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宋楚瑜‧解剖宋楚瑜

台灣的藍綠對決不是什麼新聞,主權的爭議與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抗到底是台灣的根本問題。要說有新聞的是,一些本已被歷史定位為獨裁者的人,最近卻頻頻被重新包裝,而從新以民主先行者的角色出現,企求騙取人民的膜拜。而這些殺人獨裁者的徒子徒孫們,也於同時搖身一變而成為民主政治的信徒,並於社會上招搖撞騙起來。更有一些已走到政治道路上的末路而成為政治殭屍的,也不甘寂寞的有如湘西趕屍般的復活起來。這是蔣經國 (前者) 與宋楚瑜 (後者) 的寫照。
近幾年來蔣經國的形象一直被漂白。但台灣人怎麼會忘掉,高雄事件、林宅滅門血案、及陳文成事件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直接間接的都與這些暴力殘殺事件脫離不了關係。而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5/19/1949 – 7/15/1987) ,也是在民眾抗爭不斷的情況下,蔣經國才於最後 (他死前六個月) 被迫解除的。在那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下,有四十萬人莫名其妙的被逮捕,刑求,入獄。有三千至四千人遭到槍決。蔣經國可曾為國民黨的暴政做過任何道歉?而於蔣經國當任中華民國總統 (8/18/1984 – 2/25/1987) 那段期間,為他搽脂抹粉而充當文化打手的正是宋楚瑜。宋楚瑜於那時當新聞局長兼發言人 (6/14/1979 – 8/24/1984),國民黨文工會主委 (8/8/1984 – 2/25/1987) 。如今宋楚瑜不但沒有為過去的惡行惡言加以道歉,反而將那段時日形容為盛世,並以「仁君」蔣經國的傳人自居。那麼,我們就以兩三件事來看宋楚瑜在那段時日的表現吧。
你的人權,我的霸權
1979年 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一個人權日的和平遊行,對國民黨而言卻是用之以暴力鎮壓,及羅織罪名以逮捕當時黨外人士的大好機會。大逮捕後聯合報的標題是:「高雄暴亂事件外人歪曲渲染,新聞局長嚴正駁斥惡意謠言,呼籲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認清環境信任政府,勿因陰謀份子濫用民主而對民主起了懷疑」。宋楚瑜在國民黨的會議中說明「高雄事件發生之後,陰謀份子大放獗辭,造謠生事,惹是生非,使外國人對我國產生不少的偏見與誤會」。宋楚瑜指責外國的新聞報導是嘩眾取寵的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充滿了白種人的優越感,認為黃種人沒有訴諸於司法的能力,因此先行代為審判。西方媒體寧可相信白種人的謊言,不信黃種人的真話。寧可相信一個人的謊言 (註:指艾琳達的言論),而忽視一百八十三個證人的證言,也不聽一千七百萬人的心聲。宋楚瑜還去信外媒抗議,但一些外媒如《新聞周刊》都支持 (stand by) 他們原來的報導。隔年,宋楚瑜在耕莘文教基金會發表演說,批評高俊明牧師獨獨愛護施明德一人,而不去慰問被打傷的一百多名憲警,這算什麼愛心?
三打周清月
1981年的陳文成教授遭到國民黨謀殺一事,震撼了台灣社會, 也震驚了美國的台灣留學生。當時的美國全國電視台NBC 由主播John Chancellor (7/14/1927 – 7/12/1996) 報導了陳文成回台卻神秘死亡的新聞,也報導了國民黨在美國的校園間諜問題。新聞中也訪問了新聞局長宋楚瑜。當時宋楚瑜那一副教訓人的天朝嘴臉倒也使美國人大開眼界。國民黨的新聞局不外是用之以控制媒體的,那時的宋楚瑜就針對美聯社的駐台記者周清月開了刀。
陳文成被國民黨謀殺後,陳文成以前的同事狄格魯特教授 (Professor Morris DeGroot) 與刑事鑑驗專家魏契 (Dr. Cyril Wecht) 來台了解事件。他們兩人在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與法醫方中民及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陪同下,到第一殯儀館去調查陳文成的死因。周清月後來訪問了陳庭茂而寫下魏契做驗屍 (autopsy) 的報導。宋楚瑜堅持只是審視 (view) 屍體,並非驗屍,要周清月更正。周清月說要引用宋之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以做更正。但宋楚瑜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權。
周清月當時曾訪問魏契與狄格魯特,但他們兩人害怕會危及他們生命的安危而不願多說。只答應周清月他們離開台灣後會與她聯絡。兩人離開後於過境夏威夷時,狄格魯特打電話給周清月說明魏契法醫有做一些切割以確認死因,並不是審視而已。
那時的黨外立委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曾在立院就周清月被吊銷採訪權一事,向宋楚瑜提出質詢。宋楚瑜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宋誓言要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
在台灣被吊銷採訪權後,周清月遭到國民黨的監聽與監視。隔年,國民黨悄悄的答應周清月要恢復她的採訪資格,但要美聯社及她都不能對外宣布。 1983年,周清月被美聯社調到印度。在離開之前,宋楚瑜還召見她,說一切都是誤會。 1986年周清月被調回台灣擔任美聯社台北辦公室主任。但在宋楚瑜的壓力下,只上一天班的她就被新聞局說她的資格從未正式恢復。周清月只好號離開台灣。
解嚴後的2003年,半官方的「台灣民主基金會」於12月10日人權日舉辦「國際友人對台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原本要周清月就「國際媒體的角色」一題於會中發表演講。但怕影響2004年總統大選的宋楚瑜與親民黨立委,於立院就「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預算問題,杯葛她的返台與會。周清月不得來台,只有改以書面文章 (Tina Chou: A Political Death and a Media Casualty) 發表她的經歷和看法。
三度封殺周清月。為什麼?依周清月於事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來看,她認為原因有如下幾點。她是第一個外媒派來台灣的本地人 (她父親是華南銀行經理,支持黨外),在全為大陸人掌控的新聞局中,一直對她存有戒心。周清月也提及在報導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的文章中,她曾報導過台灣人對戒嚴法的不滿,而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在一個台美人政治學者訪台談論台美關係時,她也為他舉辦了一場外媒的晚宴。用該教授的標題「台美關係」,而非「中美關係」,使新聞局相當不悅。在陳文成事件的同年,台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投共,同機的許秋麟不願投共而於東引島跳傘。國民黨的官方說法是迷航,不是投共。但周清月有她在空軍的消息來源而於記者會中質問,也引起新聞局的不滿。
國語歌仔戲
宋楚瑜要給人的是一個開明、親民、本土、有能力、願意苦幹的形象。但他在任新聞局長及國民黨文工會的主委時可不是那麼一回事。那段時日宋楚瑜大量壓抑言論自由,極力抹殺及滅絕台灣文化,而對外媒也一再要求「端正視聽」。
從他當代理及正式的新聞局長後,每個星期都與警總,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察局及國民黨文工會等單位參加警總的「書刊調查小組」。在那段期間,被迫停刋的雜誌有四十多本,被查禁的書刊雜誌不計其數。他也向外媒説:黨外雜誌在政治的看法與推測走偏鋒,連一些不宜討論的都搬出來討論。
打國民黨民族壓迫政策先鋒的宋楚瑜一伙人,於1982年修正「廣電法」。訂定「方言應逐年減少」的方針,用意就在於打壓台灣話 (福佬話) 與客家話在台灣化中的角色。 1983年相關法令設定後,壓抑本土文化的政策便正式上道。也因而產生了「國語歌仔戲」與「國語布袋戲」的怪現象。
宋楚瑜變了嗎?
人是會變的,而事實上人是不斷的在改變的。因為在一個無常 (impermanent) 的世界裡,變也是唯一不變的事實。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會改變的大都是被迫的。從當年的極權統治的維護者到如今滿口民主、親民、本土。宋楚瑜變了嗎?
當年指責外媒為「白種人優越主義」,「外國殖民主義想再度操縱中華民國」的宋楚瑜,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後,與連戰共同召開國際記者會。在會中用不很靈光的英語訴求於外國媒體。而同時也向扁政府擺出逼宮與政變的態勢。最近十幾年來,宋楚瑜勤跑北京。會中國政要,祭黃帝陵,謁中山陵。宋楚瑜變了嗎?一個人的行動說明一切。不是你說你是什麼而大家都會相信的。宋楚瑜及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幹之流,信仰的是敵視西方自由民主文化的大漢沙文主義。到美國混個文憑不過是掛個自由民主開明的假面具罷了,骨子裡是仇視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當年打壓言論自由,企圖滅絕台灣本土文化的宋楚瑜,後來也講起台灣話來了。與馬英九心結頗重的他,目前也「支持」被馬英九極力打壓的所謂國民黨本土派來了。但一般國內外的學者及媒體都知道他是強烈反對台灣獨立的。宋楚瑜對統一的看法與一般藍營人士一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他不是淺藍, 而是深藍。
但宋楚瑜也變色了。由當年的「藍得發黑」,轉而成為橘色 (親民黨),而最近又與那已國民黨化的民進黨搞合作關係,而開始染上一點綠色了。由藍轉橘再加綠,但其「中華民族」的藍骨是一致的。而其一再不變的也就是對權位的追逐。一生在宦海打滾的宋楚瑜,早年的權位都是蔣經國「恩賜」的,他有能力贏得選舉嗎?
幾乎每有大位必爭的宋楚瑜,於2000年, 2004年,及2012年都參與總統副總統的大選。 2012年那次只得到2.77% 的選票。 2006年他也參與了台北市長的選舉,但只得到4.14% 的選票。 宋楚瑜一生唯一的勝選是1994年的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得到56.22% 的選票。但那一次的勝選卻也不是全然公平的。因為那時宋楚瑜已任職了一年多的官派台灣省政府委員,占盡了現任省長的優勢與國民黨浩大資源的支持。
宋楚瑜於省長任內(官派, 3/20/1993 – 12/20/1994。民選,12/20/1994 – 12/21/1998)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跑遍了全台灣的每一個鄉鎮村里。他看過的台灣比絕大部分的台灣人所看過的都要來得多。這麼一個看遍台灣而也說他愛台灣的人,怎麼會反對台灣獨立呢?很顯然的,他無心無意,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人的心聲。當你無心無意但卻說你愛台灣時,那自然成為一個空泛的口號與無意義的呻吟,有如妓女叫床一般。妓女要的是你的錢,楚瑜要的是你的票。修正:楚瑜兩個都要。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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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下) 刺蔣的失敗是成功的開始—– 也談刺客心理學

要有刺客才會有暗殺這件事。那刺客是如何產生的,不少學者與文字工作者著了不少墨。新聞工作者Kris Hollington 的《Wolves, Jackals and Foxes: The assassins Who changed history》將刺客分為三類:求取名聲的個人 (wolves),職業殺手 (jackals),與要做政治訴求的新手 (foxes)。學者James W. Clarke 的《 American Assassins: The Darker Side of Politics》則將刺客分為四類:第一種刺客視他們的做法為政治理想而自己可能犧牲。第二種刺客要求的是強烈的自我中心慾,要被認可,要地位。第三種刺客為病態人 (psycho-paths 或socio-paths),覺得生命沒意義不如將社會都毀滅掉。第四種刺客為精神病患,有幻想或妄想症。美國的安全機構 U.S. Secret Service也於1999年於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報告:Assass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Operational Study of Recent Assassins, Attackers, and Near-Lethal Approachers)。他們訪談了從1949年以來被關在獄中的刺客共83人。大致的發現是80%都事先有精心策劃。一半的刺客的目標不是固定的,暗殺的對象有改變過。雖然刺殺的對象是政治人物但絕大部分的刺客動機都不是政治的,要的是解決自己生活上的問題與名聲。有些刺客有考慮逃亡的路線但有些刺客想藉暗殺一事一了百了。值得一提的是U.S. Secret Service 的研究以美國的刺客為主,而暗殺在美國這個有制度化的國家裏是改變不了政局的,也難免政治暗殺大都與政治無關而以私人問題為主。
回到台灣的黃文雄於2003年10月17日的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發表「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黃文雄回憶他從小就不是「乖囝子」,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由於對英文有興趣,因此在當時的國際學舍結交幾個外國朋友。有機會接觸及讀到美國的另類資訊。當時他接受一個美國朋友Chuck的建議,不要於留美時只跟自己人來往,否則難以見識到美國與世界。黃文雄說他於1964年來美留學後雖與台灣人社區有所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有所來往並同住。「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 (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 有著相當的影響」。
黃文雄於1964年9月來美留學。六十年代的美國是個動盪的年代。女權運動,黑人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及各種社會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六十年代也是個反傳統、反文化體制 (counter-culture) 的年代。1967年的夏天十萬年青人聚集在舊金山的Haight-Ashbury,啟動了Summer of Love的嬉皮革命。1969年在紐約的Woodstock之三天音樂會聚集了40萬年青人。黃文雄稱此世代為Sputnik世代,因為蘇聯於1957年發射Sputnik人造衛星。緊張的美國大增研究所招收優秀的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黃文雄來美的第一年就透過鄭自財的介紹與陳以德見面而走上台獨之路。雖然認同台獨,「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由於蔣經國是明顯的接班人而他的數度訪美 (1953, 1963, 1969) 也激發暗殺他的討論。當時的台灣人有想雇用殺手的,有考慮遠距離的狙擊手的。黃文雄說他興趣不高,直到鄭自財和賴文雄邀他討論台灣人自己來做後他才認真起來。黃文雄也開始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為此他還與兩個生死之交的外國朋友討論這個計劃。這兩個左傾的朋友都反對,認為那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黃文雄的論述有四點。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第三,「對當時相對沉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第四,「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兇」,削弱蔣政權有可能幫助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在那個時空背景及那種論証下,黃文雄於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的廣場旅館向蔣經國開出了台灣人的那一槍。
黃文雄那一槍對當時的反對運動,尤其是海外台灣人的台獨運動的影響是頗為深遠的。台灣最後一位黑名單的他目前擔任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董事長,推動人權,也推動廢除死刑運動。雖說他的暗殺蔣經國是針對制度而非個人,不過當年將蔣經國判處死刑而欲執行之但如今卻推動廢死難免予人今是昨非的意味。政大畢業的他於刺蔣後也遭政大徹底除名而找不到有這個校友。時代變遷之下在2012年的政大85周年校慶校方欲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表彰他對台灣民主、自由及人權的貢獻,低調的他婉拒出席。
暗殺常是會改變歷史的,但常不是刺客要的或所欲見的。曾經將黨政軍特一把抓而遭台灣人懼恨的蔣經國如今卻享有良譽,即連一些綠營的人也對他恭譽有加,說來有點令人覺得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覺。蔣經國是否於後來「從良」了有待史家評斷。但有趣,或者說是諷刺的是黃文雄的刺蔣失敗卻多多少少引導致後來蔣經國下的台灣社會開始成功的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系列完)
李堅

四二四事件的回顧 (中) 四二四事件及後續討論—- 對海內外台灣人及國際的影響

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於訪美時在紐約的布拉薩旅館 (或譯廣場旅館,Plaza Hotel) 遭當時的留學生黃文雄開槍行刺。由於安全人員的及時發現使子彈沒擊中蔣經國。在混亂中前往相助的鄭自財也成為被告。兩人後來以20萬美元交保。在那個以留學生為主而美國台灣人人口不是很多的年代,20萬美元約合2014年的一百二十四萬美元,那可是個天文數字。但令人感動的是保釋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湊足了。鄭自財於5月28日交保,黃文雄於7月8日交保。1971年7月6日是宣判日,但鄭黃兩人皆跳保逃亡。鄭自財逃亡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但於1973年被引渡回美。鄭於被引渡之前開始絕食抗議,由於身體過於虛弱使飛機降落於倫敦而他也於英國停留了一陣。後來在倫敦,引渡的訴訟也進了一段時間,但終究被引渡回美服刑。鄭自財後來被判五年徒刑而於1974年年底出獄。1991年潛回台灣。黃文雄則從此消聲匿跡直到1996年的神秘回台。
這是有關四二四事件的最簡短的敘述。
四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當時的海外台灣人及無能發聲的島內台灣人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在海外,此事件動員了台灣留學生而也使剛成立不久而存有路線之爭的台獨聯盟面臨內憂外患而於最後重新改組。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島內的影響在當時戒嚴而無言論自由的台灣較難測定。但當時在大學讀書的我也聽到一些如可惜沒成功等說詞,一些台派的同學也有出一口悶氣的感覺。據聞當時有許多政治犯被加重刑期。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踢出聯合國。1972年6月遭暗殺沒死的蔣經國如所預期的上任行政院長,從此展開了「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上台後即開始推動十大建設,而於用人上也採取了所謂的「崔苔菁」政策。由於崔苔菁是當年的名藝人,媒體因此用她的名字來描述蔣經國用人的特色是選用一些會吹牛的,台籍青年及青年才俊。蔣經國在晚年也招待一些地方耆老在總統府茶敘而說他在台灣住了很久,也是台灣人。也因為如此有人認為蔣經國在推動本土化、民主化。但我們也不能忽略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及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都是在他任內發生的。黨禁的解除及解嚴也都是在反對人士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之下達成的。台灣最終是走上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但這與四二四有無直接關聯難以下定論。不過我們可說四二四事件是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四二四事件後受挫的台獨聯盟重新盟員的登記而開始重建的工作。1973年張燦鍙接任台獨聯盟主席後開始了他的長久任期而與台獨聯盟多少成了同義詞。這段時間人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記憶也逐漸淡化,直到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高雄事件後當時人在美國的許信良與陳婉真於隔年(1980) 的8月26日”復刊”了《美麗島周報》,從出刊到1985年8月的停刊,《美麗島周報》共出刊了246期。《美麗島周報》的出刊本也受到台獨聯盟的支持,但在出刊後沒多久《美麗島周報》即刊登了四二四專輯,多少展開了對台獨聯盟的批判。四二四事件的刊出在當時的美國台灣人社會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受創的聯盟也由張燦鍙到美國各大城市透過盟員去解釋四二四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台獨聯盟之決定於1981年7月31日開辦每周出兩期的《台灣公論報》多少與這場論戰有關。
當時的討論要點多少集中在聯盟是否為了保護組織而犧牲了同志。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單就有這個題目的討論對台獨聯盟的傷害可想而知。針對新銳的《美麗島周報》,老大而以早期留學生為主體的台獨聯盟頗有令人招架無力的感覺。而在之前,台獨聯盟方被左翼的《台灣時代》及《半屏山》因台灣民族主義問題批判的體無完膚,如今又被右翼的《美麗島周報》就四二四事件的處理問題攻的雖不一定是理屈但詞窮。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台灣左翼並沒積極的參與有關四二四事件的討論。理由也很簡單,左派的人有他們「馬列教科書」對暗殺行動的標準看法。按照列寧學說,個人的暗殺行動不但對整體的革命運動沒有幫助,反而會有害。
四二四事件對台灣及海外的台灣人社區皆有重大的影響。除了台灣人外,此事件對國際社會也都有影響。那一槍讓世人了解到台灣人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而追求獨立自主的心聲。在鄭自財逃到瑞典但後來被引渡到美國的過程中,許多關心人權的國際友人也都參與了該案的引渡訴訟而鼓舞了第三世界許多弱小民族的反殖民抗爭。據中研院台史研究員吳叡人指出,該訴訟被研究者列為1970年代影響國際的十大司法案件之一。
沒有人會否認四二四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地位,但如何評定則難免還會有爭議。由於主角黃文雄的銷聲匿跡近三十年,使得這事件的討論多少呈不完全狀。但黃文雄於1996年回台了,爾後也發表他的看法。這使得我們對四二四事件的詮釋較完整了些。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