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政體的興衰之四 孤立、寂寞、疏離的人生 —–集權主義運動裏群眾的角色

既然集權政體是現代社會才有的一個現象與政府結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這個現象的產生。

社會與政治的混亂情勢,及經濟的瓦解與急速轉型,是一般學者常討論而認為是主要的促因。但有一個角色是許多學者也都聚焦的—-群眾。也就是說,討論資本主義發展下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簡單的說,現代社會中的人是孤立、寂寞、而有疏離感的。

馬克思固然有討論到資本主義社會會造成人的疏離感(alienation),但討論疏離感是早於黑格爾時就有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的作者弗洛姆(Erich Fromm, 3/23/1900-3/18/1980)在詮釋疏離感時,用一神教的反對偶像崇拜(idolatry)來做解釋。弗洛姆說,偶像是人們所製造/創造出來的,但偶像反而成為掌控人們的力量。而這也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詮釋(alienation….where his “own act becomes to him alien power, standing over and against him, instead of being ruled by him”.)。

也多少由於這種疏離感,現代社會的人是孤獨寂寞的。討論這種現象的艾任徳,在她《集權主義的來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中,著重於群眾(mass)這個觀念。群眾不是暴民(mob)。在艾任德的分析裡,這些群眾是集權社會產生前後的一個特殊景象。有異於傳統的社會階級(如貴族、平民、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如工會、商會),這些群眾是超越這些分野的。他們沒什麼家庭、朋友、或同志的關係,而這些孤獨的群眾原先是對政治冷漠而不參與世事的。但在適當時機及適當人物(獨裁者、蠱惑者)的煽動下,他們熱絡了起來。獨裁者是永遠不會認錯的。而對這些群眾而言,他們的領袖(獨裁者)是永遠不會錯,永遠是對的。即使事實一再證明獨裁者的錯誤與預言不正確,這些群眾也會自我解嘲。因為容易受騙(gullibility)與懷疑、不信任(cynicism)已成為這些群眾的特色。而在這種情形下,集權主義透過系統化的教條灌輸(indoctrination)、宣傳、孤立、恐嚇、與洗腦的方式,來達到人們的完全孤立,與獨裁者對社會的完全控制。背後靠的是特務統治與恐怖統治。集權政權的恐怖統治與過去的獨裁専政之不同處在於,過去的恐怖統治要的只是打敗反對者及鎮壓異己。但集權政權下的恐怖統治的對象,也包括那些即時獨裁者都知道的無辜者。這種集權政權的運作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改變,與人性的扭曲,也是喬治‧歐威爾那本讀了令人覺得沉悶悲觀的《1984》小說中所描述的。

艾任徳賦予集權主義下的這些群眾一個面相的描述,她嘗試解答納粹德國與俄國革命後的蘇聯集權政體所產生的背景。另一個描述群眾(主要是群眾運動)的面相是1951年,由舊金山的碼頭工人賀弗爾(Eric Hoffer, 7/25/1902-5/12/1983)所著,而被美國學界認為是一部經典著作的《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賀弗爾著重在社會心理層面的觀察與詮釋。

賀弗爾對群眾運動中的群眾的觀察有許多與艾任德相同處,但他以一個底層社會人物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可說是第一手的入微。他認為參與群眾運動的有許多是「新窮人」(New Poor)。意思是說,這些人因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失去了他們原有的資產與地位。也有許多是社會中的「畸零人」(misfits),一些難以適應存活於社會的人。而這些人也在群眾運動中透過自我否定而得到歸屬。在一個群眾運動中,有共同的仇恨對象是最大的團結力,並非共同的愛。賀弗爾說,一個群眾運動可以沒有上帝,但不能沒有魔鬼。而這個「魔鬼」是他們所認為的一切痛苦的來源。賀弗爾也認為思想的品質在一個群眾運動中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領導者的角色。這個領導者越狂妄,越不聽他人意見,而越向全世界挑戰的話,越受人支持。賀弗爾引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為例,左翼的德共與右翼的納粹所拉取的都是同一批人。而就宣傳而言,宣傳並不是用於拉對手的,宣傳只在於說服自己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個人也都被要求掦棄他們過去的認同與身分,而與這個運動結合在一起。一個群眾運動的吸引人處在於他要你自我否定,而非自我提升。個人在一個群眾運動中的忠誠是對這個組織,而非同志。

賀弗爾認為是改變造成革命,而非革命造成改變。他也觀察到了一個群眾運動的三個階段。一個運動一般由「文人」(men of words)開始,但文人一般並不要革命,只要改革。當一個運動興起後,掌控群眾運動的是「狂熱份子」(fanatics)。最後總結運動的是「實際行動的人」(practical men of action),他們控制全局,將運動的目標設在遙遠的未來而做實際的行政工作。這些階段的人是有可能重疊的,並非全無關聯。若一個群眾運動的目標明確(如美國革命),則狂熱期不長。賀弗爾也認為有極少數的領導者(他引林肯、甘地、邱吉爾、羅斯福、尼赫魯為例),他們有神聖的目標,而不惜動員犧牲群眾去建立這個新秩序。這是正面的群眾運動,而非大部分負面的群眾運動。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尊重人類,才會有榮譽。

這真有如老子道德經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們的命運看來真的不像是自己所能夠掌控的。也許吧,但人至少可以多方探討、分析、內視,而盡一己之力。啟蒙運動到底是這樣開始的。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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