理。但台灣人要求撤銷警總,只僱用台灣人當軍人是很不負責任的想法。

新聞部也說白崇禧很快就會去台灣。

1947年3月1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國防部長白崇禧已於17日抵達台北。同行的14名軍政人員包括蔣經國,冷欣,葛敬恩等,他們計劃到基隆高雄及其他地方做調查。

1947年3月20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昨天南京政府的例行記者會表示,台灣動亂的死傷人數不詳。目前全島已平靜下來,從海南島返台有共產黨員參與暴亂。

1947年4月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館報告,由於有遭逮捕的威脅,一般民眾的反應難以評估。但據少數內情人士指出,白崇禧的來台並沒改善,也沒改變基本情況。逮捕仍在進行,而證據顯示槍殺仍持續中。基隆港的浮屍仍在打撈中。有兩件軍人公開槍殺民眾得到證實。

行政長官告知美國記者,處理委員會與政府的聯絡人王添灯因拒絕接受逮捕而遭槍殺而死。

1947年4月10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北領事報告,在城市區的大規模的逮捕與處決已結束。一名美國聯合國(UNRRA)的醫師剛由西部回來,指出政府說有一千名大陸人傷亡,數目是太誇張了。他在與台灣人的來往中了解到,台灣人對中國人的長久佔領表示無奈,但不放棄聯合國的介入,也指出美國將台灣交給中國是一個錯誤。

1947年4月1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有關台灣的動亂及白崇禧到台調查一事,為了了解白崇禧訪台的目的與效應, 大使館請台北副領事葛超智來大使館做個報告。他為白崇禧訪台一事陳述了他於4月10日就已寫好的備忘錄(摘譯如下):

白崇禧原本十天的訪台行程延長成三個禮拜。事後也以五種語言做廣播以「更正」外人對政府的不了解。白崇禧認為日本的教育是一大傷害。因為日本教育醜化中國人,必須停止並做教改。 他也說要釋放公家土地(全島的百分之七十)做私人農作使用。但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山坡地。白崇禧也要求山地原住民揪出逃到山上的暴民。在公開場合白崇禧都是在稱讚陳儀。而事實上在他訪台期間,大量逮捕及處決都仍在進行中。這些現象反應了他同意陳儀的措施。

在政府官員中,原先只有一位任教育局副委員的台灣人,其他政府職位皆為中國人。這位台灣人對政府歧視台灣人的作風深感痛恨, 一再反應但皆沒受到處理。此人於二月中已辭職,但遭逮捕,相信已遭處決。

對「中國評論週刊」(China Weekly Review)指出有五千人遭處決一事,白崇禧反駁,指出只有中國人死傷,也強調軍隊的受損。白崇禧原先於3月25日指出有一千人逃到山上去,但在4月7日又改說這大約四十人逃到山上去。而白崇禧只取消專賣局之名而改名成公賣局一事,並沒有改變專賣的本質。

青年黨的《新中華日報》於4月15的社論指出,白崇禧的訪台只是為了維護蔣介石與陳儀的形象與旣定路線,並要將政治傷害減少至最低。原先大家指責的陳儀仍然維持職位。在蔣介石的指示下,所有報紙都已停止報告台灣動亂的消息。一個駐北平的外籍記者也於3月26日的 China Daily Tribune  指出他們都收到這個指令。

葛超智的結論是, 白崇𥛶的訪台只是加深了台灣人對中央政府的疑慮。白崇禧的表面上的改革措施,及他訪台期間逮捕及處決的持續進行,都反應了他與蔣委員長站在同一線上。

1947年4月21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由於蔣總統向司徒雷登大使表達要知道228事變的背景,大使館要求台北副領事葛超智準備了一份備忘錄。中英文的版本都於4月18日交給了蔣委員長,副本國務院存檔。{註:電文只刋出最後「事後與處置」(Aftermath and Settlement),全文「台灣事況備忘錄」(Mem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April 18)則於後來被收入在美國國務院1949年8月的對華白皮書。在這一千多頁的白皮書中,國務院探討1944-1949年的中美關係}。「台灣事況備忘錄」的大要如下:

台灣人是熱烈歡迎國民黨的接收台灣。但1946年群眾開始不滿。大量失業,而原先已根絶的疾病也都重現。1946年的稻米雖然有豐收但卻缺糧。台灣人雖然歡迎新憲法的公布,但行政長官卻說台灣無法比照中國各省預定於1947年底實施,而最早只能於1949年底實施。在日本人空出的房產處置中,也優待中國人及官員但不利於台灣人。專賣制度的處理也優惠了中國少數官員而將台灣人置於不利的地位。

在2月27日的查緝事件後, 2月28日約有兩千人和平的走向專賣局,下午走向行政長官公署。在毫無預警下,屋頂的機關槍掃向群眾,至少有4人死亡,暴亂因而擴大。美國領事人員見證毫無武裝的人民與政府的衝突,也見證了政府機關及台北火車站上軍隊開槍射擊人民。

3月2日,陳儀同意人民的要求將會於3月10日會面討論,保證政府不會派兵入城。但民間據傳陳儀已在派兵入城。聞訊的新竹地方人士拆除鐵路線,使軍隊不能北上。在人民代表與政府的會談後,政府表示3月8日6點前所有軍隊都會撤離,而通訊會恢復,軍糧會釋放以避免危機。參謀長柯遠芬也保證軍隊不會入城,他以自殺來保證。 3月8日,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也指出人民的要求很合理,中央政府絶不會派兵來台。但3月8日,有外籍人士觀察到基隆街道先由機關槍掃射淨空後,晚上便有兩千名警察與八千名軍人登陸。而同時間也有三千名軍隊由高雄登陸。從3月9日開始中國軍人就胡亂開槍打人。領事人員就看到軍人用刺刀無緣無故刺殺一名苦力,軍人也向行人行搶。一名加拿大護士冒險救了許多人。許多被送到醫院的病人都有機關槍射殺及刺刀刺傷的傷口,而許多也肢體破離。 3月10日,萬華地區的商家普遍遭受到軍人的搶劫。3月11日開始,中學生都被有系統的逮捕。一個可靠的估計是台北於13日有七百名學生遭逮捕,基隆有兩百名學生遭逮捕。松山地區有50名學生被處死,台北近郊的北投有30名學生遭殺害。所有處委會的人員也都一一遭到逮捕。病中的陳炘,及林茂森,王添灯,也都遭到逮捕。 3月10日,一名外籍人士目擊有15名衣裝良好的台灣人跪著,頸部穿鐵絲,等待被處決。 3月14日與15日,基隆港開始出現浮屍。估計基隆有三百人被抓並處決。三天後,軍隊也像郊區邁進.外籍人士於淡水街道上看到不少屍體。

從2月28日到3月9日,當台灣人已控制全島時,他們強調要和平處理二二八事變,要將台灣打造成中國的模範省。台灣人對中央政府及蔣委員長的忠誠是毫無疑問的。過去18個月來,台灣人指責行政長官公署,認為只要蔣委員長了解台灣的情況,則改革便可以正式推動。台灣是有比中國都良好的工業基礎及技術人才。中國的內戰不應影響到台灣。一個好好治理的台灣應可為台灣及中國都爭取到急需的外匯。

目前3月底及4月初,基隆港及其他地區都仍持續有死屍的報導,可見鎮壓及處決仍在繼續當中。

1947年4月2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政府的記者會,魏道明上任台灣省主席的時間未定,估計是在近日。

有關魏道明上任一事,台北領事館的副領事葛超智在預定於4月28日由南京返美前,整理了一篇有關魏道明的備忘錄。

葛超智指出,魏道明的成功與否取決於:A, 他對軍方是否能掌控。B,他如何去掌控陳儀所發展出來的複雜官僚體系。 C,他對中央政府導致目前台灣政治經濟危機的政策如何去改變。

葛超智指出,中國軍方對有多少兵力在台灣一事是三緘其口,但據大使館道中校的估計,有五萬到六萬的兵力於3月7日後運到台灣去平定動亂。這已造成軍方佔領的問題。陳儀派柯遠芬去處理糧政,但柯卻也將台灣的米糧剝削成嚴重短缺。最近台中與新竹縣長的指派,表面上看來是平民身分,但實際上都是軍人背景。魏道明的成功與否也要看他是否不再繼續陳儀保護貪官的路線。原來專賣局與貿易局的局長,本都於1946年被大陸派來的調查委員判為貪腐,但卻仍都被陳儀重用。

1947年4月2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魏道明的出任台灣省主席,目標可能是針對美國(按,魏道明曾任駐美大使及駐法大使)。魏道明已下令在各級省政府設立副委員長的職位,以使台灣人熟悉中國的政治運作。但陳儀已消滅了許多有能力的台灣人,在未來用人上將是一大困難。

1947年4月28日,美國「投資與經濟發展部門」(Division of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華克先生(Melville H. Walker)的備忘錄: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藉由美國技術人員來發展台灣的經濟。華克先生的分析是:一,將台灣分開處置可能不太恰當,這會牽涉到中國將會發展成為不同經濟區,也會使目前美國反對蘇聯在滿州的作為一事造成矛盾。二,大使覺得台灣有很大的經濟潛能,好好開發可以償還美國對華貸款。不清楚大使是要還債為主或是要開發台灣為主。台灣在日治時期的對外貿易總額是2億2千5百萬美元。以1937年的資料來看,其中85% 是與日本及韓國的進出口。台灣出口以米與糖為主。台灣的水力發電充足,高雄的鋁廠及石油廠有待復原。除非美國與國民黨有良好而明確的共識,否則到最後若有問題,國民黨只會指責美國而已。

1947年5月12日,大使致國務院

陳儀的告別演說強調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也警告野心份子之想將台灣分離出去。也暗指美國鼓勵台灣的異議份子。

1947年5月13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據中央社報導,即將上任的魏道明指出施政的目標是民主,經濟穩定,及提高生活水準。

1947年5月1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公使銜參贊與即將上任的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有一個長談。魏博士承認他對台灣了解很少。我們提醒魏博士必須終止在台灣的搜括的行為,台灣應與中國分離以避免因內戰而引起的經濟混亂牽連到台灣。我們也告訴他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央政府與台灣的關係,而國共內戰也將使台灣處於危險的處境。若沒有給台灣人更大的參政權,則共黨的影響力會因而產生。

由於布雷克領事九月就要離開台灣。我們在台灣需要一個相當有見識及處事能力的官員,方得以對傾向於剝削台灣的中國政府施壓。

1947年5月26日,葛超智就共黨可能滲透台灣的備忘錄摘譯:

最近的屠殺及軍事鎮壓(目前估計有五萬兵力在台灣),加以不注重民意的表面上的改革已使台灣人疏遠大陸。陳儀暗示美國支持他的政策,特別是他所用以鎮壓的都是美國的軍事裝備。直到3月中旬,台灣人企求聯合國的托管或美國的暫管。台灣人也討論主權尚未移交給中國這個事實。可以考慮用美援來改善台灣的經濟結構,在(國民黨由台灣)撤軍後用台灣法律地位的問題求取國際共管,使台灣成為未來中國重建的基石。

1947年7月8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許多被抓走的人仍然處於失蹤不明的情況,一些新的失蹤人口也時有所聞。秘密警察活動增加中。中部逮捕人口可能都與敲詐有關,在賄賂後許多都得到釋放。目前的看法是,文人政府並沒法掌控軍方及特務。民間也謠傳台灣將讓給美國以交換給中國的貸款。

1947年11月5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行政院長張群訪台回南京後發表談話。張群指出台灣人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在日本統治台灣的51年間,只有20名台灣女孩嫁給日本人。但在台灣光復後的兩年內,台灣人與中國人已有兩千對聯姻。省政府對治理都有周詳的考量,議會與地方政府也都合作無間。

1947年11月17日,大使館致國務院

台灣來的新聞仍可看出治理無方及民間的不滿,與一些爭取自主的革命活動。蔣委員長了解情況並誠懇的同意某些形式的中美共管一段時間,重點在經濟方面。

1947年12月5日,代理國務卿致上海領事

美聯社12月3日的報導引用新民晚報的報導,指出美國要使台灣脫離中國的統治。報告指出美國新聞處處長表示,美國會引用大西洋憲章於台灣,支持自決。國務院要駐上海領事館調查此事。

1947年12月7日,上海領事館致國務院

領事館翻譯了新民晚報有關美國要奪取台灣的新聞。指出美國經營的馬尼拉公報(Manila Bulletin)公開要求置台灣於托管,指出美國空軍已進駐台灣的空軍基地,而魏德邁將軍最近的訪台也詳細考察台灣的港口、基地與煉油廠。而美國新聞處也表示:1,雖然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與雅爾達會議說明了台灣的歸屬,但在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台灣的歸屬仍未能建立。2,美國決意要用大西洋憲章,使台灣人能自決。3,目前台灣在麥克阿瑟管理下,台灣人若要自決可向麥克阿瑟陳情。4,台灣若要脫離中國則美國會援助。5,台灣人若由美國做托管,則期限可由台灣人自己決定。6,美國會儘力協助台灣的經濟重建以解決失業的問題。7,若台灣置於美國托管之下,則因事變入獄的政治犯都會會得到釋放。

據美聯社報導,在美國野心分子指導下的台灣分離份子將於最近要求參與對日和約與公民投票,他們相信99%的人都會要求與中國分開。

1947年12月16日,台北領事致國務院

新民晚報的報導源於10月5日香港的《新台灣》(New Taiwan)雜誌。當地視《新台灣》雜誌為共黨背景,但實際上有國民黨的支持。新民晚報的重複報導有製造風潮的作用。是不是由南京發動難以得知。在中央社的要求下,台北領事與30名報界人士會面做澄清。但所有報紙都沒有刊登台北領事的發言。

1947年12月17日,台北領事館致國務院

魏道明的演說指出,台灣自光復後謠言特別多。要追查謠言的來源是很簡單的。他們一般不是由共黨來就是由外國媒體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台灣脫離祖國。將來的對日和約可能有一些問題要處置,但台灣的問題早就決定好了。台灣的光復是用幾百萬戰死軍人的血爭取來的,而六百萬台灣人也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省。若台灣問題成為對日和約的一個問題,則四億五千萬中國人與六百萬台灣人都會準備不惜用流血爭取。在台灣,我們沒有軍隊, 205師駐此只為訓練而已。

討論

美國國務院的歷史署 (Office of Historian) 負責處理美國的外交檔案。許多已解密的歷史文件也都在經過篩選後公布。本文所選用的電文都是歷史署所公布的。

在228革命前後那段期間,台北的領事先是布雷克,後來是克倫茲。但顯然的,副領事葛超智是個比較重要的人物。在南京的美國大使是司徒雷登。與蔣介石能做直接溝通的是司徒雷登,他也多少掌控了什麼事可以與蔣介石討論及什麼事要通報國務院。

司徒雷登是世代的傳教士家庭,包括他本人也是個傳教士。他生於杭州,而除了幾年的返美求學及晚年外,他都住在中國。五十年在中國的時間使他覺得他是中國人而不是那麼美國人。他是燕京大學(現已成為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但由於他支持國民黨,使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目前北京大學的校史都不提他的名字。司徒雷登的太太於1926年逝世,葬於燕京大學的校園。司徒雷登的遺願是要與他太太同葬在燕京大學。2008年,司徒雷登死後的46年,他的骨灰被運葬在杭州,與他的父母及一個哥哥同葬在一起。

葛超智於1935-1937年間在日本求學, 1937-1940年間在台灣教英文。二次大戰期間他服役於海軍而成為台灣通。葛超智的更大興趣其實在於琉球及太平洋的島嶼民族。1947年後他任教於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後來在史丹福大學及胡佛研究院。也由於他親台灣及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及「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出版,使他成為國共的共同敵人。在蔣介石的施壓下,他失去了史丹福大學的教職。

在一個親國民黨的大使及一個親台灣的副領事的來往中,我們不能確定是否有很多訊息沒被傳出去。但司徒雷登似乎是有將重要的部分都與蔣介石有所討論。

官方的來往管道也許有所限制,但很許多國家到底是有第四權的存在

1947年3月29日的紐約時報就有一篇Tillman Durdin所報導的「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Foreigners say the Chinese slaughtered demonstrators without provocation」。1947年5月24日的The Nation雜誌也登了一篇Peggy Durdin的「Terror in Taiwan」,1947年6月4日的The Nation雜誌再登了一篇同一作者的「Taiwan: China’s Unhappy Colony」。Tillman Durdin 與Peggy Durdin是夫妻檔。澳洲的報紙The Daily News of Perth也登了一篇「Terror in Formosa」。葛超智的「被出賣的台灣」固然最經典,228時在台灣的一名紐西蘭籍的聯合國 (UNRRA) 雇員Alan James Shackleton (3/21/1897-1984) 在回紐西蘭後的1948年也寫了一本「Formosa Calling」,但都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出版。Shackleton先生指出在當時反共思惟及中國遊說團 (China Lobby) 勢力龐大的年代,沒有出版社敢出版那本書。

整個228革命前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更廣泛的現象。那就是中國依賴美國,但又極端排擠並故意要抹滅美國的存在。沒有美國,中國沒有能力對付日本,更遑論所謂的「抗戰勝利」了。沒有羅斯福總統,中國也不可能被認為是四強(後來的五強)之一。這種既要依賴美國,又極端嫉妒美國的現象,我們在電文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而也表現在美國協助下的台灣交接過程中,及一些中文的日本投降書的故意忽略美國的「誤翻」了。美國給錢,裝備,並提供技術人員及軍力,但狐假虎威的狐狸雖要靠老虎,卻也不想讓人明眼看到老虎的存在。但即使在這種扶助之下,這隻狐狸不但成不了老虎,反而被當時的台灣人視之為「狗去豬來」的豬了。

但5月17日的電文中,美國公使銜參贊指出,在台灣,美國急需一名相當有能力及熟諳東亞事務的外交官,方得以控制只會向台灣掠奪的國民黨一事來看。我們可看出當時的美國不但不了解台灣,也很忽略台灣,也多少造成了這個慘劇的發生。

但總的來說,美國國務院的外交文件多少讓我們看到事變前後的台灣情況,及美國國務院的處置(或說缺乏處置)。也多少讓我們看出事變前後美國扮演了什麼樣的一個角色。但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是,誰將中國軍隊運送到台灣。我們知道接收時是由美軍幫忙運送中國兵到台灣的,但228革命後是誰運送國民黨的軍隊到台灣而展開屠殺的。美國國務院的電文沒有提到此事,也許是有意忽略掉或避而不談,或沒有解密。

李堅

 

 

 

 

民族救星與漢奸之五 惡人出頭的文化—– 厚黑文化與精衛填海

台灣人視蔣介石為獨裁者,殺人魔王。但深藍的人可不這麼想,他們還真以為蔣介石是民族的救星。說是那個「民族」倒也不言可喻。除了台灣的深藍人士有此見解之外,中國的民運人士似乎也對蔣介石頗有好感,至少不是有很壞的印象。中國的民運人士之有這種看法源於台灣達成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會認為蔣介石未必有功,但他的獨裁沒有那麼絕對,迫害沒有那麼嚴厲過火。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相對的問題。中國民運人士深受毛澤東的迫害,相較之下蔣介石就沒有那麼可怕了。在這種大惡與小惡的比較之下,蔣介石看起來是好的多了。而我們都知道蔣介石這個小惡是敗於毛澤東這個大惡的手裏的。
不要說小惡的蔣介石敗於大惡的毛澤東,從中共建國以來,較受中國人民愛戴的劉少奇、胡耀邦與趙紫陽等也都被鬥臭鬥垮。這說明了一個現象:在中國及中國文化裏,越惡越黑越容易出頭。這也就是中國的厚黑文化,臉皮越厚,心地越黑,則越容易出頭,越容易成功。我們就來看又厚又黑的毛澤東對也同樣厚黑的秦始皇是如何的惺惺相惜。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但毛澤東還是認為秦始皇是個好皇帝,而且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多了。
汪精衛最終是被蔣介石打倒了。他的要員也都受到蔣介石的清算與處決。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汪精衛臉皮不夠厚,心地不夠黑呢?
1944年11月18日汪精衛病逝於日本。當時人在美國的胡適由報紙得悉此事後,於他的日記及11月18日給友人高宗武 (國民黨的外交官,也同陶希聖般與汪精衛共事過) 的信中寫道:「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認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他好像常常這樣想。其實不惜生命是一件事。…..社會上能諒解他的人也許不少,但未必肯公然為他辯護。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惡名”恐難以洗刷。一個很可愛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負”惡名”而死,真可惋惜!」
即連胡適這麼有地位又這麼欣賞汪精衛的人都不願公開為汪精衛辯護,當然是明哲保身吧,但也多少顯出中國文人的鄉愿作風。
汪精衛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作風在當時的政界是個異數。而他也強烈反對社會上一切無意義的風俗習慣,強調「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的子女的婚嫁也都採取了簡單的儀式而只邀宴少數的親朋好友。汪精衛數度留法,也去德國就醫過。可說是西化及現代化的先鋒。汪精衛也一再強調大家要說老實話,要負責任。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於1937年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8月4日發表《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而這說老實話,負責任的勸調也出現於《最後之心情》裏。簡單說汪精衛要大家面對事實,「對自己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人人能說老實話,才能人人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我們不作奢想…..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了」。
汪精衛要大家說實話,要負責任,顯然說實話與負責任是中華文化中所缺乏的。從當初的革命英雄到後來被指為漢奸,原因在於汪精衛不但主和而且身以力行與日本講和。當然,同汪精衛於南京組國民政府的有不少是投機政客及臥底的人物。這些人同汪精衛一樣都被套上漢奸的帽子。滿人統治漢人近三百年,無數漢人為滿人效勞,被指控為漢奸的何其少數。日本侵華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都試圖拉攏美國與蘇聯。蔣與美國是鉤上了,中共因而稱國民黨為美帝的走狗,但不是漢奸。毛澤東後來向「蘇聯老大哥」投懷送抱的「一面倒」時,也沒人指他為漢奸。漢奸一詞顯然是針對日本而來的。
將汪精衛扣上漢奸的帽子而中國人,甚至台灣人也都信以為真的不加以思考或分析。沒有人會去探討當時南京政府治理下的情形,也沒有人願意去了解他為什麼要當”漢奸”。我們只知道漢奸帽子一拋出便有如血滴子般能置人於死地。中華文化是一個黑白文化,非黑即白。在那種文化體制下成長的人不知有彩色的存在。在人類文明的演化上看來是相當落後的。
一位能詩善詞的晚清秀才於留日期間成為革命志士,勇於冒死行刺,後來留法而於民國初年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侵華期間中國國際孤立下,這位美男子走上了與日講和的”曲線救國”而最終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終其一生有如其筆名精衛般孤獨地踏上精衛填海的道路。(系列完)

 

李堅

民族救星與漢奸之四 汪精衛《最後之心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相較於北伐後到盧溝橋事變間的國民黨南京十年 (1927-1937),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只有南京五年 (1940-1945)。在汪政權下人民的生活是比當時其他中國地區的生活要來得好。汪政權一開始就向蔣政權下的重慶政府招降,要他們加入「曲線救國」。許多不滿蔣介石的人都來依附汪政權。當時投奔南京國民政府的就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 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五十餘萬。1943年1月9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條約,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歸還中國。在這段期間汪精衛是在委屈中求全的。他遵循孫文「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亦無日本」的看法,並嘗試將孫文的「泛亞主義」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做個比較與整合。在他60歲那年 (1943) 所寫的《朝中措》中有「欄桿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清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難免令人聯想到亡國的李後主的虞美人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多少可以看出汪精衛的心情。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因以前的槍傷問題沒解決而開始惡化。在中國治療沒有改善之下於1944年3月3日乘專機到名古屋大學醫院就醫。情況一直沒有改善而最後的診斷是多發性骨髓腫。此時美軍已開始大規模轟炸名古屋。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說:”我要回中國….”,不久就氣絕。
汪精衛死後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舉行簡單的國葬。遺體依遺願葬於孫文中山陵墓旁的梅花山上。
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便開始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人員進行清算,許多人都遭到了處決。但在尚未對汪政權的人員進行監禁及判刑與處決之前,蔣介石便首先對汪精衛進行死後算帳。在蔣介石尚未”還都”前,他指示何應欽去炸掉汪精衛的墳墓。1946年1月21 日在何應欽的指揮下,用了150公斤的TNT炸開了墳墓。由於有使用防腐劑所以汪精衛屍身完整,身著文官禮服,上面覆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沒有陪葬品。口袋裡有妻子陳璧君寫的「魂兮歸來」四個字。之後他們將汪精衛的遺體拿去火化而將骨灰棄置。
國民黨還都後也逮捕了陳璧君但陳璧君堅決不認罪,她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甚麼國可賣?”最後法庭判陳璧君無期徒刑。個性剛烈的陳璧君說她寧願被處死而不願坐牢。國民黨敗於共產黨後將她留給了中共。1952年和陳璧君交情很深的宋慶齡與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一起去探望陳璧君,說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個悔過書則中央會釋放她。陳璧君拒絕了,她寧可坐牢也不願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7歲的陳璧君死於上海的提籃橋監獄。
1963年香港的《春秋》雜誌社收到了一封寫給朱子家的信。朱子家是金雄白的筆名,當時在《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寄件人是神秘人士,內容是長達五千字的《最後之心情》,汪精衛的遺書。前言有”交XX妥為保存,於國事適當時間,或至銘歿後二十年發表”,簽名時間是1944年十月。這一遺書一發表即引來真偽之辯。但由標題《最後之心情》的落筆及汪兆銘的簽名筆跡及文體來看是汪精衛的文筆沒錯。
汪精衛在他的《最後之心情》開場白對國際局勢的演變,中國由當初的孤立無援到與英美結盟寄予希望。他表示他的主和基於日本侵華以來「一般輿論,對日已成一戰聲。渝府 (指重慶) 焦心積慮,亦惟以不變應萬變…..兆銘之脫渝主和,與虎謀皮,必須截然與渝相反,始能獲得日人之稍加考慮」。「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為淪陷區人民…..銘交涉有得…..不望為釜望為薪」。汪精衛續指出「日軍氣燄雖盛…..海陸空之交誹,時或露其真相於我。然其表面上之尊重天皇與服從命令,仍數十年來並無二致,是目無東京而仍有東京;目無中國而仍不能將中國人之地位完全抹煞。…..是國府(指汪政權)交涉之對象,非為謀國之臣,而為重利之酋。…..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汪精衛也指出南京政府「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教科書絕不奴化」。又說「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今日兆銘遙瞻局勢,東亞戰爭,日本必敗,其敗亦即敗於美之海空兩權」。最後他說「對於渝方,當使其了解和運發生,演變致今,亦不失其自信與自重。將來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政府對日之寬大政策」。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葩,其悲劇結局也反應了國際的形勢變化:日蘇美在中國這塊大陸上的角力。在當時中國這個大而弱的國土上,蘇俄一直是個大威脅但日本是個最大的勢力。但在美國加入戰局後一切形勢都改觀了。原先奄奄一息以不變應萬變的蔣介石在與美國掛鉤後竟然成為「列強」而狐假虎威的誇口「抗戰勝利」。與蘇俄掛鉤的中共則於打敗蔣介石後取得了中國政權,並於後來於聯合國取代國民黨而取得了列強的地位。依附日本的汪精衛也隨著日本的戰敗而被國共兩黨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這種中國文化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再次被驗證了。

 

李堅

民族救星與漢奸之三 和談只能做不能說—-民族救星與漢奸的產生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是近代中日關係的轉逆點。事變可能是偶發,擦槍走火或者是有計劃的,留待史家去論斷。但盧溝橋事變的發生無疑的激起了中國抗日的激情。蔣介石於1937年7月17日發表了《廬山聲明》說「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又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汪精衛也於7月29日發表了《最後關頭》的演講。他說「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他又說,締結「塘沽協定」及其他協定,「是想使日本進的慢些,我們退的慢些」。又說,「不做傀儡,只有犧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又說,「天下既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但私底下汪精衛也說,「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
由蔣介石與汪精衛的演講詞看來,兩人的立場差異不大,但兩者都有疑慮。蔣介石是軍人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強硬而也符合了當時的民憤。文人的汪精衛則態度較為婉轉,較考慮現實的情況。而我們也多少可聞出兩人都有求和的訊息。民間也許很憤怒要抗日,但事實是當時的中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沒有對抗日本的能力。蔣介石與汪精衛都很了解這個現實。而更重要的可能是當時的國際形勢不利於中國。英法都為本身在歐洲的存活做應戰,而蘇聯也憂心德國的進攻而專注於西線無法顧及東線,美國則不願捲入歐洲及亞洲的糾紛。在那種情況下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孤立的情況。唯一的例外是與日本及中國都為友邦的德國。當時的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 (Oskar Paul Trautmann, 5/7/1877-12/10/1950) 做了多番中日的調停工作。
1937年8月13日蔣介石將戰場轉到上海。因為上海有很多列強的租界地,蔣介石企求用此來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參與。雖然蔣介石於上海投下當時受德國訓練的精銳部隊,但三個月後淞滬會戰敗於日本。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國民黨提出日本講和的條件。蔣介石、顧祝同、白崇禧及唐生智都認為條件不苛刻可以接受。但蔣介石怕輿論反對會發生革命所以沒有回復。12月13日,日軍攻下首都南京,和談的條件轉為苛刻。1938年1月20日雙方互相撤回大使,正式斷交。
要說躲到重慶以蔣介石為首的強硬派有甚麼抗日的策略,看也看不出來。除了「焦土政策」及「以空間換取時間」外看不出有甚麼可勝利的端倪,只不過是「以不變應萬變」罷了。在國民黨強硬派高唱抗戰、犧牲到底的高調下,一些求取和平救國的人如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中心推動和平運動。在無法與強硬派討論和平建議的情況下,汪精衛也只有單獨同幕僚及親信走上了與日本談判的和平運動,曲線救國。而也從此被國共誣指為漢奸,而蔣介石則被捧為民族的救星。
當時不只國民黨對抗日無一致的策略,日本對華也無整個政策。在軍國主義的壓力下文人政要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而即使在日軍中,陸海空三軍也有很大的歧見,即連同一軍種中也頗有不同的意見。求和的日本文人政府在戰爭開始出現膠著後有了轉機。日方於1938年後開始重主和而非主戰,而這也與汪精衛的和平運動開始搭上了線。從1938年開始汪精衛等人開始與日本於東京、香港、上海、河內等地談判和平的條件。本來談和也是蔣介石於私底下同意但公開表明反對的。但在與蔣介石為此爭執不下後,汪精衛於1938年年底離開重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蔣介石也開始展開由特務頭子戴笠主導的對汪精衛的暗殺計劃。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人到河內與日本進行和平會談。此時國民黨的特務誤以為居住於大房間的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 (法國文學博士) 為汪精衛而殺死了他。1939年1月18日汪精衛的外甥沈次高也於澳門遭暗殺。汪精衛與日本的和談曲曲折折。日方的原意是要他在非占領區設立一個政府,但由於雲南軍閥的臨時變卦使汪精衛臨時出擊,要在日本的占領區建立一個中央政府。這等於要日本取消兩個傀儡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及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本於1939年6月5 日同意新政府的組成。
1940年3月20 日,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國旗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在日本的抗議下,汪精衛的新政府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三角巾。1940年4月26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儀式。中日雙方的文武要員及市民皆參加了。汪精衛在讀完《還都宣言》後,他及親信都留下了眼淚。
汪精衛走上了被人視為漢奸的和平之路,證據顯示他是在屈辱中求取最大的生存空間的。相對之下的蔣介石高喊抗日,但私底下也與日本展開極為秘密的和談工作。從陶德曼的調停到蔣介石派戴笠手下冒充為國民黨高官到香港與日本的會談,及其後有名下是汪精衛的人但私底下卻是蔣介石人員的南京考試院副院長繆斌。繆斌以佐藤為名到東京從事談判,名為「佐藤工作」。戰爭結束後駐日美軍發現這「佐藤工作」的文件。蔣介石趕緊下令將繆斌處死以殺人滅口。和談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如果你要當「民族救星」的話。
要詳細閱讀的人請參考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及朱子家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