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二 開羅會議及其後續發展 —– 蔣介石的前後表現

珍珠港事變 (12/7/1941) 後隔日美國對日本及德國宣戰。同年12 月30日蔣介石馬上開口向美國要五億美元的貸款。羅斯福於1942年3月批准了這項貸款但要國民黨發行公債以遏止通膨。但蔣介石只拿錢而不發行公債。這開啟了蔣介石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來來往往的一個模式:美國給錢但要蔣做一些事而蔣則堅持沒有更多的款項他沒辦法做。六個月後蔣介石的胃口更大了,要美國提供三師的軍力,五百架飛機及每個月五千噸的物資。史迪威反對這個要求但羅斯福怕蔣介石向日本投降而同意了。羅斯福怕中國投降後,日本會進攻到印度,甚至中東而與納粹連結起來。1937年開工而於1938年完工的滇緬公路本是國民黨的主要補給路線,1940年日本施壓英國而關閉該公路。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後切斷了這條補給線。所以美國的援助都是要空運的,耗費不菲,但這顯然無法滿足蔣介石的需求。

羅斯福知道蔣介石集團的問題:貪污,腐敗,不抗日。但當時的國民黨無第二人選。也因賽珍珠的建議而安排了開羅會議,希望能夠藉此穩住並鼓勵國民黨抗日。在開羅會議中雖然有官方的翻譯官,但宋美齡堅持她比較了解蔣介石所以她也要翻譯。因為整個過程有兩個翻譯,耗費很多時間。蔣介石在整個過程中是討價還價,對區域政治 (geopolitics) 的討論沒興趣,要點只在於編列一大推理由來要更多的援助。羅斯福原來擔憂蔣介石的國民黨於戰後有做地區霸主的野心,但他於會議後已沒這個疑慮。羅斯福對蔣介石的印象是善變 (mercurial),護短 (defensive),過於依賴太太。事後羅斯福也向他的兒子Elliott說蔣介石意不在抗日而只要打共產黨。

會議期間蔣介石要盟軍反攻緬甸以重開滇緬公路這條補給線 (稱為Operation BUCCANEER)。羅斯福同意但邱吉爾強烈反對。邱吉爾認為反攻緬甸需要大量的軍力與物資,如此會延誤攻打德國的計劃。中英堅持不下但羅斯福原則同意國民黨的反攻緬甸建議。但等三巨頭到德黑蘭開會 (11/28/1943-12/1/1943) 後,史達林表示蘇聯將會開啟歐洲東部的戰場以牽制德軍,並於德國投降後會對日宣戰。做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同意蘇聯取回庫頁島的南部,千島列島,Kurile islands,並擁有東北亞勢力的要求。有蘇聯的同意攻打德國及日本,羅斯福放心了多而也才同意邱吉爾的取消反攻緬甸的計劃。知悉反攻緬甸計劃被取消的蔣介石大怒,並於開羅公報 (Cairo Communique, 12/1/1943發佈 ) 筆跡未乾的12月9日向羅斯福要一百億美元的貸款及每個月兩萬噸的資援。羅斯福拒絕了,要蔣介石先抗日再來要求貸款援助。

從1944年3月到12 月,日軍發動三場大規模的「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計劃」,國民黨稱為豫湘桂會戰 )。日軍這幾場在河南,湖南,及廣西的作戰意要連結日軍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通路。國民黨大敗後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白熱化而成你死我活的狀態。雖然同意史迪威的建議由他來指揮國民黨軍隊,但羅斯福不願見美軍離開中國 (蔣介石的威脅),所以換了魏德邁將軍 (Albert Wedemeyer, 7/9/1897-12/17/1989) 到中國戰區。魏德邁將軍雖然與國民黨的關係較好,但他也無法促使蔣介石改革他的軍隊。「一號作戰」後使國民黨更陷入孤立而不再成為美國考慮的對象。但「一號作戰」後的日軍也變的更過於分散而使中國戰場更陷入膠著的情況。中國戰場從此以後不再是盟軍的考慮對象,主力集中在歐洲戰場及太平洋戰場。

在雅爾達會議期間 (2/4/1945-2/11/1945) 羅斯福已有心臟衰竭而顯得很憔悴。那時歐洲戰場的勝利已指日可待,但對日戰爭的勝算仍是未知數。原子彈的試爆成功仍是半年以後的事。雅爾達會議討論戰後歐洲的佈局並重申蘇俄在東北亞的領土所得及勢力範圍以換取蘇俄於德國投降後的對日開戰。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4月12 日死於任中,未能看到盟軍的勝利。德國於1945年5月投降後,三巨頭於波茨坦 (7/17/1945-7/26/1945) 召開二次大戰中的最後一次會議。邱吉爾落選所以中途由新上任的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會議前十天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杜魯門總統因此於「波茨坦宣言」中向日本提出嚴厲的警告。1945年8月6日及8月9日美國於廣島與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8月9日蘇聯向日宣戰,出兵東北。8月15日日本投降。

羅斯福總統邀請蔣介石到開羅會議的原意是要給蔣介石一個面子,並希望藉此提升國民黨的士氣以對抗日本。但蔣介石與宋美齡不但在開羅會議中惹人怨而大失國際面子,爾後中國也節節敗於日本。這個結果使得本來對國民黨就已不滿的美國更是大失所望。美國從此專注於太平洋戰爭的跳島戰術 (island-hopping offensive) 而不再重視中國戰區 ( 盟軍下的中緬印戰區, CBI Theater )。羅斯福總統死後上任的杜魯門總統對國民黨則很不友善。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後,杜魯門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的事務。但北韓於6月25日侵入南韓後,驚覺到俄共的擴張,杜魯門派出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防止中共的入侵。

沒有能力卻有自大妄想的國民黨 (及中共) 都稱雅爾達會議為密約。事實是這同德黑蘭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中的三巨頭會議。如果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中表現出有能力,或說國民黨與共產黨能展現出抗日的能力,則美國沒有必要引蘇聯向日宣戰來換取蘇聯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說雅爾達是密約只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

李堅

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一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 開羅會議的歷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解決歐洲內部的問題。在一些國際事務上,尤其是對德國的苛刻處置只引發了往後德國的強烈反擊。二次大戰的前奏是1935年義大利侵占衣索比亞。接著是德國於1938年3月併吞奧地利 (Anschluss)。1939年9月1日德國攻下波蘭後大戰就此展開。1940年4月德國進攻丹麥,挪威。1940年5月攻下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後,開始進攻法國。法國於1940年6月14日投降。東歐方面,蘇聯於1940年6月進佔波羅的海三國並進攻波蘭。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向英國喊話,並開始隨後的空襲。至此英國於歐洲陷入孤立對抗德國的情況。英國總理邱吉爾於1939年開始就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有書信及電報的來往,急需美國的支援與參戰。但當時美國人無心歐洲事務,尤其在本就無心參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了十一萬人,受傷二十幾萬人,更使一般美國人認為歐洲的戰爭是歐洲人的事,不願被拖下那蹚渾水。但邱吉爾鍥而不捨而羅斯福有意幫助英國,於是在1941年8月兩人首次在紐芬蘭 (Newfoundland) 會面並於1941年8月14日發表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大西洋憲章著重在戰後的秩序,強調英美沒有領土野心,人民自治自決,自由貿易及侵略國應予解除武裝。

羅斯福與邱吉爾於二次大戰中總共有11次的會議。討論的大都是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美國於珍珠港事變 (12/07/1941) 前雖維持中立的態度,但有龐大的經援英國,蘇聯,流亡的法國政府與中國 (Lend-Lease, 當年總值501 億美元)。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華府進行第二次會面 (12/22/1941-1/14/1942),兩人定調歐洲戰場為優先考慮。其間26國於01/01/1942簽下聯合國宣言,成為日後聯合國的基礎。往後的會議也談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但重頭戲在盟軍對德國及義大利的反攻及戰後的歐洲及亞洲的秩序。英美的態度及主張是先解決歐洲的戰局然後再來對付日本。1943年1月14-24日,羅斯福,邱吉爾及戴高樂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加 ( Casablanca ) 討論進攻意大利及反攻法國。日後的重頭戲則在三巨頭 (英美蘇) 的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聽到卡薩布蘭加會議但沒被邀請的「民族救星」蔣介石氣的跳腳了。

從1943年2 月開始蔣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就於華府及美國兩岸到處遊說指控美國並沒平等對待中國。他們說中國為自由民主而戰但美國卻不全力援助。羅斯福總統了解中國的軍心散漫,政府腐敗,通貨膨脹嚴重,看不出有對抗日本的能力。加以蔣介石與美國在華的軍事指揮官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 嚴重不和。當時的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12/31/1880-10/16/1959) 也知道派史迪威到中國戰場去與蔣介石並肩作戰是一個最艱難的職務。羅斯福總統雖然認為歐洲戰場優先,太平洋戰場其次,中國戰場是最後的考慮,但他也不希望與蔣介石有所摩擦。為此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 (Pearl S. Buck, 6/261892-3/6/1973),賽珍珠建議羅斯福給蔣介石見面的機會以去除他的不安全感。羅斯福總統於是在原已安排好而定於1943年11月28日召開的三巨頭德黑蘭會議之前給蔣介石一個見面的機會,在停腳的開羅召開了開羅會議。開羅會議有兩場,第一場 (11/23/1943-11/26/1943) 主要是羅斯福與蔣介石。由於邱吉爾對中國戰場沒有興趣因此大多只派他的助理參加。第二場 (12/4/1943-12/6/1943) 是於德黑蘭會議 (11/28/1943-12/1/1943) 結束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開羅停留時與土耳其總統Mustafa Inonu就土耳其是否要繼續維持中立或參戰的討論。

雖然史迪威認為國民黨的抗日戰爭是個”假戰爭” (phony war),但羅斯福急需中國的抗日來牽制日本以利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戰。羅斯福於是提議「四個警察」的構想:蘇聯,英國,中國與美國於戰後維持各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羅斯福認為將中國納入列強會提高中國人抗日的意願與士氣。但邱吉爾對將中國視為列強一議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那個想法是天真 (naïve),錯覺 (illusory),也很可笑 (whimsical)。但一般史家都同意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穩住並提升分崩離析的蔣政權。

在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中,他覺得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 (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羅斯福的主要助手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 則指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英美之間對主要戰略問題的討論如對義大利的反攻及對德國反攻的登陸地點與佈局都缺乏足夠的時間去討論。除此之外蔣介石與宋美齡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不但激怒了邱吉爾及其助手,也惹惱了羅斯福總統。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已不再認為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有可能於戰後成為列強。事後他也開始尋求與中共的軍事與經濟上的聯繫。那時羅斯福也急欲要史達林到開羅開會所以盟軍能有個「四強會議」。但當時與日本簽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史達林不希望與國民黨會面而給日本一個攻打蘇聯的藉口。

往後的重頭戲是三強的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 (2/4/1943-2/11/1945) 及德國投降後的波茨坦會議 (7/17/1945-2/11/1945)。蘇俄之於雅爾達會議中得到東北亞勢力範圍的承諾多少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令美國對國民黨缺乏信心的結果。也就是說蔣介石給羅斯福不抗日的印象但史達林則表明在打敗德國後會宣佈對日作戰。

李堅

FDR — 從羅斯福總統到羅斯福路

美國歷史上有兩個羅斯福總統。第一個是 Theodore (Ted) Roosevelt (1858 – 1919, 總統任期 1901-1909)。這個精力充沛戰鬥力十足而也深愛自然的共和黨總統在就任總統時只有 42 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總統。這個羅斯福總統的主要成就是國立公園的設立 (他任內設立了五個) 及巴拿馬運河的開發。他的外交政策名言是: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另一個羅斯福總統昰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 – 1945, 總統任期 1933 – 1945)。這個羅斯福總統是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的遠親,不過是個民主黨員,一般簡稱為 FDR。

FDR 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上任時美國以進入了第四年的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而在他死於任內的 1945 年,美國已準備好於二次大戰後登上全球首富,首強的超級強國。FDR 可說是二十世紀的美國最贏得人心而也頗傳奇的一個總統。

羅斯福總統於39 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痺症。在那沒有預防注射的年代,那是一個沒藥可醫而有可能致命的疾病。他雖然沒死,但也因此不良於行而時常要用輪椅。他的太太 Eleanor 說當他得了小兒麻痺症時他人充滿了恐懼,但最後他克服了恐懼。而從此以後對什麼事都無恐懼。FDR 於1933 年選上總統,時年51 歲。那時的美國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羅斯福於他的就職演說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據說他說這一句話的原由來自於他得小兒麻痺症的經驗。

改善經濟是羅斯福總統得首要任務。他整頓了金融體系,推動新政 (New Deal),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去製造就業機會,並大量推動公共建設。為了照顧失業人口及推動中低階層的生活保障,他於1935 年建立了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剛建立時叫 Social Security Board)。當時有一群學者專家在幕後為羅斯福總統擬定政策而成為他的智囊團 (Brain Trust)。羅斯福的政策雖然對美國的經濟有所改善,但一般史家都同意最後終止經濟大蕭條的是二次大戰的爆發。二次大戰爆發後,軍火工廠全速動工而壯丁也都從軍了,缺工下女人也進入了工廠而促成全民就業。而就在二次大戰結束的前夕,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12 日逝世於喬治亞州的 Warm Springs,隨侍在側的是他的情婦。當他的遺體經由火車運往華盛頓D.C. 的途中,許多美國人夾道向他們敬愛的總統致意。在那個沒有網路與電視的年代,而能有這麼多人不論在鄉間或城市,他們排列在鐵道旁邊迎送最後一程,情景相當感人。當時的美國人認為羅斯福總統是站在他們這邊,是照顧他們的。

台北市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在那國民黨專權的時代代表了國民黨對羅斯福總統的謝意。其謝意自然不在因 FDR 的美國國內政策,而在於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3 年的開羅宣言與 1945 年的波茨坦宣言中決議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羅斯福總統雖然被美國人認為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但他顯然不知台灣有台灣人。 他也沒有考慮到他的前輩威爾遜總統於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提出的人民自決的主張。把台灣就因宋美齡與蔣介石的要求而送給了中華民國是一種強權政治的手法而不符合民主主義的人民自決原則。而就一個亞裔美國人的觀點來看,羅斯福於二次大戰中下行政命令把日裔美人送進集中營也是不必要的。當時他身邊的一些人曾勸說日美人是忠於美國的,沒有必要做特別處置。

除了羅斯福總統對台灣及日美人的不當處置及其私生活上的一些污點外,他無疑是美國20世紀中的重要人物。其功勞是不可抹滅的。但我們也應了解他的偉大不就代表我們要對他的一切所作所為照單全收。

李堅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 「八年抗戰勝利」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人對那一階段的描述是「八年抗戰」,「抗戰勝利」,或是「八年抗戰勝利」。有些統派人士更狂言「八年抗戰」是為了「解救台灣同胞」。

日本侵華是進行了八年,最後日本是打敗了,但這是否就能說是中國的「八年抗戰勝利」?

日本侵華戰爭,中國的關鍵人物是蔣介石。了解蔣介石就多少可了解中國是如何抗日的。

蔣介石除了幾年的私塾教育外是沒有甚麼現代正規教育的。1906 (19 歲) 那年他進入了保定軍校,次年轉學到日本的仕官學校,而後於1909 年參加日本陸軍 (那可是要效忠天皇的)。1911 年清朝倒台後他逃兵回中國。倒袁失敗後他回到日本避難 (1913-1915)。1916 年回到中國後的蔣介石以他的寧波話背景搭上了上海以寧波人為主體的青幫。從事黑社會的不法牟利及金融抄作。之後於清黨中更以用之於學生及社運人士的屠殺。1918 年蔣介石參加國民黨後很快就成為國民黨的軍方領導人。理由只有一個,孫文身邊的人只有他有軍事背景。除此之外,蔣介石也有青幫的財力支援。也因此爾後成立的黃埔軍校 (1924) 及北伐 (1926-1928) 都以蔣介石為主角。

以一個日本的逃兵竟能當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而後更成為「民族救星」,這可是現代版的灰姑娘。但事實是西方學者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很差的。一般咸認他是一個管理能力很糟糕,效率其差,不懂得用人的獨裁者。蔣介石缺乏軍事判斷的能力,而也從未打贏過一場戰役。北伐的成功還是別的指揮官打出來的,而非蔣介石。

由於在日本受過軍事教育,也當過日本兵,蔣介石了解日本軍事教育的嚴苛,他也了解日本軍人的紀律嚴謹並頗具戰鬥力。日本侵華後他了解當時的中國軍隊不管在裝備上,或是軍人的素質上都非日軍的對手。那蔣介石能做甚麼呢?三十六計逃為上策。一套就逃到那個「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四川。這一逃就逃了八年。

當時的美國希望藉由中國牽制日軍以利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的早日得勝,於是軍援及經援大量的湧進重慶。但無心抗日而只急欲滅共以「家天下」的蔣介石則趁此機會大量儲存美援軍事裝備以用之於後的國共內戰。而其家族則大吞美援,中飽私囊。以致當時的西方人士稱蔣介石 (General Chiang Kai-shek) 為 General Cash-My-Check。其結果是蔣介石的國民黨不但沒有抗日而其後也在國共的內戰中因素質低落而兵敗如山倒。

我們現在都知道日本的戰敗並不在中國,也非蘇聯的最後介入,而是敗於美國。在太平洋的一連串失利及兩顆原子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 年 9 月 2 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簽了投降協定。降書未簽前狐假虎威的國民黨就已宣揚「抗戰勝利」了。好像日本是被中國 (國民黨)打敗似的。

老一輩的台灣人聽到日本兵敗於中國還難以相信,因為他們對日軍雄赳赳氣昂昂的印象良深,很難想像是何方神聖能打敗日本。當中國兵來台灣接收時,老一輩的台灣人於夾道歡迎後可說大開眼界,對中國兵的邋遢有目共睹。雖然不再相信中國兵能打敗日本兵,但卻也保持沉默。而其下一代也因而都一直受到「八年抗戰勝利」這一個口號的洗腦。

中華文化的說文解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語言及文字是一個文化的表徵,但我們若只經由語文及文字去了解一個文化的話,常常會有許多的誤解與錯估。這種現象尤其突顯於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上。歷史悠久的華夏文化自然有其奧妙之處或者說有其”奧”處。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話流傳已久,而也有許多人相信這句話的表意。但奇妙的是,也只有中國文化中有此口號。我從未聽說日本有「日本人不打日本人」的口號或台灣有「台灣人不打台灣人」的說法。在美國也從未聽過「美國人不打美國人」。就唯獨中國人有這八字真言。這句話所以能夠流傳多少淵源於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及被統治者的一廂情願。但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要點。事實是,打中國人的大都是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也大都是中國人

我們就以R. J. Rummel的「Death by Government」與「China’s Bloody Century」兩書為佐證。依Rummel的估計,軍閥割據時期,中國死了63萬人,國民黨時期,中國死了兩百七十二萬人,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死了一千萬人,日軍於中國屠殺了四百萬人,國共內戰中國死了約五百萬人。中國「解放」後情況只有更壞。中共建立集權統治初期,中國死了八百四十二萬人,人民公社及大躍進期間死了七百四十七萬人,隨後的飢荒死了一千萬人,文革期間死了七百七十三萬人,改革至今死了八十七萬人。Rummel 之後做了個調整及總結──1928年至1987年間,中國共死了七千六百七十萬人。

除了R. J. Rummel外,也有不同的學者做類似的研究。早在30多年前,中國剛開放不久,就有一個耶魯的經濟學者依中國的人口統計資料,大約估計中國於大躍進期間死亡了兩千參百萬人。而較近的數字則來自一位研究中國農村歷史的Frank Dikotter。據Dikotter的估計,中國於1958年到1962年間共死了四千五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兩百五十萬人以上)是被刑求至死或屠殺的,其餘則是餓死的。若以毛澤東及蔣介石個人而言,毛澤東在中國殺了三千七百八十二萬人,而蔣介石則屠宰了一千萬人。

中國的近代史是充滿了苦難與血淚的。進入20世紀以來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死傷慘重的。中國的文人慣於把中國的苦難歸究於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犯。但事實是大部份的災難是中國人加諸於中國人的。若以這個背景來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能是一種呼籲。但以字句及行文來看,一般人是把這句話當成是客觀的陳述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相信中國人是不會打中國人的。但事實可不是如此。

美國社會是強調人的言、行、意是要一致的。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但美國人到底是個年輕的民族,怎能與有數千年歷史的華夏文化相比。中國人不只常言行不一致,而也時意有所指。除非你也由那醬缸泡出來,你是無法去了解中華文化的奧義的。但也未必如此。只要你能實事求是,攤開數據並做逆向思考,你就能了解中華文化的涵義及其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