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分配與所得兩極化之四 美國的鍍金年代2.0 —-資本回報大於經濟成長,超高薪資

2008年,在長年金融操作失控下發生了金融海嘯。2011年9月17日,一群對經濟與社會分配不滿的年輕人在紐約發動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他們提出了1%與99%這個概念。他們認為美國的經濟操控在頂層1%富人的手中,而一般大眾是無助的99% 。這個運動後來擴延到美國各主要城市,但皆沒有具體的結果。

1%觀念的提出讓社會開始討論美國的財富分配兩極化的問題。而隨著2013年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的出書,經濟運作與財富分配開始成為熱門議題。有人稱皮凱提的著作為馬克思《資本論》的2.0版。而自然的也有人問:我們目前是否是生活在鍍金年代的2.0版?

研究經濟分配及財富分配的經濟學者最常用的是用收入(income)來分析。但皮凱提及其同僚認為用賦稅來研究財富(wealth)較為精確。因為鉅富是不用工作的,並不靠收入維生。他們的紅利及股息固然算是收入,但若依靠收入來測量財富分配則會失真。再加以大部分財富的轉移(遺產、贈與)是外人看不到的。也因此,他們認為財富的分析,聯結上收入的比較,才會成為較精確的量法。

研究美國財富分配的有些學者,分析了一百年來(1913-2013)的財富分配,他們發現財富不均的主要動力來於頂層的千分之一(0.1%)。所以用1913年為起點是因為那年美國開始課徵所得稅。他們發現1913年時財富兩極化相當嚴重,而逐漸惡化到1929年(經濟大恐慌的開始)。此後財富的分配逐漸改善,直至1978年為止。1978年後,財富兩極化日漸惡化至今。頂層千分之一佔全國財富的比例在1979年時是7%,到2012年時是 22%。在2012年,頂層千分之一包括有160,000個家庭,財富皆在兩千萬美元(20.6millions )以上。(Emmanuel Saez,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data)

歐洲各國大都有或多或少的福利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的最低需求。相較之下,資本主義殿堂的美國則普遍缺乏這些措施。缺乏全民健保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由於如此,美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最不平等的。以頂層的1%與10%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例來看,美國是41.8%與77.2%;澳洲是13.3%與44.9%;挪威是17.9%與50.1%;英國是17.5%與46.6%;法國是18.0%與50.0%;德國是24.5%與59.2%(資料來源同上)。說來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這個趨勢,美國只不過較為嚴重而已。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財富兩極化的趨勢呢?

皮凱提的主要論點在資本回報率(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與經濟成長率(rate of economic growth)的關係。

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已經累積有了全國收入六到七倍的資本。但大戰的爆發將資本減半。二次大戰後,歐美進入三十年經濟的快速成長期(Glorious Thirty)。在經濟快速成長下,人民的所得提高,房價提高,而退休金也穩固。在這種情況下,財富不均就沒那麼嚴重。但在進入1979年後,經濟的成長遲緩,收入停滯。相對之下,資本回報率上升。以法國來看,遺產占總財富的比率在戰後下降, 1970年時升至50%之下,目前已升至70%,而且持續在升高中。

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及錢滾錢,說明了財富兩極化的原因。一個例子是微軟的比爾蓋茲在2006年「退休」後,雖說應該不再有收入,而他也大量散財做慈善事業,但他的財富卻增加了250億美元(50%的增加)。但據皮凱迪的分析與估計,資本回報率的相對提高只解釋了財富兩極化的部分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超高薪資(supersalaries)的產生與增加。

在一般工人薪資從1970年代開始停滯不改善下,頂層百分之一的薪資卻於這段時期增加了165%,而頂層千分之一的薪資則增加了362%。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科技的進步而造成了許多科技新貴,但還是無法解釋全部。皮凱提不認為超高薪資的產生是經濟因素所造成,而認為是政治與社會因素的運作使然。

超高薪資的例子一般指的是執行長(CEO)。執行長的薪資一般是由一個償給委員會(compensation committee)決定的,但這個償給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執行長指派的。這不就是過去國民黨黨主席指派黨中央委員的獨裁作風。在這種制度下自然越敢的執行長薪資會越高。也如此,諾貝爾經濟奬得主克魯曼認為,美國目前的鉅富可能以執行長為主。靠資本收入的人(錢滾錢,rentier),也是所謂的世代富家 (old money),可能沒他們的多(Paul Krugman: Why we’re in a New Gilded Age. 5/8/2014, New York Times)。而這些超高薪資的人的財富也將會轉給下一代,而使下一代得以靠資本即可維生過好日子(新一代的rentier)。這也成為財富兩極化的惡性循環。靠的是遺贈,不公平的稅制,與敢。

李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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