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的死抱開羅奬狀 —–當年哄騙得來卻早已失效過時

歐洲許多國家還都有君主制度(monarchy),但貴族呢?在法律上許多國家都已沒有貴族(如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但那並不就代表貴族的身分與認同就消失了。許多貴族的後代保持低調,但持續他們的家族傳統與認同。一位義大利的朋友說,她的一個親戚是女伯爵(countess)。年紀大了住在自家的一間大農舍,有如一般的農家人士般的生活,但有個侍從還都以頭銜尊稱她。不過她不享有任何政府的特別照顧。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對一個人的認同相當重要。自己努力掙取,嬴取到的身分與地位又何嘗不然。台灣人的名片上常常掛的是一大堆頭銜,許多可能都是虛位。當地位與身分不再存在時,不代表那個認同就消失。一名台灣朋友原本在台灣是一方之霸,來美後生活一直不順,但是還開了一台老舊而問題重重,維修又貴的凱迪拉克。問他為什麼不將這台老車子變賣掉,或買台小車子,他說要開凱迪拉克才有派頭。過去也有個印度同學,年齡一大把了來美留學,但皮夾子裏都保有一份印度報紙訪問他的剪報,逢人便秀,以顯示他並非等閑之輩。不願隱姓埋名或無法東山再起的這些人就一直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

世襲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如此,掙取來的身分與地位在失去後也如此,他們都存在於過去的殊榮記憶中。也不是完全不對的,尤其是貴族。強調祖先過去的成就與殊榮,以鼓勵後代子孫努力向上而不往下沉淪,以免失去家族門面。許多歐洲貴族的後代都仍掌有許多財富,也在社會上頗有成就。

但若身分與地位不是世襲的,也不是努力掙取來的,而是連哄帶騙得來的話,這些後代會如何呢?尤其是當年靠以詐騙到手的東西都一再的被證明不對或無效時,這些「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如何應付呢?

開羅奬狀

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不會不知道開羅宣言的「重要」,更確切的說是對國民黨的重要。國民黨(與虎視眈眈的中國)以開羅宣言來合法化他的佔領台灣與存在於台灣。2013年開羅宣言70周年時,時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敲鑼打鼓,大肆紀念開羅宣言70周年,辦了一系列活動。也經由外交部與政治大學舉辦了「《開羅宣言》70週年記念特展暨國際研討會」,馬英九也親自與會了。除了以「學術」來合法化其重要性外,國民黨當局也請了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外孫女蘇姆斯(Emma Mary Soames)來與會。

豈止國民黨,當年躲在延安「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中共也要搶這個開羅奬狀了。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紀念),中國軍方屬下的八一電影製片廠,拍出了一部票房慘不忍睹的《開羅宣言》,以根本就不在開羅的毛澤東來壓抑並搶了蔣介石的風頭。有如英國的《衞報》(The Guardian)指出,那時的毛澤東都尚未接受到美國代表的訪問,但那時才10歲的達賴喇嘛已與美國總統多有書信來往(Tom Phillips: Bloggers ridicule Chinese film placing Mao Zedong at key wartime conference. 8/17/2015, The Guardian)。有這種「黑吃黑」(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頼福順:黑吃黑   當王曉坡遇上毛澤東。8/18/2015,自由時報)的行為卻也不很奇怪。有如「黑吃黑」一文指出,開羅宣言早已無效,但當國民黨樂此不疲時,中共又何嘗不來個黑吃黑。

問題是,為什麼開羅宣言對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如此的重要?

哄騙出來的開羅會議

二次大戰爆發後,對以英美為主的同盟國而言,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是主要的,尤其是歐洲戰場。中國戰場對英美蘇三強而言是次要的。這可由當時美國統籌分配的借貸法案(Lend-Lease)的財務分配看出。英國(及其屬地)拿最大宗,蘇聯拿約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拿約英國的十分之一,中華民國拿約英國的百分之五。但藉機發戰爭財及貪污的國民黨可不願被這麼小看。1943年2月,宋美齡與他的哥哥宋子文來華府訪問,並遊走東西兩岸,控訴美國忽略「自由中國」的努力。在當時的美國報業鉅子,時報雜誌(TIME)發行人,也是蔣宋友人的魯斯(Henry Luce, 4/3/1898-2/28/1967,生於中國山東,父母為傳教士)的宣傳與推波助浪下,造成羅斯福總統不少困擾。最後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賽珍珠建議給蔣介石一個會面的機會。也如此,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預定與史達林在德黑蘭的三強會議(Teheran Conference, 11/28/1943-12/1/1943)之前,停腳於開羅與蔣介石會面,舉行了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 11/23/1943-11/26/1943),算是給蔣介石一個大面子。

這個大面子不只是個會議的見面與合照而已。羅斯福一直有個「四個警察」的構想,認為戰後的世界應由四個警察來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羅斯福認定這四個警察將為英國、蘇聯、美國,與在亞洲的中國。因而他提出了四強這個看法。比羅斯福了解中國的邱吉爾很不以為然,認為將中國視為四強之一是天真(naive)離奇(whimsical)與虛假(illusory)的。但邱吉爾無法說服那時已是老大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因為有開羅會議與開羅宣言,中華民國不但於戰後將取回滿州國(東北)與本已永久割讓給日本的台澎,也被「認證」為四強之一了。在這種背景下,你能怪無法對抗、無法打敗日本帝國,而只躲在重慶的國民黨,不死抱這張開羅奬狀嗎?

開羅會議重要嗎?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有許多會議與協議,而三強的會議尤其來得重要。三強指的是美、英、蘇。這三強的會議如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也被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是二次大戰中最重要的三場會議(Charles River Editors: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of the Alli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History of the Tehran Conference, Yalta Conference, and Potsdam Conference)。

除了三強的三場會議外,羅斯福路與邱吉爾於1941年8月在大西洋的會面建立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2年1月,泛美國家(Pan-American states)的里約熱內盧會議(Rio De Janeiro Conference),決議與軸心國斷交;1943年1月,羅斯福、邱吉爾、與戴高樂的卡薩布蘭加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討論戰局與決定策略;1943年10月的莫斯科會議; 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1944年,要建立戰後秩序與經濟關係的會議(Conferences at Bretton Woods and Dumbarton Oaks);及1945年4月22日的舊金山會議之訂立聯合國憲章….等等,都被認為是二次大戰中的重要會議。可以看出來的是開羅會議並不是一個很突出而重要的會議。羅斯福的主要身邊助手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認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邱吉爾則說,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不但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

一場B咖,甚至只是C咖級的會議竟然會被國民黨與共產黨捧上了天,看得那麼的重要。一個事情的重要與否到頭來是基於當事者的觀點而出發的。如前所述,既然在開羅會議中「中華民國」被羅斯福總統認證為四強之一,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拿回東北與台澎, 你也不能怪中國國民黨與後來的中共為何如此看重開羅宣言,而死抱這張開羅奬狀不放了。

但開羅宣言可是歷久彌新而且是個有效的條約嗎?

邱吉爾如是說

在二次大戰中帶領大英帝國度過黑暗期的邱吉爾的保守黨,卻於歐戰結束那時的大選中敗給了工黨。工黨的上台使邱吉爾於參加波茨坦會議時中途下台,而由工黨的亞特力(Clement Attlee)代表英國參加。上台後的工黨成為西歐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1950年1月6日,中共建國後的兩個多月。

1951年10月26日邱吉爾重返總理之職,直至1955年4月6日的下台與退休。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停戰協議。 1954年8月,國共開始集結兵力。9月,中共開始炮轟金門、馬祖與大陳列島。 1954年12月2日,中華民國與美國簽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預定於1955年3月3日生效。在條約生效前的1955年1月18日,中共發動「一江山之役」, 1月20日佔領了一江山。1955年2月,美國協助國民黨將大陳列島的28,000名居民撤退到台灣。在東亞這種緊張局勢下,許多英國人不願看到戰事的擴大。在這種背景下, 1955年2月1日,工黨議員引用開羅宣言質詢邱吉爾。工黨議員的質詢認為,基於開羅宣言,台灣應於戰後歸還給中國。

邱吉爾以當年參與開羅會議者的身分回答到:開羅宣言只是「包含了一個共同目標的陳述」(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自從那個宣言發表後,「發生了許多事件」(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邱吉爾說,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而台灣的未來主權未定。邱吉爾也建議質詢他的工黨議員去讀一讀1951年5月,工黨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在議會的陳述與回答。(紐約時報1955年2月2日:開羅的台灣宣言不合時宜,已過時。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 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 New York Times, 2/2/1955)。1951年5月11日工黨的議會紀錄顯示,當時的外交部長(Herbert Morrison)表示,目前遠東最大的問題是韓戰,只要韓國的問題沒解決則談台灣問題尚早。台灣問題應等對日和約後才來決定。在回答議員的追加問題中,Herbert Morrison也指出台灣住民的要求應列入考慮。

英國外相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1951年9月)之前,邱吉爾的陳述是在舊金山和會之後。我們了解,不論是1951年9月8日所簽的舊金山和約,或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在台北所簽,依循舊金山和約的台北和約,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未定。而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也代表了開羅宣言所宣稱「台灣應歸還給中國」的說法走入歷史。

當年參與開羅會議的邱吉爾都說開羅宣言已過時(被國民黨邀請來台的邱吉爾外孫女蘇姆斯可能不知她祖父的立場)。而許多歷史文件也都早已證明開羅宣言沒有國際法效力,而也早已過時。一個沒有與會者簽名而只是個新聞稿的開羅宣言(所謂的「九二共識」不用說簽名,連個文稿都沒有),卻被說成是個國際條約。要拿這個「開羅奬狀」到處行騙以得逞卻也有個原因與前提:問題不只是在行騙者,問題也在於受騙者的容易上當。

有人善騙,有人容易受騙

美國的法庭所講的主要條件是:1. 證據;2. 事務有沒有一致(consistency),也就是說不能有破綻;3. 各專家的陳述與意見及其比較;而最終決定於4. 可性信(credibility)。而這些也都是陪審員在聆聽兩造後所要決定的。一般而言,任何一個漏洞的被指出後,一般很可能就會造成整個案情陳述架構的崩盤。

美國是一個比台灣要來的實事求是的社會,但美國行騙與受騙的人還是多的不勝枚舉。也因而有「每分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那個說辭。但台灣搞不好每秒鐘都有一個呆瓜的誕生。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別有心機的人,當個呆瓜也可平穩的過日子。但當一個善於詐騙的文化(中國國民黨所帶來的中華厚黑文化)與一個純樸簡單的社會(如戰後的台灣)會合後,問題自然會產生。這也是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那篇小說所要顯示的。一名台灣女子玉蘭在台灣「回歸祖國」後,被一名中國來的范漢智的外表,善吹牛皮,完全是「假大空」,和「帶舌音的國語」所迷惑而與之結婚。最後才發現自己嫁給了一個漢奸、貪官、和奸商。

容易受騙的人大多因為貪與愚。貪,因為他們求取難以令人置信而容易到手的「好東西」,不相信實事求是的路途而要抄捷徑。愚,因為他們不認真求證,寧願相信唾手可得的「美好事物」,不去了解事務的來龍去脈,而將判斷力交給他人。善騙的人當然也是貪,他們貪名位、身分、財富,而不擇手段。善騙的人也奸,巧取豪奪而缺乏道德上的規範。

容易受騙的台灣人加上善騙的中國國民黨真可說是「駝背攬大肚」,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不去除貪與愚的話,容易受騙的人還可真的無解。但更重要的是應去除問題的根源,應去除貪與奸的善騙者。一再的揭穿善騙者的本質固然能改善社會以求取事物的真相,但我們要了解,善騙者是永遠會存在的。

不要當螃蟹

若用謊言來保護自己、朋友或團體的話,不同文化是否有不同的模式?一個比較加拿大與中國兒童的謊言行為發現:加拿大兒童傾向於用謊言來保護自己甚於保護團體;中國兒童則說他們會用謊言來保護團體(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3, No. 2, March 2007)。當然這種分野未必完全正確或適當,因為為了團體而說謊,個人也常會因而得利。例如,中國人的一些說辭中常常有一些無心或有意的欺騙,而說謊者(自知或不自知)也因而覺得「與有榮焉」。這種例子相當的多:如,「八年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何時打敗了日本?中共更不用說了。日本帝國是敗於美國與蘇聯的,不是中華民國,更非中共);「五千年優美的文化」(中國頂多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何來五千年。再說,中國有許多陋習,何來優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事實是中國人專打中國人而善於內鬥,中國人大都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誇稱「中華民族是一個優秀的民族」,而事實是根本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東西,而中國人也談不上什麼優秀。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卻產生不出佔全球四分之一的人才與成就。而整個中國社會也相當閉塞,急於護短,容不得自己人或別人的批評。

自欺欺人似乎已成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這也表現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兩者都死咬著開羅奬章不放。理由是開羅宣言「頒發」給了中國國民黨,中國是四強之一這個獎狀,而也說台灣應歸還中國。但這麼一個不是很重要的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而且已被當事者(邱吉爾)與史家都否認其効力的開羅宣言卻成為國共兩黨的圖騰。這倒也引導出了中國人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事實。中國人自大,但沒有自信,沒有面對事實的心智能力與勇氣。他們寧願生存在一個靠朦騙所編織出來的世界裡。說他們自卑,因為在面對批評時一般的反應是惱羞成怒。中國的集權政體百般阻擋外在世界的真實面,這都是一個脆弱而缺乏自信的表現,不是一個有自信的強國。人多地大固然是個大國,但不代表是強國,更非超級強國。而文化也不等同文明。中國固有其文化,但以他壓迫少數民族、少數族群、異議人士,及缺乏自由民主來看,談不上是個文明國家。

哄騙得來的開羅奬狀已一再的被證明其不合時宜,並非國際條約,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卻樂此不疲。這令人想起三十多年前中國剛對外開放時,一名在美國的中國人描述中國人,說中國人很像「一籮筐的螃蟹」,互相嵌夾但就是出不了那個籮筐。這多少解釋了中國文化與體制停滯而無法進步的原因。與堅信開羅宣言的中國人討論開羅奬狀無異掉入那個籮筐而成為一隻螃蟹。但有時不權充一下籮筐中的螃蟹以據理力爭倒也不行。說權充當然不代表我們就變成螃蟹的等級,只不過是「我不入籮筐,誰入籮筐」罷了。

 

圖一。開羅公報(Cairo Communiqué),一般稱為開羅宣言。注意這份公報是以新聞稿的方式發佈的,也非如條約般的有簽名。

圖二。1955年2月2日的《紐約時報》有關邱吉爾對開羅宣言的台灣部分已過時,不合時宜的報導。邱吉爾指出台灣問題是國際問題,台灣的主權未定。

 

Advertisements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之六 舊金山和約與台灣主權 —–此一時彼一時的台灣人

南中國海的諸沙與島嶼在二次大戰中是由日本帝國所佔領擁有的。在舊金山和約中,南中國海的諸沙島也是日本所放棄的領土主權之一。那時尚擁有越南的法國要求在和約中加「日本放棄南海主權的條文」(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o the Paracel Islands)。也如此,日本雖放棄了南海的主權,但主權歸屬一直不明。在舊金山和會之前的1947年,中華民國已劃出了11段線,這也成為後來中共九段線的基礎。但不管是中華民國的11段線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九段線,除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的振振有詞外,都缺乏國際法律上的證據與依據。

尖閣群島(日本)/釣魚台(台灣)/釣魚(中國)的情況則很類似獨島/竹島之爭。尖閣群島是於1895年由日本以無人領土(terra nullius)的方式宣稱擁有的。在美國佔領琉球期間,尖閣群島與獨島/竹島都是美國軍方的軍事射擊演練處,而這些演練的軍隊都由駐沖繩的美軍而來。也就是說,宣稱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韓對美軍在他們「領土」上演練都沒有抗議。當美國與日本於1971年6月17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後,美國交出琉球群島與大東諸島的治權(美國一直沒宣稱擁有沖繩的主權),而由日本接下治權,恢復主權。但這個本應只是美日之間的條約與交接行為,卻引起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議。首先是中華民國於1971年6月11日,提出釣魚台主權的聲明。其次是1971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提出對釣魚台主權的要求(Masahiko Asada淺田正彥:Senkaku/Diaoyu Islands. June 2007.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之敵愾同仇頗類似於韓國人的處理獨島/竹島的爭議—-都源於仇日的民族主義。七十年代在海外的「保釣運動」中,參與者都是台灣來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台獨人士一般都不參與,而多少被保釣人士視為漢奸。有這種中華民族/台灣民族的分野,保釣運動多少被界定為統派的一個運動。但有趣的是,今天台灣的一些獨派綠營人士也宣稱擁有尖閣群島的主權。

南海諸沙與尖閣群島的主權與台灣多少都有關聯。但在舊金山和約所引起的五個領土主權爭執中,最大而也最影響我們的是台灣的主權。

在舊金山和約及隔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所簽的「中日和平條約」中,都只表明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但沒有明言誰擁有台灣的主權。這也是一般人所說的台灣地位未定論。相關的論述已相當多,在此不再贅述。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為什麼沒有轉移台灣的主權?而若台灣的主權做了轉移,後果會如何?

當時若要將台灣的主權做轉移給中國,美國那時承認的是中華民國。但這種轉移多少要考慮到中華民國可能再敗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可能,那美國的圍堵線就會出現一個大缺口。是舊金山和約擬稿人之一的杜勒斯就說,日本只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我們也可說美國擁有對台灣的處置權,我們不能說台灣的處置是中國的內戰問題(”Taiwan which we got away from Japan. Japan has merely renounce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which has not been disposed of by the peace treaty and not ceded to anyone. Consequently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uld assert a legal claim until Taiwan is disposed of by some means. We cannot, therefore, admit that the disposition of Taiwan is merely an internal proble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e II)。

舊金山和會中支持中國的參加,及支持中國對台灣有主權的是蘇聯、波蘭、與捷克,但三者都沒有簽約。戰後的英國是工黨主政,英國也早於1950年1月6日就承認中共。英國本堅持要邀中國參加和會,但在杜勒斯的強大壓力下放棄了這個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舊金山和會的隔月,(1951年10月25日),得到多數選票的工黨卻失去了議會席次的多數。結果是保守黨的得勝及邱吉爾的回鍋當總理。邱吉爾是反對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在1955年的議會質詢中,他反對工黨所提,依開羅宣言,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主張。邱吉爾以當時開羅會議參加者的身分指出:開羅會議已不合時宜。開羅宣言只表達了共同的目標(”contains merely 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宣言至今也發生了許多事情(And since it was made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Cairo Formosa Declaration Out of Date, Says Churchill。CHURCHILL CALLS PLEDGE OUTDATED。New York Times, 02/02/1955)。

當時沒參加和會的印度尼赫魯是認為台灣應歸還中國的。但到1955年2月(一江山之役後),尼赫魯改變了立場而認為台灣的地位未定(Frank P. Morello, Paul K. Shi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Formosa. 1966)。

綜觀這個背景,當時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要將台灣主權做轉移顯然有所困難。而當時霸占台灣,但也簽了「中日和平條約」的中華民國卻也同意了台灣主權未定。若真的將台灣的主權轉移給中華民國,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理上就擁有台灣的主權。而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來「接收」台灣,我們當然知道結果會是另一個二二八及長年的集權壓迫。台灣人也將會遭到等同於被判兩個死刑的厄運。

當年51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舊金山的歌劇院討論並簽訂舊金山和約,真可說是冠蓋雲集。我們看到、聽到的都是各國的顯要,但就是沒有台灣人的代表。即時在隔年應美國的強大壓力下於台北召開的「中日和平條約」會議中,代表中華民國的是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政務次長胡慶育,我們也看不到台灣人的代表。當年在1947年的二二八鎮壓後及1949年的大軍壓境下,這種情況多少可以理解。在舊金山和約後約70年的今天,主角的台灣人有話要說了。將來任何牽涉到台灣的國際協定必然少不了要有台灣人的代表。這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主角既然已出場,下一齣戲當然要賣力演出了。(系列完)

李堅

雅爾達會議與協定之一 二戰中的三強三會 —-決定了戰後的歐洲與東北亞

雅爾達會議(2/4/1945-2/11/1945)是二次大戰中三強(美英蘇)的三個重要會議之一。與之前的德黑蘭會議(11/28/1943-12/01/1943)及之後的波茲坦會議(7/17/1945-8/2/1945)比起來,內容大同小異。只不過因為隨著戰局的變化,內容及同意的部分有所變化,而協議的部分也漸趨仔細。

參與德黑蘭會議的三強巨頭是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蘇聯的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時,歐洲及太平洋戰爭都仍進行的如火如荼。雖然納粹德國的攻打蘇聯(Operation Barbarossa, 6/22/1941-12/5/1941)遭到挫敗,而日軍的敗於中途島之役(Battle of Midway, 6/4/1942-6/7/1942)也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但三強對於二次大戰仍沒有勝算的把握。德黑蘭會議時的二次大戰戰局也就成為三強討論的焦點。

史達林固然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但羅斯福也是個有名的談判高手,及深思謀慮有遠見的人。邱吉爾則是個年事已高而政治歷練相當深的人。在近代史上,我們很少看到這麼少數的強人,代表三個強國,而決定全球局勢與權力分配的。在德黑蘭會議中,三強討論了對德與對日的戰略。原則上同意了1944年5月,英美聯軍將登陸法國北部,擴大西線的戰事。為了減少德國在西線的軍力部屬,史達林同意在東線發動第二個攻勢。這個登陸法國北部的作戰,也就是我們後來所知的諾曼第登陸(Normandy Invasion, 代號Operation Overlord, 6/6/1944),也就成為二次大戰最受矚目的勝利日(D-Day)。

除了諾曼第登陸的決定外,三強也討論了戰後歐洲局勢的大要。史達林建議波蘭版圖的重新劃分,蘇聯要東邊的一部分。失去東邊版圖的波蘭則可向西移動,割出德國的版圖以作為補償。史達林也提出蘇聯要合併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羅斯福提議要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史達林則提說要符合蘇聯的憲法。但原則上歐洲戰後的局勢只是個討論,並沒有定案。

亞洲方面,史達林原則上同意在納粹德國戰敗後,蘇聯會向日本帝國宣戰。作為交換條件,羅斯福原則上同意史達林的要求:庫頁島的南部,千島群島,及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這些都是在日俄戰爭後沙俄割讓給日本帝國的領土與權益。

除了對納粹德國的作戰較有定論外,其餘的都只是原則上的討論與同意,但沒有細節。也因此,三強決定後會有期,而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

雅爾達會議時,有小兒麻痺而將近63歲的羅斯福,身體狀況已相當不良(羅斯福於雅爾達會議後的兩個月,4/12/1945去世)。邱吉爾也度過了70歲的生日。羅斯福與邱吉爾提議在地中海舉行三強會議,但時年66歲的史達林堅持他的醫生說他不能遠行,所以他提議在蘇聯境內的克里米亞的海邊渡假地雅爾達舉行。飛過半個地球的羅斯福與越過歐洲的邱吉爾兩人先是在地中海的馬爾他(Malta)討論事務,然後到雅爾達。史達林則坐火車扺達。

地點的選擇多少已代表了將升為超強的蘇聯的實力。而多少也代表了英美需要蘇聯更甚於蘇聯之需要英美。大英帝國雖仍掛著強權之名,但於二次大戰中受到重挫,巳光環不再。美國固然是個超強,但對日戰爭的勝負仍是個未知數。雅爾達會議時,納粹德國的戰敗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蘇聯的軍隊離柏林只有60公里不到。相對之下,諾曼第登陸後的英美聯軍在西線的進展並不是很順利。英美聯軍在荷蘭受挫(Operation Market Garden, 9/17/1944-9/25/1944),而納粹也強烈反撲。在歐洲戰局上看起來,英美聯軍的進展沒有蘇聯軍隊的進展來的順利。在太平洋戰爭方面,羅斯福總統的軍事顧問告訴羅斯福,對日戰爭還要再拖上一年半。原子彈的開發仍在進行中,也尚未知道原子彈的威力與效應。在這種背景下,蘇聯的角色便顯得格外重要。

雅爾達會議也就在那個背景下在黑海北端的克里米亞舉行。雅爾達是個海邊的渡假地方,雖然三強及其隨員(共700人)各居於沙皇時代的故宮裡,但設備簡陋,浴厠嚴重不足。KGB也於之前到處暗放監聽器材,英美人員也事先有素。蘇聯雖然同意美國先遣人員去做消毒的工作,但蝨子、跳蚤、臭蟲的問題仍很嚴重。不缺的是大量的烈酒與盛餐。討論有關戰事及戰後的安排固然是首要,但討論浴厠不足的議題卻高居其次。除了羅斯福與邱吉爾有個人的浴廁外,其餘的人(據傳包括史達林在內)都得排隊。雖然地點不良,設備短缺,但雅爾達會議卻也產生了不少協議,而也深深的影響到了戰後的歐洲局勢及東北亞。協議的內容於1946年才公開。而隨著冷戰的開始,雅爾達會議也成眾矢之的。

李堅

飢荒與糧食安全之四 從東印度公司到英國統治的印度 —–許多飢荒所顯示的問題

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之建立倒也不是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博觀計劃的。大英帝國的建立有一大部分都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大英帝國的統治印度是一個最佳的代表。(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進入17世紀時,原本掌控從亞洲進口香料的葡萄牙開始式微。這期間,荷蘭、英國、及法國也都加入了這個貿易戰的搶奪。1600年,英國商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印度為中心。荷蘭商人也於1602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做貿易的競爭,但建基於印尼。當時的印度在蒙兀兒王朝的統治下。英國商人為了求取貿易,爭取而獲准設立通商口岸。這些通商口岸最後發展成孟買、加爾各答、及馬德拉斯(Madras,目前改名為 Chennai,清奈或欽奈)。

促成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擴張的是蒙兀兒帝國的衰弱與內亂。在十七世紀下半個世紀,統治蒙兀兒帝國的奧蘭哲帝王(Aurangzeb, 11/3/1618-3/3/1707,統治期間 1658-1707)大舉迫害印度教徒,而造成至今都未停歇的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打鬥。由於印度的動亂,迫使東印度公司必須建立軍隊以保護通商口岸,以防範地方王公及土匪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勢力逐漸擴大,並掌控了越來越多的領土。但此時法國也加入了印度的角逐。人手不夠的法國以歐洲軍隊的建軍方式訓練當地人成軍作戰(稱為 sepoys),倒也相當有效而漸漸掌控了南印度。有鑒於此,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訓練當地人建立歐洲形式的軍隊,以與法國及印度的一些敵對勢力作戰。在歐洲以英法為首的兩大陣營的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有海權優勢的大英帝國贏了,也結束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在七年戰爭中支持法國的蒙兀兒王朝自然也受挫。本來就只是靠聯盟,而非直接統治的蒙兀兒帝國,到18世紀中已名存實亡,而到19世紀中葉正式走入歷史。

十七世紀一直在印度擴張並獲利甚豐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管理上卻是很鬆散,而且相當腐敗。印度的氣候及疾病也使不適應熱帶氣候的英國人死亡率超高,而許多人也急功近利的能撈就撈,並收賄無數。當時英國的一個貴族平均年收入800英磅,但有個成功的軍官(Robert Clive)因為在印度打勝戰,紅利高達211,500英鎊,外加每年27,000英鎊的薪水。一些想申請到印度「經商從軍」的英國人,有些也行賄高達2000英磅以求錄取。(Chris Butler: British Rule in India (c.1600-1947))。

也因為這種鬆散與腐敗的作風,東印度公司最後也面臨破產而得向英國政府貸款。當債主的英國政府也漸漸的介入印度的事務(1778-1857 )。1857年,由於印度教軍人誤以為步槍所使用的潤滑油是牛油,而回教軍人誤以為是豬油,因而挑起了印度對東印度公司的叛變(Great India Mutiny)。最後平定動亂的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而由英國設院直接統治(British Raj,1858-1947)。在大英帝國統治下,也只有60%是直接統治,40%是透過聯盟而間接統治的。基礎建設,如鐵路、電話線也都非經過詳細規劃,而是在有危機後才匆匆忙忙開建的。也由於這個鬆散與腐敗的原因,當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是最容易發生飢荒的(Jon Wilson: The myth of ‘strong’ British rule in India)。

由於農業技術的落後及缺乏灌溉系統,若再加以雨季(monsoon)不順的話,則農災是很容易發生的。在蒙兀兒王朝統治時期,農民得繳10-25%的貢(tribute)。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漸漸取代蒙兀兒王朝,而一般農民不知下,貢(英國不稱其為税tax,而延用貢一詞)被提高到50%。在過去農業欠收時,蒙兀兒的統治者會酌量減貢。但英國仍堅持50%的貢稅。也因此在孟加拉一地就於1770,1783, 1866, 1873, 1892, 1897,及最後的1943-1944都發生饑荒(Rakhi Chakraborty: The Bengal Famine: How the British engineered the worse genocide in human history for profit)。

飢荒發生的原因還多少源於作物的變化。為了增加外銷市場及利潤,英國鼓勵經濟作物的栽培,而不是米糧蔬菜的耕種。經濟作物如藍靛藍染(indigo dye),茶葉,及鴉片等。1770年的飢荒估計死了1000萬人。最近一次的1943年由於是二次大戰中,緬甸在日本的佔領下,切斷了孟加拉與緬甸的貿易,使飢荒惡化。1943-1944年的孟加拉飢荒死亡人數估計在二百萬到七百萬之間。一向視印度人為草芥,而認為印度人咎由自取的邱吉爾(他說:I hate Indians. They are a beastly people with a beastly religion. The famine was their own fault for breeding like rabbits),將原本要救援孟加拉飢民的糧食與醫藥轉送到歐洲戰場。在德里的英國殖民政府向邱吉爾報告飢民的慘狀而向他求援時,邱吉爾回復道:那為什麼甘地還沒死(Then why hasn’t Gandhi died yet?)。

東印度公司,及後來接棒的大英帝國之進軍印度為的是利潤及後來的領域掌控,而做法則是財迷心竅。一開始固然有入境隨俗及平等對待的一派,但後來顯然是歐洲優越主義派占上風。而當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加入印度的「開發」後,更增加了與當地原有宗教的摩擦與對立,及歐洲優越主義的行徑。飢荒反應了這整個只求取獲利,殖民壓榨,缺乏全盤規劃,及視被殖民的印度人如草芥的作風的結果。

李堅

 

 

轉型正義與台灣之一 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轉型正義在民主化中的機制

1943年11月28日到1943年12月1日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是二次大戰中三巨頭的首次會面。這場在蘇聯大使館召開的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史達林要確認美國及英國會對德國開闢第二戰場—-日後的諾曼第登陸。也討論對日作戰,及戰後的一些處置。 11月29日,史達林會宴羅斯福、邱吉爾及一些要員,也包括了一個晚到的艾略特‧羅斯福(Elliott Roosevelt, 9/23/1910-10/27/1990)。艾略特‧羅斯福是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官拜美國空軍准將(brigadier general)。
在宴會進行到酒酣耳熟之際,史達林不斷調侃邱吉爾而邱吉爾也不以為意。但在此時史達林說,納粹的軍力靠的是五萬名高級軍官及技術人員。戰後若我們將這五萬名人員全部處死,則德國的軍力及國力將會被徹底消滅掉。不悅的邱吉爾說,英國議會絕不會同意這種做法。我寧願在此遭受槍決而死也不會同意這種有損英國國格的做法。邱吉爾的憤怒不是沒有理由的。史達林於1940年曾下令屠殺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他說此話不能完全當成是笑話。
此時,羅斯福總統出來打圓場而半開玩笑的說:不要屠殺沙五萬名,只要槍擊四萬九千名就好。羅斯福總統意在將史達林的說法當成玩笑處理。接下來,羅斯福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站起來而致詞說,他相信美國軍隊會同意史達林的作法。聽到這個,邱吉爾憤而離席到隔壁房間。史達林與蘇聯的外交部長馬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2/25/1890-11/8/1986)跑過來與邱吉爾說,他只是開玩笑而已。但邱吉爾覺得史達林意在試探他並挑戰他的極限度。(參見邱吉爾的回憶錄:The Hinge of Fate)
如何處置納粹(或侵略國)。不只於交戰中有所論戰,即使在戰後也有所爭議。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的強硬派認為要對納粹予以全部消滅,並摧毀德國的工業。但當時的戰事部長( Secretary of War,後來的國防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則認為要依法律程序對戰犯做審判,以符合美國的法律程序正義,及凸顯處罰意在於預防而非報復的精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bunal, 1945-1949)及1946年在東京召開的遠東軍事大審(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產生。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古訓。而當時的納粹高階領導者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1/12/1893-10/15/1946)也於審判中說:勝利者永遠做審判者的角色,而敗者恆被指控。戈林後來被紐倫堡大審處以絞刑,但在服刑前食氰化物自殺而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也許沒錯,但也有學者指出,相信戰犯會寧願選在英美有法治的國家接受審判,也不願在納粹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法庭受審。
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不只建立了如何處置戰犯的先例,也成為後來轉型正義觀念的原始藍本。但由於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都是由以美國為主的同盟國啟動的,也多少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這多少難以逃避予人那種成王敗寇的「勝利者的正義」(victors’ justice)的印象。但在進入七十年代後,轉型正義大都發生在國內,而非國際,但時而有國際組織(如位於海牙的國際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參與。
希臘在1968到1973年間是由政變奪權的軍政府掌政的。但這個軍政府因為支持1973年賽普魯斯(Cyprus)的政變失敗,因而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倒台。臨時政府及臨時議會成立後也通過新憲法而於1975年6月11日生效。新成立的民主政府也將過去的軍政府人員交付司法審判。希臘軍政府因賽普魯斯島倒台,無獨有偶,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福克島而倒台。1976年到1983年間,阿根廷處於軍人專政下。在經濟惡化下,阿根廷的軍政府挑起了與英國控制下的福克島(Falk Islands,阿根廷人稱之為Islas Malvinas)的作戰。戰敗後,阿根廷的軍政府也因而倒台。上任的民主政府也於1983年開始,將過去的軍人專政下所進行的被稱為「褻戰」(Dirty War)的暴行送交司法覆判。阿根廷的轉型正義還引進了一個新的觀念與作法—-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真相委員會也於後來運用到智利與薩爾瓦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南非於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這個委員會所暴露的以前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暴行頗令世人驚悚。
世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山姆‧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4/18/1927-12/24/2008)於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他認為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是十九世紀初,第二波是二次大戰後,第三波則由七十年代開始。可預見的是隨著民主化的浪潮,新成立的民主政體也將面臨如何處置舊政體的問題。轉型正義也將成為這個過渡時期如何轉型的一個重要機制。

 

李堅

開羅會議的回顧之一 二次大戰中的同盟國會議—– 開羅會議的歷史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解決歐洲內部的問題。在一些國際事務上,尤其是對德國的苛刻處置只引發了往後德國的強烈反擊。二次大戰的前奏是1935年義大利侵占衣索比亞。接著是德國於1938年3月併吞奧地利 (Anschluss)。1939年9月1日德國攻下波蘭後大戰就此展開。1940年4月德國進攻丹麥,挪威。1940年5月攻下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後,開始進攻法國。法國於1940年6月14日投降。東歐方面,蘇聯於1940年6月進佔波羅的海三國並進攻波蘭。1940年7月19日希特勒向英國喊話,並開始隨後的空襲。至此英國於歐洲陷入孤立對抗德國的情況。英國總理邱吉爾於1939年開始就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有書信及電報的來往,急需美國的支援與參戰。但當時美國人無心歐洲事務,尤其在本就無心參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了十一萬人,受傷二十幾萬人,更使一般美國人認為歐洲的戰爭是歐洲人的事,不願被拖下那蹚渾水。但邱吉爾鍥而不捨而羅斯福有意幫助英國,於是在1941年8月兩人首次在紐芬蘭 (Newfoundland) 會面並於1941年8月14日發表大西洋憲章 (Atlantic Charter)。大西洋憲章著重在戰後的秩序,強調英美沒有領土野心,人民自治自決,自由貿易及侵略國應予解除武裝。

羅斯福與邱吉爾於二次大戰中總共有11次的會議。討論的大都是戰局及戰後的處置。美國於珍珠港事變 (12/07/1941) 前雖維持中立的態度,但有龐大的經援英國,蘇聯,流亡的法國政府與中國 (Lend-Lease, 當年總值501 億美元)。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華府進行第二次會面 (12/22/1941-1/14/1942),兩人定調歐洲戰場為優先考慮。其間26國於01/01/1942簽下聯合國宣言,成為日後聯合國的基礎。往後的會議也談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但重頭戲在盟軍對德國及義大利的反攻及戰後的歐洲及亞洲的秩序。英美的態度及主張是先解決歐洲的戰局然後再來對付日本。1943年1月14-24日,羅斯福,邱吉爾及戴高樂在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加 ( Casablanca ) 討論進攻意大利及反攻法國。日後的重頭戲則在三巨頭 (英美蘇) 的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聽到卡薩布蘭加會議但沒被邀請的「民族救星」蔣介石氣的跳腳了。

從1943年2 月開始蔣宋美齡與她的哥哥宋子文就於華府及美國兩岸到處遊說指控美國並沒平等對待中國。他們說中國為自由民主而戰但美國卻不全力援助。羅斯福總統了解中國的軍心散漫,政府腐敗,通貨膨脹嚴重,看不出有對抗日本的能力。加以蔣介石與美國在華的軍事指揮官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3/19/1883-10/12/1946) 嚴重不和。當時的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12/31/1880-10/16/1959) 也知道派史迪威到中國戰場去與蔣介石並肩作戰是一個最艱難的職務。羅斯福總統雖然認為歐洲戰場優先,太平洋戰場其次,中國戰場是最後的考慮,但他也不希望與蔣介石有所摩擦。為此羅斯福就教於賽珍珠 (Pearl S. Buck, 6/261892-3/6/1973),賽珍珠建議羅斯福給蔣介石見面的機會以去除他的不安全感。羅斯福總統於是在原已安排好而定於1943年11月28日召開的三巨頭德黑蘭會議之前給蔣介石一個見面的機會,在停腳的開羅召開了開羅會議。開羅會議有兩場,第一場 (11/23/1943-11/26/1943) 主要是羅斯福與蔣介石。由於邱吉爾對中國戰場沒有興趣因此大多只派他的助理參加。第二場 (12/4/1943-12/6/1943) 是於德黑蘭會議 (11/28/1943-12/1/1943) 結束後羅斯福與邱吉爾於開羅停留時與土耳其總統Mustafa Inonu就土耳其是否要繼續維持中立或參戰的討論。

雖然史迪威認為國民黨的抗日戰爭是個”假戰爭” (phony war),但羅斯福急需中國的抗日來牽制日本以利美國在太平洋的海戰。羅斯福於是提議「四個警察」的構想:蘇聯,英國,中國與美國於戰後維持各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羅斯福認為將中國納入列強會提高中國人抗日的意願與士氣。但邱吉爾對將中國視為列強一議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那個想法是天真 (naïve),錯覺 (illusory),也很可笑 (whimsical)。但一般史家都同意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穩住並提升分崩離析的蔣政權。

在邱吉爾的二次大戰回憶錄中,他覺得開羅會議被中國事務的討論佔了太多時間,複雜而也都是芝麻小事 (lengthy, complicated, and minor)。羅斯福的主要助手Harry Hopkins (8/17/1890-1/29/1946) 則指出開羅會議對整個戰局的進展一點幫助也沒有。英美之間對主要戰略問題的討論如對義大利的反攻及對德國反攻的登陸地點與佈局都缺乏足夠的時間去討論。除此之外蔣介石與宋美齡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不但激怒了邱吉爾及其助手,也惹惱了羅斯福總統。開羅會議後羅斯福已不再認為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有可能於戰後成為列強。事後他也開始尋求與中共的軍事與經濟上的聯繫。那時羅斯福也急欲要史達林到開羅開會所以盟軍能有個「四強會議」。但當時與日本簽有互不侵犯條約的史達林不希望與國民黨會面而給日本一個攻打蘇聯的藉口。

往後的重頭戲是三強的德黑蘭會議,雅爾達會議 (2/4/1943-2/11/1945) 及德國投降後的波茨坦會議 (7/17/1945-2/11/1945)。蘇俄之於雅爾達會議中得到東北亞勢力範圍的承諾多少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的表現令美國對國民黨缺乏信心的結果。也就是說蔣介石給羅斯福不抗日的印象但史達林則表明在打敗德國後會宣佈對日作戰。

李堅

FDR — 從羅斯福總統到羅斯福路

美國歷史上有兩個羅斯福總統。第一個是 Theodore (Ted) Roosevelt (1858 – 1919, 總統任期 1901-1909)。這個精力充沛戰鬥力十足而也深愛自然的共和黨總統在就任總統時只有 42 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總統。這個羅斯福總統的主要成就是國立公園的設立 (他任內設立了五個) 及巴拿馬運河的開發。他的外交政策名言是:委婉的說但要有強大後盾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另一個羅斯福總統昰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 – 1945, 總統任期 1933 – 1945)。這個羅斯福總統是第一個羅斯福總統的遠親,不過是個民主黨員,一般簡稱為 FDR。

FDR 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上任時美國以進入了第四年的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而在他死於任內的 1945 年,美國已準備好於二次大戰後登上全球首富,首強的超級強國。FDR 可說是二十世紀的美國最贏得人心而也頗傳奇的一個總統。

羅斯福總統於39 歲那年得了小兒麻痺症。在那沒有預防注射的年代,那是一個沒藥可醫而有可能致命的疾病。他雖然沒死,但也因此不良於行而時常要用輪椅。他的太太 Eleanor 說當他得了小兒麻痺症時他人充滿了恐懼,但最後他克服了恐懼。而從此以後對什麼事都無恐懼。FDR 於1933 年選上總統,時年51 歲。那時的美國百業蕭條,人民生活困苦。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羅斯福於他的就職演說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據說他說這一句話的原由來自於他得小兒麻痺症的經驗。

改善經濟是羅斯福總統得首要任務。他整頓了金融體系,推動新政 (New Deal),利用聯邦政府的力量去製造就業機會,並大量推動公共建設。為了照顧失業人口及推動中低階層的生活保障,他於1935 年建立了社會安全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剛建立時叫 Social Security Board)。當時有一群學者專家在幕後為羅斯福總統擬定政策而成為他的智囊團 (Brain Trust)。羅斯福的政策雖然對美國的經濟有所改善,但一般史家都同意最後終止經濟大蕭條的是二次大戰的爆發。二次大戰爆發後,軍火工廠全速動工而壯丁也都從軍了,缺工下女人也進入了工廠而促成全民就業。而就在二次大戰結束的前夕,羅斯福總統於 1945 年 4 月12 日逝世於喬治亞州的 Warm Springs,隨侍在側的是他的情婦。當他的遺體經由火車運往華盛頓D.C. 的途中,許多美國人夾道向他們敬愛的總統致意。在那個沒有網路與電視的年代,而能有這麼多人不論在鄉間或城市,他們排列在鐵道旁邊迎送最後一程,情景相當感人。當時的美國人認為羅斯福總統是站在他們這邊,是照顧他們的。

台北市有條紀念羅斯福總統的羅斯福路。在那國民黨專權的時代代表了國民黨對羅斯福總統的謝意。其謝意自然不在因 FDR 的美國國內政策,而在於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首相邱吉爾於 1943 年的開羅宣言與 1945 年的波茨坦宣言中決議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羅斯福總統雖然被美國人認為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但他顯然不知台灣有台灣人。 他也沒有考慮到他的前輩威爾遜總統於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提出的人民自決的主張。把台灣就因宋美齡與蔣介石的要求而送給了中華民國是一種強權政治的手法而不符合民主主義的人民自決原則。而就一個亞裔美國人的觀點來看,羅斯福於二次大戰中下行政命令把日裔美人送進集中營也是不必要的。當時他身邊的一些人曾勸說日美人是忠於美國的,沒有必要做特別處置。

除了羅斯福總統對台灣及日美人的不當處置及其私生活上的一些污點外,他無疑是美國20世紀中的重要人物。其功勞是不可抹滅的。但我們也應了解他的偉大不就代表我們要對他的一切所作所為照單全收。

李堅