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鐵道旅遊之二 頭等艙與普通艙的比較 ——貴了一些但很划得來

Amtrak在每一個主要城市的車站似乎都名為Union Station。但在紐約則停靠在Penn(Sylvania) Station 。看這些Union Station的宏偉建築與碉飾,你可以看出當年的火車客運曾有一段輝煌的歷史。目前許多城市也將本已在沒落中的各Union Station加以改善,而提供成為不同的用途。洛杉磯的Union Station則已形成為南加州火車客運的中心。不只Amtrak,也包括地鐵,輕軌鐵路,及南加城市間的鐵路客運(Metrolink),都以Union Station為運輸中心。要搭Amtrak,Union Station是個起站,也是個終點站。與飛機場不同的是, Union Station都位於市中心區,交通一般都很方便。而事實上,筆者最近的一趟遠行,靠得都是大眾運輸工具(公車與快速公車),絲毫沒有勞師動眾。只不過拖著行李箱上下公車是有不便之處。而在安檢方面, Amtrak 與過去一樣,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檢程序,與機場的繁瑣來比,相當的不同。

一般訂票、買票大都可透過Amtrak的網站來達成。較複雜,或要轉車,或是有問題的,則可用電話訂票。Amtrak也有App,車票及行程都在App內,也不需要印票了。相當方便。

在過去,筆者為了省錢都搭普通座(一般比飛機票便宜)。但就長途旅行來說,普通座位是較不舒適,也較不方便。因為要在椅子上過夜很累。尤其若是人多或客滿,而旁邊來了一個陌生人呼呼大睡,也不是辦法。最近的一次旅遊則改變主意,改搭頭等艙(也就是有房間,有睡鋪的),覺得划算多了。年紀大了,對老骨頭要照顧些。

坐頭等艙在Union Station等車時就方便多了。因為不用在一般的候車室等,而是在Amtrak的貴賓室等。一般稱為Union Station Metropolitan Lounge,或簡稱Amtrak lounge。在貴賓室裡有輕便的飲食,而服務人員也會確定你不誤點。屆時(一般是開車前30分鐘)會通知你,而大都有輕便車接送你到月台上,相當方便。

頭等艙大致分為五類。最多的是roomette,白天是兩個面對面的椅子,晚上則變成上下舖。但空間不大,對要睡上鋪的銀髪族而言會是個挑戰。而且上舖也沒有窗戶。另一種是Bedroom,可睡到三個人,也有室內的浴廁。Bedroom Suite則可睡到四個人,也有室內的浴廁。Family Bedroom則可睡兩個大人與兩個小孩,但無室內浴廁。Accessible Bedroom則因要適應輪椅,較寛廣,有兩床,廁所,但無浴室。筆者坐的是roomette,空間很夠用,睡眠也不錯。只不過是半夜要不時的提醒自己已不在加州了,要不然火車搖搖晃晃的還會以為是地震。

以筆者的經驗,坐頭等艙比坐普通艙一天大約多出兩百多塊(頭等艙算是個旅館房間加上車資),但卻是相當合算的。首先是你有自己的空間,房間,較不擔心貴重的物品,也比較有隱私。房間與走廊間一般是玻璃門窗加窗簾。另外,頭等艙是包括三餐的,而也可能有一些特別活動(如酒類的品嚐)。頭等艙也有浴室,空間雖然狹小,但水量卻蠻充足的。而每個頭等車都有一名服務人員,他(或她)會幫你安置床鋪,換床單,每天早上六點準備好咖啡,提供瓶裝水。若你需要額外的毛毯或是特別服務,他(或她)也會盡力幫忙。不少搭車的老人雖然不是殘障(殘障者的臥艙一般在底層),但要他(她)們將椅子轉換成床舖,或於白天再轉變成椅子,有人會覺得確實有困難。而這也是服務人員要幫忙的,也多少是他(她)們的小費來源。

在東北部,由於隧道與都市格局的限制,Amtrak大都是單層的。但在中西部及西部,Amtrak則大都是雙層的。大部分的普通座與頭等艙都在上層。下層一般屬於年老及殘障者(普通艙及睡艙),行李箱寄放處,浴廁,及貨運區。觀賞車在頂層,觀賞車的底層一般是簡餐車。簡餐車也有桌椅供食用與聊天。餐車也在頂層,餐車的底層則是廚房。食材的準備都有如餐館一般,但為了節流,據聞 Amtrak也要漸漸走飛機上飲食(預先準備好)的路線。

Amtrak車上雖然到處都有插座,但Wi-Fi不見得每個路線都有。在穿越洛磯山山脈時,筆者發現連手機訊號(cellular signal)都沒有。在過去,筆者也發現在通過Idaho與Montana 時,手機訊號也都沒有(可能要看哪家電話公司)。但說起來,火車旅遊要看的是窗外,或與同車旅遊的人交往,倒不覺得上網有什麼重要。要上網其實也可以,只不過要用到自己的data,不能用Amtrak的Wi-Fi。

Amtrak常停靠一些小站,主要是讓客人上下車,算是招呼站而已。若停靠有5分鐘左右,則會通知客人可下車呼吸新鮮空氣,或抽煙。Amtrak稱這個為fresh air stop 。但說來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只聞到柴油味。因為Amtrak是柴油車,不是電車。但在一天24小時中可能有一兩個主要大站,一般要停上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為的是加油、加水、飲食補給、去除廢水及垃圾等。這時乘客也可下車走馬看花一些。美國的車站大都沒有欄杆隔離,可自由出入。但要準時上車,否則是會被遺留下來的。車長說這種事件時而有聞。

李堅

美國的鐵道旅遊之一 美國長程鐵道的概觀 ——倒也可說是四通八達的Amtrak

在台灣與東亞,我們都習慣於坐火車旅遊,是個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在美國,很少人把火車當成是一種交通工具之一。戰前的美國,火車的功能是比較重要的。但在戰後,隨著航空業的發展與州際公路的開發,遠程巴士的形成,與汽車工業的發展,火車也因而沒落,但尚未走入歷史。

以1916年聯邦政府的普查(U.S. Census)顯示, 98%美國城市間的運輸靠鐵路,2%靠水路。但在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後,美國的鐵路客運就一直在衰退中,到戰後可說是欲振乏力。最後終於由聯邦政府出面,而於1971年成立了「國家鐵路客運公司」(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也稱為Amtrak(America與track 的混合字)。

但Amtrak並不擁有鐵道,鐵道仍屬於私人公司所有。美國的鐵路經營以貨運為主,而貨運是賺錢的,虧錢的客運。虧錢的客運,私人公司不要,最後只有由政府接下來經營。在Amtrak所跑的鐵道上,97%都不是Amtrak的(Ernie Smith: The Consequences of Amtrak Not Owning its own tracks. 5/2/2017)。也因為如此,在通行方面, Amtrak常常要「禮讓」貨運火車,而這也常常是誤點的原因。但總的來說,Amtrak還算是相當準時,甚至是提早到的。這是因為他們常將公開的行程表拉鬆一些,使他們在行車時得以調整。

原本習慣於坐火車的台灣人到美國後,也大都「入境隨俗」的放棄鐵路,而就航空與汽車了。但其實在美國,坐火車(短程與長程)才是「入境隨俗」的一種主要方式。不若飛機之由一個機場飛到另一個機場,看不到什麼。而且擠在那你沙丁魚似的機艙中,看不到風景,也感覺不到友善的對應。相對之下,坐火車可細心看美國的風景與各地區的差異。而可能大家在火車上都較有時間,也可時與各地的人員在火車上有所溝通來往,並可了解各地地理景觀的變化與地名的由來。

Amtrak當然並不及於所有的都市,即使在有Amtrak服務的一些都市之間,也不見得有鐵路線的連結。例如,到舊金山的鐵路線僅止於加州奧克蘭(Oakland)的Emeryville,沒有跨海到舊金山。所有往舊金山的旅客都得靠接駁車(稱為Thruway Coach,大都如遊覽車的大小,小地方則有如箱型車Van般)來做轉運的工作。又如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加州中央縱谷(Central Valley)的大城Bakersfield,與洛杉磯雖然都有Amtrak的車站。但你若要由沙加緬度到洛杉磯(或由洛杉磯到沙加緬度),則無鐵路的直接聯繫,而得靠接駁車。因為洛杉磯與Bakersfield之間是高山阻擋,要靠接駁車來回接送。也就是說,Amtrak雖然可說四通八達,遍及全美,但不全是靠鐵路線連結的。

依筆者坐Amtrak的經驗,大致將Amtrak分成長程與短程兩種。短程的Amtrak座位較不寬廣舒適,但有不同形式的安排(有些有桌子),也有賣簡單飲食的簡餐車(Café),許多也是雙層的。以奧克蘭(Emeryville)或沙加緬度與Bakersfield的火車來看(San Joaquin train),全長約四、五百公里(由沙加緬度到Bakersfield是282哩,由奧克蘭到Bakersfield是315哩),屬於短程。長程的火車則日夜都跑不停。有餐車,簡餐車,有觀賞車(observation cars),也有包廂車(sleeping cars)。即使是普通車廂的做座位(coach class)也都相當舒適。空間相當大,座位也寛廣,沒有伸腳的問題(legroom)。

若旅程沒有長到要在車上過夜,則普通車廂就可以。但若買普通車廂的座位,則並不包括飲食。在Amtrak的餐車用餐,或在簡餐車買三明治及飲料,雖然不是天價,但比一般社會中用餐要來得貴。相對之下,若買包廂車,則不但有床可睡(白天是椅子,晚上改裝成床舖),三餐也都包括在內,而且也可以洗澡。但不管是普通座位或包廂車位,廁所都相當充足,不若飛機上之時而要排隊。筆者搭Amtrak的經驗是從沒遇到過上廁所要排隊的問題。

但搭Amtrak對筆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經驗與回憶。在筆者搭長程Amtrak的六次經驗中,倒也不是時間太多,閒來無事而搭火車四處走走的,都是有到終點站的目的的,例如開會,聽演講,找朋友及親人等。但在這些搭長程車的經驗中,總覺得每個旅程的過程及其回憶,都比到目的地的經驗與回憶要來得深刻,至少是不相上下。誇張一點來說,人生不過是由生到死 ,但過程才是最重要的。旅程也一樣,不過是由A點到B點。急的人坐飛機,不急的人可慢慢品嚐的搭火車,讓你體驗美國的地理與人文。而在火車上可與各方人物聊天,了解文化,而在同時多少也讓人知道台灣及台灣人(筆者)的存在。

李堅

 

有語言才有人類 ——但有些人也因語言而遭滅

在一次參與為期四天的靜修(retreat)中,由於大家都是同道,難免倍加親近而想多溝通。但除了極少部分的時間外,帶領靜修活動的領導人指示,靜修期間也是禁語期,不能講話,也不能使用手機(要關機)。剛開始時很不習慣,但久而久之因為減少了外在的溝通與外來的「騷擾」,而自然的也慢慢地走入自己的心中。而這原本也是靜修的意義,不是個夏令營,而是個提供參與者走入自己內心的機會,做內視與省思。

靜修的最後一天,在交誼中聽到一位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的紐西蘭人說,到山明水秀的加州令她眼花繚亂,目不暇給。相對之下,當她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時,因為到處都是沙漠,比較容易進入內心的世界。可以這麼說,禁語有如居住於一個單調乏味的環境一般,使人較容易往內心的方向走。這使我想起耶穌與穆罕默德都因「落單」於沙漠一段時間而有所覺悟。

但人絕大部分都不是修行人。同動物一樣,我們都是群居的動物(即使有一部分是獨自生活的動物,但在交配期時還是要在一起),都需要溝通。而在溝通方法上,人類可說是獨樹一幟。因為只有人類使用語言溝通。學者大扺能知道各種不同文字產生的期間表(因為有考古紀錄),但無法知道語言是什麼時候產生的。即使是語言學家(linguistics)也知道所有的說詞都只是臆測而已。但對一些哲學家而言,語言的產生也就是人類/人性(humanity)的產生。而在原始期間,語言也代表了真理,而有很大的力道。在語言的力道所表現出來的最精純境界是,一些主要文化中所存有的咒語(mantra)。咒語一詞在希臘與拉丁文的語根上看來,是代表了思考的工具(mens 思考,tra工具)。但後來由於大量語言文字的使用與印刷術的出現,許多咒語雖然保留了下來,但大都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與效用。西藏文化可說是最後一個保留咒語功能,但也已漸漸失去它原有功能與效用的文化(Lama Anagarika Govinda: Foundations of Tibetan Mysticism)。但總的來說,人類已與過去的神秘主義越行越遠。

也許是物以稀為貴的相對版吧,語言與文字的泛濫已使它失去及重要性與神秘性。但語言還是很有力道而能夠產生很大的破壞性的,而這也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就受到宗教界的注意的。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都有對惡言惡語的戒制。佛教是比較有系統性的在「八正道」的修道法中列有一條「正語」。正語也就是防止修道人的造四個口業。這四個口業的第一是不妄語,也就是不欺騙;第二是不綺語,也就是不做空談或花言巧語;第三是不惡口,也就是不罵人或說苛刻惡毒的語言;第四是不兩舌,也就是不搬弄是非。基督教也有類似的說法。雅各書三章強調對語言應有的約束。強調語言的重大力量,說明舌頭是嚼環、是舵。舌頭是小的,但能管理大的。舌頭沒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惡物。也訓誡人不能一面讚美神,一面咀咒。因為一個泉源不能出兩樣水(雅3:10-12)。又說,「耶和華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詩篇141篇3節)。「撒謊的嘴唇是耶和華憎惡的」(箴12:22)。「撒旦是說謊之人的父」(約8:44)。總總訓示都說明語言所能產生的強大力量及其可能的破壞性。

口業在所有惡業中是最容易造的,真有如台灣人所說的「出一張嘴」。宗教固然都在勸阻惡言及謊言的使用。但有時看起來文化的規範也佔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以前聽一位美國的人類學教授說,美國海軍曾經編纂了一本世界各國各文化的悪語與髒話的書,發現日本話最少(一頁都不到),俄國話最多(真的是琳瑯滿目)。那時忘了問他台灣的排名如何(如果有的話),想來台灣不會離俄國太遠。搞不好還能超前「為國爭光」。了解台灣惡言惡語文化傳統的我們也只有祈求台灣能「減肥」一番。

但在網路媒體氾濫的今天,要避免造口業「減肥」說來也不容易。即使我們知道惡言惡語的可怕(如有人因網路霸凌而自殺),但對有些出口成章或暗中放箭的人來說,要「從良」卻也非易事。「正念」(mindfulness)的訓練在最近幾年來的美國相當流行,在醫學(尤其是疼痛治療)上有其一席之地。一位教正念訓練的美國教授提到,他有時收到不同意見或惡意批評的來郵,雖然相當不滿,但在幾次深呼吸下也就釋然了。若不釋然,則起草回郵但只做個草稿(draft)而已。隔天再看一眼,通常不會將這個草稿郵件送出。也就是說,做事不要衝動草莽行事。

罵人話多的俄國社會是不會比罵人話少的日本社會要來的和諧的。但比較能藉由駡人來「舒壓」的俄國人是不是比日本人要來的快樂?這是一個另外的議題。在過去的心理學界曾認為「吐苦水來舒壓」是對身心健康有益處的,但近幾年來學者又有不同的想法。訓練「情緒管理」(anger management)的心理學家都建議採取:按耐一下,了解,及友談等等方法,而不是直接與正面的對抗。因為對抗性的大吐苦水不但不會達到舒壓的效果,反而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與不快樂。

惡言惡語之有害固然是宗教與身心健康者所關心的,但語言與文字是有許多正面的地方的。如文學、藝術、科學、律法、及一切智識的傳達…等等,都得靠語言與文字的適切表達。而在小節方面,一句簡單的鼓勵之語與讚美之詞,也會使當事人覺得窩心而受到鼓勵。一般而言,傾心聆聽,而非各說各話,也較會改善人際關係。語言當然是正反兩面都有的。而語言的正反兩面也同人類的許多對立面(如黑白、高低、長短、善惡…等等)一樣,都是共同存在,但卻是可以做抉擇的。

但,若缺乏正語的認識與訓練,則難免會難以辨認邪言歪語。

台灣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具善言善語的社會。我們充滿了許多惡言惡語,肯定是比英文要來得多,但真的會比俄文少嗎,可能有待「研究」。美國(與歐洲)在最近幾年都受到俄國的網路造謠攻擊,頗招架不住。俄國人口不若中國多,而美國比台灣大好幾十倍。台灣對抗中國假消息的能耐將不若美國之得以抵禦俄國的能力。中國傾全力要併吞台灣,軟硬兼施是一直都在進行的,如今更藉由台灣的言論自由而發動網軍大舉攻台,進行共產黨一向擅長的造謠與分化。台灣人若缺乏正語的根本訓練及一些基本的邏輯、認識、常識、知識、道德、與堅定的民族認同,則只有陷入中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陷阱。而這也是中國的上上策,台灣的下下策。

李堅

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 ——被出賣是個殘酷的現實

從小到大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是人的組成,而自然的,我們的生活關係也都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對應,親朋關係,與事業關係等等。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過人際關係的酸甜苦辣:婚友問題,信任問題,利益的衝突,孤立與同盟問題,愛別離,怨憎會,拋棄,背叛的問題, …等等。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派(Realism)學者而言,國與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結朋成黨,爾虞我詐。現實派的國際關係學者更指出,國際關係比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要來的更為險惡。因為一個社會中多少有些文化與社會的規範,與統治機構及權威的存在,多少有所約束。但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統治權威的存在(聯合國只不過是個聚會討論的地方,沒有約束國際關係的能力與統治的權威),是處於一個艱險的無政府狀態。弱肉強食而成為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世界。但為了生存,大部分的國家都需要盟邦,以結朋成黨來扺禦可能的外患。出賣友邦則不但會使原來的權力平衡失去,也多少會使出賣者在國際社會失去他的信用。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史上,俾斯麥可能是個最有名的現實派人物。現實派(德文Realpolitik。Realpolitik與Realism及Pragmatism常互相使用)雖然不是俾斯麥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與觀念(首先提出的是19世紀的日耳曼人Ludwig von Rochau),但俾斯麥的不重意識形態,只考慮現狀,以求達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有名的。不是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而是個普魯士忠君者(monarchist)的他,發動了三個短暫的戰爭,而建立了以普魯士為主體的德國帝國。了解到位處中歐的德國不能兩面受敵的他,也透過同盟關係來達成了當時歐洲五大強權–英、法、德、沙俄、哈普斯帝國—的權力平衡,而維持了歐洲局勢的平穩與和平。俾斯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首相,但好大喜功而急於往外擴張的威廉二世上台後將俾斯麥解職了。威廉二世的擴軍與往外擴張,也與沙俄及英法造成衝突,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德國帝國的潰敗。

進入20世紀後的國際關係史上,美國多少是個異數。美國國土廣大,資源豐富。在地理上又有兩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隔離,相當安全。北隣的加拿大是友邦,南邊的墨西哥只有聽話的份。在意識上而言,美國人覺得相當的安全。因為她遠離了紛擾的亞洲與歐洲,也沒有中南美洲的政經之不穩定。從過去以來,美國人一直有孤立主義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競選連任的威爾遜總統,雖利用美國人孤立的心態贏得連任(他的口號是”他讓我們免於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但他連任後卻也藉由宣傳手法將美國帶向戰爭。一次大戰後,看到歐洲不但沒有解決自身的紛擾而再走向衝突的美國人,不用說是孤立主義瀰漫,覺得歐洲是歐洲人的事,干美國何事。醖釀多年,主張孤立主義,而於1940年成立的「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 AFC),有將近100萬名會員,包括有許多社會中的賢達人士。他們反對有跡象顯示要參戰的羅斯福總統。但羅斯福總統知道納粹在攻下全歐洲後,下一步將針對的是加勒比海與中南美的控制,然後進攻美國。孤立主義有違美國的安全。這個象徵美國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委員會」,最後於珍珠港事變三天後解散。

二次大戰使美國體會到世界各地的動亂,最終都可能會波及到美國。也在這種認識下,在戰後成為全球首富首強的美國於世界各地駐軍駐防,並組成各種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等等)。各種結盟及各地的駐軍使美國一直享有國際關係的平穩與安全。但十幾年來這種情勢逐漸在轉變,而於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幽靈再度借屍還魂。

川普上台後,不但走的與一些獨裁者較接近,也批評美國的友邦占美國的便宜。川普不但取消一些協議(如TPP, NAFT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核協議),也威脅要廢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的是,美國不需要友邦。不需要友邦是一回事,將友邦放棄出賣又是另外一回事。2019年10月,川普下令美軍由敘利亞撤軍,造成土耳其的攻入敘利亞屠殺庫德族人,也引來了俄國軍隊與原敘利亞軍人的進駐。川普這種出賣美國友軍庫德族的行徑,引來國內與國外各方的交相責難。但事實是,這也不是美國的首次出賣朋友。就台灣而言,我們(台灣人與中華民國)至少也被美國出賣過兩次。

1949年10月1日中共宣布建國。對蔣政權很反感的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再介入中國事務,宣示對國民黨(也包括被無辜連累到的台灣)的放棄與不再支援。但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韓戰使美國驚覺到蘇聯與中共的擴張,於是派第七艦隊巡迴台灣海峽,救了大命不死的國民黨,也救了被國民黨牽連到的台灣人。當1972年年尼克森訪華時,背後運作的權臣季辛吉與尼克森總統多少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出賣掉了,只是當時窮弱的中國無法消化,也無能治理台灣,而多少沒有付諸實現。

每個人都需要有朋友,但每個人也都有可能被朋友出賣。美國是一個有高度消費文化的社會,所謂的「友情」也難免成為消費品。對我們而言,有國際友邦及同盟固然重要,有草根級的國際聯盟、同盟、與共事關係可能更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立自主,不事事求人的決心與毅力,那才會是獨立的保障。沒有獨立性,談不上有獨立。

李堅

高雄事件四十年 ——天下沒有永恆的自由民主

四十年前所發生的高雄事件(或美麗島事件, 12/10/1979)是台灣民族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歷史發展的意義上看起來,它堪與1947年的228革命相比。228革命是一個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對衝下的一個結果。高雄事件也是本土勢力與外來政權在長期調適不和不成下的一個對衝。兩者的共同點在於外來政權都有能力將本土勢力鎮壓下去。兩者的差別則在於高雄事件後的二、三十年內,外來政權雪崩似的失去了它的掌控能力,而使台灣最終走上自由民主之路。此後,這個失勢而沒有完全本土化的「外來政權」,也漸漸的求助於對岸的「兄弟」來幫它一忙。

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政權對台灣本土勢力的一場相當徹底的鎮壓與屠殺。台灣可說失去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也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權「轉進」到台灣後的第一個較刺激到國民黨的反對運動,是一個以外省菁英為主,而引進一些本土菁英的雷震事件(1960) 。1964年9月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則是一個胎死腹中,但全是由本土菁英所推動,而影響及意義深遠的台灣民族運動。

由1960年的外省菁英到1964年的本土菁英,進入七十年代後,我們漸漸看到草根勢力的抬頭。 1975年的《台灣政論》及同年底在宜蘭因郭雨新立委落選後所引起的騷動,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都可看出本土草根勢力的崛起。兩年後所爆發的高雄事件也可說是在這種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一個必然。

本土勢力崛起的七十年代,也同時看到台灣受到國際情勢的鉅大衝擊。1971年季辛吉秘密赴中國。同年底,中國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一員及安理會成員。1972年尼克森訪華。台灣的國際處境日益艱辛,但在戒嚴法下的民間卻無置啄的權利。標榜「鄉土的,社會的,文藝的」的統派刊物《夏潮》於1976年出刊了,但《夏潮》在台灣社會上沒有之前的《台灣政論》,尤其是後來的《美麗島》那樣,引起廣泛的回響。理由不外是民族立場(統獨)的問題。

1979年1月1日,卡特政府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月,鄧小平來美訪問九天。在鄧小平於1月29日抵達白宮當天,有兩百名棄婦般心態的國民黨人於白宮前示威,有兩名毛派的冒牌記者進入會場做騷擾,也有約50名台灣人於遠處呼喊口號主張台灣獨立(Taiwan for the Taiwanese, Taiwan wants independence)(Jonathan Steele: America puts the flag out for Deng. The Guardian, 1/30/1979)。這在當年國民黨可以公開活動,但支持台獨的台灣人只能秘密活動下,國民黨人之多於台獨人士是容易理解的。但隨著《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後,這種情勢迅速地於海內外走上獨長統消的階段。

1979年8月創刋的《美麗島》雜誌,很快的就打破了台灣雜誌的歷史。《美麗島》不但發行量大(14萬份),更是一個運動,而不只是一份刊物。美麗島雜誌在台灣各大都市設有分社及服務處,而各分社/服務處也都辦有演講活動。這是一份藉由刊物來推動政治活動的運動型雜誌。美麗島雜誌不但引來海外同鄉的支持,更引起國民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定。在這種對衝下, 1979年12月10日在高雄的國際人權日活動,引來國民黨的鎮壓與大逮捕,是為高雄事件。

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與隔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 及1981年7月的陳文成命案,都屬同一系列的發展。也可說是國民黨在台灣能用暴力鎮壓的最後一次。從此以後,隨著反對勢力的一再挑戰與對幹,國民黨最終失去了暴力鎮壓的能力,而使台灣於一、二十年後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但台灣人就永遠能享受這麼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嗎?

台灣在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後,我們看到的是藍綠的對決,紅色力量的大量湧入,而也於近年來「跟隨上了世界潮流」的產生了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不是一個容易下定義(即使在學術界裏)的「主義」,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歷史中也呈現著各種不同的政治光譜,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含義。你可說民粹主義是基於民意,也可說是暴民政治。但目前在世界各地所產生的民粹主義多少與集權獨裁政權有所關聯,對社會造成了強大的破壞力,也對自由民主體制形成了相當大的挑戰。

民粹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不穩定),經濟(分配問題),社會(人的孤立寂寞與疏離感)及群眾的心理層面(懷疑、不信任、與容易受騙…等等)等原因。產生的詳細原因請參考艾任德的《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與賀弗爾的《群眾運動》(Eric Hoffer: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現代的民粹主義之有異於過去,還得力於假新聞的氾濫問題(台灣尤其脆弱的是缺乏有公信力的媒體機構),與拜現代科技之賜的網路社群的操弄。有這些因素與現象, 使已走上自由民主二、三十年的台灣,卻也因為民粹主義的產生與公信力的缺乏(即使是同一陣營的人),有可能走回獨裁集權之路。

經過多年的奮戰,台灣好不容易於戰後的半個世紀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但走到今天卻有可能走回頭路,而重陷獨裁集權的圈套。外在威脅的中國及其操控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主因其實在於內部。嚴格而言,外患的中國對台灣是一個正面力量。因為它提升,也強化了台灣民族意識。它也提供了,一個集權政體的社會與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比較。總的而言,中國的對台威脅會刺激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決心與毅力。有如孟子所說的「入則無法家拂土,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法家拂土指的是堅守法治的大臣與輔佐君王的賢士。台灣人要解決內部的問題則得靠台灣人的自我提升。無論在認識水平,邏輯與知識的分析能力,及品格與道德的層面,都得一一的去面對與解決。

對悲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對樂觀者而言,人生是一個希望接著一個希望。而也在兩者的互盪互動下,祈望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在一一解決問題的方向下,走向一個個的希望。因為有能力去次第的解決問題,則使未來充滿了希望。自由民主所遭遇到的問題亦然,也需要去一一的面對與解決。自由與民主有如盆栽一般,是需要不斷的栽培與維護的,否則,它只有走向衰敗毁滅的道路。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六 自由民主與貪腐的關聯 ——貪腐造成民主的退化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貪污腐敗是到處都是,沒有紅包打不通關節。社會上是大貪小貪,層層皆是。台灣走上自由民主化道路後,這種貪污腐敗的情況似乎沒有以前那麼的嚴重。以「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年的資料來看,台灣於183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31(總分63)。優於南韓(排名45 , 57分),西班牙(排41 , 58分),以色列(排34 , 61分),義大利(排53 , 52分),中國(排87 , 39分),俄國(排138 , 28分)。但落後於美國(排22,71分),日本(排18 , 73分),香港(排14, 76分),新加坡與瑞典同等(排第3, 85分)。第一名是丹麥(88分),第二名是紐西蘭(87分)。走上自由民主化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雖然尚非聖賢,但也有很大的進步。

看起來,自由民主與貪腐有反比的關係。社會越自由民主,貪腐越少。反之,社會越獨裁極權,則越腐敗。

而事實上,以國際透明組織的報告來看,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75(63分的台灣尚有待加油),但都在50分以上;半民主國家的平均分數是49;混合式政權(Hybrid regime)的平均分數是34;極權/獨裁國家的平均分數為30。也就是說,貪腐與民主是有關聯的。國際透明組織的結論是:腐敗造成民主的衰退。民主的衰退使一些政府機構失去監督的功能,而使腐敗更為惡化,這造成了惡性循環。

由獨裁極權走向自由民主化的社會,貪腐度固然會降低,但都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如西班牙(58分),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塞爾維亞39分; 阿爾巴尼亞37分;匈牙利46分;捷克59分;波蘭61分…等等)。研究前共產國家的學者就發現,前共產國家的貪腐問題,比文化類似及地緣接近的國家都要來得嚴重(Wayne Sandholtz & Rein Taagepra: Corruption, Culture, and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March 2005)。

同理而言,一個社會的自由民主之衰退也代表該社會腐敗程度的惡化。依自由之家的資料(及George W. Bush Institute與Penn Biden Center的資料)來看,美國的走勢令人憂心。美國的自由評比在過去十年來一直下降,川普上台後更是急速的下降至2018年的86分(台灣是93分)。與此平行發展的是美國貪腐問題的惡化。從2017年到2018年,以國際透明組織的資料來看,美國於一年內就失去4分,掉到全球排名的20名之外。國際透明組織將這個退化歸咎於制衡的機制遭到危害,與頂層(指川普)的倫理敗壞。有關川普上台後,如何攻擊媒體,破壞司法制度,大用不合資歷的家人及親信進入政府的高級幕僚群,財務不透明, …等等腐敗反民主的作為,多方已有報導,在此不再贅述。

美國民主的衰退與腐敗的惡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美國在過去(即使是目前)都一直被認為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盟主。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施壓各國建立自由經濟與民主的體制,並於冷戰中帶頭圍堵蘇聯、東歐、中國、與越南的共產體制。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與蘇聯的解體,似乎代表了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但從2006年開始以來的全球自由民主的倒退,如今加上美國老大的衰退,使世界未來的走向充滿了令人疑慮與不安。但也有人指出,川普不是這個衰退的原因,他只不過代表了這個全球地緣政治衰退的症狀,但他卻也成為這個疑慮與不安的負面形象(Ian Bremmer: We’re in a geopolitical recession. Trump isn’t the cause, he’s a symptom. Washington Post, 9/10/2019)。

但總的來說,美國自由民主的倒退與腐敗的惡化,還是會對全球的自由民主與反腐造成不良的影響的。當今川普政府不但與一些獨裁者走得較貼近,不再提人權議題,也反而去打擊同為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這對許多獨裁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這種情況只會加速獨裁政權的增加與全球民主的退化。

如前所述,貪腐與民主的退化是有因果關係存在的。國際透明組織認為貪腐造成民主的退化。雖說兩者常是互為因果的。但貪腐是怎麼來的,原因在哪裡。

人都是需要一個程度的社會資源的:財富、權力、地位、聲望與名譽。但若求取資源而不擇手段的話,則會演變成貪腐。探討貪腐的原因,有學者用文化、歷史、國情、制度、倫理…等等角度去做分析解釋。但分析到最根本的問題,其實在於道德的層面。因為追根究底,道德是個人行為的羅盤。

道德並不是一個容易測量或可以量化的觀念與行為。一般而言,宗教與道德多少有所關聯,但在實際的社會中卻常常是互成反比的。這是因為宗教與宗教組織/團體(organized religion)常常有不同的運作方向。宗教說的是一套,但實際運作的宗教團體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我們以宗教組織的消長來看,則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美國,依蓋洛普的資料,人民對宗教的信任度由1975年的68%降到2019年的36%。原因大都是宗教團體的咎由自取。內部的醜聞,及與一些保守反動的社會勢力及政治團體掛勾,皆導致人民對宗教團體的反感與失望(Frank Newport: Why Are Americans Losing Confidence in Organized Religion? GALLUP, 7/16/2019)。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與宗教團體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所造成的是宗教團體與政治的共同墮落與腐敗。解嚴30多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宗教團體仍充滿了神棍、黑道、地方派系,並充當反動的社會觀念與政治團體的打手。如今連外國勢力,如無神論的中國共產教及美國的極右福音派(Daniel Flitton: The Role of US Christian Conservatives in Taiwan’s LGBT Referendum Defeats. The News Lens,12/14/2018; J. Michael Cole: U.S. Hate Group MassResistance Behind Anti-LGBT Activities in Taiwan, Taiwan Sentinel, 01/02/2017 )也來參一腳,企圖帶領風向。結果是加速台灣宗教團體的腐化,也危及了民主體制。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各宗教團體的鼎盛不但沒代表了道德的提升,反而反映出社會的無知與腐化,並為自由民主的倒退鋪了路。到頭來,本應是社會道德指標的宗教,卻因宗教團體的腐敗而成為一個反指標。

(系列完)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五 比美國更自由的台灣 ——惡鄰進逼,處境艱險

40多年前還住在台灣的時候,當時還在戒嚴令下。什麼事都難以推動,動輒得咎。報禁、黨禁、髮禁、無所不禁。還有一陣子電視上只能唱三首「愛國歌」。到海邊或海港區參觀、遊玩、照相,都有海防人員來加以禁止。那時剛開有一條從基隆港航行到花蓮港的花蓮輪航線,好奇一下去乘坐個來回。結果是關卡嚴格,檢查人員對每個背包、手提行李都要打開調查。在我背後排隊的一位西方觀光客看了搖頭嘆息。1979年來美後,發現美國海闊天空,幾乎百無禁忌。一位朋友的岳父走船來美,朋友要我帶他去見他岳父。我的車子直接開入港區,停靠在船邊。到機場接機也可直接進入登機門,到飛機門邊接送朋友。台灣與美國在自由度上真有如天淵之別。

但,曾幾何時,這個局勢卻一直在逆轉中。

1997年第一次回台後,覺得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很大的進步,社會也開放了許多。加上後來在沒經歷過威權統治的年輕世代的參與下,台灣也越來越走向自由開放的道路。反過來說,美國的自由民主反而在倒退中。這當然與2001年後的反恐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川普上台後,使美國的自由民主度一直在持續倒退中。以自由之家2019年的報告來看,台灣在政治權利、民權、與自由度的列比上都居1.0,總分數是93。美國在列比上居1.5 ,總分數是86。這種互調是我在四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

自由之家的評鑒是基於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民權(civil liberties)來算的。有一個總分(aggregate score)與一個自由度的評分(由最好的1到最壞的7)。全球滿分的只有三個國家:芬蘭、挪威、瑞典。與台灣同分的有四個國家:奧地利、英國、與兩個小國。比台灣還自由的有22個國家(許多是很少聽見過的小國)。台灣於今年通過同婚,可以預見的是自由之家明年的評比將會對台灣加分。與東亞的一些國家做比較,日本列等1,總分96;南韓列等2,總分83;新加坡列等4,總分51;香港列等3.5 ,總分59;印度列等2.5 ,總分75;菲律賓列等3.0 ,總分61;中國列等6.5 ,總分11;北韓列等7.0 ,總分3;紐西蘭列等1,總分98;澳洲列等1,總分98。

看到台灣有這麼好的成就不免令人覺得欣慰,也感到與有榮焉。只是,用美國的衰退為例來看,自由民主也不是那麼穩定而歷久不衰的。在感到為台灣欣喜之時,也應考慮到該如何維護這得來不易的果實。

記得當年還住在台灣時,身邊支持國民黨的有一大堆人。因為那時台灣的經濟有所成長,也有部分自由,夫復何求。但反對國民黨的朋友也相當多。但在這些反對國民黨的人中,許多人也覺得相當無奈,只有哀嘆的份。但台灣後來是走上自由民主的轉型了。那麼,這個推動自由民主的動力在那裏。

如果說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是愛好自由民主的話,那也未必如此。在過去的美國,要了解一個州或一個城市的自由度指標,首先你得看對女權的接受度。在女權一般都受到尊重而漸漸的平權後,再來則是看對同性戀權益的接受度。以台灣而言,整個社會的氛圍(尤其是中南部)在目前都還算是保守的,對同婚的議題而言,難以說得到大部分的同意。在同婚議題的接受度上固然有城鄉與世代的差異,但至少台灣是通過了同婚法案。另外在廢死議題上,社會反對的聲音還是很大。其他就有關接納更多移民與難民的議題來看,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顯然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並非當年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主要動力無寧是源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要求,與要求能夠公開的討論台灣前途的議題。也就是說,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才是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自由民主運動則為其次。但這兩者一直都是同攜共進的。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是仍需要一直持續下去的。運動固然有退有進,但有一股暗流是以前沒有,而我們應該加以警覺與防範的。那就是網路謠言在中共官方的操控下的大量運作。

在過去十多年來,普亭下的俄國開始積極的運用網軍,去操控歐洲的民意與選舉,製造分裂。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升起與得票數的增加,多少與俄國的網軍有關。2016年的美國大選,俄國的黑手更是處處皆是,多少造成了川普的當選。俄國的這種「成就」中國當然不會不注意到。近年來中國的網軍也於台灣肆無忌憚的大行其道。多年來一直對台灣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於2018年的台灣選舉中打出了漂亮的成績單,特別是韓國瑜的當選(Specter of Meddling by Beijing Looms over Taiwan’s Elections, New York Times, 11/12/2018; Josh Rogin: China’s interference in the 2018 elections succeeded – in Taiwan. Washington Post, 12/18/2018; Paul Huang: Chinese Cyber-Operatives Boosted Taiwan’s Insurgent Candidate, Foreign Policy, 6/26/2019)。

大家都同意台灣的自由民主得來不易。而自由民主是需要不時呵護以維護其持續成長的。台灣有內憂,也有外患。但內憂是大於外患的。內部的一些不視大體的無謂爭執;一些為的只是自身利益的梟雄;缺乏認知而容易受騙的群眾;普遍水準、認識、與道德的低落, …等等都是台灣的內憂。而這些問題(內憂)也將削弱抵抗外患及維持本身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力。海島的台灣形成天然的屏障,但人為不臧將使那個天然屏障失去其效力。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四 衰退中的美國與歐洲的自由民主 ——財富兩極化,移民與難民問題

依自由之家的報告來看,從2006年以來,全球的綜合自由度逐年下降。這種衰退是全球性的。在全球各地,民主都處於挨打的處境,而獨裁者都於各處乘勢反攻(Larry Diamond: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在民主倒退較顯著的國家,我們都看到了獨裁者及獨裁傾向者的上台:如土耳其(Recep Tayyip Erdogan),匈牙利(Viktor Orban),波蘭(Law and Justice),埃及(Abdel Factah el-Sisi),巴西(Jair Bolsonaro),印度(莫迪,Narendra Modi ),菲律賓(杜特蒂),美國(川普)等等,代表了右翼民粹主義的上台。而據一個估計,歐洲的右翼份子的得票率由1998年的4%增加到2018年的13%,成長了三倍多(Shawn Rosenberg: 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

那麼,這個現象代表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

民主的成長與衰退也許跟經濟的成長與衰退一樣,是難以捉摸及預測的。但我們若稍微了解二次大戰以來的民主化情況,也許會幫助我們了解民主所以會衰退的原因。

二次大戰時,納粹德國攻遍歐洲而英國是危危可及,亞洲的大半部都控制在日本帝國下,美國與加拿大則有可能成為民主的孤島。二次大戰後,美國以她新興的超級強權姿態,推動德國、日本、與前殖民地國家的自由民主。後來成立的歐盟也將民主體制看成為入會會員的必要條件。而民主國家也都有良好的形象,多少與經濟成長、身心健康、與教育良好有所關聯(Max Rosen: Democracy. Our World in Data, June 2019),這使民主國家具有吸引力。結果是民主體制的推動之加速。例如,佛朗哥死後,西班牙為了加入歐盟也加緊了民主化的腳步。後來,前東歐的共產國家倒台後,希望加入歐盟的這些國家也都採取自由經濟與自由民主體制,以符合入會的條件。

說美國推動自由民主也未必完全正確。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對抗共產政權而支持不少獨裁國家:如伊朗、南越、國民黨、南韓、及中南美洲的一些獨裁政權。這多少源於雷根政府的顧問與駐聯合國大使克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的論述。克派翠克在1979年的一篇論述(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中認為,美國應該要支持傳統的獨裁政府(traditional autocracies)去對抗集權的共產政權。因為傳統的獨裁政權有可能變,但集權政體不會改變。這種思維在華盛頓施行了一陣後發現與現實有所相左。共產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一些美國原先支持的獨裁政權的倒台(如伊朗、南越)只給美國帶來更多的困擾。也因為如此,台灣及南韓的民主化最終也得力於美國在幕後對獨裁者的施壓而達成。

另一方面,美國與西歐在戰後到80年代都於全球具有強大的政軍勢力與經濟實力。但在中國、東協、印度、及其他國家已經崛起後的今天,相對之下,美國與歐盟的影響力,不論相對與絕對的實力,都已今非昔比。而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歐洲的國內環境都發生了變化。財富分配的兩極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它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中日趨嚴重。我們就以美國為例來看。

分析美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財富分配(1913-2013) ,學者(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發現, 1913年的財富不平均相當嚴重,此後逐漸惡化到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經濟大恐慌後財富分配逐漸改善,直到1978年為止。1978年後每年逐漸惡化。頂層千分之一的鉅富在1978年時占全國財富的比例是7%,到2012年時是22%。最近的資料顯示,頂層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率在美國是41%與77.2%;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

人不平則鳴。財富的兩極化本應是左翼的課題,但歐美也都同時面對相當多的移民與難民問題。這些大量「非我族類」的出現,激發出了右翼民粹主義的產生。他們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移民與難民。目前的歐美國家都有大量外國出生的人口。以2015年的資料來看,瑞典有18.3% ,瑞士有30.1% ,德國有15.6% ,英國有13.4%,美國有14.5%。大量外來人口的存在會造成嚴重的排外。納粹的反猶太人除了歐洲的反猶太人歷史外,也多少源於一次大戰後,大量東歐與前沙俄猶太人的湧入。美國於1920年代也因大量移民的湧入而促成排亞法案與移民配額制的產生,也造成後來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運動,推動孤立主義。當今英國的脫歐」(Brexit)也源於反移民的心結。目前歐洲的極右翼團體與得票率都在增加當中。

這種經濟問題與移民問題所造成的反民主、反自由傾向,最顯著,而也最令人憂心的是川普上台後的美國。

2016年的美國大選,川普大肆攻擊非法移民與墨西哥人,上任後他也開始緊縮合法移民與難民的入境。將經濟的衰退與大量工廠倒閉所產生的「銹帶」(Rust Belt)原因指向外來者。上台後的川普更一反美國總統過去的常態,而走向與世界各地獨裁者的靠攏,也開始濫用行政權,攻擊其他三權。川普攻擊第四權的媒體,指為假新聞。所以需要打擊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是因為,獨裁者都是需要靠謊言來治國的。以華盛頓郵報的查證(The Fact Checker’s database)來看,到2019年10月9日(川普上任993天)為止,川普已說了13,435個謊言。除了說謊與打擊媒體外,川普也攻擊政府的其他兩權:國會與司法。他打擊不是他所能左右的民主黨國會,也安插法官,批評不合他口味的法官。在外交上,他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如沙烏地阿拉伯、俄國、土耳其),而攻擊西歐的民主國家。過去在國際社會上推動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美國,如今之做180度的轉變是很令人憂心的。美國,及世界的民主是否能持續下去,也是專家學者一直都持續在觀察與討論的。

李堅

全球自由民主的退潮之三 民主體制適合人類社會嗎? ——由柏拉圖的反對民主談起

2400年前寫《共和國》(The Republic, 寫於380 BCE)的柏拉圖本身並不是很支持民主政體的。在他的論述中,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演變是由寡頭統治(Oligarchy)演變成民主政體,轉而演變成暴政(tyranny)。所以會由民主轉變成暴政,是因為在民主體制下,一些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愛說誇大不實政見的人,常常會嬴得選舉,而在掌權後開民主的倒車。本身不是很信服民主體制的柏拉圖,他的論述固然有許多引人爭議之處。但在目前全球自由民主體制進入衰退期的今天,也引起有些人的深思。

柏拉圖也說,國家是源於人類的個性的(States are as the men are; they grow out of human characters)。那麼,什麼是人類的個性/本性。

在2016年,對29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口問卷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史典諾(Karen Stenner,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一書的作者)與社會心理學家海特(Jonathan Haidt),使用間接問題問卷的方式發現:在每個社會中,都約有33%的人可說有權威獨裁傾向,37%的人沒有權威獨裁傾向, 29%的人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自由民主並非人的本性,自由民主是培養出來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還是有33%的人有權威獨裁性格的傾向,有29%的搖擺份子。看來,獨裁體制是有人類本性的底子的,是有人性根基的。

追求自由民主的大都是智識份子。而與平等比起來,自由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寫《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一書的賀弗爾(Eric Hoffer)就說:有自由時,追求平等是大部分人的願望;有平等時,追求自由是少數人的願望(Where freedom is real, equality is the passion of the masses. Where equality is real, freedom is the passion of a small minority)。

自由民主也不是治理一個國家與社會的萬能丹。人類固然追求自由,但人也要求取安全感。不只追求身體免於被攻擊的安全,也求取家庭、部落、種族、與文化所能夠賦予的安全感。就這些需要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提供解方(Robert Kagan: The Strongmen Strike back, 3/14/2019, 華盛頓郵報)。

除了自由民主主義所不能解決的一些問題外,民主體制的建立與維護也不是那麼容易,而是需要不時的靠全民大眾去用心參與、維護、與培養的。

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制度發展史上,投票權原先是很有限制的。剛開始時只包括某些上層階級,有財產及有教育的,也不包括少數民族與女性。但至目前為主,大部分的民主國家都已是全民有投票權(universal suffrage)。全民都有投票權固然可說,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全民的意願。但一般的調查都顯示並非如此。一些研究顯現出人類行為的兩個缺陷:「合理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與「合理的缺席」(rational abstention)(Loren Lomasky: Democracy in Decline?

Reason, March 2019)。

許多人在買冰箱、電視、洗衣機,尤其是汽車時,都會問東問西,詳讀一般的消費者報告後,才決定要買那一種品牌及模式的。但大部分人在面對選舉時,常常沒有耗費那麼多的心力。在選舉前,大部分的人常常對候選人了解不多,甚至毫無所知。這在美國的選舉中尤其明顯。在許多地方級的選舉中,一般人對法官、教育界的代表、區域律師(district attorney)、警長候選人,議員及市長人選等等,除非你好好的用心研究,否則就會一無所知。不是沒投票,就是亂投票。在公民投票方面,正反兩方更是大打烏龍戰,若不好好的抽絲剝繭,還真不知所云。面對選舉而不好好的研究真相,可說是「合理的無知」。而這卻也是「正常」的現象。

「合理的缺席」說明有些人因為要上班、接小孩、或說到海邊玩、上電影院、而「忙」的不能投票。尤其在美國,選舉都是在星期二,是個上班日,使上班的人相當的不方便。除非硬性規定要投票(如澳洲、比利時、及阿根廷等等),有些人是會不想「浪費」時間去投票的。

即使能解決合理的無知與合理的缺席,也未必能解決民主制度的缺失。許多問題也非民主制度所能解決的。民主是需要靠參與者的努力維護才能守成的,但其結果卻也常非理想。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來看,可說不很划算。而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卻也促成網路媒體的產生,使許多人都變成「專家」,而真正的專家學者反而被迫屈居後台。假新聞泛濫成災。人類有沒有足夠與成熟的心智去成功的處理民主體制,有些學者是悲觀的(Shawn W. Rosenberg: Rethinking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The Limits and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Polity, July 2007. 與同一作者Democracy Devouring Itself: The Rise of the Incompetent Citizen and the Appeal of Right-Wing Populism. September 2019)。由題目就可看出該作者的悲觀。而他也不是悲觀的單一學者(Paul Cartledge: Democracy: A Life; Beasts and Gods: How Democracy Changed Its Meaning and Lose Its Purpose)。

人類大部分的歷史都生活在獨裁體制下,即使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開始嘗試民主體制下,柏拉圖也持反對意見。現代的民主體制最多只不過兩百多年,可說還是在實驗的階段。七十多年前,邱吉爾在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演說中就已說過: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體制,只不過其他型式的政府體制都已被嘗試過了(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

也許吧,但以目前全世界的民主退潮來看,人類的下一章是什麼,可能也沒人有確切的答案。

李堅

失去原意的博士 ——古博士與今博士

台灣人對頭銜似乎特別有偏愛。頭銜有輕有重,有多有少。每拿到一張印有不少頭銜的名片常常不知該從何讀起。頭銜不外是要表示個人的認同、職稱、成就、與地位,而這多少也相當自然。因為每個個體都是一些認同的混合(性別、畢業學校、職稱、宗教…等等),而人與人的交往也都可看成是相同(或不同)認同的往來。但頭銜卻也常常是要表示當事人可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非等閑之輩。在所有頭銜中,博士顯得相當清高與突出。因為在重教育的台灣,尤其是過去,有博士頭銜的似乎在參與選舉時更容易於被選上。這也難怪有許多不學無術的政客要在國外買個假博士或假碩士學位了。

博士一詞予人的感覺是博學多聞之士。而事實上,博士一詞源於《史記》,它是一種官職,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學士、碩士、博士名稱的由來。壹讀12/4/2016)。這種原意倒頗符合一般人民對博士一詞的印象。在歐洲,第一個理學博士(PhD)是1150年在巴黎授予的(拉丁文稱為philosophiae doctor),但要到19世紀後才漸漸的制度化。在近代的亞洲,博士一詞應該是首先西化的日本開始將PhD翻譯成理學博士的。

但我們知道,目前的博士一詞,與當年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一詞的用法有相當大的差異。當今的博士已不是「博古通今,知識淵博」的人,而是「獨門專精,深而不博」的學者了。當這些學者落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時,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建議及施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助益與改善。但他們對未來走向的預測呢?看來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常常有很大的落差。而這種現象也不是今日才有的。

讀過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2/13/1776-12/23/1834)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的人,了解他對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關係的悲觀。馬爾薩斯這個理論於兩百多年後,被一個學者厄理奇(Paul R. Ehrlich)於60年代改寫成一部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不過他的預言雖有其部分事實,但大都沒有實現。但這不代表厄理奇及其追隨者就承認錯誤,反而是加以合理化而成為教條。在當今的歐洲、東亞、及北美,我們知道「人口炸彈」是人口衰減,而非人口倍增。

在專家學者的預測未來走向方面,不管是政治、經濟、與科學方面,常常錯的相當的離譜(David Epstein: The Peculiar Blindness of Experts. The Atlantic, June 2019)。作者艾普斯汀(David Epstein)在其書中(Range: Why Generalists Triumph in a Specialized World)引用美國於1984年為了了解蘇聯所成立的「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及其發現。

在「美蘇關係研究委員會」成立那時,時年30歲的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是最年輕的一個。在這個委員會中,委員們的平均專業年齡是12年。當時,特洛克設計一個研究方法去測試這些學者專家委員們在預測未來走向的準確性。在這個長達12年的研究中,特洛克發現專家的預測相當的不可靠。例如,在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開始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與開放政策(glasnost)後,美蘇委員會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自由派人士)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真的,而蘇聯會漸漸的改變。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則認為蘇聯是僵硬而無法改革的,蘇聯也已在境外失去她的合法性。但當最後蘇聯境內因民族主義導致四處動亂,經濟崩盤,及蘇聯的快速解體後(12/26/1991),這兩派人士(自由派與保守派)都傻了眼,料也沒有料到。

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委員會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有極少部分的人是有預料到蘇聯的變化的。這少部分人可以理解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方看來互相各異的論述要點,而能整合各方的意見。這其中更有少數人預測到蘇聯的垮台。那麼,這群「少數民族」有什麼特色呢?特洛克發現這群人大都沒有特定的專業背景,很好奇,喜歡看東讀西,不教條,在面對事實與自己的看法相異時,願意認錯或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而且不將隊友看成是競爭的對象,而是互相學習的對象。在往後的一個政府情報機構(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IARPA)所主持的預測競賽中,特洛克挑選出一群博學多聞但沒有特殊專業背景的人士參與預測的競賽。結果是,這群人所組成的隊伍擊敗群雄。

而其實特洛克所組成的這個他稱為「優良判定」(Good Judgment Project)的團隊成員,頗類似於中國戰國時代的博士,是群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人。當今的博士與專家學者其實是在「術業有專攻」之下的產物。在專業專精之下,越分越細。不但隔行如隔山,連同行業的不同領域也如隔山。這種越分越細的專業領域確實使科學的開發與學術的研拓進展神速,但卻也使各專家們看不到全貌而變成有如見樹不見林,或有如瞎子摸象一般,難以掌握全貌。

台灣雖然於戰前就有極少數人主張台灣民族解放與台灣獨立,但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是1947年228事件以後的事。隨著台獨運動的發展,不同的路線、意識形態、理論、與策略,也都一一的上場了。各個門路固然都有各個門路的專家學者與博士。但到最後,我們所需要的是博古通今,學識淵博,不受限於自己的專門所學,而不拘成見的真博士們。

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