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原意的博士 ——古博士與今博士

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

Advertisements

反攻大陸 —-台灣民族獨立的最後一哩路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那條歌。「反攻大陸」是國民黨那時的「國策」。國民黨那時卻也「勵精圖治」,也延聘了當年的敵人日軍將領來台灣訓練「國軍軍官」現代戰爭的學問。但在形勢不利國民黨的情況下,計劃要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也於60年代中解除了。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便改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後來連三民主義也不再提了,只說統一是國家的長遠目標。

另一方面的共產黨,則於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新中國」建國之初,首先是揚言要「血洗台灣」,「武力解放台灣」。久而久之在時不我與之後也改成為「和平解放台灣」,到今天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七十年來的對抗中,雙方卻也共同發展出了他們的共識­­—–「統一」。在這個「統一」口號的背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卻是一個空泛而不存在的東西。它是首先由梁啟超於1902年提出來的,也不過將原有的「中華」,併上了一個18世紀啟蒙運動後才產生的一個現代觀念—–民族,而併構成了這個有名無實的「中華民族」。

但一個空泛的「中華民族」,卻如何能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念念有詞的信以為真呢?追根究底這是大一統思想的作祟。大一統思想固然於《詩經》及《春秋》中就有提起,但其發揚光大卻是在漢朝以後的事。我們知道漢朝是尊儒罷百家的開始,源於董仲舒之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封建政治統治的開始。就這個歷史的脈絡及思維的發展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只不過是一個尊崇大一統的封建政體而已。

兩個封建政體七十年來就一直在爭「中華法統」的正朔,而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顯然的都占上風。這種現象頗類似於生物學上的「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這個觀念。所有生物物種都需賴一個或數個生態棲位維生。例如蠶得靠桑葉維生,桑葉是蠺的生態棲位。但若兩個物種都得靠特一生態棲位維生時,則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便會產生優勝劣敗的結果。「徧居」台灣的國民黨,要與獨佔中國的中共搶奪大一統的中華法統,勝負可想而知。

但國民黨更居劣勢的原因是,它存在於一個不是中國的領土,而也沒有深厚大一統這個觀念的台灣。台灣固有漢文化的影響,但在現代文化的強大趨勢下,這種大一統的封建觀念已不再存活於台灣。封建制度在台灣也沒有生根的土壤。主張台獨的人是沒有大一統這種觀念的,這也是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批評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原因。

台灣獨立的觀念與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有歷史脈絡,地理現實,文化發展,及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自然發展而理應早已水到渠成的事,不幸的是台灣民族卻被國民黨帶衰,而牽扯入了他們中國的內戰—-那場沒有完美結局的戰爭。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尚未結束他們的內戰,台灣民族何妨來替他們完成他們的內戰。

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已使國民黨初嚐重挫。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更使國民黨遭到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âce)。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了,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奄奄一息的殘餘份子,那還有國共內戰可言。但國民黨的消滅並不就代表中共叫囂的結束。本來只針對國民黨(更確切說是蔣幫)的中共,在蔣家已消失而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後,不但不知感謝台灣民族,反而在當年「火燒重慶,血洗台灣」的口號慣性下,揚言「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既然如此,台灣民族自應有我們的對策。

現代的戰略強調的是「攻擊是最佳的防禦」(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與其接中共的招,不如出我們的招。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嚴肅地來策劃如何「反攻大陸」。

針對一個專制極權,封建而又與各方鄰居都為敵的中共政權而言,現代文化與自由民主的思惟,及台灣的敦親睦鄰是最強大的「反攻大陸」的武器。這也都是台灣的軟實力。對一個身處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可能不太能體會,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對專制獨裁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其實在三十多年前尚是戒嚴時期的的台灣,許多人是很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台灣軟實力的反攻也將會加速中共暴政的解體,因為中共暴政的對立面也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要的不是硬打,而是軟功。也要支援中國的反對運動人士與團體。兩千年前被漢武帝罷黜的老子不是說「柔弱勝剛強」嗎?漢文化倒也有它的可用之處。而在蔡英文就職那天,早年要被「火燒重慶」(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在重慶) 的一群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卻也在重慶空軍公墓「志在沖天」的紀念碑前,高舉「重慶公民祝賀民選總統蔡英文就任」的標語。中共暴政下的人民已揭竿而起了,已經消滅國民黨的台灣民族必須走向消滅中共暴政的最後一哩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