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變遷之四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秩序 —–由兩極走到單極

戰爭是國際關係的「調整」,也是勢力對抗的一決高下。而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有如每場牌局一樣,勝負高下或打平都會決定未來。

二次大戰中,未來的世界局勢已現端倪。單挑的日本帝國走入末路。但日本帝國對大英帝國在亞洲勢力的打擊,加上納粹德國對大英帝國在歐洲的重挫, 使日不落國走上西山日薄之路。但在同時,阻擋並對抗納粹,且於後來反撲德國的蘇聯,加上後來的攻打滿州國,使蘇聯升上超級強權的舞台。但二次大戰中,展現強大國力與戰力,並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則成為全球無庸置疑的超級強權。

戰後的世界也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之對抗,而進入了冷戰時代。這期間,於六十年代開始,由以對抗殖民主義為標竿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也集結成形。話雖說是不結盟,但大部分不結盟運動的會員國都不是親西(自由陣營)就是親東(共產陣營)。不結盟運動目前名義上雖然仍有120個會員國,但已是名存實亡。冷戰期間開始,美國便於全球的邊緣地帶(Rimland)建立軍事基地。目標不外是圍堵蘇聯及中國所位處的心臟地帶(Heartland)。這也是美國在冷戰中的圍堵政策與思維。美蘇對抗是一個恐怖平衡,但這個恐怖平衡卻也維持了那段時期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尼克森與季辛吉的現實派(realism)之打開中國的門戶,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地緣政治的運作。冀圖將圍堵線由太平洋的第一島鏈推到中俄邊界。這個冷戰在蘇聯垮台(1991)後結束。蘇聯倒台後,美國成為獨霸, 而使有些歷史學者高興的太早,認為這個世界從此會走上一個自由民主之路,是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在冷戰期間,世界秩序是兩極的(bipolar)。冷戰結束後,美國的獨大成為單極(unipolar)。但這個絕對單極的期間並不長。2001年的9/11後,美國開始走上衰退的道路。2003年開始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個耗損國力的戰爭,而美國與西歐盟邦也開始出現明顯的裂痕。但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仍是世界的盟主。美國仍掌有世界科技、金融、軍事、科學、與文化的牛耳。這種各個面向都通吃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僅有。美國各總統皆強調美國的特異地位(exceptionalism)。美國雖然已走上衰敗之路,但美國的軍事仍然獨大,仍是自由民主陣營的一方之霸, 而也能輕易拉攏世界各國加入她自由民主的陣營。一般學者相信在一段時間內尚沒有替代者。

美國社會中一向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傾向,不喜與外在世界有所來往。但在要與外在世界多所來往的學者與政治人物中,也分成兩派:自由派與現實派。現實派(realism,以共和黨為主)重視武力的干預。由尼克森時代的傳統保守主義派到布希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派(Neoconservatism,簡稱Neo-con)都如此,這一派的人認為自由民主可以由外力強加其上(如伊拉克戰爭)。自由派(Liberalism)則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的推銷。而一個程度上,全球化(Globalism)也與自由派聯在一起。多少由於全球化是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大力向前邁步的。當今的川普政府則相當反對全球化。

一般學者認為,全球化改善了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但惡化了已開發國家的財富分配問題。這是因為已開發國家中的底層社會受到工廠外移到國外(因為老闆走向低工資的國家以求取較高的利潤)及廉價進口產品(所以不需要國內得要用相對高價勞力以產生類似的產品)而關閉工廠的波及。有特殊技術及較有教育的人員則較不受影響。但全球化則明顯的有利於開發中國家。過去的台灣、南韓及目前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在開發初期都受惠於全球化。

要看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影響,我們可以由全球的GDP來看。以2000年的各國占全球GDP的資料來看:美國為31%,歐盟為26%,日本為14%,中國為3.7%,拉丁美洲國家為6.6%,東協國家為1.5%。這個資料預測到2018年時會變成:美國為21.6%,歐盟為20%,日本為6%,中國為15.3%,東協為15.3%,拉丁美洲為8.3%(Chatham Hous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 May 2014)。另一個量法是根據IMF的資料:2001年時G7的GDP(以購買力為計)占全球GDP的43.435%,金磚五國(BRICS)的GDP占19.3% 。到2015年時,G7的GDP只占31.5%,而金磚五國的GDP則占30.8%。但值得注意的是,獨裁極權政權是會提高造假GDP的數據的(Luis R. Martinez: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the dictator’s GDP estimate?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018)。一般估計會灌1.15到1.30倍之間。

美國雖仍掌有全球經濟、金融、軍事、文化、科學、科技、的主導地位,但其衰敗的傾向已越來越明顯。美國不再是世界老大後的全球局勢將會如何,是各門各派都有意見的。是另一個超級強權的獨霸(unipolar),雙霸(bipolar),或是各門各派各有主而形成的多元頭頭(multipolar),也都是各專家學者所矚目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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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二 地緣政治的發展 —–馬漢,麥肯德,史拜克門,郝斯賀弗

從15世紀開始,歐洲列強便開始遍行全球各地:經商貿易,開發資源,殖民,用武力征服,並散播基督教與歐洲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國家的成績平平(如德國),但有些國家則相當的成功(如英國、西班牙與荷蘭)。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侵門踏戶與掠奪資源,及彼此間的互相競爭,與一些殖民地的反應—-如美國的對抗英國與中南美洲的對抗西班牙,也漸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之間,大英帝國以一個位居歐洲本土外海而佔地不大的英倫三島,卻有能力發展成為一個日不落國的超級強權,格外引人注目。

1890年,美國的海軍戰事大學(US Naval War College)的校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研究英國的崛起後,發表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書。馬漢的主要論點是,英國的海權是她成為日不落國的主要關鍵。馬漢也提出一些要成為海權的要件:如優良的地理位置,在適當的溫熱帶地區,有良好的海岸線,有足夠的人口做防衛,社會文化以海洋導向為主,而政府有決心去推動海權等等。

馬漢的論述於後來被歸納於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範疇之內。地緣政治一詞是於那時原先由一名瑞典的政治學者(Rudolph Kjellén)所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者嘗試要了解的是:科技的變革,運輸工作的運作,武器的發展,及地理關係等等,對國際關係及世界秩序的影響。這其中,地理位置被看的格外重要。

1904年,英國的一名地理學家麥肯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2/15/1861-3/6/1947)發表了「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提出心臟地帶(Heartland)的理論。 麥肯德指歐洲、亞洲、與非洲是一個世界島(World-Island)。心臟地帶則指的是伏爾加河以東,喜馬拉雅山以北,北極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帶。麥肯德主張,誰能控制東歐則可控制心臟地帶,控制心藏地帶是走向主導全球的要件。

1930年代,由荷蘭移民到美國求學的政治學者史拜克門(Nicholas J. Spykman, 10/13/1893-6/26/1943),在研究了馬漢與麥肯德的論述後,提出了他地緣政治的理論。史拜克門同意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重要,但他強調的是邊緣地帶(Rimland)的關鍵角色。邊緣地帶指包圍心臟地帶,但又與海洋有所接觸的地帶:如歐洲的西部與南部,中東,南亞,東南亞,與東亞等。這些地區海陸兩棲,而科技也會較發達。史拜克門與麥肯德的理論,影響了日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與外交官肯楠,於冷戰中所推動的圍堵防線與政策。

在兩次大戰期間,地緣政治在德國是一門相當炙熱的學說。最主要的推手是創立並主編「地緣政治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s, 英文Journal of Geopolitics)的郝斯賀弗(Karl Haushofer, 8/27/1869-3/13/1946。有關郝斯賀弗請參考《太平洋時報》2016年11月7日的「第一欄」專文。楊起東:郝斯賀弗悲劇的啟示—地緣政治,東西方神秘主義)。郝斯賀弗是個學者,也是名軍官。他曾當駐日武官,相當心儀日本文化與體制。他研究麥肯德與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理論,並融合東西方的神秘主義,而推出他獨特的地緣政治理論。郝斯賀弗的主要論點是將一個國家當成是一個有機體,國家需要一個生存的空間(lebensraum),而在這個生存空間裏達到經濟上的自主(autarky)。郝斯賀弗也將世界劃分為幾個不同地區(Pan-regions, Panideen),而各地區有個頭頭,各地區的頭頭有他們在各該地區的勢力範圍。這個想法多少源於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與美國基於門羅主義建立美洲為美國的勢力範圍。郝斯賀弗之走入學術界及地緣政治(郝斯賀弗是墨尼黑大學的教授及該大學地緣政治學院的主任)是以振興日耳曼為己志的。在他的想法中,泛歐洲應由德國主導,泛心臟地帶由蘇聯主導,泛東亞由日本主導,而泛美洲則已在美國的主導下。郝斯賀弗主張德國應與蘇聯結盟。德國也應與義大利結盟,而走向泛歐非的主導權。郝斯賀弗也是拉攏日本與德國結盟的背後主要人物。

郝斯賀弗的地緣政治觀合理化了納粹德國的往外侵略。當希特勒與他身邊的要員赫斯(Rudolph Hess, 4/26/1894-8/17/1987,是郝斯賀弗在墨尼黑大學的學生)因墨尼黑暴動被判入獄六個月的期間,郝斯賀弗每週三都到監獄中為他們親身授課。一個程度上,希特勒煽動了一般大眾,而郝斯賀弗則說服與拉攏了智識份子。但在希特勒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而不是與蘇聯結盟後,郝斯賀弗開始失去了他的影響力。

也由於地緣政治與納粹德國的關聯,二次大戰後地緣政治開始失去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但這並不就代表地緣政治觀沒有它的客觀基礎與令人信服的論述。而事實上,目前許多國家的外交關係也大都沿著地緣政治的觀點來做論述與推演。

李堅

世界秩序的變遷之一 西伐利亞體制的建立 —–現代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濫觴

人類文明自從進入政治體制的建立後,權力的把持與控制也就發展了出來。若有兩個以上的政治體制毗鄰而居的話,則競爭、對抗、或合作,便難以避免。要的是達到一個程度的權力平衡與秩序的建立。從5000多年前開始,這種戲碼便在近東與北非一再的出現。那段時期,亞述王朝(Assyrian Kingdom)與巴比倫就有不時的對抗。埃及與西台帝國(或翻赫人帝國或赫梯帝國,Hittite Empire)也不時對抗以稱霸。這種各個王國或帝國互相對抗的結果多少會達到一個平衡點,直至下一階段的對抗。但就全世界來看,這種對抗都只屬於地區性,並非全球。而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也缺乏政治體制與政治體制間(諸王國與諸帝國)的關係之條文規範與保護。靠的只是比權力的大小(誰的拳頭姆大),要的是主從關係的建立(誰是老大)。

16世紀的歐洲啟動了以馬丁路德與喀爾文為主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後的一百年,歐洲爆發了所有國家都多多少少參與的30年戰爭(1618-1648)。宗教的不同固然是個因素,但商業及彊域的衝突也是原因。30年戰爭是個死傷殘重的戰爭,生靈塗炭。歐洲在那30年間據估計,人口減少了6百萬人,有些地方的死傷人數高達人口的40%。在這種社會凋零,農業及商業破損,而到處都有飢荒的情形下,交戰各國最後也同意開會,以求個和平協議。開會的地點選在死傷最慘重的日耳曼的西伐利亞(Westphalia)。由於新教與天主教的代表互相仇恨的難以面對面談判,結果是新教在歐斯那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而天主教則在敏斯特(Münster)協商。

參與西伐利亞和平會議的共有大大小小194個城邦、王國、與帝國。會議從1643年就開始籌劃。單單座位該如何安排,進入會場的秩序該如何,就吵了半年。由於一些死對頭的代表互不見面,為此特別安排的書信來往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但逐漸的,一些共識也開始產生了。最後各國共同簽定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但即使在簽約典禮的安排上也爭執了三個禮拜。最後在1648年10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兩點,交戰的歐洲各國簽署了共有128個條文的西伐利亞和約。

西伐利亞和約承認了荷蘭(從西班牙)與奧地利亞的獨立,也改變了許多疆域。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和約建立了後來所稱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成為後來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礎。和約奠立了各國的彊域與主權,及對疆域與主權的互相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係;不干涉他國內政;宗教的選擇由各國的統治者決定(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英文Whose realm, his religion)…..等等。主權的觀念在那時是君權,而非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主權在民。西伐利亞和約也引進了國家利益的觀念,及國際關係,也引進了國與國的結盟而得以形成不同陣營。西伐利亞和約及其建立起來的西伐利亞體系,多少成為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組織架構的法源,與當今國際法的基礎。

在西伐利亞和約簽約後的一百多年,這個體制與文化受到了挑戰。一個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個是1789年的法國革命。美國革命是一國之內的革命(英國帝國),引進了自由民主與自決的觀念,而非絕對的君權。同美國革命一樣,法國革命也推翻了君權為主權的觀念,而建立了主權在民的共和體制。

另一方面的東方社會,中國戰國時代的七雄所推出的國際關係,不是合縱便是連橫。而當最後秦始皇殲滅六國統一中原後,也奠立了一尊。之後的漢朝更沿著秦朝的「成就」發展出大一統的文化。而隨後的中國歷史便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大一統的循環史,談不上有國際觀念與對國際關係文化的了解與建立。在歷史上,中原帝國與鄰國的關係不外是出征與要對方臣屬進貢,談不上有一個平等與對等的想法,與現代國際關係的觀念。這種缺乏平等尊重的精神,更別提不知法律與法治為何物的無知與傲慢,說明了為什麼今天國際法的觀念源於歐洲,而非「古文明」的中國。

西伐利亞和約與體制的建立,源於歐洲各國好幾個世代來的相處、對抗、聯盟、結盟、與交戰。一個程度上來說,有其歷史的背景,也有文化及地緣上的關係。地緣關係說明了這是一個歐洲的產物,而原先也僅只限於歐洲。但在這約略的同時,由歐洲啟動的到海外求取香料貿易而引起的「地理大發現時期」(Age of Discovery,或稱Age of Exploration。約由15世紀到18世紀間)也如火如荼的展開。隨著所謂新大陸及新地區的「發現」,這個世界也越來越聯結起來而不再有孤立不可及之處。而漸漸的,西伐利亞體制所建立的歐洲秩序也慢慢的演變成一個世界秩序。而這秩序是否如季辛吉所說的一種權力平衡,學者各有觀點。但無可否認的是,地緣關係是建立秩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基於海權與地緣的國際關係與霸權論述也一一的上場了。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四 引鄭成功攻荷的何斌 —–居間行騙改變了東亞與台灣的歷史

1659年,鄭成功率領17萬人員, 3000艘船隻攻打金陵。看來他重建大明王朝的美夢似乎觸手可及,但卻遭到清軍的緩兵之計而功敗垂成。退回金廈的鄭成功急思一個基地。他最後選擇了荷蘭人佔領下的台灣。為什麼是台灣?

鄭成功的部隊幾乎都是由大陸來的漢人,他們與海洋的台灣沒有什麼淵源,也不會想去。但鄭成功有他父親鄭芝龍曾短暫居留台灣,並引眾墾殖的歷史。而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何斌這個人的遊說了。

何斌(何廷斌)是一個甲必沙(cabessa),通事(翻譯人員,tolk),商人,原本是鄭芝龍的舊屬。甲必沙如同東南亞的甲必丹(kapitan),日本的甲螺,日治時期的保正,及國民黨下的里長,是地方頭頭的意思。歐洲殖民亞洲所靠的是間接統治,透過甲必沙/甲必丹做治理。通事則是需要的。但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來看,他們找不到值得信賴的通事而常常吃虧,何斌也不例外。1656年,鄭成功的海上貿易便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時有衝突,到台灣做貿易的船隻也減少了,影響到東印度公司的營利。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派人與鄭成功做溝通談判。由於何斌與鄭家有關係,雖然不是個可信賴的通事,荷蘭人也別無選擇。1657年,荷蘭人派何斌到廈門。但何斌所帶回的只是他所說的鄭成功的口信,而非正式信函。1659年,東印度公司由其他甲必沙、漢人的農民與商人發現,何斌藉由鄭成功名義向漢人農民與商人扣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東印度公司的「台灣評議會」(Council of Formosa)因此決定去除何斌甲必沙與通事的頭銜,並罰以重金(300 reals里爾)。何斌因而攜家帶眷偷跑回廈門(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中文譯本,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他到廈門後將他所蒐集的航道資料呈現給鄭成功,並道:「台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攻退守,直足與中國抗衡也」。何斌也將攻打荷蘭人說的很容易,謂漢人與原住民都會支持鄭軍。心動的鄭成功於是決定攻打荷蘭人。

1661年4月底,鄭軍攻打台灣。但那時的台灣並非如何斌所說的沃野千里,而荷軍也不是那麼容易打的。由於錯估情勢,鄭軍並沒有準備足夠的糧食。攻下較容易攻打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今赤崁樓)後,鄭軍搜刮了城內的糧食卻也只夠維持半個月。最後鄭軍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今安平古堡),九個月才攻下。靠的也是當時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部與當時的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關係不好,沒將他提報的鄭成功將攻打台灣的警訊看得嚴重,事後也沒有提供有效的援助。再加以當時有個東印度公司的軍曹(Hans Jurgen Radis)投靠鄭成功。這個軍曹參與過歐洲的戰役,了解歐洲城堡的結構與弱點。鄭成功採信了這個軍曹的建議而針對城堡的弱點(redoubt)攻擊,最後攻下了熱蘭遮城。

何斌呢?在攻下熱蘭遮城前知道荷軍並不好攻,而台灣也非沃野千里的鄭成功震怒了。他剝奪了何斌的一切頭銜並將他送至一間茅草屋,禁止任何人與他會面。但鄭成功死後,鄭經重用何斌為通事。

無可否認的是何斌說服了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而這結果也改變了此後東亞的整個情勢,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鄭成功將大陸政權的勢力首次引入台灣,而台灣也從此與中原醬缸文化及封建社會與政治,牽扯上了沒完沒了的瓜葛。那我們如何定位何斌呢?

何斌原先與其父親縱橫於日本、中國東南沿岸、與東南亞間從事貿易。在荷蘭時期他是個甲必沙/通事/商人/村社承包商(pacht,贌)。但以他的行徑與紀錄來看,他顯然不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也不是一個誠實的翻譯者。何斌顯然遊走於不同文化與語言之間而朦東騙西,兩邊都要吃。品德看來也相當不佳,貪污枉法,盜吞公款。何斌是個承包商,而也假借理由收稅,本身也負債累累。最後被荷蘭人發現而剝奪其地位與處以重罰後,他遊說鄭成功去攻打荷蘭人。公報私仇?要靠攻荷蘭人以在新政府中重新得勢?結果是大量軍民因戰爭而死亡,與社會政治的鉅大變化。他不是如郭懷一等人一般的,因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壓榨而起義。引鄭軍攻荷為的當然不是漢人墾殖者與原住民的權益,要不然何斌在台灣時就可以做了。為的是私怨與私利。

何斌這種例子在那個不同文化首次接觸,而互相不了解的年代是很普遍的。何斌可說改變了台灣的歷史。但對台灣人來說,更有名的人物是吳鳳(2/17/1699-9/9/1769)。當年被鄒族人視為剝削奸商的吳通事竟然被漢人社會視為成仁取義。而忙於「理蕃」的日本人也於1913年興建了吳鳳廟。直到1989年吳鳳故事才由課本中刪除,而吳鳳鄉也改名為阿里山鄉。

不幸的是何斌與吳鳳這種人的DNA也廣為流傳了下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時期,我們都看到這些到處都有的,居間行騙人物的角色。在目前的大陸政權急於要併吞台灣的今天,這些「中間商」奔波於兩岸之間,為的當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權益、「民族大義」或「歷史的使命」,為的不外是不顧他人死活的私利。也不能小看這些「中間商」所能造成的破壞與影響,何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對這些「中間商」的揭發與批判也是迫切而需要的。歷史固然有趨勢,但沒有必然。要往那個方向走,靠的是我們的努力與決定,也得靠我們對一些「中間商」本質的了解。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三 三百多年前的澎湖海戰 —–由施琅談到鄭成功

在西班牙無敵艦隊與英國的海戰後近一百年的東方,也發生了一場無論在人員上及船隻數量上都相當的澎湖海戰(7/10/1683-7/16/1683)。而這場海戰也深深的影響了東亞的局勢。但兩者在本質上卻有極大的差異。

澎湖海戰的雙方是施琅領軍下的清軍,與劉國軒領軍下的鄭氏東寧王國。有關船隻數量、火力、及人員,史書有些出入。但以綜合來看(李其霖:鄭、清澎湖海戰的戰術與戰略),鄭軍有225艘船(一說40-50艘船),清軍有236艘船。清軍大都為新船,鄭軍則為舊船,許多還是商船改裝而成。總兵力(兵員加水手)則清軍為24,000,鄭軍為20,000 (Wiki)。當時的火力據史書來看是沿明末的水準,料不會比西方無敵艦隊海戰中來的先進與強大。若沒有一些「清國奴」漢人的「幫忙」,源於東北的滿人可是對海洋一點餘力也沒有。這一海戰只打了一個禮拜(7/10/1683-7/16/1683),結果是鄭軍大敗,東寧國投降。鄭軍死了14,000人,清軍死了329人。本不要台灣的清廷因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而決定將台灣併入版圖。而也從此改變了東亞的情勢。

當年英吉利海峽的戰役有明顯的宗教取向(西班牙及教皇的天主教vs 英國的新教運動)。雖然看來是兩個封建主之間的對抗(菲利浦二世vs 伊麗莎白一世),但顯然含有萌芽的民族主義。而海權的爭奪與海外殖民地利益的衝突也是一大考慮。這些都是當年英吉利海峽無敵艦隊海戰的原因與本質。

鄭、清海戰可沒有宗教上的因素。施琅固然猛力吹喧媽祖庇佑清軍戰勝(《天妃顯聖錄》),而康熙帝也因而加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但雙方可沒有宗教上的差異與對立問題。澎湖海戰也談不上有民族/族群上的對立與差異,雙方都是漢人。一邊是新當「清國奴」的施琅,一邊是以明朝遺臣自居的鄭氏王朝。商業及經濟上的利益衝突是有的。鄭氏王朝主要靠的是掌控中國東南沿海及東南亞的貿易以養軍,清廷也因而實施遷界令以打壓鄭家的貿易。但可能還有一個東西兩場海戰相當有異的一個本質:公報私仇,假公濟私。

當年施琅在鄭成功之下因為犯了嚴重的錯誤(殺了得罪他,但鄭成功下令不能殺的曾德),而遭鄭成功下令誅全家(施琅逃了,但誅及父兄)。施琅為此對鄭家甚為仇恨,因而力主攻台。澎湖海戰時施琅已62歲,真是此恨綿綿無絕期。但打敗鄭軍而力主佔台的施琅卻也因而為家族帶來暴利。不只封官任爵,台澎大片土地也都歸屬施家。當時在台灣南部就有3000甲土地在所謂的「施侯租」之名下(台灣大百科全書),直至日治時期才以這些人住在北京但領鉅額租稅而將之廢除掉。此外,施琅也霸佔鄭家在台事業,侵吞貢銀,但康熙皆免其罪,因「念其勞,免之」。證據也顯示,施琅在台經營以鞏固施家在台灣的勢力為主(Wiki)。

施琅看來是一個不知忠誠為何物的人物,但這種人物翻開漢人的歷史來看是比比皆是。施琅當年是鄭芝龍手下的頭號猛將。鄭芝龍降清後他本跟著鄭芝龍降清,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加入鄭成功的一邊。在鄭成功誅殺其父兄後又降清。同樣是降清的鄭芝龍與施琅,一個是失敗了,最後全家遭誅;一個是成功了,家世從此榮華富貴(在此的「成功」只依世俗的定義)。原因何在?原因只有一個:鄭芝龍是鄭成功的父親。若鄭成功也隨鄭芝龍降清,則可預期的是鄭家將會榮華富貴,而非施家。

鄭成功在那個時代算是一個奇特的人物。他以一個外人的身分領導「反清復明」,說來相當特殊。說他是外人是因為他與當時的漢人社會與文化有相當不同的地方。他生於日本,直到七歲時才與母親田川松到泉州與鄭家團圓。弟弟田川七左衛門則留在日本。鄭成功是受日本武士訓練長大的(見史學家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著作),這多少反應在他嚴格的紀律與嚴苛的待人處事。鄭成功的忠貞是不容置疑的。而也因為這種忠貞使他不願降清,即使其父親與兄弟被清廷當人質而最後被處刑也在所不惜。與鄭成功甚親的田川松也一樣,她並沒追隨鄭芝龍降清而留在福建。而當1647年清軍攻入廈門後,田川松自縊而死。而就嚴苛而言,鄭成功對屬下的嚴苛紀律是有名的。而這種嚴苛也包括對自己親人。當他聽聞自己的初生孫子原來是鄭經與四弟乳母私通的結果後,怒不可遏而派人去殺鄭經、乳母、孫子、及鄭經的母親(也是鄭成功的太太)­,因為她教導無方。屬下不敢執行命令,最後因為鄭成功的暴斃而使鄭經等人存活了下來。

鄭軍紀律的嚴格使與鄭軍在第一次交手的荷軍首次嚐到了滋味。當時的荷軍以他們過去與漢人來往的經驗,尤其是1652年的郭懷一起義經驗,本不把鄭軍看在眼裡,但很快就體會到鄭軍與他們過去所接觸的漢人團體與軍隊大不相同,有紀律也有戰鬥力。攻下台灣後的鄭成功也派人(一名義大利人 Vittorio Riccio)到馬尼拉要西班牙人進貢,否則要攻打馬尼拉。西班牙人也因而加強馬尼拉的防衛,以至於後來沒餘力去治理民答那峨。

難得的是鄭成功至今仍是台灣、日本、與中國都各自推崇的人物。理由當然各有不同。但他到底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人物,不能說是傳統的漢人,也不是日本人,頂多說他是一個漢化的日本人(武士)。鄭成功雖然特異,但鼓動他攻荷的何斌(見下文)則多少代表了漢文化中相當普遍的投機份子之一例。

李堅

東西兩場海戰的聯想之二 無敵艦隊挫敗的影響 —–國際關係,海權,陸權,宗教文化

1588年5月19日,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由里斯本出發。這個那時史上最大的艦隊計劃要攻下英國,重建天主教,並擴大西班牙的版圖。無敵艦隊共有130艘船,8000名水手,18,000名軍人,近3000枝槍隻及大砲。原先的計劃是要先到佛蘭德斯(Flanders)。佛蘭德斯是那時西班牙的領有地,位於當今北法國及比利時的地方。到佛蘭德斯為的是接載駐在那裡攻打荷蘭獨立運動的27,000名西班牙軍人,共同到英國參加攻英的行動。但這整個計劃從策劃,到後來的一些不可預期的因素,打破了西班牙的美夢。

出發之前,菲利浦二世的一些貼身顧問就想阻止這個計劃但不果。1586年,西班牙一名相當優秀的海軍將領(Santa Cruz)去世, 菲利浦二世於是任用一個名將,希都尼亞(Medina Sidonia)為無敵艦隊的指揮。但希都尼亞是一個沒有海軍經驗的陸軍將領。後來證明他一上船就暈船。另外,當無敵艦隊在航行中,形成一個10公里長的半月形組合(crescent formation)時,確實是堅不可破。但要在中途停泊接載軍人時便會出問題。加以那時的佛蘭德斯與荷蘭南邊的熱蘭(Zeeland)都屬淺海地區,由荷蘭的小而機動的飛船(flyboats)封鎖。無敵艦隊只能停靠深水港,也不能停靠淺海區的佛蘭德斯的外海做接駁的工作。

若無敵艦隊能接駁到駐在佛蘭德斯的27,000名軍人而攻到英國的話,英國也將沒戱可唱。那時英國雖然有200艘船艦,但火力不如西班牙(西班牙火力多出英國50%)。英國也沒有強大的陸軍阻擋。大部分的軍人用的都是刀劍與弓箭,紀律也不是很好。西班牙只要登陸英國便可直接進占倫敦。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也將終止,而英國人也得說西班牙語。但後來顯然事與願違。

在離開里斯本兩個月後的7月19日,西班牙無敵艦隊抵達英國的南端。7月21日,英國開始用長程炮彈做砲擊。西班牙所採取的仍是傳統的海戰方式,要等到雙方的船互靠時,軍人才衝過對方的船隻做短兵交接。但英國則以她佔優勢的長程炮彈找西班牙船身的脆弱部分做砲擊。英國也捕獲一艘遭擊的西班牙船隻做結構上的研究,找出了西班牙船脆弱的所在。

7月27日,無敵艦隊停泊於今法國北邊的卡雷(Calais),此時在佛蘭德斯的西班牙軍人也準備接駁,與無敵艦隊共渡英吉利海峽。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航行時採半月形組合固然相當堅不可檔,但當停泊擠在海港中時則顯得脆弱。7月29日,英國用八艘廢棄船載滿易燃物品,點火後推入卡雷的港口內。驚慌中的無敵艦隊怕著火引爆火藥而急著逃生,許多甚至在緊急中切斷錨線急於逃離。在混亂及黑暗中,無敵艦隊失去組合。隔天清晨在格拉佛萊(Gravelines,離敦克爾克Dunkirk不遠)遭受英軍的猛烈轟擊,失去五條船艦。敗戰的無敵艦隊因英吉利海峽已被英國控制住無法回西班牙,只得往北繞道蘇格蘭與愛爾蘭。英國艦隊追到蘇格蘭後因缺乏補給而打道回府。遠繞北海的無敵艦隊不幸遇到北海的暴風雨,許多船艦也因沒錨而無法下錨以穩定船隻。在缺水及食物下,加上疾病,死傷慘重。當船經過愛爾蘭時,西班牙人企求上岸取水及食物。本以為會受到同為天主教徒的愛爾蘭人的援助,卻沒料到遭受到愛爾蘭人視西班牙人為侵入者而追殺之。當無敵艦隊最後回到西班牙時,只剩下67艘船,不到10,000人員。大部分的人員死於暴風中及疾病。英國則只有八艘船遭毀, 100人戰死,但有7000人後來死於傷寒及其他疾病。

8月18日,伊麗莎白一世身著盔甲,騎馬到離倫敦約40公里處,軍人戰士聚集待戰的一個深水港區(Tilbury),向軍人戰士發表演說。伊麗莎白一世強調她雖是個弱女子,但她有一個國王的心與意志,她不會容許任何侵犯英國的行為,她會毫不猶豫的披上武裝,領導英國軍民,在上帝的領導下達成勝利。但有史家指出,伊麗莎白一世知道那時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已被追趕到蘇格蘭一帶(Robert Hutchinson: The Spanish Armada)。而也在同時,有謠言指出,駐在佛蘭德斯的27,000名西班牙軍隊將會攻到英國。隨從要伊麗莎白一世回倫敦避風險。但伊麗莎白一世堅持她會與戰士共存亡。史家(同上)也指出,這個謠言是由伊麗莎白一世散播開來的。而多少也由於英國國庫的空虛,傷殘的英國軍人最後都沒受到國家的照顧。

這場巨型海戰後英國與西班牙還是不時的打打停停的,雙方勞民傷財。直到1604年,雙方才簽停戰協議(Treaty of London)。雙方雖然停戰,但這場海戰的影響是深遠的。宗教方面,這是一個新教的英國打敗一個天主教而且有教皇支持的西班牙。歐洲人也認為上帝站在新教那邊,而宗教改革也加速進行。英國那時的紀念幣上鑄道「上帝一吹,他們四散」(He Blew with His winds, and they were scattered)。海戰方面,長程炮轟取代了短兵交接。國際關係方面,西班牙的勢力從此慢慢式微,法國也取而代之而成為歐洲大陸的強權。海上方面,英國海權也擴大而最終成為強權。文化飲食方面,伊麗莎白一世說她得到捷訊時正在吃鵝肉晚餐,她指示英國人於聖誕夜應吃鵝肉餐。而可憐的鵝也從此在英國的聖誕節世世代代遭殃。

李堅

集權政體的興衰之三 集權主義政權的特色 —–一切的專控,推陳出新的「運動」,特務統治

由於集權體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的產物,一個程度上來說,研究集權體制的學科在學術界裡算是年輕的,談不上有汗牛充棟的著作。二次大戰前研究蘇聯的大都聚焦於共產主義。但納粹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後,使人們意識到,單靠傳統上的左右分野的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用以界定什麼是集權主義。因為集權體制有可能是右翼,也有可能是左翼。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東歐與中共集權統治的建立,探討集權主義的著作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1956年,被視為研究集權主義權威的德裔美國哈佛教授卡爾‧腓德烈(Carl J. Friedrich, 6/5/1901-9/19/1984),與原本是他的學生而後成為哈佛同僚,並於卡特任內當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金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3/26/1928-5/26/2017),合著了《集權主義獨裁與専制》(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一書。在這本書中,腓德烈與布里金斯基提出了集權主義的六個特色:意識形態,一黨専政,恐怖警察統治,通訊上的專控,武器專控,中央掌控的經濟。這部書於後來有所增訂,但當然無法包涵所有集權政體的特色。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一般都會含有類似聖經內「啟示錄」的觀念,強調腐敗舊體制的摧毁,與新而美麗又健康的新社會的建立。集權政體也常將一些政府機構有意的重複,如此以方便人員的調換,以易於互相競爭與監控。集權政體也都強調軍事暴力與武力,一再強調外在的危機。而也都栽培青年軍(如紅衛兵)(Peter Baehr: Totalitarianism. January 2005),灌輸青年「保衛國家」。而所有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下,一定有的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恐怖統治不只針對可能反抗集權政體的異議份子,也大多針對無辜者,以達到恐怖統治的效果。恐怖統治的目的在於改變人的行為,以達到有效的統治。而更進一步的是,特務統治也針對許多統治集團中的政治菁英加以下手。當年與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一起奮鬥的眾多俄共忠貞分子,都一一遭到史達林的清算與處刑。同樣的,當年與毛澤東打天下的同志也都遭到被清算鬥爭的悲慘下場。

艾任德與其他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也都強調,集權政體都一再不斷的在社會上製造政治社會運動。以動員人民的方式來製造對獨裁者的狂熱忠誠,並達到意識形態上的洗腦。隨便一翻中共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我們不能看出一大堆的社會政治運動:土改,工商改造,反右,百花齊鳴、百花齊放,三反,五反,肅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多的不勝枚舉的「運動」。對研究集權主義的學者而言,集權政權在掌權初期都因為要強調他們的革命性,而以不斷的運動來現形。但這種「革命運動」期間不只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也傷害到許多統治菁英。而這些政治菁英的「墜毀」,大都源於獨裁者個人與特務統治的勢力。也如此,當獨裁者死亡而「革命運動」告一段落時,存活的政治菁英便會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史達林於1953年3月5日死後,存活的俄共菁英便決定對特務統治加以控制,而走上集體領導的路線(Aviezer Tucker: Why we need totalitarianism—Why we need a more refined concept of it, that is. American Interest, 4/14/2015)。當時的俄共領導人逮捕了史達林時代,囂張不可一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Beria, 3/29/1899-12/23/1953),而將他處決掉。也如此,後來的赫魯雪夫與戈巴契夫雖然都遭到政變與罷黜,但至少都活了一條命。同樣的,中共在毛澤東死後,也對「革命」告了一段落,而走上有任期限制的集體領導。但習進平的上台及2018年3月11日,人代會的通過習進平任期限制的取消,改變了這個「共識」。

習進平之廢除集體領導而走向一人專制下的集權統治,說來是回復到集權統治靠暴力奪取政權初期的「革命運動」時期—-如列寧/史達林下的蘇聯與毛澤東下的中國。可預期的是他要多倚賴特務的恐怖統治來做控制(同樣是走回頭路的普亭,他本身就是KGB出身的人物)。也可能要多靠一些當年毛澤東下所推出的一大堆「社會政治運動」來鞏固他的統治。

特務統治是集權政權的一個特色。在許多獨裁國家,如當年的中南美洲國家,過去的希臘、緬甸等,主要靠的都是軍事統治(military junta),而非特務。這也是獨裁政權與集權政權的一個分野。軍人固然有武器與人員,但特務機構有的是龐大的組織網與線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武器,但在集權政體底下的特務機構,常常清算有強大武力的軍人將官,而非軍方清算特務。在台灣當過兵的人都了解當年的政戰單位(軍中的特務系統)之無孔不入,從連長以上的各級軍官旁邊都有個「輔導長」做監視。民間更是有到處都有的人二單位。此外,監督民間的有調查局,警察局,教官系統,及到處都有的線民。解嚴前的台灣雖不是集權統治,但離之不遠。

不同的集權政體固有其不同處,但也都具有一些共通性。一個集權政體之所以產生及存活下去,最終靠的還是群眾與人民的支持與默許。因為集權政體是在進入近代後才有的現象,現代社會中的人民與群眾之一些特異性便值得我們去做分析與探討。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