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社會政治經濟面之五 貧窮的惹眼象徵:街友 —–經濟因素、家庭問題、精神疾病

即使在貧窮的五十年代的台灣,雖然到處可看到乞丐,但印象中沒看過有街友的存在。戰前的中國則因極度貧困與動亂,一直有內部難民與街友的存在。戰後在已開發國家中開始有街友的產生似乎始於美國,然後及於其他國家,如台灣等也隨著「跟進」。印象中的美國是於1980年代後街友開始成為問題,而於2008年後的經濟大不景氣(Great Recession),及甚至是後來的經濟復甦之後,街友的問題是變本加厲。台灣則似乎於過去二十年來,街友成為頗醒目的社會問題。

街友是貧窮,甚至可說是極度貧窮,的一個顯著象徵與代表。街友的存在當然不代表一個社會的貧窮,因為許多有街友的國家都是富裕的國家。街友的存在無寧說是代表一個社會中的財富分配問題及社會政策(如醫療、房屋、社福…等等)的失調,加上個人與家庭的問題等等使然。

在美國的過去,遊民與移工(被稱為hobo)的存在是一直都有的。這些在過去估計有兩萬人(Ted Conover: Rolling Nowhere, 1984)的漂流人口大都是流動工人或遊民,他們大都沿著鐵路線移動。但在進入1980年代後,街友開始成為美國各大城市的頭大問題。美國的街友數目大都依據一個聯邦機構HUD(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的資料而來的。HUD依法每年都要向國會提出街友數目的報告(Annual Homeless Assessment Report,簡稱AHAR)。HUD的算法是每年一月的特定一晚,蒐集各個庇護所及住在街道上的人口數目而來的。根據HUD在2017年1月的資料顯示,美國有553,742名街友。其中65%住在庇護所裡,35%沒庇護所可住或不願睡在庇護所,而睡在街道上。這其中, 12%是慢性街友。慢性街友的定義是超過一年以上無家可居,或是說在過去三年中有四次無家可居的情況。街友中, 39%是非裔, 35%是白人,24%是西裔,3%是印地安人,2%是太平洋諸島後裔,1%是亞裔。性別的統計是,男性街友占70% ,女性街友(常常是單親媽媽帶有家庭)占30%。18歲以下的小孩占20% 。在有家庭的街友中,29%有工作在上班。街友的情況也許很惹眼,但其人口只占全美國人口的0.06%。

但HUD的算法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一般的估計是,HUD的算法頂多占街友數目的三分之一。因為有許多人雖然無家可居,但許多暫居在親友家,或睡在朋友的沙發或地板上。另一個估計是美國每年約有250萬到350萬人無家可居,而至少有742萬人因為經濟因素與親友暫居(Homeless in America: Overview of Data and Causes. National Law Center on Homelessness & Poverty)。

要比較各國遊民或無家可居的人數並不容易,因為每個國家對遊民的定義有所不同。但我們知道在先進國家中,遊民的存在一直都是一個問題。以2007年的一份報告(Toro et al: Homelessness Prevalence)來看,在一生中曾經經歷過無家可居的人口比率是:英國7.7%,美國6.2% ,義大利4%,比利時3.4%,德國2.4%。值得注意的是,在做跨國比較時,一些調查的方式與問卷的不同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而遊民的定義及遊民的變動率也很大。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也代表了研究遊民問題的困難之一。

台灣的遊民人數以2003年12月8日的一份報告(內政部社會司委台大社工系:遊民問題調查、分析與對策研究)顯示,台灣的遊民人數維持在2300人左右。成為街友的原因大都為「失業太久」,「沒有錢付房租」,但主要因素在「家庭功能失調」。以衞福部2012年底的報告來看,遊民人數為3604人,其中男性3261人,女性343人。人數有顯著的增加。而街友的職業背景也幾乎各行各業都有,有如2016年6月21日的一篇文章的標題顯示:「一名社工揭露的街友故事:他們曾經是老師、醫生、房仲,直到被社會放逐」。

無論在美國或台灣,家庭功能失調常常是淪為街友的一大原因。這其中包括有一大部分的女性或帶孩子的單親女性,她們常常是家暴的受害者而導致淪落街頭。除了家庭功能失調這個原因外,另一個相當大的因素是精神疾病的因素而導致淪為遊民。

在2015年1月最詳細的一份調查中,HUD發現全美在調查的那個特定晚上有564,708個遊民。其中140,000(25%)有嚴重的精神疾病,250,000 (45%)有精神疾病。另一個調查顯示,美國遊民中有九萬人有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台灣在過去稱為精神分裂症)。這多少也與有些家庭不願接納患有精神病的家庭成員有關。一個2006年的調查就發現,許多精神病院出院的病人沒有家可回去(麻州占27% ,俄亥俄州有36%)。除卻家庭不願接納外,許多美國的精神病患也無法自立更生,也無處可去。在過去,美國的重症精神病患都是居住在州立醫院( state hospital)中接受治療。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社區精神治療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要逐漸關閉州立醫院,將病人轉由社區的精神科門診做治療。但整個法案沒有良好的配套措施,而精神科的各種醫療體系也協調的相當不良。結果是在進入雷根政府時代後,雷根政府大幅刪減政府的福利措施與醫療預算,而開始關閉州立醫院。關閉後的州立醫院將病人丟到街上任其自生自滅。到如今,美國大都市的看守所(jail)中拘留有許多不明就理而犯案的精神病患者。看守所形同精神病院。遊民問題的存在是一個社會之恥,不知如何照顧弱者(家暴受難者,精神病患者)更代表了一個社會的不文明與殘酷。

李堅

反攻大陸 —-台灣民族獨立的最後一哩路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大街小巷都可聽到「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那條歌。「反攻大陸」是國民黨那時的「國策」。國民黨那時卻也「勵精圖治」,也延聘了當年的敵人日軍將領來台灣訓練「國軍軍官」現代戰爭的學問。但在形勢不利國民黨的情況下,計劃要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也於60年代中解除了。不再喊「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後來便改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後來連三民主義也不再提了,只說統一是國家的長遠目標。

另一方面的共產黨,則於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新中國」建國之初,首先是揚言要「血洗台灣」,「武力解放台灣」。久而久之在時不我與之後也改成為「和平解放台灣」,到今天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七十年來的對抗中,雙方卻也共同發展出了他們的共識­­—–「統一」。在這個「統一」口號的背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理論基礎是「中華民族主義」。但「中華民族」卻是一個空泛而不存在的東西。它是首先由梁啟超於1902年提出來的,也不過將原有的「中華」,併上了一個18世紀啟蒙運動後才產生的一個現代觀念—–民族,而併構成了這個有名無實的「中華民族」。

但一個空泛的「中華民族」,卻如何能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念念有詞的信以為真呢?追根究底這是大一統思想的作祟。大一統思想固然於《詩經》及《春秋》中就有提起,但其發揚光大卻是在漢朝以後的事。我們知道漢朝是尊儒罷百家的開始,源於董仲舒之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立了封建政治統治的開始。就這個歷史的脈絡及思維的發展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只不過是一個尊崇大一統的封建政體而已。

兩個封建政體七十年來就一直在爭「中華法統」的正朔,而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顯然的都占上風。這種現象頗類似於生物學上的「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這個觀念。所有生物物種都需賴一個或數個生態棲位維生。例如蠶得靠桑葉維生,桑葉是蠺的生態棲位。但若兩個物種都得靠特一生態棲位維生時,則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便會產生優勝劣敗的結果。「徧居」台灣的國民黨,要與獨佔中國的中共搶奪大一統的中華法統,勝負可想而知。

但國民黨更居劣勢的原因是,它存在於一個不是中國的領土,而也沒有深厚大一統這個觀念的台灣。台灣固有漢文化的影響,但在現代文化的強大趨勢下,這種大一統的封建觀念已不再存活於台灣。封建制度在台灣也沒有生根的土壤。主張台獨的人是沒有大一統這種觀念的,這也是過去國民黨與共產黨批評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原因。

台灣獨立的觀念與主張是建立在一個有歷史脈絡,地理現實,文化發展,及群體認同的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自然發展而理應早已水到渠成的事,不幸的是台灣民族卻被國民黨帶衰,而牽扯入了他們中國的內戰—-那場沒有完美結局的戰爭。既然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尚未結束他們的內戰,台灣民族何妨來替他們完成他們的內戰。

2014年的台灣縣市長選舉已使國民黨初嚐重挫。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更使國民黨遭到致命的一擊(coup de grâce)。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了,剩下的只不過是一些奄奄一息的殘餘份子,那還有國共內戰可言。但國民黨的消滅並不就代表中共叫囂的結束。本來只針對國民黨(更確切說是蔣幫)的中共,在蔣家已消失而國民黨已被台灣民族消滅掉後,不但不知感謝台灣民族,反而在當年「火燒重慶,血洗台灣」的口號慣性下,揚言「不排除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既然如此,台灣民族自應有我們的對策。

現代的戰略強調的是「攻擊是最佳的防禦」(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與其接中共的招,不如出我們的招。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嚴肅地來策劃如何「反攻大陸」。

針對一個專制極權,封建而又與各方鄰居都為敵的中共政權而言,現代文化與自由民主的思惟,及台灣的敦親睦鄰是最強大的「反攻大陸」的武器。這也都是台灣的軟實力。對一個身處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可能不太能體會,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對專制獨裁下的人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其實在三十多年前尚是戒嚴時期的的台灣,許多人是很嚮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的。台灣軟實力的反攻也將會加速中共暴政的解體,因為中共暴政的對立面也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要的不是硬打,而是軟功。也要支援中國的反對運動人士與團體。兩千年前被漢武帝罷黜的老子不是說「柔弱勝剛強」嗎?漢文化倒也有它的可用之處。而在蔡英文就職那天,早年要被「火燒重慶」(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在重慶) 的一群不滿中共暴政的民眾,卻也在重慶空軍公墓「志在沖天」的紀念碑前,高舉「重慶公民祝賀民選總統蔡英文就任」的標語。中共暴政下的人民已揭竿而起了,已經消滅國民黨的台灣民族必須走向消滅中共暴政的最後一哩路。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