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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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 —–政經與社會的混亂促成集權政體的產生

自由民主是一個現代的觀念與產品。同樣的,集權主義也是一個現代的現象與產品。

就時間點而言,自由民主多少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才有的觀念。而集權主義多少也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集權政體雖然大都存在於左翼的共產國家,但集權政體也不是共產社會才有的專利,右翼的國家也有。就左右翼來看,左翼的集權政體大都產生於較落後的社會,而一般都在暴力革命或政變後馬上建立起來的—如俄國與中國。右翼的集權政體則一般發生在較工業化的國家,而其產生大都經由民主的體制(選舉),加上街頭暴力與政治暗殺而逐漸建立的—如納粹德國。但不管是右翼或左翼的集權政體,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登上世界舞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歐洲三個帝國(德國帝國、奧匈帝國、沙俄),及近東奧圖曼帝國的倒台。歐洲倒台的三個帝國產生出了兩個集權政體—蘇聯與納粹德國(後來併吞了前奧匈帝國的主體奧地利)。俄國於1917年3月8日的二月革命後,建立了一個不穩定的戰時中的民主政權—臨時政府。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其實是政變)後,列寧的俄共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國家機器。俄共於掌權後馬上建立集權體制,而全面控制了蘇聯74年(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解體)。至今的俄國都仍可看出長年集權統治的陰影與影響。

同俄共的建立集權政體一樣,中共也是在中日戰爭中及戰爭後,在社會混亂、政治不穩、及經濟崩盤後,透過暴力來建立集權政體的。而在一個相當程度上,右翼集權政體的建立也是因為社會與政經崩盤的結果。以納粹德國的建立來看,經濟因素也占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而其發展與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也有些關聯。

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人是反對美國介入美國人所稱的「歐洲戰爭」的。當年的羅斯福(二次大戰)與威爾遜(一次大戰)都以不介入歐洲戰爭為政見,但最後美國都參戰了。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加入歐洲戰場有其表面上的說辭:如德國帝國的潛艇之擊沈了英國郵輪露西塔尼亞號(RUS Lusitania),船上有128名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德國外長欽默門(Arthur Zimmermann)給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外交電文遭英國截獲,而轉交給美國政府。欽默門的電文指出,若美國參戰,則德國會支援墨西哥奪回美墨戰爭後,墨西哥割讓給美國的大片土地。欽默門的電報被威爾遜公布後激起美國人的公憤,而美國也因而向德國帝國宣戰。

但美國政府沒有說明的是國際債務的問題。在當時的英國與法國並不處於優勢。若英法敗給德國,則英法所欠美國的債務也都將因而泡湯。

一次大戰後,英法加諸於德國嚴苛的戰爭賠償。戰後的凡爾賽合約中,將德國的戰爭賠償原先定為200億金馬克。1921年改定為1320億金馬克(約315億美元)。戰後的德國同交戰的各國一樣,工業設施都遭受嚴重的破壞,加以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瓦解,要償還債務有所困難。而且於戰後,法國取回普法戰爭中割讓給德國的亞爾薩斯與洛林兩省。洛林是德國許多工業的所在,失去洛林無異是雪上加霜。1923年1月,德國繳不出戰爭賠償。為了逼德國賠款,法國與比利時進占了魯爾工業區(Rhur)。此舉引起德國人的強烈不滿,政府與民間採取了消極的抵抗。結果是超級通貨膨脹與馬克的崩盤。

美國並不很在意德國的賠償問題,但很在意英法向美國所借的100億美元。若德國沒法賠償英法,則自然會影響到英法對美國的還債能力。1923年底,芝加哥出身的銀行家,當時為美國商務部長的查理‧道斯(Charles G. Dawes, 8/27/1865-4/23/1951)提出了道斯方案(Dawes plan)。道斯方案主張:由外國監督德國的金融重建;法國與比利時由魯爾撤軍;德國的賠償額減低,在經濟改善後再增加額度;美國則由銀行界在民間集資貸款給德國,以促進經濟的復甦。道斯方案結果很成功,使道斯於192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奬。道斯也於20年代末成為美國的副總統(總統是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道斯方案雖然相當成功,但沒說清楚德國應付的最後款項。1928年,奇異公司的總裁歐文楊(Owen D. Young)提出楊方案(Young plan),求取最終的解決方案。但楊方案成立不久就遇到1929年的國際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德國、奧國、英國、與法國都無法做賠償與還債而跳票,整個方案也就訴諸高閣(The Dawes Plan, the Young Plan, German Reparations, and inter-allied War Debts. Milestone 1921-1936,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建立的是脆弱的威瑪共和(1918-1933)。在當時的亂局下,左翼的共產黨與右翼的納粹各自呼群引伴走上街頭示威與對抗,納粹則更走上民兵與武裝對抗的方向。最終是希特勒的選上總理,而逐漸地將德國緊壓控制下走上了集權統治之路。在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與西班牙的佛朗明哥,也走上了尚不成集權統治的法西斯之路。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亂局下產生出了新局面,也昭揭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新政體—集權政體的產生。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一 集權主義的登上歷史舞台 —–由中共的集權體制談起

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所面臨最大的外在危機是中國。中國不但對台灣是最大的威脅,也是東亞和平與穩定的最大挑戰。而逐漸的,中國也成為世界法治秩序與自由民主社會的破壞者。我們何其有幸坐在這一幕「惡龍霸凌劇」的首排。由於歷史與文化因素,台灣人也變成世界上最了解中國的一個民族。我們有必要,也有責任,去分析中國的本質及其威脅與危害性。

傳統上的中國是一個改朝換代的社會,大都是閉起門來自己人打自己人,與外在世界不太有關係。歐洲列強到亞洲侵門踏戶後,局勢逐漸的改觀。這個新局勢尤其在「新中國」建立後更有個質上的轉變—集權主義成為新的天命。一個19世紀開始在歐洲產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俄國首先建立了共產政權(1917)。32年後這個意識形態也在中國生根茁壯而建立了「新中國」(1949)。但這兩個共產主義政權並不是建基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理想,而是建立在一個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上。而集權政體的建立也便成為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特徵與本質。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共產黨都是主張集權體制的。當年智利的阿葉德總統(Salvatore Allende, 6/26/1908-9/11/1973)走的是相當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他雖是共產主義者,但智利有議會政治與自由民主的體制。民選總統阿葉德最後遭到反共的美國所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代之而起的是軍事獨裁者皮諾切將軍(Augusto Pinochet, 11/25/1915-12/10/2006)。另外,印度西孟加拉的加爾各答(Kolkata)向來是共產黨通過選舉而掌政。但那是一個民主體制下的產物,而也是地方政府,沒有集權體制的陰影與威脅。

集權政權也不是左翼的共產政權才有的。右翼的政體也有集權體制的建立。雖然大部分的極右翼政權所要的都只是政治權力的絕對掌控,而多少給民間在部分經濟及社會上的自由,而所建立的大都是獨裁政權(authoritarianism),不是集權政體。但一些相當極端的右翼政權也會建立起集權體制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納粹德國所建立的集權體制。

20世紀中有兩本相當深入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一本是以小說的形式來描述集權體制下的生活—喬治‧歐威爾的《1984》。一本是以歷史、社會、文化、及政治的角度來探討集權體制的建立—哈娜‧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集權主義的來源》所探討的是,希特勒下的納粹德國與史達林下的蘇聯之集權政體建立過程的分析。本身是德國猶太人的艾任德,探討了歐洲歷史上的反猶太人(Antisemitism)歷史,猶太人在歐洲歷史及政治上角色的轉變,資產階級的產生,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衰弱,泛民族主義的產生,帝國主義的產生與種族主義,集權主義運動與掌權,及集權政體的建立。在五百多頁的《集權主義的來源》一書中,艾任德討論納粹德國的篇幅大於討論蘇聯的篇幅。艾任德的這本著作也成為了解集權體制的一部相當重要的著作。而也因為這本著作的出版,使她於1959年取得了普林斯頓的教職。

川普的上台也促使不少美國人去了解美國社會極右翼興起的原因。在這種背景下,《1984》與《集權主義的來源》兩書的銷售量也大增。

集權政體與獨裁政體固然有所區別,但有時候區別也不是那麼明顯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戰前的日本帝國。20年代末的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當時的日本帝國是不是個集權政體,學術界的人士就不能完全同意。大部分的學者會指出當時的日本帝國缺乏一個集權政體的所有條件:如缺乏一個革命政黨或一個法西斯政黨。但也有少部分學者指出,當時的日本社會現象:如群眾總動員,及絕大多數的效忠天皇,與軍國主義的獨裁,都顯現了集權政體的本質。(Heil Hirohito: Was Imperial Japan a Fascist Totalitarian State?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01/23/2017)

除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外,在二次大戰中的法西斯義大利是不是也是個集權政體?

在戰前的歐洲,納粹德國的希特勒,法西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7/29/1883-4/28/1945),及法西斯西班牙的佛朗哥是三個惡名昭彰的極右翼獨裁者。西班牙因落後,加以佛朗哥與希特勒的合作條件也沒談攏,所以沒參加軸心國。當時義大利的現代化與戰力也不足,墨索里尼本希望等到1942年才發動戰爭。但希特勒於1939年的攻下波蘭逼使義大利也跟著宣戰而參與戰爭。雖然同為法西斯政權,但當時的西班牙與義大利的法西斯政黨尚稱不上為集權政體,因為他們都容許天主教會的繼續獨立運作,也容許大部分企業及社會功能的有限度自由運作。

義大利的法西斯雖然稱不上是集權政體,但集權主義這個名字卻是當年與墨索里尼對抗的喬萬尼‧亞門都拉(Giovanni Amendola, 4/15/1882-4/7/1926)首先提出的(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亞門都拉是一個政治哲學家與政治家,他指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企圖在義大利掌控所有的權力,而製造出一個新的政治宗教(new political religion)。而事實上,所有的集權政體也都帶有「信仰」的意味, 而使得政權顯得堅不可破。「穩如泰山,堅不可破」確實是所有集權政體給人的印象。但在分析歷史上所有的集權政體後,我們會發現所有的集權政體最後都走向破滅的道路。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六 舊金山和約與台灣主權 —–此一時彼一時的台灣人

南中國海的諸沙與島嶼在二次大戰中是由日本帝國所佔領擁有的。在舊金山和約中,南中國海的諸沙島也是日本所放棄的領土主權之一。那時尚擁有越南的法國要求在和約中加「日本放棄南海主權的條文」(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o the Paracel Islands)。也如此,日本雖放棄了南海的主權,但主權歸屬一直不明。在舊金山和會之前的1947年,中華民國已劃出了11段線,這也成為後來中共九段線的基礎。但不管是中華民國的11段線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除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的振振有詞外,都缺乏國際法律上的證據與依據。

尖閣群島(日本)/釣魚台(台灣)/釣魚(中國)的情況則很類似獨島/竹島之爭。尖閣群島是於1895年由日本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方式宣稱擁有的。在美國佔領琉球期間,尖閣群島與獨島/竹島都是美國軍方的軍事射擊演練處,而這些演練的軍隊都由駐沖繩的美軍而來。也就是說,宣稱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韓對美軍在他們「領土」上演練都沒有抗議。當美國與日本於1971年6月17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後,美國交出琉球群島與大東諸島的治權(美國一直沒宣稱擁有沖繩的主權),而由日本接下治權,恢復主權。但這個本應只是美日之間的條約與交接行為,卻引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議。首先是中華民國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釣魚台主權的聲明。其次是1971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提出對釣魚台主權的要求(Masahiko Asada淺田正彥:Senkaku/Diaoyu Islands. June 2007.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之敵愾同仇頗類似於韓國人的處理獨島/竹島的爭議—-都源於仇日的民族主義。七十年代在海外的「保釣運動」中,參與者都是台灣來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台獨人士一般都不參與,而多少被保釣人士視為漢奸。有這種中華民族/台灣民族的分野,保釣運動多少被界定為統派的一個運動。但有趣的是,今天台灣的一些獨派綠營人士也宣稱擁有尖閣群島的主權。

南海諸沙與尖閣群島的主權與台灣多少都有關聯。但在舊金山和約所引起的五個領土主權爭執中,最大而也最影響我們的是台灣的主權。

在舊金山和約及隔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都只表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沒有明言誰擁有台灣的主權。這也是一般人所說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相關的論述已相當多,在此不再贅述。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為什麼沒有轉移台灣的主權?而若台灣的主權做了轉移,後果會如何?

當時若要將台灣的主權做轉移給中國,美國那時承認的是中華民國。但這種轉移多少要考慮到中華民國可能再敗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那美國的圍堵線就會出現一個大缺口。是舊金山和約擬稿人之一的杜勒斯就說,日本只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我們也可說美國擁有對台灣的處置權,我們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戰問題(”Taiwan which we got away from Japan. Japan has merely renounce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hich has not been disposed of by the peace treaty and not ceded to anyone. Consequently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uld assert a legal claim until Taiwan is disposed of by some means. We cannot, therefore, admit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Taiwan is merely an internal proble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II)。

舊金山和會中支持中國的參加,及支持中國對台灣有主權的是蘇聯、波蘭、與捷克,但三者都沒有簽約。戰後的英國是工黨主政,英國也早於1950年1月6日就承認中共。英國本堅持要邀中國參加和會,但在杜勒斯的強大壓力下放棄了這個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和會的隔月,(1951年10月25日),得到多數選票的工黨卻失去了議會席次的多數。結果是保守黨的得勝及邱吉爾的回鍋當總理。邱吉爾是反對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在1955年的議會質詢中,他反對工黨所提,依開羅宣言,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主張。邱吉爾以當時開羅會議參加者的身分指出:開羅會議已不合時宜。開羅宣言只表達了共同的目標(”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宣言至今也發生了許多事情(And since it was made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New York Times, 02/02/1955)。

當時沒參加和會的印度尼赫魯是認為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但到1955年2月(一江山之役後),尼赫魯改變了立場而認為台灣的地位未定(Frank P. Morello, Paul K. Shi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1966)。

綜觀這個背景,當時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要將台灣主權做轉移顯然有所困難。而當時霸占台灣,但也簽了「中日和平條約」的中華民國卻也同意了台灣主權未定。若真的將台灣的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擁有台灣的主權。而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來「接收」台灣,我們當然知道結果會是另一個二二八及長年的集權壓迫。台灣人也將會遭到等同於被判兩個死刑的厄運。

當年51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舊金山的歌劇院討論並簽訂舊金山和約,真可說是冠蓋雲集。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各國的顯要,但就是沒有台灣人的代表。即時在隔年應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於台北召開的「中日和平條約」會議中,代表中華民國的是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政務次長胡慶育,我們也看不到台灣人的代表。當年在1947年的二二八鎮壓後及1949年的大軍壓境下,這種情況多少可以理解。在舊金山和約後約70年的今天,主角的台灣人有話要說了。將來任何牽涉到台灣的國際協定必然少不了要有台灣人的代表。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主角既然已出場,下一齣戲當然要賣力演出了。(系列完)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四 中國、中華民國、與南韓都沒被邀請 —–當時韓戰與冷戰下的外交幕後

中國並沒有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而自然的在舊金山和約上也沒有中國的簽字。不只中國,連當時宣稱代表全中國而受到美國支持的中華民國也沒有被邀與會。諷刺的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就已開始的中日對峙,到1937年的全面中日戰爭,中國可説是受創最深的,但卻沒有與會議約,這可說不過去。但不邀請中國的背後是美國與英國的角力。

日本是希望中國與會的,不只因為中日戰爭持續最久,也最廣泛。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日本工商界希望能早日恢復正常關係,以重啓日本戰前在中國的龐大經濟關係與商業利益。但杜勒斯明確的向吉田茂表示,如果邀請中共參加,則國會的共和黨不會核准條約。

英國的工黨政府則早已於1950年1月6日承認中共的中國,很堅持應邀請中國與會。但若邀請中國與會,則在美國國會將會遭到軍方與共和黨,及中國(國民黨)遊說團體的扺制。中國遊說團體(China Lobby)當時已指控杜魯門總統失去中國,不再堅持反共。在美國國內這種壓力下,要邀請中國與會顯然有極大的困難。解決之道最後靠的是杜勒斯的硬壓英國去放棄邀請中國與會的想法。(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

當時的美國仍承認中華民國,但美國也沒邀請中華民國與會。明顯的事實是蘇聯與英國一定不會同意。雖然沒邀請中華民國與會,但杜勒斯在協調中與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有所照會,並交換意見。顧維鈞很明確的告知杜勒斯,「中國」要索取日本的賠償。但令杜勒斯震驚的是,顧維鈞還說台灣應歸還給中國,而不是要經由聯合國來解決台灣問題。聽到這項,杜勒斯說,美國於韓戰後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是因為美國認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非中國的內戰問題。如果台灣屬於中國,則美國的派出第七艦隊便是干涉中國的內政。顧維鈞改口說,「中國政府」不會改變立場,但不會給美國難堪(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I)。

在美國的要求與指示下,日本也只得繼續承認中華民國,而於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前一日, 1952年4月8日,日本與中華民國在台北簽了中日和平條約(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中日和平條約的內容大都遵循舊金山和約的內容,如不要求對日賠償,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等等。這一來,拿不到錢的蔣介石也開始打他的「以德報怨」的道德扁額了。

中國雖然沒有受到邀請與會,但當時的外長周恩來倒提出了許多意見。周恩來同意蘇聯的看法,認為所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都應參與和約的起草(而非由英美為首,其餘國家只提對草約的意見);領土的主權歸屬應有明確界定,如台灣應明確界定為中國的領土,而千島群島應明確界定屬於蘇聯;周也認為戰爭損害的賠償討論不應由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開始,之前中國已與日本交戰過一段時間。

被迫承認中華民國而非中國的日本失去了中國龐大的市場。美國於是於1953年4月與日本簽貿易協定,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1952年8月,日本也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員。但戰後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及對美國的大量輸出,卻也於七十年代開始產生美日間的摩擦。一向對美國亦步亦趨的日本於尼克森時代嚐到了「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ニクソン‧ショック):1,尼克森派季辛吉秘密訪華及他要訪華的事,於新聞發布前15分鐘才知會日本。2,尼克森在無預警下取消金本位制,使日圓飆升,大大影響了日本的出口。3,尼克森用1917年的「敵國貿易法案」(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對日本的進口貨加了10%的關稅(George R. Packard: The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at 50。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0)。

不只中國與中華民國都沒有與會,南北韓也都沒有與會。那時韓戰正在進行中,不邀請與聯合國軍隊作戰的北韓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原本邀請南韓,但最後改變了主意。杜勒斯於1951年7月9日與南韓駐美大使(Yang Yu Chan)會面,告知Yang美國決定不邀請南韓與會。理由是只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才會受邀與會。Yang說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成立)有向日宣戰,杜勒斯說美國沒有承認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這些當然是表面上的解釋。真正的原因推測是杜勒斯不能信任韓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他擔心李承晚會於和會中搗局,公開指控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美國有意要派日本前軍人參與韓戰,但李承晚於1951年1月12日公開說:我向全世界宣布,在驅逐中國人之前我們會先打日本人(Sung-hwa Cheong: The Politics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in Korea—Japanese-South Korea Relations under American Occupation, 1945-1952)。另一方面,杜勒斯也同意吉田茂對韓國人的看法,指控滯留在日本的80萬韓國人是日本治安及共產黨員滋事的由來。吉田茂也宣布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留在日本的前殖民地人民(其中90%以上是韓國人)將失去日本籍(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但也有學者指出,在日本的韓國人之失去日本籍與南韓政府宣稱他們是南韓國民有關。

南韓的被排除在外在當時引起支持李承晚政府人員的示威,但沒改變美國的決定。南北韓之被排除在外對大局影響不大,但中國之被排除在外顯然是一大缺口。日本是在美國尼克森訪華之後,才於1972年9月29日,由首相田中角榮於訪華時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的聯合聲明」才建立外交關係的。聲明中,中國也放棄對日的戰爭賠償。日本與中華民國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也同時失效。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三 舊金山和約的國際性問題 —–蘇聯,印度,與印尼的態度

在受邀參加舊金山和約會議的54個國家中,有三國沒有參加(緬甸,印度,南斯拉夫)。在與會的51個國家中,有三個國家沒有簽字(蘇聯,捷克斯拉夫,波蘭)。在簽約的48個國家中,許多是唯美國馬首是膽的中南美洲國家,也有一些都還不能算是獨立的國家(如柬埔寨、寮國、越南都尚屬於法國)。真正有意見的除了切身的日本,美國,英國,及以英國領頭的澳紐外,尚有菲律賓,印尼,與印度。其餘則不太有意見。

原先擬和約草稿的構想是,應由當時負責監督美國佔領日本的「遠東委員會」(Far Eastern Commission)來起稿。但這個有11個成員的遠東委員會,於1947年開始就遭受到不少蘇聯的批評與反對意見。最後和約的起草也就多少變成美國的獨門秀。杜勒斯於1950年接任這個工作後就馬不停蹄的走訪各國做擬搞的協調工作。可以想見的是大家各有意見,有強也有弱。

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 7/18/1909-7/2/1989)於舊金山和約會議中,不斷以程序問題阻止會議的進行,最後一天(9月8日)發表蘇聯反對的原因。據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導(見Wiki),蘇聯反對和約的原因是:無法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不再掘起;美國不應駐軍日本而將箭頭指向蘇聯;和約違反了中國對台灣與其他島嶼的權益;主要受害國的中國竟然沒有受到邀請與會;和約也違反了雅爾達的協議⋯⋯等等。可以理解的歷史背景是,當時的白宮與美國國務院已開始進行了對蘇聯共產集權及其附庸國的圍堵政策,多少不將蘇聯的簽約看成為必要條件。蘇聯最後是於1956年10月19日才與日本發表了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而建立外交關係的。日本也因而才得以進入聯合國。但截至目前為止,俄國(承續蘇聯)與日本仍沒有簽和平條約。

二次大戰後,許多前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都得到了獨立。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對和約也有不同的態度。錫蘭及與太平洋戰爭不太有直接關聯的巴基斯坦,對和約的內容是全盤接受。但即使與美國有緊密關係的菲律賓,也對賠償問題一直有保留(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une 2001.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受害甚深的菲律賓是於1956年,在賠償問題解決後才與日本重建外交關係的。

在新獨立的亞洲國家中,印度與印尼對和約內容也有不同的反應。

在舊金山和會召開前的不到一個星期,美國收到了印度的尼赫魯政府不派代表與會的消息。印度的理由有四點:1,和約主張美國繼續佔領琉球與小笠原群島不合理;2,美日安保條約應等到日本全面獨立後才簽;3,台灣應立即歸還中國;4,會議地點的選擇排除了充分討論的機會。原本預期大國的印度會與會的杜魯門,艾奇遜,與杜勒斯頗為震驚。憤怒的杜魯門在電報上寫到:印度政府明顯的是與史叔叔(Uncle Joe,指史達林,Joseph Stalin)及茅屎東(Mushie Dung,指毛澤東)會商過(”Evidently the ÔGovt’ of India has consulted Uncle Joe and Mousie Dung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VI, Part 1)。

尼赫魯所屬的印度的國大黨是印度獨立運動的主力,其三大領袖之一的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 1/23/1897-8/18/1945)為了對抗大英帝國,於戰爭中與日本軍政有所聯繫。他於1943年11月到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也將投降的英軍中的數千名印度人組成印度獨立聯盟與英軍作戰。鮑斯於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1945年8月18日),於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滿州國時,飛機於起飛時墜毀而亡。有此背景,印度與日本是有一些複雜的關係。印度最後是與日本於1956年6月簽了雙方的和平協定(India Japan Peace Treaty),由於沒有涉及領土爭議,內容只有簡單的七條。

另一個有趣的國家是印尼。新獨立而對日本一般有好感的印尼(因為日本趕出荷蘭而使印尼最終得以獨立)於1951年7月20日收到和約草稿後,做了底下的建議:a,和約應明顯的承認日本的領域與主權;b,日本所放棄而由美蘇所佔領的地區應舉辦公投以表示人民的意願;c,印尼應得到賠償;d,會議應逐條討論;e,中蘇應與會以舒減遠東地區的緊張。但最後和約的條文並沒包括印尼所提的公民投票及其他的要求(K.V.  Kesavan: The Attitude of Indonesia Towards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印尼雖簽了約,但國內沒批准。最後於1952年1月18日,印尼日本雙方簽了約,條約內容大多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內容。

我們知道當年台獨運動人士陳志雄大力參與了印尼的獨立運動。印尼的提出佔領地公民投票的要求是否與他有關,我們只能臆測。

蘇聯沒有簽約而中國沒有與會,大國的印度也拒絕參加。這使得舊金山和約看起來是缺乏一個有公信力的多邊國際條約。這到底是美國主導下的一個和約。最終給予和約有合法國際性的是一些中級國家(英、澳、紐、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國家的與會與簽約(John Price: A Just Peace?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PRI, June 2001 )。

李堅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二 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條約 —–定調了東亞的戰後情勢

舊金山和約一般雖說是由美國與英國共同起草,但實際上大都是美國的獨門秀。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下,多少逼英協國家(英、澳、紐、等)同意了美國的主張。當時美國的主張大都是應冷戰的要求而發展出來的。

當時的美國已在冷戰的思維下,將蘇聯定調為主要敵人。在那種思維下,圍堵蘇聯及共産政權的作戰防衛方式也就上場了。既然以蘇聯及共黨為主要敵人,美國得加速日本的經濟復甦,使日本成為美國的友邦,壓抑並避免日本共產黨勢力的擴張。為了促進日本經濟的復甦,則戰爭賠償應予儘量避免。在這種思維下,美國多少說服了大部分國家不要提及戰爭賠償問題。在對日和約中(第五章),雖然沒有反對各國與日本談賠償問題,但在多邊和約的舊金山和約中,則多少避開了這個問題。要達到這個決定,美國施於簽約國相當大的壓力。而事實上,緬甸在知悉沒有賠償後也不想與會了。

談到賠償問題,在舊金山會議中也出了一個小插曲。當時代表錫蘭(1948年2月8日從英國獨立後稱為錫蘭,Dominion of Ceylon。1972年獨立成共和後, 稱為斯里蘭卡 Republic of Sri Lanka)的是財政部長嘉雅瓦定(J.R. Jayewardene,後來成為斯里蘭卡的總理)。嘉雅瓦定在9月6日中發言道,他認為他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都認為日本應該得到自由。他強調亞洲各國都受到佛陀的教化而有共同的文化。他引用佛陀所說:「愛,而不是恨,才可止恨」(hatred ceases not by hatred but by love),(按,源於《法句經》的「慍於怨者,未嘗無怨,不慍自除,是道可宗」,或《四分律》的「以怨除怨仇,怨仇終不除,無怨怨自息,其法永健樂」)。基於這個理由,嘉雅瓦定也同意和約中不明確提賠償問題的條文。嘉雅瓦定也反駁蘇聯要限制日本自由的要求。他的發言無疑的符合美國與日本的要求,而也受到全場熱烈的掌聲。當時的紐約時報報導道:「自由亞洲的雄辯,愁緒,與帶有牛津腔調的聲音主導了整個會場」(The voice of free Asia eloquent, melancholy and strong with the tilt of an Oxford accent dominated the Conference )。

當時亞洲有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他們雖然多多少少都受到日本侵略的迫害,但他們對日本的新恨常常比不上他們對原來歐洲殖民帝國(英、法、荷)的舊仇。他們也多少喜見第一個亞洲國家在戰爭開始時能夠擊敗西方殖民國家,而多少以日本為師。以嘉雅瓦定來說,他於戰前參與反抗英國殖民的獨立運動,並且與日本在東南亞的政軍勢力有所聯繫。不管如何,嘉雅瓦定的這個「義舉」也大大的為日後的日本與錫蘭/斯里蘭卡關係之改善大為舖路。雙邊貿易及日本在斯里蘭卡的投資都是相當巨大的。

當然,舊金山的會議(1951年9月4日到9月8日)只是個表演與簽約而已,內容大都是原先就已決定而協調好的。代表美國與日本談判的是杜勒斯,代表日本的是日本政壇的元老,當時的首相吉田茂(9/22/1878-10/20/1967)。日本與美國的談判當然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美國到底是個戰勝國與佔領國,雙方不能說是有個平等的談判關係。但對和約的內容而言,吉田茂也說對日本相當優厚。而事實上據報導,當吉田茂首次看到初稿時,他是欣喜的。

但當然,和約並非全給日本甜頭。

在各國代表於9月8日簽下舊金山和約的同一天,美國與日本也簽下了「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ion and Japan),容許美國的繼續駐軍與對外防衛。由於琉球地理位置的重要,在軍方的要求下,美國國務院也只得同意硫球將繼續留在美方的管轄下。美國將繼續佔領琉球諸島而做行政上的管理。但美國宣稱不擁有琉球的主權,而只有行政治理權。在這種處置下,日本也暫時被分割為二。而事實上,吉田茂政府於沙盤推演中,也有放棄琉球的打算。多少可能因為硫球人不是大和民族,而於1879年才納入日本版圖。在這之前只是薩摩藩的附屬國(1609年開始)。

在這約略同時期,美國也與菲律賓、紐、澳、與台灣的中華民國都簽下了防禦條約。

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正式生效,日本也恢復了她的主權。但日本直到2013年4月28日才正式慶祝「主權回復の日」。

戰後的日本經濟突飛猛進,隨著而來的是政治意識與民族意識的高張。當美日安保條約要續約時,引起社會強大的抗爭。為了配合艾森豪總統的訪日,時任總理大臣的岸信介於議會強度關山。此舉引起議會內外的暴動,而艾森豪也被迫取消訪日行程。最後安保續約是通過了。通過後岸信介也宣布辭職下台。這一幕都看在岸信介寵愛的外孫安倍晋三的眼裡而深殖腦海。

戰後歐洲的局勢大都依雅爾達會議的協定而定局,直到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的倒台而終止那個局勢。但雅爾達會議在亞洲並沒完全實行,舊金山和約也因而多少取代了雅爾達會議的協定,界定了戰後亞洲的局勢(Kimie Hara (原貴美惠):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 sixty year perspective. 4/22/2012.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